转载 <黄梅戏回娘家>

再见_小时候

三、三年长工

　　

　　事已至此，我只好对王部长说：“那我就去当3年长工，之后你一定要把我调回来。”没想到，3年长工，我到最后一干就是13年！

1989年3月上旬的一天，我带着地区黄梅戏剧团的曲锋杰和张辉的弟弟张敏，开着一辆加长东风货车到合肥为杨俊、张辉搬家。我们到达合肥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车停在离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还有百把米远的地方，曲锋杰跑了过来，问“怎么不进去啊？”“等到半夜我们再进去，免得惊动了剧团的人。”

　　午夜的合肥，春寒料峭，细雨霏霏，街道上行人稀少，剧院门前也静悄悄的。我对曲锋杰说：“你们可以进去了。”

　　张敏带着曲锋杰进了剧院大门，往杨俊、张辉住的小阁楼走去，在一楼拐角处迎面碰上两个剧院的人，他们看了看张敏和曲锋杰，也没问什么就走开了。当张敏和曲锋杰把东西搬上车的时候，张辉爸爸也是刚从皖南郎溪赶到合肥来了，他冒雨站在路边，远远地望着我们为张辉搬家。

　　东西搬完了，我上车一看，两个人的东西只占货车一角。除了杨俊有个小电冰箱外，其它几乎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就是未来两个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的全部家当。一阵雨飘来，模糊了我的双眼，心中顿然泛起一阵悲凉。我心里默默地说：“杨俊、张辉，你俩到了湖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了。”

　　辞职了，没有工作籍；离籍了，注销了户口。要重新开始，首先就得解决杨俊、张辉的“身份”问题。一天的功夫，杨俊、张辉的户籍、工作籍等各种关系都重新办理好了，他们已正式落户黄冈。

　　也正因为杨俊、张辉在湖北安家落户，加快了省黄梅戏剧团的成立步伐。8月28日省黄梅戏剧团已挂牌成立，标志着“把黄梅戏请回娘家”这一系统工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从3月开始，为了协助地区黄梅戏剧团领导班子抓好省黄梅戏剧团的筹建工作，我的办公室基本上从文化局搬到了剧团。几个月下来传出一种说法，很可能要我到剧团任职。有一天，我找到地委宣传部部长王耀斌问起此事，王部长笑了笑说：“地委有个初步设想，剧团领导班子的配备，总的原则是，从外面调进一个，杨俊、张辉中挑选一个，原地区黄梅戏剧团中提拔一个。从外面调进一个，你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听王部长这么一说，我有点急了：“王部长，这不行，我不能去，我干不了！”

　　我说的是实话。我在复旦是学历史的，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军区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5月重新分配到黄冈师范学校当语文老师。1970年12月调到地区文教局（文教未分家）文艺创作组。1979年文教分家，创作组划归文化局，我就成了地区戏剧工作室主任。

　　在这期间，我有不少时间是和剧团在一起，拉过大幕、放过幻灯、追过光、化过妆、上过场。可是，我搞了一生的黄梅戏，时到今日连一句都不会唱。

　　除了不太懂行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怕。民间流传一个笑话：一头牛横躺在公路上，死活不让路，公安局长来了说：“你不让开，就把你抓到派出所去。”那头牛不起来，公安局长又跟它说：“你再不让开，我就枪毙你。”它还是不起来，公安局长再跟它说：“你再不起来，就让你到剧团当团长去！”一听说要到剧团当团长，那头牛急忙起来跑了。这当然是个笑话，但说明一个问题，剧团团长确实不好当。

　　有一天，在徐长松办公室，我和他有一次长谈。他是我的班长，又像是我的兄长，他的宽容豁达、人格力量，给了我无形的影响。当我把不想到剧团任职的想法告诉他时，他跟我说了一番话，至今仍记忆犹新。

　　“老章啊，把黄梅戏请回‘娘家’，这是省委决策，你为它付出了许多心血。办好这个剧团，关系到振兴湖北黄梅戏这个大局。我和杨俊、张辉谈过，他俩是你亲自从安徽请过来的，他俩非常信任你、服你，希望你去当团长。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去，和他俩合不来，他俩再来一个‘凤还巢’，这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徐局长的一番话，让我苦思良久。过了几天，王耀斌部长把我找去说：“地委讨论的时候，我谈了你的想法。但杨祖炎书记说，不谈话，不征求意见，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事已至此，我只好对王部长说：“那我就去当3年长工，之后你一定要把我调回来。”

　　没想到，3年长工，我到最后一干就是13年！

2001年12月，我从院长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市文化局当调研员。唯一的感觉是：如释重负，一身轻松。倒是徐长松了解我，他跟几个同志闲聊时，给我拟了一副对联：“受苦受累受磨受气点点实，得名得利得荣得誉句句空。”大门横批“无私奉献”，房门横批“得不偿失”。这虽然是茶余饭后的戏说，但也道出了作为剧团团长的辛劳与无奈。

　　尽管如此，我从来就没后悔过，有时还感到欣慰。我在任期间，省委书记关广富曾作批示：“湖北省黄梅戏剧团成立以来，建树卓著，有口皆碑。”省长蒋祝平在半个月内为省黄梅戏剧团作过两次重要批示：“如此成功，要认真总结……加强宣传”“为湖北争光彩”。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这倒是我在任职期间，常常在心头默诵的两句诗。

1989年9月21日，王耀斌部长传达地委意见，并亲自到剧团宣布任职通知：章华荣任团长（后改为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后改为党委书记），杨俊任副团长（后改为副院长），石水仙任副书记，张辉任创研室主任。剧团下设4个科级单位：办公室、创研室、财务科、培训科（后改为演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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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炮”打响

　　

　　建团的“打炮戏”一炮打响，在湖北、在安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关广富等领导评价说：“老戏新排，别出心裁，既照顾了老、中年观众的口味，又符合青年观众的审美情趣，为戏剧的振兴和繁荣走出了一条路子。”

　　

　　成立省黄梅戏剧团的时候，必须要排一出“打炮戏”。按省艺术研究所的黄德恩的话说，这是省黄梅戏剧团的奠基戏，关系重大。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提出3个方案。一是《孟姜女》；二是有些领导希望我们排自己的创作剧目，也送来了几个剧本，我反复看过，剧本不成熟，觉得不妥；三是《天仙配》，剧本好，通俗、流畅、朴实、动情，是“高级的简单”。但如果真要排《天仙配》，恐怕要冒好大的风险，同时要面临诸多挑战。

　　

　　风险之一：《天仙配》搬上银幕已经34年，太老太旧，还会有人看吗？1980年春，在江苏泰兴，“原装”董永王少舫亲自登台，上座率不高，观众不满足。1986年秋，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带《天仙配》进京，吴琼主演七仙女，她唱得那么好，还是反映平平。

　　

　　风险之二：自《天仙配》搬上银幕以来，34年中有多少个剧团，多少位七仙女，多少位董永，你演来我演去，可人们总认为谁也演不过严凤英、王少舫。

　　

　　风险之三：筹建中的省黄梅戏剧团白手起家，没器材没设备，主创人员缺乏磨合。

　　

　　挑战性之一：《天仙配》是黄梅戏代表作，严凤英、王少舫创造了一个神话。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天仙配》，惊叹之余又觉得有点遗憾。若单就表演艺术而言，严凤英、王少舫的表演堪称经典，若就整个综合艺术而言，仍有一些有待革新、有待完美的地方。

　　

　　挑战性之二：我们有杨俊、张辉两位好演员。杨俊扮相俊俏，唱腔甜美，道白清脆，表演洒脱。她塑造的人物，既注重人物的形体动作，又着眼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透着现代文化气质；张辉，英俊潇洒，唱腔韵味浓厚，连黄梅戏大音乐家时白林都夸他唱得“很有味”。

　　

　　挑战性之三：没有技术力量，我们去请湖北、安徽两省知名专家组成创作集体，为湖北省黄梅戏剧团确立一个高标准，建立一个高起点。

　　

　　“惟克果断，乃罔后艰”（《尚书》）。我征得杨俊、张辉同意后，当即作出决断，“打炮戏”就定《天仙配》。

　　

　　为了组成一个有权威、有创新精神、有艺术追求、高水平、高素质的创作团队，我们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请来著名导演孙怀仁，乐队指挥兼司鼓解正涛，号称黄梅戏第一主胡的李万昌。

　　

　　孙怀仁是位知名女导演，曾执导过《风尘女画家》《龙女》《无事生非》等，对黄梅戏的唱、做、念、打、舞十分精通。同时，她不仅排戏，而且还教戏，身段特别漂亮。从本省请来的专家，有艺术研究所的舞台美术泰斗戴真，省话剧团的灯光大师陈奉三，武汉歌舞剧院的著名舞蹈编导黄小瑛，著名服装设计师王光复，著名化妆设计师黄美，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音乐配器冯广映；湖北音像出版社著名录音师赵克强等。

