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黄梅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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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龙感湖农场武汉知青的婚姻（69）




“人有几个十七八，人有几个二十春”。在龙感湖农场的男女知青，都已经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可是，他们想不想在农场结婚，他们能不能在农场结婚，他们有没有在农场结婚的条件。都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回城，看不到一点希望。在农场结婚，又不死心。和谁结婚？知青中的女知青少，女知青根本不想在农场结婚。和黄梅当地的女子结婚，心不甘，情不愿。黄梅当地的女孩也瞧不起武汉知青。蔑称他们是“外水佬”。再说，也没有希望和武汉知青结婚了就能够到武汉去。
黄梅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是兵哥哥，等而下之的女孩也不愿嫁给“外水佬”。武汉知青，在农场没有像样的房子，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没有一双像样的鞋，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结婚，连一张像样的双人床都没有。黄梅女孩找不到兵哥哥，就找开机器的，拖拉机手，抽水机手，“快活得没法，开6---8”。开小型抽水机也很令黄梅女孩青睐。找手艺人；嫁个泥巴匠，剃头匠，翘猪匠，裁缝匠，木匠，铁匠，油漆匠，道士，拖板车的，捉泥鳅鳝鱼的，捉乌龟的，捉甲鱼的，也比武汉知青强。反正不嫁“外水佬”（武汉的）
黄梅女孩不愿嫁武汉知青。还有一个“人人意中所有，人人意中所无”的原因，就是，武汉知青，十个就有九个是出身不好的。哪个贫下中农的女儿愿意“睁眼往火坑里跳”？
汉口球场街的那个女知青，虽然嫁给了一个年纪很大的河南文盲，但还算是幸运的。总场医院的模范接生员曾贵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死于总场医院后面的河中。三分场的女知青雷香龄，是全国模范知青的代表，曾经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喝1059死亡。尸骨埋在他们生前战斗过的农场土地上的知青还有一分场的童文斌等人。
女知青吴妙龄被迫嫁给农场一个比自己父亲年纪还大的“老领导”。“老领导”先她而去，把孤零零的她留在农场，无依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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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回乡知青在农场（70）




                        
“知青”，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记忆。但是，人们只知道城市知青，忽略了“回乡知青”。就是从农村，农场出去读书，小学，中学毕业，又回到农村，农场的“知青”。“回乡知青”和城市下放到农村，农场的知青相比，又等而下之。城市下放的知青，还有一个“知青”的头衔，而回乡知青，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知青”的。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回乡知青”的处境，更凄凉。

下放到农场的武汉知青，总场有档案。表现突出的，可能有个“一官半职”，如生产队的会记，统计，记工员。每个月还有八角钱的粮食差价补贴，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令人眼红的额外收入！每年冬天，上级拨下来的救济布票，棉絮，都是他们的。（救济款当然是贫下中农的）回乡知青是没有人给打米的！

武汉知青中，有极少恋人关系，最后“终成眷属”。我们分场的朱明珏和吕惠珍就是患难夫妻。二分场一队的童文斌（后来死于一个拗断毛泽东石膏像的头的冤案）的妻子也是从武汉一起下放到农场的。还有个别黄梅女孩和武汉知青结婚。罗寿昌的老婆水岚就是黄梅上乡到我们队打工认识罗的。她不知道罗的家庭成分，只看到罗是生产队会记。还有小许的老婆也是黄梅女。“福兮祸所依”，他们在农场幸福地结婚，也就都成了农场的扎根派。至今还是农场的“退休职工”。

