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轶事

严伍台

农民郑家锦 发表于 2015-11-16 11:21
十七

        天黑了多一会儿哥回来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大家连忙围拢来问情况——其实不用问也知道 ...

这官官相护，是个顽疾！

农民郑家锦

弯弯 发表于 2015-11-16 18:36
由于我们在场，先生不好过分责备他的侄子。沉默了一会儿，他又问道：“那我问你，后来是你放的火么？”
...

那个社会的确要推翻！

农民郑家锦

十八

        对于上县里告状，我爹是很支持的。
        有一天，码头上走来一群人，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簇拥着一个矮胖子，边看边指指划划地说着什么。忽然有一个老头从人丛里挤过来，拦路跪下，口中喊道：“各位老爷，你们要为我老头子做主哇……”众人一怔，收住脚步。一个穿着笔挺军装的跨前一步问道：“老人家，你有什么冤屈？”“长官哪，我一家七八口人，就指望那头猪过年，可是他们不由分说把我的赶走了，还把我打伤了，你看……”老头子还在解扣子，那军官回头望了一下矮胖子，矮胖子对他翘了翘嘴，他就对身旁的一名勤务兵说了句什么，勤务兵转身跑了。那军官又转身对老头说：“老人家，你起来，我们为你作主。”不一会儿，一个军人被带了过来。“你是连长？”那军官问他。“报告长官，我是连长。”“是你抢了人家的猪？”“长官，不是抢，我只是对那家人家说，弟兄们几个月不见油星了，想买那口猪。”军官回头问老头：“老人家，你看，赶猪的可是他？仔细点，不要认错了。”“是他，就是他。那几个兵把猪赶走了，他还踢了我一脚，你看……”老头指着敞开衣襟的胸前说。军官又问：“给钱了吗？”老头这时候胆子也大了，说：“你问他。”那连长说：“我给他说，回头送钱给他，可他就是不依，拉着我不松手。”“不要说了。”军官飞快地望一眼矮胖子，矮胖子微微点把头了一下。军官对勤务兵说：“去，叫他们把猪给人家送回去。”又指着连长对身边的一个卫兵说：“毙了。”连长顿时吓傻了，跪在地下求饶：“长官饶命呀，卑职下次不敢了。”“还有下次？”持枪者把他拖走了，边走边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长官。你下辈子改过自新吧。”
        这一幕正好被一旁看热闹的爹看见了，他逢人就说：“大官好见，小鬼难缠。有事找大官一准能行。”所以我哥说要上县告状，他一百个赞成。
        对于这次告状，我和哥也是充满信心的。我妈亲自看见的，不会搞错了人；还有证人；特别是古先生的状子写得好。只要老爷准了状子，派人到他屋里一看，哪些东西是我家的，闭着眼睛也能认出来。哥走的时候对我说：“老二，你要照顾好妈，妈胆儿小，又是受了惊吓的人；还有，你出门一定要和爹同进同出，再让他们捉了去，我就不好救你了——听说师管区搬地方了。”
        没想到，这是我们的永别，他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以后的事，都是表哥慌慌张张地来报了信，我和爹去给他收尸，听他住店的那位栈房老板说的。
        县衙门那地方我哥是知道的，舅舅家离县城不远，我哥俩去外婆家玩儿，总要和表哥一起到县城去卖菜、卖鱼，卖完后在街上溜达，而且每一次都要攀登上衙门口那高高的礓礤子，每一次都试图进县衙里面去看看，但是每一次都被门口的卫兵挡了回来。
        栈房老板说——自然他也是听我哥说的——哥那天去递状子，县长接过状子看了看说：反了天了，竟然有这种事，当即就要发签子拿人。旁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后来才知道大家都叫他伊老四——附在老爷耳边说：这种事太离谱了，会不会是两人有什么过节，刁民恶人先告状，不如先把那保长传来，当面对质，问明白了再作区处。“好吧，那你安排两名警士去把他传来。”又叫我哥找栈房住下来，等被告来了当堂对质。
        哥不知道，老板也是听别人说的，伊老四原来是个鸦片贩子，那时侯程家山一带家家种鸦片。保长——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叫程富贵的农民，自己有几亩田，也种着鸦片。伊老四在这一带收鸦片，就住在他家，两个人是多年的老宾主了。后来上面禁止种鸦片，伊老四断了财路，就设法混进了县府，他写得一手好字，又能说会道，就让他作了科员，专门为县长干一些拟公文、誊写之类的事情。这下见告的是程家山程富贵，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管，要设法搭救他的这位难兄难弟。伊老四找了一名交情甚厚的警士，让他把内情透露给程富贵。这保长一到县里，伊老四立即给他面授机宜，于是在大堂上他表示愿意赔偿原告的损失，达成和解。县长就让伊老四主持双方调解。