　　

　　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创作集团里，居然有十个属马的：“老马”戴真，人称“老马识途”，是这个“集团”的灵魂人物；“大马”孙怀仁（导演）、解正涛（乐队指挥）、戴楚东（舞台美术设计）、林华生（置景）；“中马”冯广映（配器）、李万昌（主胡）；“小马”江纯（二胡）、童小欢（小提琴）。我也是“大马”。同志们戏言，有这么多的马在一起，一定能“马到成功”。

　　

　　6月10日，《天仙配》剧组成立，我主持召开了主创人员的第一次会议。开场白之后，我说了一段话。

　　

　　“我想，这个戏呀，无非是两种排法。一种是原封不动照搬老《天仙配》，但作为建团‘打炮戏’，不可取。另一种办法就是新排，怎么新？新到什么程度？我的想法是4个字：革新、创造。使新排的《天仙配》是鄂版的《天仙配》，有湖北特色，有荆楚之风。具体来讲，我有3点建议：第一，在总体构思上，要敢于打破传统戏曲表演程式和名剧、名家的一招一式，多方位、立体化地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意识和审美需求；第二，大胆借鉴姊妹艺术的表演形式，将歌、舞、话、戏、杂技溶于一炉，打破旧有的表演格局；第三，深入地进行人物内在的心理探索，强化演员对角色深层的心理分析和对生活的真实体验，重塑符合当代观众审美情趣的典型人物形象。”

　　

　　“刚才章局长说得很对，要革新，要创造，但革新、创造从哪里入手？从哪里突破？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带动全局的切入点。比如说，戏曲表演的虚拟性，自由时空的多变性，以人代物的假定性，都有是传统戏曲的特征与精华。而我们的有些戏，庞大的舞台负荷，给演员的表演带来了许多障碍，形成了具体景物与虚拟表演相互否定的局面。因此，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路遇’一场的‘槐荫树’是否可以不要？既然原剧本中提供了‘槐荫开口’这一虚拟动作，为什么不可以再扩展一下，将笨重的槐荫树改由演员用形体去表演？甚至‘鹊桥’上‘云舞’都可以用女舞蹈演员去舞……”戴真老师的一番话，真是点石成金。导演孙怀仁，舞蹈编导黄小瑛又精心设计了云舞、花舞、槐荫树舞、小土地舞、织绢舞、乌云舞，增强了时代气息。

　　

　　剧团只有一个简易的排练厅，水泥地面，还是危房。戏排得很艰苦，尤其是两个主要演员，整天在水泥地面上摸爬滚打，又是大热天，成天汗流夹背。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至今想起来仍令我十分不安。戏排了一半，杨俊怀孕了，怎么办？她已经二十五六岁了，也该做母亲了。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说，“人在舞台，身不由己。”

　　

　　为了打响湖北省黄梅戏团建团第一炮，她毅然决然地做了人流手术，没过两天就拖着孱弱的身子，一头扎进排练场摸爬滚打。过了好久才知道这个消息，我好生埋怨。她还是那句话，“人在舞台，身不由己。”

　　

　　1989年10月7日晚，新成立的湖北省黄梅戏剧团在武昌珞珈山艺苑向省委、省政府汇报演出新排演的黄梅戏《天仙配》。省委书记关广富、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振乾、省委副书记赵富林、钱运录、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丁凤英、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钟书樵、省人大副主任王利滨、肖全涛、副省长韩南鹏、省委宣传部部长王重农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关广富等领导同志走上舞台，十分高兴地说：“我是第一次看这台戏，印象相当不错。一个是继承了严凤英《天仙配》的本子，同时也继承了安徽黄梅戏的唱腔韵味；第二个就是，除了戏曲的歌唱以外，舞蹈强化了，这是个突破。老戏新排，别出心裁，既照顾了老、中年观众的口味，又符合青年观众的审美情趣，为戏剧的振兴和繁荣走出了一条路子。”

　　

　　10月12日，省剧协召开在汉专家座谈会，50多名专家、艺术家齐聚武昌，盛赞湖北省黄梅戏剧团新排的《天仙配》，与老《天仙配》相比，是“导、表演、音乐、舞美全方位的创新”。

　　

　　一是以人代景的突破。武汉市艺术研究所一级舞美设计师柳青认为，湖北省黄梅戏剧团排演的《天仙配》，一反常规，以表演艺术为中心，确定了以人代物的构想，多年静止的槐荫树，变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人在景在，人去景失的槐荫树。以人拟物的构想，对全剧的演出形式及布景风格起了引爆的作用。槐荫树形象的突破，引发了天上白云、人间花草、土地神等景物，都变成了拟人化的虚幻之物……这些生动优美的舞蹈，使无生命的花草树木，衍变成有感情、有性格、有爱情、有生命的生灵。

　　

　　二是演员表演的升华。省艺术研究所一级舞美设计师戴真说，杨俊、张辉接受了5年正规艺术院校的教学培训，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又经常涉足影、视，具备现代文化气质，在这一点上优于严凤英、王少舫。

　　

　　省剧协副主席陈先祥说，重排的《天仙配》，继承了安徽黄梅戏的传统，同时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富有荆楚之风，给古老的传说注入了时代气息。老戏新演，贵在表、导演等二度创作上。

　　

　　导演孙怀仁说，杨俊、张辉年青，基本功扎实。为使他们创造出不同前人的有自身特点的七仙女、董永形象，我在《分别》一场给他们安排了技巧性较高的动作。例如：天将传旨而来，乌云翻滚，狂风骤起，七仙女先走了一排“平转”，后又是一圈“小蹦子翻身”。同时，董永在圈内呼喊，“乌云”在外围旋转，舞台气氛浓烈感人。

　　

　　三是加快了舞台节奏。《天仙配》的老演法是道白要拿腔拿调，慢慢吞吞，节奏太慢；新排的《天仙配》，强调道白的生活化，规定语言情绪节奏的张弛度。同时，还删除了一些重复的台词，重新改写了“织绢”的五更调。

　　

　　12月10日，湖北省首届黄梅戏艺术节在武穴市隆重举行，新排的《天仙配》参加了首届黄梅戏艺术节的演出，获得了优秀演出奖。到会的新闻界的朋友、专家一致认为，省黄梅戏剧团以全新的视角成功地上演了传统名剧《天仙配》，标志着“把黄梅戏请回娘家”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第一步成功了，那第二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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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初登奖台（上）

　　

　　“黄梅戏很受全国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过去，有不少黄梅戏电视戏剧片获得‘飞天奖’，但那都被安徽夺去了。这一回，湖北能夺得这个奖，值得祝贺！来，我们一起照个相。”

　　

　　1991年5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大会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隆重举行。由湖北省黄梅戏剧团、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共黄冈地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6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貂蝉》，获得“飞天奖”的戏曲片三等奖。我作为领奖代表，出席了颁奖大会。当我在天河体育中心高高举起“飞天”铜像的时候，我真想大声高喊：“湖北黄梅戏也登上了全国领奖台啦！”

　　

　　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之中，忽听有人喊“章局长”。我闻声望去，原来是中央电视台导演潘霞同志。那还是我在地区文化局当副局长的时候，曾亲自接待过她，彼此相互认识。我见她穿着一件水红色的短袖上衣，黑色短裙，健步向我走来，我急忙迎上前去，“潘导演，您好！”

　　

　　潘霞向身边的一位老年女同志介绍说：“湖北黄梅戏的。”

　　

　　那位老年女同志，看上去50多岁，穿着一件无领兰底印白花的短袖衬衣，戴着一副眼镜。我的脑子里在想，这位老同志好像在哪儿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正当我在思索的时候，她自我介绍说：“阮若琳。”

　　

　　阮若琳！天哪，她可是全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副主席。我急忙躬身说道：“阮先生，您好！”

　　

　　“你是《貂蝉》剧组的吧？”阮若琳问。

　　

　　我说：“我是湖北省黄梅戏剧团的。”

　　

　　“在评论的时候，《貂蝉》争论很大，有的讲，两个话剧演员（胡庆树、张春来）说的都是普通话，和黄梅戏不协调；有的说，这也是一种创造，应当允许存在。最后，还是评上了。”

　　

　　我忙说道：“谢谢阮先生！”

　　

　　“黄梅戏很受全国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过去，有不少黄梅戏电视戏剧片获得‘飞天奖’，但那都被安徽夺去了。这一回，湖北能夺得这个奖，值得祝贺！来，我们一起照个相。”阮先生边说，边把我拉到她身边，潘霞导演也靠了过来。

　　