我们这些“回乡知青”因为比武汉知青更是臭不可闻，对恋爱结婚就是痴心妄想。当我已经二十五岁的那一年，大哥赶鸭子上架，让我和一个中农的女儿“恋爱”。我完全没有幻想。大哥就逼问：“你有决心当一辈子和尚吗？”其实，那个女孩瞧不起我，因为我是入了另册的。我的内心也看不中她，一个“黑肚子货”（文盲）！后来，这个女孩嫁给了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参加武斗，被打断腰的贫农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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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二七大罢工后代的婚姻故事（71）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龙感湖农场很少看见结婚的喜庆场面。我在农场十五年，所知道，所看到的“结婚”，寥寥无几。如贫农陈共成，石细柱，朱寿南，朱明珏，童文斌，小许等。出身不好的罗寿昌。他们结婚也是半公开的。没有花桥，没有迎亲的队伍，没有喇叭声，没有鞭炮响。就是发给最亲近的来客几颗水果糖，喝一杯白开水。都不兴吃酒席。一切都是“莫斯科的晚上---静悄悄的”。
在当年的龙感湖农场，没有人敢公开谈恋爱。结婚是不光荣的，谈恋爱是可耻的。结婚，恋爱，不看对方的长像，身高，学历，家庭财产，只看家庭出身。如果是祖先三代讨饭是最佳人选。越穷越光荣！
三分场有个武汉女知青，二十六岁了，看中了一个“地主子弟”。这个“子弟”身体健康，心灵手巧，用白铁皮做柴油抽子，不用锡焊，滴油不漏。老面馒头做得像面包，心地善良。分场工会干事殷保林知道女知青要和地主子弟结婚，暴跳如雷！他坚决不同意，教育女知青说：“你是武汉知青，又是二七大罢工工人的后代，怎么可以和一个地主子弟组成家庭？”“我再不结婚，等人家接我去当妈妈？”女知青说。“那你也要找一个贫下中农子弟呀！”殷保林说。没有打结婚证，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这个“另类”武汉女孩就和那个地主子弟生活在一起。不久，殷保林把黄梅县公安局的人请到三分场，来人把地主子弟带到黄梅县关押起来。女孩第二天就步行三十多里赶到黄梅县找公安局的领导讲婚姻法：婚姻法哪一款，哪一条规定，不允许二七大罢工的后代和地主子弟结婚？结果，公安局的一位局长出来，安慰女孩，当即把地主子弟还给了她，还给他们买了到孔垄的车票（没有直接到农场的公交车）
不久，五人帮推出历史舞台，那个地主子弟承包了分场食堂----开了一个酒店。成为三分场的第一个万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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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一个“高龄”小学生（72）




一九四五年出生的回乡知青夏従文是新洲县人。他的父亲十九岁走上讲台，终身从教。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是黄冈地委党校的中文教师。因为“社会关系”一九五七年冬，被打成极右，“双开”。
夏従文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六，随大哥来到龙感湖农场。在一场八队劳动。一九六二年春天，二分场职工子弟小学两个老师到了一场八队，调查每个家庭的“适龄儿童入学情况”。他们发现夏從文，夏從武兄弟都属于“适龄儿童”。动员大哥，让他们俩秋季入学。大哥说，两人同时入学，家庭负担不起，打算让夏從武一个人入学。来的两个老师商量了一下，对大哥说，夏從文十七岁了，已经属于超龄了。今年勉强可以入学。明年就绝对不行了。夏從武明年还可以入学。。。。。。。。
一九六二年春天，夏從文以十七岁的“高龄”走进了龙感湖农场二分场职工子弟小学六年级。六年级只有一个班，一共有“十八勇士”；夏從文，王春木，严传金，刘之洪，陈爱娥，吴常娥，严小梅，杨延龄。。。。。
十八个同学分别来自一分场，二分场，三分场和总场。（陈爱娥来自总场运输队）班主任洪万鹏老师（八十三岁高龄，健在）教语文。（黄梅孔垄罗坝人）数学老师易凤仙黄冈县人（已逝世）
一场八队到二场小学，大约五里。那时候农场人烟稀少，早晨，更是行人寥寥。“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团糟。”的大排干的两岸，就是脚下的路。从春到夏，无论风雨交加，夏從文早晨总是全校第一个到校。因为路远，夏從文中午在场部食堂就餐。每餐二两米饭，一分钱的洋葱或包菜。食堂卖饭的小女孩看我每餐二两米饭，只有鸡蛋大一团，就给我满满一大搪瓷缸洋葱。那也是能够填肚子的啊！
六月底，开始备考。班长陈爱娥给十八个同学每人一张表格。年龄，籍贯，家庭住址等等，都好填，就是“家庭成分”一栏，把夏從文难住了。别的同学都交了“卷”，夏從文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就向班长请假，回家向大哥请示。大哥一看，笑道：就填贫农！
东窗事发，学校领导开会讨论夏從文“隐瞒家庭成分”的严重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天平倾向以洪老师一派的一边。结论是，未成年人隐瞒家庭成分，“有错无罪”。同意夏從文参加即将来临的升学考试。。。。。。。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升学考试结束之后，学校举行了散学仪式，还有别开生面的晚会。男生把从湖中采摘来的莲蓬堆在每个同学和老师的面前。很晚才散会。第二天早晨，十八个同学和老师道别，各奔东西，各自回队参加劳动。不少同学如此一别，竟然是“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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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乡镇中学的学生生活（73）