        “因为巩大哥一直住在我这个小店里，所以一开始他们的调解就在小店进行。”栈房老板说，“伊老四让内人弄了四个冷盘，一壶酒，巩大哥说他不喝酒，他们就把东西推在桌子的一边，然后围着桌子坐下来，商量赔偿问题。看样子他们谈得很顺，后来伊老四又叫我也来坐会儿，作个中人。我想，中人不就是作个见证吗，也就坐了。伊老四把写好的东西——他说叫调解书——念了一遍。巩大哥说：‘也只能这样了。’于是伊老四把它誊成三份，巩大哥、那保长还有我就在那三份调解书上按了指印。我仔细看了的，三份的内容完全是一样的，一字不差。伊老四说拿去给县长过过目，县长认可了就算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县里存一份。他们三个就去了。”
“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么？”我急切地问。
“回来了的。大约去了个把时辰，他们又来了，三个人一起来的，伊老四说保长在馆子里备了一桌酒，为巩大哥赔礼，让我也去作陪，我说小店无人照顾就没有去。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就听说他出事了，早知道是这样，那时我也应该跟着去的。”老板说得泪如雨下，不时捶打着自己的胸脯，看得出他是真心地自责。
“老板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谁知道是他们起了害人之心呢。”随我们一起去的古先生说，“那调解书上都写了一些什么？”
“写得蛮详细。”老板说着，从屋里拿出两页毛边纸来，“这是他们当时写的稿子，誊过以后就丢在桌子上。开始我并不在意，随手放在柜台上，昨天早晨听说巩大哥出事了，我想了想，就把它收进屋里去了。”
先生拿起来念给我们听。如果按照这份“调解书”，倒也还说得过去，他退还我们的粮食数量都比我们自己估计的略高，另外他还给我们五十棵树，两石包谷，五斗黄豆作为补偿，房子由我们自己建，他让他儿子帮忙一直到房子建好……
“可是在我哥身上并没看到片纸只字，更别说调解书了。”我说。
“那他是不是放到捎马子里了？”老板想了想说，“可是他们三个一道来一道走的，巩大哥并没有回房去，捎马子还在这里呢，没时间呀。”说着他找出了哥的捎马子。
我们把捎马子翻来覆去搜了一遍，自然没有。
        我和古先生还有表哥他们商量了一下——爹从看见我哥的那一刻起，就完全傻掉了，他一屁股坐在沙坝里，没有眼泪，也仿佛没了知觉，把他扶回来，让他坐着他就坐着，把茶递到他手里他就端着，也不知道往嘴边送。
请古先生重新写了状子，拿着去衙门口喊冤。县长倒也很爽快地接了状子，谁知道他粗看了一遍，立即喝道：“真是一些顽劣之人，你哥刚和程富贵达成和解，你又来反悔么？”说着掷下一页纸来。
那纸飘落下来，掉到我面前，我连忙捡起来请古先生看。他说：这上面说，保长退还你家包谷一石，黄豆六升，双方握手言和，永不纷争。我连忙拿过来一看，写的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认得，但是下面一溜三个指印十分打眼。承约要打指印这我还是知道的，可是怎么看三个指印没有一个像是我哥的。
我问古先生，他指着中间那个说：“这个指印是你哥的。”
我一看忙说：“县长大人，这指印不是我哥的，我哥的脶都是筲箕，十把筲箕，可是这个指印明显是个螺——这且不说，您看看状子，我是来告程富贵勾结伊老四害死了我哥。”
“一派胡言，早晨验尸的回来说，死者是自然溺水而亡，身上并无打斗痕迹，而且食指上有红色印泥，明明是打了指印的。”县长的声音高了八度，致使堂上发出“嗡嗡”的回响。
我没敢抬头，但还是鼓起勇气说了：“反正那个调解书是假的，我这个才是他们当时协商的内容。”说着把栈房老板给我的那一份调解书递上去。
县长随手翻了翻，猛地往下一掷：“你拿一个没有抬头，没有具名，没有指印，没有日期的东西给我，这是调解书么？”
我还要辩解，古先生带着哭腔轻轻地说：“算了，你说不清的。”
        我们只得退下来，先生说：“明显是他们调了包，这会儿你能让伊老四把那份真的拿出来么？外带这县长，怎么说呢？一个大草包，能断出个是非吗？”
“我就是想不通，我哥那么好的水性，他怎么就会……”
“所以我说嘛，这县长如果稍微有点头脑，哪会如此轻率地判案。”
表哥他们在衙门口礓礤子上接着我们，唏嘘不已，他能有什么办法么？他不过看见了一具完整的尸体而已。哥呀，你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怎么就着了人家的道呢？你就不能显显灵吗？我听说冤死的人是要变成厉鬼掐死那些害他的人的呀！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在表哥家的后山找了个地方，埋葬了不肯闭上眼睛的哥，和柔弱的古先生扶着我那已经没有了眼泪，完全变成了一个木头人的爹一步一挪地走回来。