　　闪光灯闪烁着，我眼里的泪花也在闪烁着，闪烁的泪花把我带进那不寻常的日日夜夜……

　　

　　“40万？好，回头我和关书记说说，也请省里支持一下。老刘，我们先给他们一点开办费，你看好不好？”刘荣礼连忙说：“我看可以。你们回去写个报告，报告写好后直接送到地区财政局。”

　　

　　1990年元宵节前两天，黎式恒来到我办公室，人还没进门，他就大喊大嚷地：“老章！”

　　

　　“黎导，新年好！”我急忙起身，到门口相迎。

　　

　　“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一边给他倒水，一边问他。

　　

　　他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水说道：“王冠亚给了我一个剧本。”

　　

　　“剧本？什么剧本？”

　　

　　“黄梅戏电视连续剧《貂蝉》。”黎式恒说罢，把剧本递给了我。

　　

　　我接过剧本一看，6集。黎式恒见我陷入沉思，着急地问道：“怎么样？”

　　

　　“这当然是好事。黎导，你坐，坐下来慢慢说。”

　　

　　“你们第一炮打得很响，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必须借助电影电视，让湖北黄梅戏走进千家万户。”黎式恒显得十分激动。

　　

　　“你讲得没错。我想请问一下，拍这个电视剧，得要多少钱？”

　　

　　黎式恒随口一说，“大概三四十万吧。”

　　

　　“三四十万？”我自言自语说道。“这样，”我对黎式恒说，“我们先想办法筹钱，筹到了钱，我们就干！”

　　

　　1990年2月16日上午。我和杨俊、张辉来到地委书记杨祖炎同志办公室。我们刚走到办公室门口，杨书记就急忙打招呼：“两位名演员来了，请进！请进！”

　　

　　我们走进办公室，见刘荣礼专员也在座，刘专员也十分客气地说：“你们的《天仙配》真是唱得好，演得好，功夫好，为‘黄梅戏回娘家’开了个好头。”边说，边让杨俊、张辉到沙发上坐下。

　　

　　“那也是地委、行署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杨俊、张辉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3位来了，正好刘专员也在，有什么事尽管说。”杨书记刚说完，刘专员马上接过话头，“是啊，能办到的，我们一定给你们办到。”

　　

　　杨俊看了看张辉，张辉示意杨俊说。“杨俊，你说吧。”我催促了一句。“小杨，你说吧。”杨书记笑了笑说。

　　

　　“为了更好地宣传湖北黄梅戏，宣传黄冈，舞台演出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电影电视，把湖北黄梅戏宣传到千家万户。”

　　

　　“这个主意好，你们有什么想法？”杨祖炎问道。

　　

　　杨俊接着说，“王冠亚老师写了个黄梅戏的电视连续剧《貂蝉》，6集，本子写得很不错，我们想把它拍出来。”张辉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省第一部黄梅戏电视连续剧。”

　　

　　“好啊，通过电视，可以更好地宣传我们黄冈的黄梅戏。”刘专员显得十分兴奋。

　　

　　“这是好事，我们支持。你们搞个预算。”不待杨书记说完，张辉急忙答道，“40万左右。”

　　

　　“40万？好，回头我和关书记说说，也请省里支持一下。老刘，我们先给他们一点开办费，你看好不好？”杨祖炎征求刘荣礼的意见。

　　

　　刘荣礼连忙说，“我看可以。”

　　

　　“那就先给他们3万，你看好不好？”

　　

　　“好！”刘专员转身对我说，“你们回去写个报告，报告写好后直接送到地区财政局。”

　　

　　杨俊、张辉又是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书记、专员！”

　　

　　从湖北电视台出来以后，王部长办他的事去了，我们也只好回黄冈。张辉叹了一口气：“唉，白跑一趟。”“白跑一趟？”对，我们不能白跑一趟，还得办点事。

　　

　　第二天，我们把跟杨书记谈的事，又向地委宣传部部长王耀斌作了汇报，王部长说：“拍《貂蝉》，最好找湖北电视台。台长何宏业是黄冈人，我跟他很熟，有问题便于协商。”

　　

　　2月20日上午，王部长带着我、杨俊、张辉来到湖北电视台。台长何宏业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他听了王部长的情况介绍后，高兴地对杨俊、张辉说：“你们俩演的《天仙配》我看过，真是不错。如果拍《貂蝉》，你们俩——”

　　

　　何台长仔细打量杨俊、张辉，点点头，“一个演貂蝉，一个演吕布，论形象论气质，就是活脱脱的吕布和貂蝉哪！”说到这儿，他走到王耀斌身边，“作为家乡人，宣传家乡的黄梅戏，这个任务我们接了。至于摄制组如何组建，我会抽调精兵强将，组织一个得力的班子。”

　　

　　“请问何台长，那拍摄经费——”后面的话我不好说出口。

　　

　　何台长说：“拍摄经费原则上是谁组织谁负责。比如说，这部电视剧由黄冈组织拍摄，那么经费就由黄冈负责，我们电视台负责提供设备和技术人员。设备折旧费和技术人员的劳务费也由黄冈支付。”

　　

　　“如果我们两家联合摄制呢？”我急忙问道。

　　

　　“那我们电视台就负责免费提供一切设备。”何台长顿了顿，“我说的这一些，是常规做法，至于黄冈的事……”

　　

　　王部长急忙接过话头，“今天，我们先定个大盘子，具体事情，我们和何台长再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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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湖北电视台出来以后，王部长办他的事去了，我们也只好回黄冈。张辉叹了一口气：“唉，白跑一趟。”“白跑一趟？”对，我们不能白跑一趟，还得办点事。我对杨俊、张辉说，“我想到省计委去一趟，找漆林同志汇报一下维修排练场的事。”“漆林是谁呀？”张辉问我。

　　

　　漆林是谁？在去省计委的路上，我把我认识的漆林，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俩。

　　

　　当我们走进漆主任办公室，他没等我们开口就直截了当地说：“你那个排练厅是个危房，维修不行，要拆了重建。最少也得50万，你回去叫地区计委写个报告来，钱数不要少于50万。”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办公室。

　　

　　漆林是湖北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原黄冈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黄冈地委副书记。1943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湖北大学，黄冈县人，中等身材，圆脸，黄冈人都叫他“漆二爷”，因为他的父亲漆先庭，是活跃在鄂东一带具有传奇色彩的新四军的领导人，人们都叫他“漆大爷”。

　　

　　我和漆林都是1970年3月由军垦农场分配到黄冈的，我先分配在十七军司令部秘书处，他被分配到蕲春县孙冲张家榜。到了5月上级来了命令，留在部队的大学生要全部下基层。就这样，我又被安排在黄冈师范学校（黄冈师范学院前身）教书。跟我一道重新分回黄冈的，还有留在十七军司令部新闻处的叶桂芳。

　　

　　我和漆林同志的第一次接触是1986年。那时，他是蕲春县县委副书记，我是地区文化局副局长，为了县剧团的经费问题，我找过他。此人说话办事很干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1987年12月，为了黄冈地区演出团进京演出的事，我和徐长松到他家去汇报。徐局长把进京演出的意见和安排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又一遍，他一句话不说，一会儿在厨房弄弄，一会儿在客厅瞄瞄，一会儿又跑到阳台上瞧瞧，把我和徐长松晾在客厅长达四五十分钟。“你们刚才说什么？要到北京演出？还要带两台戏？”他老人家从厨房出来，突兀地问了一句。我正要回答，他接着说，“听说荆州有个戏在北京演出，台下观众不到两百人。你们倒好，一台戏都没有人看，还要带两台戏，这是谁出的馊主意？”

　　

　　“漆专员，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徐长松同志连忙解释说，“目前，把‘黄梅戏请回娘家’的主要任务都落在黄梅、英山两个县黄梅戏剧团肩上。带两个戏，便于调动两个县的积极性。同时，两台戏同时进京，造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既然你们已经安排好了，就按你们说的办。不过，我建议你们还是排一台折子戏，倘若演大戏没人看，就演折子戏。”

　　

　　“专员这个建议好，我们回去后马上落实。”我当即表态。

　　

　　“既然我们的剧团进了北京，一定要把黄冈籍的老首长都请来看戏。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到驻京办事处找耿锡南。”

　　

　　“耿锡南我熟悉，他是红安县委副书记。”徐长松说。

　　

　　“他这个县委副书记，跟黄冈籍的老首长特熟。我跟他打电话，叫他在北京等你们。”

　　

　　听漆林同志这么一说，我和徐长松同志都喜出望外。

　　

　　“那你——”徐长松刚想说想请他带队，他急忙接过话头，“我什么我，我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你们。”

　　