一九六二年秋天，夏從文是龙感湖农场第二分场职工子弟小学唯一考取初中----黄梅二中的学生。
黄梅二中坐落在黄梅孔垄镇郊外的东港之滨。这是一所乡镇中学。全校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六百多个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来自周边农村和龙感湖农场。
初一（一）班班主任沈迪文，黄梅孔垄沈大墩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数学老师李钟浩，武汉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俄语老师卢星辰，黄梅小池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体育老师李东良江苏人，部队教官转业。学校政治部主任毛超纲（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的远房侄儿）毕业于北京人民大学。党支部书记陈是尔，黄梅濯港人，曾经三次进京受毛泽东接见。
学校每星期有两节劳动课。每个班有一亩菜地。男生负责耕地，挑粪，挑水，女生负责栽菜除草。每一个季节都有蔬菜收获，除了供应本校食堂，多余的送到孔垄街上去卖，卖的钱，用于改善住读生的伙食。学校还喂了几十头猪。还有一个二十四亩的鱼塘。
住读生每个月自带二十斤大米（月大带二十一斤）国家补贴十斤。早餐三两米饭，中餐三两米饭，晚餐四两米饭（因为有晚自习）。每生每月缴纳搭伙费三元五角。星期三和星期五有一餐荤菜，或是猪肉，或是鱼。学生父母来校就餐免费。平时吃的都是自产的蔬菜。毕业班每天都有荤菜，不需另外加钱。
农忙季节，学校年年组织学生到周边的农村参加劳动。割谷，插秧，种棉花。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个学生每天有国家干部下乡一样的补贴---三角钱，半斤粮票。
学生每年一次免费体检。学校有校医，小病不出学校，免费治疗。困难学生，凭当地证明，每月四元钱助学金。
看今天的大学生的待遇，地位，远不及六十年代初的乡镇中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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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美制台湾侦察机侵入黄梅（74）




                        黄梅二中，没有院墙。附近就是农村。教室和男生寝室相隔五百米。寝室后面就是一条乡间大道。农村人上街，下地干活，从学校附近经过，都是来往匆匆。没有人从校园抄近路。都认为学校是不能打搅的地方。学校种的菜，鱼池养的鱼，猪圈喂的猪，从来没有被盗过。
黄梅二中的学生参加农村劳动，农民，农村干部都十分重视。特别强调搞好学生的饮食，住宿。中学生在他们眼中，是知识分子，是人才。
在劳动结束之前，当地大队领导要特别准备一餐丰盛的送行饭菜。那大锅的酸菜鱼，风味独特。饭菜是学生和老师吃的，农村干部不陪同。
学校住读学生的家长，很少到学校“蹭”那星期三和星期五的免费午餐。学生在学校过着清贫但是很安稳的生活。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弦，在无形之中悄悄绷紧。一九六二年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晚上，刚刚下晚自习，住读生还在洗脚，突然听见飞机的轰鸣声特别刺耳。有不少同学连忙跑去寝室去看。但是，只看到满天闪闪的星星在眨眼，却没有看到飞机的身影。大家失望地回到寝室，可是，还没有上床，又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大家以为是飞机飞回来了。又跑出去看。看到是两架飞机的灯光在闪。很快，飞机就飞远了。
农村的孩子平时很少看见飞机。那一天晚上，飞机飞来飞去，觉得很好玩。
后来才知道，先看到的飞机，是一架从台湾飞过来的PRF侦察机，后来看到的是解放军空军的两架轰炸机。台湾的PRF飞机，为了摆脱解放军空军的追赶，在黄梅二中的上空，把所有传单都扔下来。不少的传单被扔进了学校附近的春港。超低空飞行的PRF敌机的飞行员，不听解放军轰炸机飞行员的警告，在江西南昌的上空被击落！
PRF从福建沿海进入大陆，超低空飞行，进入湖北广济后，就失去了目标，是龙感湖农场空军驻军的雷达发现了它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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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中学校园里的阶级斗争（75）