莲叶何田田

请继续。精彩。

农民郑家锦

莲叶何田田 发表于 2015-11-17 14:07
请继续。精彩。

难得，谢谢鼓励！

农民郑家锦

        尾声

        就在我们回家，准确地说是回到兆叔家的当晚，我们决定了一件大事。几天来一直没有开口的爹说：“旺娃子你给我记着，你哥的仇一定要报，一百年也不要忘记了。他程保长是看着咱桀骜不驯，想把咱挤出程家山，休想！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只要还有这口气在，我就不搬，我仍然在岩上叉个窝棚住着。去年进山面对的是荆棘满山的荒地，这件事今年不发愁了，今年只是没得窝了，父子俩多起几个早，多打几个晚，把个窝棚撑起来。我们还有一窖红薯，我们还可以上山挖葛打蕨，饿不死的。”
妈只是静静地流着眼泪。
我说：“爹，我听你的，他程保长敢上岩，我拿拦马车对付他。”
古先生、兆叔一家还有陆续赶来的乡亲们，除了安慰我们之外，更是细致地策划了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方案。
        我们搬出去的第二天，东家又出现在兆家，不用说还是为保长家说媒的——兆叔那天在帮我家做事，家里就母女俩——这下可惹火了雅芹，没等她妈开口，头一昂，辫子向后一甩，连珠炮似地说：“你是不是认为我家种了你的田就成了你家的奴隶，什么事都由你安排？我宜新哥刚走，尸骨未寒，你就来说这种话，你还有点人性没有？如果换个别人，我还可以转个弯，说一声‘等来生再说’，这个程裕让呀，来生都难修成个正经人。你去给他说，叫他死了这条心吧。”
没想到今天老头的脾气特别好，吭哧吭哧地说：“姑娘你年轻，火气大，我不计较你。实话对你说吧，裕让倒是没怎么说，是我侄子富贵一再说，只有你能管住他儿子，找个性格温顺的姑娘不行……”
“呸！他算什么东西？要我作他的儿媳妇，他也不望望天上的太阳从哪一方升起，哪一方落下去的。我如果真的进了他的门，第一件事就是拿菜刀把他砍死——他害死了我宜新哥，这笔帐永远记着。”
老头讨了个没趣，叹口气走了。雅芹妈没有拦女儿的话头，也没向老头解释或是道歉，到老头告辞，她始终一言未发。
        由于乡亲们都来帮忙，在入冬的第一场雪到来之前，我家搬进了新居，一栋两间土起草盖的房子，我和哥精心设计的那个方案，只是把规模缩小了一点。
        两年后，县城解放了。县长跑了，伊老四他们一伙如丧家之犬，连夜逃过江，居然煞有介事地在乡长门上挂了块“县政府”的牌子。保长父子俩参加了他们的反共突击大队，不过很快就被解放军打散了，保长逃了回来，他的儿子却没有他那么幸运，和他一起被打死的还有伊老四，他那么精明一个人，真不知道是枪子不长眼睛还是他自己不长眼睛。
        第二年镇压反革命，我把栈房老板给我的“调解书”底稿和县长掷下来的那一份一起交给了政府，保长程富贵走到了罪恶的终点——那天的斗争会开了一整天，保长的罪行罄竹难书，我哥的血债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我和雅芹一起去哥的坟前烧了三炷香。我说：“哥，你可以安心地走了。”雅芹也说：“哥，我和你弟弟两个会常来看你的。”

农民郑家锦

弯弯 发表于 2015-11-20 18:20
第二年镇压反革命，我把栈房老板给我的“调解书”底稿和县长掷下来的那一份一起交给了政府，保长程富贵 ...

宝春儿

民国趣事多，拜读了

严伍台

没全部看完但对其质朴的语言有很深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