　　漆林同志说一不二，元月28日，地委、行署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邀请了首都文艺界、新闻界、在京黄冈籍的老首长，赴京演出的演职人员，共计两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漆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之后，他调到省计委当主任。有一次他回家看望母亲，我把他请到剧团看排练场，他边看边冲着我说，“你这是危房嘛，还敢在里面跳舞、唱戏，你不怕把人砸死呀。”

　　

　　“所以，我只好求你大主任了。”

　　

　　“什么大主任，乱弹琴。你等着吧！”

　　

　　……

　　

　　张辉听我这么一说，高声地说：“这个人有个性，我喜欢。”

　　

　　当我们走进漆主任办公室，他没等我们开口就直截了当地说：“你那个排练厅是个危房，维修不行，要拆了重建。最少也得50万，你回去叫地区计委写个报告来，钱数不要少于50万。”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办公室。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出来的时候把门带上。”

　　

　　

事后补记>>>

　　送去两个小西瓜抱回两个大金瓜

　　

　　过了不久，省计委就下拨了50万元。我们就是靠这5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在省黄梅戏剧团院内动工兴建了一座800个座位的剧场和6层楼的综合办公楼。

　　

　　3年以后，也就是在他调任国家计委之前，他做了臂移植手术。我和剧团办公室主任胡锦生去看望他，顺便给他汇报排练场的建设情况，再争取部分后续经费。

　　

　　车子已经开到同济医院门口，我们还不知道给他带点什么“慰问品”好。我们知道他的脾气，谁送东西骂谁。有一次，我们买了4条黑鱼，刚一进门，就被他凶巴巴地骂了一顿，我们只得乖乖地将鱼提了回来。

　　

　　他这次不是做了臂移植手术吗？我和胡锦生商量，买了两个西瓜带去。这一次他不但没骂，反而非常高兴地把西瓜切了吃，还在报告上批了30万元排练场的补助经费。他边在报告上签字还边笑着说：“章华荣，你个龟儿子，你送来的是两个小西瓜，抱回去的是两个大金瓜！”

　　

　　病房里传出一阵笑声……

再见_小时候

初登讲台（下）

                                    

　　

　　5月20日，初夏的武昌磨山植物园，6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貂蝉》举行开机仪式。不久，在湖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刘敏主持下，黄梅戏电影《血泪恩仇录》在五祖寺开机。

　　

　　从漆主任办公室出来，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尽管排练场批了30万，但《貂蝉》拍摄经费仍无着落。

　　

　　2月28日，星期三，我们找到王部长的家，想通过他找一下关书记。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当晚7点多钟，我和杨俊来到关书记住的大院。可是站岗的哨兵说，纺织部部长吴文英来汉，关书记陪客人去了。

　　

　　4月5日，清明节，本想回黄梅老家去扫墓，好像又觉得有什么事，迟迟没有动身。“嘟嘟”办公室电话响起。“喂，是省黄梅戏剧剧团章团长吗？”“我就是。”“我是地委办公室的。”

　　

　　“地委办公室？”我反问了一句。“是的，杨书记今天去武汉办事，要你跟他一道去。下午两点，你就在剧团的门口等车。”说罢，对方就挂上了电话。下午上了车才知，是为了《貂蝉》摄制经费的事。

　　

　　我们先到省保险公司，孙经理不在公司，我们随后得知他在住院，杨书记又带着我们赶到协和医院。说明来由后，孙文学埋怨道：“你这个老杨，这个事还用得着你亲自跑吗？省委发了话，要把黄梅戏请回娘家，我们应该支持。这10万块钱，由黄冈分公司代为办理。”

　　

　　从协和医院出来已是下午5点多钟，为了《貂蝉》的拍摄经费，一个堂堂的地委书记带着我们跑了整整一下午。几天后的一个晚上，7点多钟，我因有事还在剧团，杨书记步行来到剧团正好被我碰上。

　　

　　“杨书记，我找过地区保险公司几次。他们说省公司还没有发话，他们不敢提前把款子付给我们。”“省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孙文学已经到了黄州，你们再去找他。”说完，杨书记就顺着十八坡向青云街走去。

　　

　　后来的事都办得很顺利。4月23日，剧团排练厅召开动员大会。我介绍了下阶段工作安排：5月6日参加前期录音的人员到汉，7日开始录音，两天完成。15日-17日演员试妆、试镜头，19日摄像、灯光、音响、布景等部门装机，演员走戏，20日在武昌磨山植物园开机。

　　

　　正当一切工作顺利进行时，导演黎式恒突然跑到我办公室。“老章，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想把摄制单位换成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什么，你要更换摄制单位？为什么？”

　　

　　他瞪着双眼，看了看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们刚刚和省电视台达成协议，台长何宏业非常支持，抽调了精干力量和先进设备组成了摄制组。这才过了几天，你就要把省电视台撤下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呀？”

　　

　　不待我说完，黎式恒“腾”地从沙发上站起，圆瞪着双眼：“我跟谁合作，这是我的自由！”

　　

　　正当两人激烈争论时，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是王部长叫我赶紧去一趟。待我赶过去时，部长办公室门敞开着，王部长手里拿着烟，脸色铁青，丁永淮站在办公桌旁，也一言不发，神情严肃。“你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他黎式恒一句话，就把省电视台给换掉了，你知不知道？”“我也是刚才听黎式恒告诉我的。”“他凭什么把省电视台给换掉啊？”王部长余怒未消。“他说，和谁合作是他的自由。”“这是什么理由？乱弹琴。你回去找他谈，把换掉的重新换回来。”王部长说得斩钉截铁。“这恐怕不行。根据我推测，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黎式恒调到湖北来，工作单位是安排在省电视台还是在省电视剧制作中心，一直没有定下来，现在已正式通知到电视剧制作中心。你想啊，他能不把《貂蝉》带到中心去作为见面礼吗？”“第二，为了拍好《貂蝉》，省电视台组织了精干工作班子，其中就有文艺部主任刘世仁。4月16日，何宏业、刘世仁为《貂蝉》的事来黄冈，我请黎式恒去见一见，他执意不去。现在想起来，是黎式恒担心和刘世仁的关系不好处理。”“照你这么说，这种局面没办法扭转了？”王部长瞪着双眼看着我。“没有办法扭转，只能顺其自然。”我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因为，黎式恒身后还有一个杨俊。”

　　

　　两位部长听我说到这儿，都沉默不语了。少顷，王耀斌转过身来，冲着我厉声厉气地说：“省电视台的善后工作我们来做，你回去告诉黎式恒，你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把电视剧给我拍好。”

　　

　　5月20日上午，初夏的武昌磨山植物园，阳光明媚，游人如织，花香四溢。6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貂蝉》就在这里举行开机仪式。

　　

　　为了保证《貂蝉》的艺术质量，导演黎式恒组织了实力雄厚的创作班子。编剧王冠亚，作曲徐志远，摄像杨毅，我当制片主任。貂蝉、吕布由杨俊、张辉领衔主演，特邀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胡庆树、张春来饰演董卓和王允。舞美设计是曾担任过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舞美设计的劳保良。

　　

　　10月30日，省委书记关广富审看了《貂蝉》样片后作重要批示：“《貂蝉》这部黄梅戏电视连续剧，是把黄梅戏请回娘家的又一实际行动。它扬弃了旧貂蝉的糟粕，弘扬了优秀民族文化，故事完整，情节紧张，塑造了一个丰满的貂蝉形象，董卓、吕布等人物的表演也较成功……”时隔不久，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6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貂蝉》，引起强烈反响。《貂蝉》拍完以后，湖北有了第一部自己的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当时我就想，要是再拍摄一部黄梅戏电影，湖北黄梅戏的影、视、剧就全有了。

　　

　　有一次在厅里开会，我正好碰上刘敏，他原是厅里的一位处长，后来调到湖北电影制片厂当厂长。在他的主持下，湖北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省黄梅戏剧团演出的黄梅戏电影《血泪恩仇录》在黄梅五祖寺开机了。该剧由谢文礼（湖北）编剧，李俊岩（长春）导演、陈精耕作曲，杨俊、张辉领衔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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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年年有“余”

　　

一、浪漫伊始

　　

　　在这次会演中，《僧尼浪漫曲》获得全省唯一一个最佳演出奖。几百名参赛演员中，评选出6位得金牌的演员，其中，杨俊、张辉占据两位，而杨俊则名列金牌榜首。

　　

　　1996年春节，我在剧院大门口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浪漫曲’曲扬五洲四海”，下联是：“‘未了情’情洒大江南北”，横匾是“年年有‘余’”。余笑予老师看过后高兴地说：“章华荣，你这副对联可以入典呢！”

　　

　　要解读这副对联，得从我认识余笑予开始说起。

　　