                        美制蒋机从黄梅二中飞过的第二天凌晨，学校党支书陈是尔拿了一把三节的电筒到校园查看，结果捡到好几捆传单。为了预防传单的反动内容扩散，陈书记把传单锁到了一间空房中，我还是抢眼看到了一些内容。传单的纸质优良，一种是四寸见方的，一面印刷的是蒋介石检阅部队的照片，另一面是顺口溜。还有一种是长五寸，宽二寸的，也是顺口溜，内容都是鼓动大陆青年反对共 产 党。当天上午，所有传单都被黄梅县公安局来人拿走。
陈书记说，晚上听见飞机的声音特别，就知道有问题。
一九六二年，蒋介石被赶到台湾还只有三年。经常叫嚣反攻大陆。虽然八百万蒋军被打垮了。对于台湾残余的几十万蒋军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就像上紧了发条的大钟。。。。。。
反动传单的事情是绝对不许议论的。一种紧张的气氛，一直笼罩在平静的校园。不久，学校开展了一项令人窒息的活动：剖腹开肠报上当。就是在班会上自己讲自己的见不得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人人过关。要讲得
具体，真实可信。否则伍子胥过不了韶关。
班长张少良的自我揭发最具典型性:我昨天夜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毛主席跟蒋介石打架，毛主席打输了！因为张少良是贫农的儿子。所以，顺利过关，还受到表扬。
孔垄镇的一个叫杨国良的同学，祖父是资本家。在“剖腹开肠报上当”的活动中“栽了”。在前不久，古巴发生风灾，中国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万里迢迢，送去救灾物资，大米，面粉，猪肉，衣服，鞋子，就连铅笔，练习本也送去了。学校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开展讨论。别的同学都说是应该的。只有杨同学说：中国总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我们自己都没有吃饱。。。。。。结果被开除学籍，送黄梅县劳教了半年。。。。。。。
夏從文原来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因为在三角板的刻了几个字：寒窗十载，前途渺茫。被摘了乌纱帽。
在“剖腹开肠报上当”的活动中，贫农子弟张少良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命后代郑容芳加入了中国共 产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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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亲生父子不同姓（76）




                        胡茂林是黄梅二中学习成绩冒尖的学生。可就是因为老爸的历史不干净，而不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不能加入中国共 产 党。
胡茂林的老爸刘方振一九三八年在山西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加入了中国共 产 党。在一次日本鬼子的扫荡中受伤被俘。同时被捕的有同村的三个战友。因为都是白毛巾缠头，一副山地农民打扮，又没有暴露党员身份。被日本鬼子抓去做了一段时间苦工（修碉堡）就放出来了。后来又被阎锡山的部队抓住，被关进了阎锡山的山西反省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洗脑。被迫在一份声明上签字：保证不再为共 产 党做事。刘方振说他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粗。管犯人的给他代签了一个“嗯”。
刘方振在延安整风时，被俘的事情搞复杂了。康生说：你刘方振答应了敌人的要求，背叛了党组织。刘方振辩解说；我的意思是“哼”。没有答应敌人的要求。我的意思是，哼！老子出去就是要革命！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解放后，刘方振又因为“嗯”“哼”，问题贬到黄梅县，当县长。经过几次运动，都是因为“嗯”“哼”问题贬到龙感湖农场，当党委办公室主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到全国各地“外调”，寻找刘方振的另外两个同时被捕的战友，结果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刘方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架飞机”，跪东方红拖拉机的链轨板，“皮带烧肉”，打成了脑震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熄灭之后，刘方振“官复原职”，可是，刘方振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刘方振，他像一个植物人。后来只好把他调到总场血吸虫防预站，挂一个“站长”的牌子。
胡茂林本来的刘方振的亲生儿子，为了“避嫌”而改姓。结果还是没有逃脱悲惨的命运。初中毕业后，被派到以'水荡子"著称的老八场的一个血吸虫生产队当民办教师。“半工半读。”不久就患上血吸虫病，不久肝硬化，不久就死在医院。。。。。。。
江青到延安曾经给毛泽东打了一个谜语：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父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江青的谜语还没有说完，聪明的毛泽东就笑道：唱戏么！
我的同学胡茂林父子也是“亲生父子不同姓。”但是，他们父子上演的是一出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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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偷锅巴不算偷（77）