　　步入而立之年，改学导演，自执导《一包蜜》一炮打响，遂一发不可收拾，余笑予旋风席卷中国的戏曲舞台！全国10多个省、市（包括台湾）的戏曲舞台上有他流下的汗水，10多个剧种，有他辛苦浇灌的艺术奇葩，20多部作品获得国家级大奖！被誉为中国现代戏曲四大“怪杰”之一。“岁老根弥壮”，年愈古稀，仍宝刀不老，勤耕不辍，思维敏捷，机智过人，谈戏眉飞色舞，排戏神采飞扬，舞台上常现“余氏”的“神”来之笔！

　　

　　1974年下半年，省文化厅举办小戏攻关会，我们有了认识。不久省文化厅组织一个小戏队，在全省范围内巡回演出，入选剧目有楚剧《追报表》、汉剧《高山劲松》，黄梅戏《一斤二两半》等。在一次座谈会上，余笑予的发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好幽默，好会说，好懂戏，令我好羡慕。

　　

　　1980年下半年，我看了省京剧团演出的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这是我所看到他执导的第一台戏。这个戏无论从典型人物的塑造、矛盾冲突的铺排、戏剧悬念的设置、道具（一坛酒）的运用，乃至中心唱段的安排，都堪称经典。

　　

　　更令我崇拜的是1982年8月，全省举行创作剧目会演，余笑予执导的现代京剧《药王庙传奇》，在预赛中以13∶0被淘汰，我当时就是13个评委之一，被淘汰的主要理由：中心事件（具有剧毒的雷公藤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缺乏可信性。当时我提了一条建议：能否在抗药性上做点文章，也许能解决可信性问题。

　　

　　不过两年后，《药王庙传奇》“传奇”了。它不仅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现代题材戏曲、话剧、歌剧观摩演出”，而且还获得剧本创作一等奖、导演奖和演出一等奖。

　　

　　5年后我当了团长，新排的《天仙配》向省委汇报演出后获得好评。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想排演自己的创作剧目。排什么剧目？请谁来排？

　　

　　11月初，我来到省京剧团宿舍大院找余老师。“余老师，省黄梅戏剧团成立以后，排了个《天仙配》，尽管反映不错，但毕竟是学演别人的，我们得搞自己的作品。”

　　

　　“你这个想法很对。然而一个剧种是否能植根沃土，是否能真正回到娘家来，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并且在观众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剧目和优秀演员。”

　　

　　“所以，我就来请您帮我们选戏、排戏。”

　　

　　“选戏要选适合演员的戏，你们团的杨俊、张辉条件不错，适合他们俩演的戏，我手头倒是有一个，原打算给省歌剧团的。”

　　

　　“余老师，既然适合杨俊、张辉，您就给我们吧。”我几乎是央求着说。师娘也在一旁帮我说话，“人家章华荣大老远的跑来，你就给他们吧。”

　　

　　余笑予迟疑了一下，从沙发上起身进了书房。不一会儿，余笑予来到客厅，一边递给我一个剧本，一边说：“这个戏叫《僧尼浪漫曲》，是根据传统戏《化缘》《思凡》《下山》等折子戏改编的。”

　　

　　我急忙接过剧本，如获至宝：“余老师，不用看，就这么定了，过几天我来接您。”师娘在一旁也笑着说：“老章你也太性急了。”

　　

　　11月6日，剧团召开各科室负责人会议，就排演《僧尼浪漫曲》的问题进行讨论。有的说，《僧尼浪漫曲》是个老戏，题材太陈旧了。还有的说，要排就排我们自己的创作剧目。

　　

　　“我们这个团刚刚成立，还未在全国造成影响，必须要连续打3个响炮，《天仙配》算是开了个好头；第二炮排什么戏，事关重大。我的意见是排《僧尼浪漫曲》，原因有3条：一、是剧本比较成熟。这个戏情节幽默机趣，妙趣横生；二、是这个戏唱、做、念、舞样样俱全，而且还有绝活，这对我们的演员是极好的锻炼机会；三、是有个好导演余笑予。他是全国著名戏曲导演艺术家，被誉为戏剧界‘国宝’。”

　　

　　我的一番话驱散了大家心头的疑云，杨俊、张辉带头鼓起了掌。

　　

　　11月10日，我亲自去武昌把余笑予老师接来黄州，同来的还有省艺研所的编导中心主任、国家一级编剧宋西庭。

　　

　　11月11日上午，余导召开了剧团主要演员、中层干部会。“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要排好这个戏不是那么容易。这个戏唱、做、念、舞样样俱全，而且还有绝活。”

　　

　　“有绝活？”大家十分惊奇。

　　

　　“传统戏里的小尼手中的云帚只有一尺多长，为了加强舞蹈性，小尼手中的云帚增加到3米长，这就要功夫。传统戏里的小僧有矮腿子功和甩佛珠，《僧尼浪漫曲》里增加了抛汗巾的高难度动作。为了表现小僧既惧怕佛规的惩戒，又思恋小尼的复杂心态，他欲遵师命，要把小尼留给他的小汗巾扔掉，却又舍不得，小汗巾扔向空中又飞回自己的手上，这需要很高的技巧。”

　　

　　“这是杂技呀，我们哪能做得到。”张辉叫苦了。“河南有一位演员有这个技巧，我可以介绍你去学。”

　　

　　很快，余笑予把宋西庭、熊文祥、林海波、周会、李久玖和我等召到帐下，对剧本进行了很大改动。有时候累了，疲倦了，打打麻将消遣一下。打了一半，把牌一推，“西庭，拿笔来记。”他口述，我们记录，然后再整理。

　　

　　剧本定型后，从安徽请来解正涛作曲。张辉也带着余笑予的亲笔信，独自奔赴河南找那位师傅学习技巧。经过几个月准备，1990年3月7日，《僧尼浪漫曲》正式投入排练。

　　

　　4月1日连排，省文化厅厅长徐春林、副厅长阮润学、艺术处处长胡佐才、副处长彭平、省戏研所所长郑家祺来团观看，地委副书记周维新、行署副专员胡荃蓉陪同。副厅长阮润学说：“这是近几年来难得看到的一台好戏，杨俊、张辉的表演，把戏曲的艺术美展示得淋漓尽致！”

　　

　　下午，杨俊、张辉拜余笑予为师。拜师礼结束后，行署副专员胡荃蓉特聘余笑予为省黄梅戏剧团艺术总监。余笑予接过聘书戏言：“我这是不拿工资的艺术总监。”

　　

　　为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50周年，省文化厅于1992年5月23日在武汉举行剧种会演。全省有10多个剧种，24台剧目参加演出。当天，我们带去了《僧尼浪漫曲》。

　　

　　在这次会演中，《僧尼浪漫曲》获得全省唯一一个最佳演出奖。几百名参赛演员中，评选出6位得金牌的演员，其中，杨俊、张辉占据两位，而杨俊则名列金牌榜首。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僧尼浪漫曲》先后在湖北、江苏、河南、安徽、北京、台湾等地演出500多场，观众达40多万人。仅在台北中山纪念堂广场演出（赴台演出前改名叫《双下山》）时，观众就多达25000多人。

　　

　　这就是上联“浪漫曲曲扬五洲四海”的由来。那下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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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余”情未了

　　

　　“我手头有一个现代戏《情在呼唤》，是一个叫唐淑珍的残疾姑娘写的，故事倒是真实可信，但还不成戏。不过，有一场送生日蛋糕的戏还比较感人，你们拿回去看看，先组织人修改一下。”

　　

　　1991年6月30日至7月12日，黄冈地区连续降特大暴雨，麻城、红安、英山、罗田等县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抗灾救灾成为每一个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

　　

　　7月25日，地委指示我们迅速成立创作组，组织创作人员和主要演员深入灾区了解灾情。遵照地委指示，我们组成了8个人的创作组。8月初，我们先期到达麻城。在灾区，我们目睹了灾后惨状：大片大片农田变成了沙丘，大片大片村庄变成了废墟。

　　

　　在英山县采访时，我们被一位在抗洪救灾中献身的乡党委书记英雄事迹深深震撼。这位乡党委书记36岁，有老母亲、妻子和一个9岁儿子。“暴雨下了十多天，他天天在河堤上，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没有好好睡过一夜觉。他本来肝脏就不好，在山洪爆发前几小时，他晕倒在河堤上。经过抢救，刚刚苏醒过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是谁把我弄到这里来的？乱弹琴！’说着，他拔掉输液的针头，从病床上下来拿起雨衣就要冲出门。我看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就一把抱住他哭着说，你晕倒在河堤上，刚刚抢救过来。医生说，你得住院观察！他瞪着双眼对我吼道，‘住院？我这个党委书记的岗位是在抗灾第一线，不是在医院！’我也跟着吼了起来，‘你这个样子还要上堤，你不要命了！’他不理睬我，边从床上下来边说，‘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性命比我的性命更重要。’说罢，拿起雨衣就跑出了病房。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妻子告诉我们。

　　

　　经过10多天的灾区采访，我们时刻都处在一种悲伤、振奋的情感交织中。杨俊说，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回来以后，创作组全体人员集中讨论了好几天，大家都担心一个问题：抗洪救灾的戏，宣传性、政策性、时效性太强，要写成艺术品不能写成活报剧，难度相当大。

　　

　　有一天，我翻开工作笔记本看到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志说的一番话。1990年11月18日，我在关书记家中谈到农村题材的剧本创作时，关书记说：“当前的剧本创作要敢于正面地写改革，大胆地讴歌改革中的人和事；其二要注意政策。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动，这是基础……第三是人物，文艺作品是塑造典型人物，特别不要忘记塑造党的形象，塑造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关书记的话给了我们很大启迪。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想到麻城福田河那座不倒的门楼，山洪可以冲毁一切，但冲不垮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倒的门楼》就成了这出戏的剧名；而英山县那位在抗洪救灾中英勇献身的乡党委书记，就成了《不倒的门楼》中主要人物金河乡党委书记肖南的生活原型。

　　

　　思路清晰了，进度也就快了，8月底完成了剧本初稿。10月5日晚，《不倒的门楼》正式对外公演。9月13日上午，地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座谈会。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省黄梅戏剧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深入灾区，体验生活，创作出这么一台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戏，难能可贵。

　　

　　余笑予对这个戏怎么加工修改，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意见。他一场戏一场戏的说，从角色怎么上场，上场后说什么唱什么，做什么动作，和谁交流，到舞台上起什么光……他都说得非常细致。

　　

　　地委、行署十分关注《不倒的门楼》的创作、演出，地委书记刘荣礼亲自过问剧本创作情况，并拨专款添置服装、道具；地直机关党委召开专项工作会议，组织地直机关党员干部观看演出。《不倒的门楼》共演出20多场，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报道了《不倒的门楼》演出实况。

　　

　　1992年1月22日，省文化厅在武昌召开省直艺术口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会上，阮润学副厅长说：“1991年，我省部分地市区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省直各艺术单位组织了两次义演，还创作了一批抗灾剧目，省黄梅戏剧团创作的《不倒的门楼》演出了20多场，反映很不错；省歌舞团创作的《风雨中的一条小船》，也很受欢迎。”

　　

　　会后，余笑予对我说：“《不倒的门楼》这个戏的基础确实很不错，如果当初我介入了，这个戏就有可能搞出来。”“如果当初我介入……”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从这句话里，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搞出一部好作品，必须要余老师“介入”。

　　

　　1993年春节，是杨俊、张辉拜余笑予为师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六，我带着杨俊、张辉去给师父拜年。刚到余笑予家门口，张辉就大声喊道：“师父，徒儿给您拜年来啦！”

　　

　　师父听说徒儿来拜年，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这还像个徒儿！”我们进了客厅后，张辉欲坐下，我急忙拦住，“嘿、嘿、嘿，徒儿给师父拜年，得跪地磕3个响头，这是老规矩。”

　　

　　师娘在一旁笑着说：“老章，你就别为难他们了，来了就好，吃糖，吃糖。”余笑予也笑着说：“磕不磕头无关紧要，关键是心里有师父就行！”“我们到湖北来最大的收获，就是碰上了您这位恩师。”杨俊说，“是您的《僧尼浪漫曲》把我们的艺术水准提高了一个档次，我和张辉离不开您，湖北黄梅戏离不开您。”“是啊，我们还想请师父帮我们再排一台戏。”张辉刚一说完，杨俊马上接过话头，“最好帮我们排一台现代戏，我想尝试一下。”“你不是尝试过一次了吗？”“您是说《不倒的门楼》？”“那个戏的基础很不错，听说你排戏的时候，像发了疯似地冲出了排练场，有这事吗？”余笑予问道。“导演不能给我心灵上的撞击，排得我很痛苦。”“导演的水平有高有低，导演的水平高，对演员是一种考验。导演的水平和自己的水平差不多，也是一种考验。但有一条，导演是这个戏的总设计师，作为演员，应该尊重导演，这是演员应有的职业道德。”

　　

　　我急忙说道：“杨俊是第一次排现代戏，没有经验。后来，在排练中她和导演童炎生配合得很不错。”“我手头有一个现代戏《情在呼唤》，是一个叫唐淑珍的残疾姑娘写的，故事倒是真实可信，但还不成戏。不过，有一场送生日蛋糕的戏还比较感人，你们拿回去看看，先组织人修改一下。”说罢，余笑予从书房中拿出剧本递给我。

　　

　　回来以后，我仔细阅读了剧本。剧中基本上只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哥哥，拉三轮车的，有点先天性呆傻；一个是妹妹，打扫街道的清洁工。哥哥拉一位外宾的时候，拣到外宾掉下的钱包，恰好这天是妹妹生日，哥哥非常高兴地用拣来的钱给妹妹买了生日蛋糕。妹妹知道后，说服哥哥把钱归还给外宾。

　　

　　几天以后，我把已经担任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国家一级编剧熊文祥，国家一级导演、地区戏工室主任林海波，本团的周会和李玖久请到一起组成创作组，当大家看了剧本后一个个都泄了气。“这哪里像个剧本，根本没成戏呀。”一些人说。

　　

　　为了把这个戏搞成，我只好做说服工作。“大家说的这些意见，余老师已经说过了，他只是看上剧本中送生日蛋糕这一情节，其它的要我们重新创作。既然余老师决定要搞这个戏，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这个戏既然叫《情在呼唤》，我们就在“情”上把戏做足。在修改提纲中，我们围绕兄妹情、师生情、姐妹情、恋人情，设计了6个出场人物：妹妹陆云，由清洁工换成患有白血病的小学教师，呆傻的哥哥身份不变，增加了陆云的学生佳佳，陆云的恋人刘心磊，陆云的异姓妹妹俏妹和卖绿毛龟的卖龟人。

　　

　　观众动的是“情”：《未了情》自1993年底搬上舞台，几年内在黄冈、武汉、宜昌、十堰、安徽、江苏、河南、北京、台湾、成都等地演出达400多场。只要是进剧场看过《未了情》的，都会流下真情的泪水久久不忍离去。

　　

　

再见_小时候

　8月初，《情在呼唤》创作组一行8人，在余老师带领下进入大崎山。

　　

　　大崎山，在大别山南麓，位于黄冈、麻城、罗田交界处。它峰回峦合，千姿百态，山深林密，古树参天，山中灵石古迹甚多。就在临近山顶一侧的绿树丛中，依山建有几栋小平房，我们一行住在其中一栋平房内。

　　

　　眼下正是酷暑，山下已是40度高温，山上白天我们都穿着薄毛衣，晚上还盖着棉被，凉快极了。在这样凉快幽静的环境中，我们工作了20多个日日夜夜。到8月底，终于完成剧本修改任务。

　　

　　就在要离开大崎山的前天下午，余笑予把大家叫到一起开会。“剧本的修改稿已经完成，剧名也改叫《未了情》。说实在话，名曰是修改，实际上是重新创作了一个剧本。唐淑珍是个残疾女青年，每当她拖着病残的双腿，一瘸一拐地来找我的时候，我的心就为之一动。我提议，这个剧本，编剧还是唐淑珍，我们参与创作的同志都不署名，就当是一次助残行动。”

　　

　　余老师刚一说完，我急忙接上话，“我非常赞同余老师的意见，《未了情》戏中戏是‘未了情’，戏外戏也是‘未了情’。我们这一‘助残’行动，将会在戏剧界传为佳话。”说到这儿，我拍了拍一旁宋西庭的肩膀，“只是太亏了西庭了，毕竟这个修改稿是西庭一人执笔的。”

　　

　　宋西庭嘿嘿地笑了笑说，“苕（傻）人做苕事呗。”“所以，大家叫你憨哥呗。”熊文祥的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正在这时，接我们下山的车子来了，司机吴友元带来杨俊8月17日写给我的一封信。原来，是她怀孕了。

　　

　　信念到这里，大家都傻眼了。“她怀孕了，要生孩子了，我们算是白忙了一趟。”“你们别急呀，听我把信念完好不好？”

　　

　　“后来，余导来搞剧本，谈到排练和演出安排，我似乎有些坐不住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放弃要孩子的念头，今日特写信把我的心情和打算告诉你们，并向您请20天产假回老家疗养，把身体恢复好是为了下面的拼搏……”

　　

　　念着念着，我的眼睛湿润了。余导也心头一热，深情地说：“真是难为她了。”

　　