六十年代初，黄梅二中的工友都是从学校周边请来的农民。他们的工资是以学校的大粪支付的----用学校的大粪换工。煮饭的大师傅姓余，沈大墩的人。四十上下年纪，黑黑的皮肤，高高的身才。烧煤炭，大锅煮饭。快到开饭的时间，余师傅就把煮好的饭分好，装到一个个小木桶里。哪一个班，哪一组，几个人，木桶上都用粉笔写上，小木桶的盖子是一个小瓷盆，瓷盆里装菜。什么季节吃什么菜。值日生把饭桶抱回教室，把饭分到已经摆在桌子上的同学的碗里。一日三餐都是米饭。
那个年代的学生读书迟，进初中都有十六七岁。因为油水少，肉食少，每天一斤大米都吃不饱，农村来的同学，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上午返校时，都要带一些红苕，花生，蚕豆，米泡和一些咸菜作为补贴。
我们农场没有副食品可带，因为拖欠伙食费，我不但平时吃不饱，还经常“停伙”。事务长周荷生按规矩办事，月大三十一天，缴三元五角钱，二十一斤大米，月小三十天，缴二十斤大米，三元五角钱。一个月满了，你没有续缴，就通知余师傅“停伙”。
我的母亲有严重的哮喘病，大哥是从工厂出来的，没有种过田，二哥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把身体搞垮了，弟弟妹妹都很小，经济十分拮据。不能按时缴伙食费，所以经常被“停伙”。
第一次“停伙”被沈迪文老师知道了，他把我带到教师食堂，吃了一餐老师的饭菜。沈老师的家在农村，家庭并不宽裕。以后“停伙”，我就跑到孔垄街上去玩。
食堂煮饭的余师傅认识我，是因为他有一个女儿嫁到新疆。女儿怀孕，想吃大米稀饭。我帮他写信，邮寄大米。邮局一次只允许邮寄一公斤大米。需要经常到孔垄邮局寄大米。都是我给他代办的。余师傅知道我“绝食”，很着急。又不敢偷饭给我吃。他和另一位工友“秘密协商”，决定在分饭时，留一块锅粑用米汤泡好给我吃。说是偷锅巴不算偷。可能他们还不知道，孔乙己早有名言在先：读书人偷书不算偷。每天到开饭的时间，我就偷偷跑到余师傅休息的小房里去吃“偷锅巴不算偷的锅巴米汤泡饭”。嘴巴上说不算偷，但是，除了余师傅和另外的一位工友，谁也不知道。连周荷生都睡在鼓里。一直到毕业，我都是处于“停伙状态”。
一九六五年毕业体检，二十岁的我，体重三十六千克。别人说，三级风能够把我吹到爪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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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俱往矣！（78）




六十年代的初中生像熊猫。比现在的研究生的身价还高。小学升初中的比例是100:5.一九六二年秋季，龙感湖农场二万多人口，十几个小学，只有十人考取初中。他们是八垦区（一，二，三，八分场）的夏從文。六垦区的王石林，严贵平。五垦区的马和美（女）总场的姜福云，（女）严普成，祁泽望，田树青，胡茂林，郑容芳（女）。
整个黄梅县只有一所高中。一九六五年秋季升学考试，我们班没有一人考取黄梅一中。那个年代有一个潜规则：地主，富农，反革命，上中农，和其他问题的子女都不可能上高中。我个一个学长傅灿华，一九六四年秋季升学考试，被黄冈师范学校录取，录取通知书到了孔垄邢港大队，大队不予放行！这个学长于今六十有六，还在“躬耕陇亩”。
胡茂林因为血吸虫肝硬化，中年殒命。姜福云因病夭折（不满二十岁）马和美初中毕业考取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黄梅县龙感湖农场粮店。严贵平，严普成被空军部队录取，在师级位子上离休。祁泽望文革后当上龙感湖农场总场高中校长，李梅魁在黄梅段塘高中任语文教师。郑容芳因为在文革时期给老革命的父亲贴黑大字报，开除党籍。夏從文在武汉的一所中学退休。
将近半个世纪眨眼间，往事如烟。许多同学不知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