　　是啊，作为女人，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怀孕生子当母亲。可杨俊为了发展湖北黄梅戏，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当母亲的机会。这种遗憾还有机会弥补吗？这可能又是一出《未了情》哪。

　　

　　过了国庆节，余导带着宋西庭来剧团作排练准备。同时，也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请来著名黄梅戏作曲家陈精耕。其中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确定演员，余导说为了保证质量，剧中人物除了杨俊、张辉外，其它角色要全部从外面引进。

　　

　　“没有这样的演员，就靠您培养啊。”“靠我培养？”

　　

　　“当然！您是杨俊、张辉的师父，也是我团所有演员的师父，徒儿当然要靠师父培养。您就给他们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我见余导没吭声，又接着说，“师父，排一出戏光靠在外面请演员，这方面有很多教训。戏彩排了，外请的演员走了，这个戏也就完了。”

　　

　　“那你说怎么办？”余导口气有些缓和。

　　

　　“憨哥这个角色可以找方天宇。”

　　

　　“方天宇？”

　　

　　“他是地区艺校黄梅戏班1990年毕业的学生，演过包拯。”

　　

　　“演过包拯？”

　　

　　“教学比赛的时候还得过奖。”

　　

　　“那好，你让他录一段憨哥的唱腔，我先听听他的唱。”

　　

　　第2天，我把方天宇录的一段憨哥唱段放给余导听。浑厚、苍劲、颇有裘派韵味的黄梅戏从房间里飘出，余导听着听着一拍大腿，高兴地说：“我要的就是这个味，憨哥就方天宇了。”

　　

　　经过几番遴选，《未了情》中所有演员，全部由本团青年演员担任。涂小勇扮演卖龟人，黄小兰扮演佳佳，董小满扮演俏妹。在1995年10月第二届全国黄梅戏艺术节“振风杯”大奖赛中，经余导精心培养的一批青年演员崭露头角，方天宇、涂小勇、董小满获表演铜奖。

　　

　　在1995年湖北省新人新作展演中，方天宇又获表演二等奖。在这一点上，余笑予对湖北黄梅戏的发展，真是功德无量。

　　

　　《未了情》剧本写的是“情”：情幻、情叹、情怨、情真、情赞；导演导的是“情”：余导年近花甲，无论是谈导演构思，还是给演员说戏，说着说着，就老泪纵横。有一天上午，戏排到十点多钟，他说不排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感情上受不了；

　　

　　演员演的是“情”：这个戏不知排了多少回，演了多少场，也不知演员流了多少泪。有好几次，戏演到动情处，所有在场演职人员都哭了。杨俊说，她演这个戏，心特别累。

　　

　　观众动的是“情”：《未了情》自1993年底搬上舞台，几年内在黄冈、武汉、宜昌、十堰、安徽、江苏、河南、北京、台湾、成都等地演出达400多场。只要是进剧场看过《未了情》的，都会流下真情的泪水久久不忍离去。

　　

　　在江苏，《未了情》三上苏北四进沭阳，历经22个县市，行程一万多公里，演出130多场，观众达15万人次。有时为了满足观众需要，一天要连演4场。原江苏省省委副书记韩培信看过《未了情》后激动地说：“我十几二十年没看过这么好的戏，这个戏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富有说服力和震撼力。建议这个戏到北京去演，到全国各地去演。”

　　

　　三河油田工会主席拉着我的手说：“20多年来，我接待过不少国家级院团，但从来没看过像《未了情》这样有感染力、振撼力的好戏。《未了情》在沭阳人民剧场已经演了3天，我们转点到了连云港，沭阳县老百姓得知后赶到县城要看戏，剧场经理朱超连夜赶到连云港，邀请我们重返沭阳再加演3天。有一位农村妇女看完《未了情》，回到家里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清早她问家人，昨晚演的那个戏，到底是真还是假呀？”

　　

　　在泗洪县，1400多名少先队员在谢幕时，“唰”地起立又“唰”地行队礼。庄严、肃穆，那场面、那场景，谁见了都会动容。

　　

　　这就是下联“‘未了情’情洒大江南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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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走向世界（上）

　　

　　“眼下就有个机会。我在乌克兰工作期间，和他们文化部门的官员接触较多。前几年，他们举办过两届国际艺术节，有不少国家的艺术团体参加。今年11月要举办第三届，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叫他们邀请你们参加。”

　　

　　1994年清明节后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忽然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中年妇女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

　　

　　我抬头一看，只见他中等身材，有点瘦，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胸前打着深红色带暗纹的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他一旁的中年妇女，高挑的个儿，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颈间围着一条和上衣一样色彩、一样图案的纱巾，脚上穿着黑色高筒皮靴。

　　

　　中年男子说：“我是外交部的。”“外交部？”我心里一怔，“外交部的人找我干什么？”

　　

　　中年男子急忙递过他的名片，说：“我叫李银阶。”

　　

　　我接过名片一看，名片上写着：“李银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文化处。”

　　

　　李银阶指了指站在一旁的中年妇女，介绍说：“她是我的夫人。”正在这时，办公室李玮玮和陈小芳走了进来，给两位客人各倒了一杯水。我对陈小芳说：“你跟胡主任说，叫他安排饭。”

　　

　　李银阶听说要安排饭，急忙说：“章团长，饭就不用安排了吧？”“您二位是我们请都难得请到的客人！”“客人谈不上，老乡倒是可以算一个。”李银阶说。“老乡？”“我是浠水人，这次是回家探亲的。”“李处长是浠水人？”“正是。”“家乡的领导回来了，更应该好好接待。”“谢谢章团长。”李银阶喝了一口水，接着说：“我是好多年没有回来了，这次回来，听说了好多新鲜事。其中，有一件事我听后特感兴趣。”“什么事让处长听后这么感兴趣？”我忙问道。“在黄梅戏的发源地成立了省级黄梅戏剧团哪！”“是1989年成立的。”“我还听说，剧团成立以后得过什么什么奖，演员如何如何优秀，演出的戏如何如何好看。听到这些赞誉之声，我和夫人就想过来看看。同时，还有件事情来和你们商量一下。”

　　

　　我连忙说：“李处长，您有什么事尽管说，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帮您办到。”“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我的事？他能知道我的什么事？”我真有点丈二尺和尚摸不着头脑。

　　

　　李银阶用询问的口气问我：“你们剧团出过国吗？”“目前还没有。”我回答说。“想不想出去？”“当然想啦，省委提出把黄梅戏请回娘家的战略目标，就是‘请回娘家，打向全国，走向世界’！”

　　

　　“眼下就有个机会。我在乌克兰工作期间，和他们文化部门的官员接触较多。前几年，他们举办过两届国际艺术节，有不少国家的艺术团体参加。今年11月要举办第三届，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叫他们邀请你们参加。”“有兴趣，有兴趣，当然有兴趣。”说着，我忙拉着李银阶的手，“如果李处长能促成此事，那就太感谢您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分头进行。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乌克兰的国际艺术节是短剧艺术节，这就涉及到演出剧目和演出人员。一是演出剧目：可以从黄梅戏中挑选一些剧情不太复杂的，最好是趣味性、舞蹈性强一点的小折子戏，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二是出访的人员不能太多，连同领队和翻译在内，最好不要超过15人。”

　　

　　大约过了10多天，李银阶从乌克兰打来国际长途说，艺术节组委会同意我们去乌克兰，并且已经发出了邀请函，要我们尽快把省文化厅的申请报告送到文化部去。

　　

　　恰好这时，杨俊、张辉从外地演出回来，我当即召开了团长办公会。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第二天，我就带着申请报告去了省文化厅。省文化厅副厅长阮润学见我前来，打趣地说：“你这个章华荣，跟我还来这一套。来，请坐。”说着，便起身给我倒水。“阮厅长，有件事要向你汇报。”我边接过阮厅长递给我的茶杯边说。“乌克兰今年11月要举办第三届国际艺术节，他们想邀请我们参加。”“你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阮厅长似乎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文化处长李银阶，是浠水人。前不久他回家探亲，听说省委提出‘把黄梅戏请回娘家’，还成立了省黄梅戏剧团，他非常感兴趣，就带来了这个好信息。当时我就表了态，我们愿意参加。”“出国演出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好几道审批程序，办理好几种手续，你以为你愿意就行了。”“这么说，我是空喜一场了。”“那也不一定，只要乌克兰能发来邀请函，也许这件事就能办成。”

　　

　　不待阮厅长说完，我急忙接过话头抢着说：“有有有，昨天，李银阶从乌克兰打来电话说，艺术节组委会同意我们团参加演出，并且已经发出了邀请函。他叫我们尽快向文化部递交申请报告。”

　　

　　阮厅长顿时也高兴起来：“参加国际艺术节属于外事活动，你去找一下厅外事处的黄处长，由他出面和文化部外联局联系。”“好，我马上向黄处长汇报。”说罢，就起身走出阮厅长的办公室。刚走到门口，阮厅长又把我叫住，“还有，去参加乌克兰这样的演出活动，属于民间的艺术交流活动，可能还涉及到文化部的对外演出公司，你也找一下省演出公司的经理张纪新。”

　　

　　黄处长接到我的申请报告后高兴地说：“湖北黄梅戏要参加国际艺术节，厅里会鼎力支持。我马上向文化部外联局报告，争取尽快答复你们。过一段时间，你也可以打电话找一下文化部外联局的谢金英同志。”“祝你们成功！”黄处长说罢，紧紧握住我的手。

　　

　　几天后，艺术节组委会也举行了一次聚餐会，17个国家的艺术家们欢聚一堂。俄罗斯人民艺术剧院的两名演员高举着酒杯来到我们面前，大个子安德烈非常激动地说：“中国戏剧太神奇了，你们的演出太棒了，我们想邀请你们到莫斯科去演出。”

　　

　　1994年11月14日，省黄梅戏剧团赴乌克兰参加第三届国际短剧艺术节的一行13人，乘坐北京至基辅的班机飞往乌克兰。这13人中，有杨俊、张辉等10名演职人员，有省外办俄文翻译陈华荣和省演出公司经理张纪新。所带剧目有传统小戏《打猪草》《夫妻观灯》和折子戏《戏牡丹》《洞房》等。

　　

　　参加乌克兰第三届国际短剧艺术节的有来自俄罗斯、西班牙、乌克兰、斯洛伐克、卢森堡、比利时、中国等17个国家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11月16日，艺术节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小剧场举行开幕式。这是我第一次在国际舞台致答谢词，心里有点紧张。临上台前，张安岚帮我整了整领带，悄悄地说：“潇洒点！”

　　

　　我看了看台下，观众席坐满了人。我定了定神，从容地走上讲台。“乌克兰文化璀璨，名人辈出。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果戈里，就是从乌克兰走向世界的；曾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贫困工人家庭，小说中所展示的也正是乌克兰人民保卫苏维埃政权和战后建设乌克兰的壮丽图景；同时，乌克兰也是托尔斯泰名著《复活》的历史舞台。今天，我们来到乌克兰，欢聚在被誉为俄罗斯众城之母的文化历史名城，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这是一次加强各国间艺术交流的盛会，是一次增进友谊的盛会……我衷心预祝艺术节取得圆满成功！”

再见_小时候

当晚，我们在基辅大剧院举行了首场演出。这是一场特殊演出，大家心里都没底。张辉边化妆边问我：“黄梅戏，老外听得懂吗？”“肯定听不懂，但要让他们看得懂，关键是看你们的表演。只要你们表演逼真、传神，他们就会看得懂。语言不通，情感是相通的。”

　　

　　杨俊在一旁打趣地说：“演哑剧。”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演出快要开始了，我走出化妆室来到观众厅。这是个典型欧式剧场，豪华又典雅。剧场观众厅有三层，每一层都坐了不少人，有外国朋友也有华人。

　　

　　“章团长，你过来一下。”我闻声望去，是李银阶处长喊我，我急忙跑了过去。

　　

　　“张震大使来了，我带你去见见他。”李银阶说罢拉着我的手向张大使走去。中国驻乌克兰大使张震，50来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墨绿色西服，打着深兰色的领带，圆圆的脸庞，大脑门锃亮锃亮的。

　　

　　“欢迎你们来到乌克兰。”张震大使边说边握住我的手，“要是有什么困难，你就找银阶同志，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

　　

　　正在这时，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郭进宝夫妇、一等秘书王树义夫妇等，也陆续走进剧场，李银阶都一一作了介绍。在异国他乡，面对如此关爱我们的祖国亲人，我们的心头一阵阵的发热，眼眶一次次的湿润，那份情感，那份感受，那份体验，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当晚演出非常成功，掌声笑声不断。《打猪草》刚一演完，有的外国观众用夹生的普通话惊叫着：“喔，中国的乡村歌剧。”尤其是杨俊、张辉在《戏牡丹》中惟妙惟肖的表演和声情并茂的演唱，更是征服了观众。

　　

　　基辅最具影响、发行量最大的《基辅导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题为《国际短剧艺术节在中国歌剧的伴奏下开幕》的评论，赞扬“《打猪草》以其优美旋律和民族特色吸引了观众，使全场观众为之叫好。”文中还附有《打猪草》（黄小兰、涂小勇饰演）的大幅剧照。

　　

　　此后，在将近半个月时间里，“中国乡村歌剧”一直是基辅新闻舆论界和基辅人议论和关注的中心，盛赞湖北黄梅戏这种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是“神奇般的艺术”。11月25日，《乌克兰真理报》在题为《人们各有去向，而我去观看中国歌剧》的文章写道：“中国演员一出台，观众就被陶醉、被征服、被迷住。提醒基辅的戏迷们，不要错过观看中国歌剧的机会。”

　　

　　为祝贺首场演出成功，张震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举行招待酒会，宴请演出团全体成员。席间，张震大使热情洋溢地说：“你们的精彩演出，在基辅引起了极大反响，基辅各大报刊都以整版篇幅报道，盛赞你们演出的黄梅戏是神奇般的艺术。中国留学生和中资机构工作人员也奔走相告，每天还有不少电话打到大使馆要看你们的演出。你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我代表大使馆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来！”

　　

　　张震大使高高举起酒杯，全体赴宴人员都站了起来。“今天，我们吃中国菜，喝中国酒，为湖北黄梅戏剧团演出成功干杯！”

　　

　　“干！”宴会气氛温馨而热烈。

　　

　　几天后，艺术节组委会也举行了一次聚餐会，17个国家的艺术家们欢聚一堂。俄罗斯人民艺术剧院的两名演员高举着酒杯来到我们面前，大个子安德烈非常激动地说：“中国戏剧太神奇了，你们的演出太棒了，我们想邀请你们到莫斯科去演出。”

　　

　　“好啊，只要你们发出邀请，我们就去。”我也十分高兴地说。

　　

　　留着山羊胡子的小个子也眨巴眨巴小眼睛，十分认真地说：“我们回去后，就给你们发邀请函。来，为我们在莫斯科相逢干杯！”说罢，他将一大杯伏特加一饮而尽。

　　

　　他们没有食言，在我们回国后不久，确实收到了他发来的邀请函，因为我们要准备进京和赴台演出，去莫斯科演出的事就被搁了下来。

　　

　　我们一行除翻译陈华荣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到欧洲，吃不惯西餐。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我们只好从国内带了十几箱方便面，以备不时之需，杨俊还特地带了一瓶辣椒酱。就是这一瓶辣椒酱，在到达乌克兰几天后成了宝贝疙瘩。不过，李银阶和大使馆的领导们考虑得非常周到，过两三天就安排我们吃一顿中国饭菜。

　　

　　11月25日中午，李银阶带我们来到基辅大学中国留学生驻地，尚未进门，一股红烧肉的香味迎面扑来。大家急忙跑进门去，哇，长条桌上摆了两大盆红烧肉，一大盆白米饭，还有辣子鱼块、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等。留学生见我们走了进来，都热情地鼓起掌。

　　

　　李银阶走到长桌前，指着桌上的饭菜说：“为了能让你们吃上一顿家乡饭菜，这些鱼呀肉呀蛋呀，都是昨天从北京空运过来的；红烧肉呀辣子鱼块呀，这一桌的饭菜，都是留学生们自己动手做的。”

　　

　　杨俊带头鼓起了掌：“谢谢各位留学生！谢谢你们！”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道：“谢谢你们！”

　　

　　那个说北京话的年青人说：“你们在乌克兰的演出非常精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我们在基辅的留学生都感到非常自豪。为了祝贺各位艺术家演出成功，我们自己动手做几个中国菜，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味口？请各位艺术家就坐。”

　　

　　我们几个围着长条桌坐了下来，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好意思先动筷子。还是那个年青人说：“嗨，你们都是大艺术家，这么拘谨干什么呀？到了这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不要讲什么客气了。”

　　

　　“是啊，你们吃不惯西餐，天天吃方便面。今天，桌上摆的都是中国饭菜，你们就不要讲客气了，敞开肚子吃。”李银阶说着就把红烧肉舀到我们碗里。

　　

　　这一餐饭大家确实是敞开了吃，两大盆白米饭吃光了，红烧肉也所剩无几。回来的路上，张敏边拍着自己的肚子边点着头，自言自语地说：“这餐饭吃得太饱了，如果肚子装得下，我还想吃。”张安岚在一旁抢了一句：“你呀，就是一个活饭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