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涩童年

林深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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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乃华

第七章、惊恐更甚

从沔阳城到武汉，日本鬼子的汽车是通行的，但没有老百姓乘坐的客运车。要到武汉，一是步行，二是坐小木船。全程坐小木船没有那么多的钱，只能走一程，坐一程的船。我们在郭河遇到一位带着小孩的女人，刚好她也希望坐船到彭场。我们就和她在郭河合租了一条小木船，沿通洲河向彭场进发。
坐在木船上不用走路了，但因为 人多，腿没法伸直，时间长了疼的厉害。除此之外，坐在船上，没有吃的，肚子饿的难受。开始，同船女人的小孩吃饼干时，见我也是个小孩就给1、2块吃，后来，连人家吃剩的饼干渣也全给我都吃了。
到彭场后，在彭场附近的一个农户家，煮了点吃的，要了点地方过了一夜，第二天经西流河、侏儒山。同样在一个农户家煮了点吃的，顺便向那家要了点地方睡觉。我和父亲共睡一张竹床，白天走累了的我，掉在地上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第三天到达了永安宫。父亲说，明天就要到汉口了，不要让亲戚见了太瞧不起，就在永安街上请人给我剃了个头。
我们捏者肚子，忍着饥饿，拖着沉重的双腿，总算奔到了汉口。
听父母商量说，首先要去找的人，是我三姑妈的儿子苏崇林，他家住在中山大道的同豐里。这时太阳已接近落山了，我们在中山大道右边的人行道上寻找“同豐里”。父母在前面走，我强忍着腿痛在后面跟着。汉口这么多又高又大的房子，真叫人眼花缭乱！我虽然腿难以迈步，但眼睛却一秒钟也没停止过对右边墙面上的字的搜寻与辨认。父母亲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还盯着一面墙上的字，那时，对我来说，能认识“同”、“里”两个字，中间的“豐”字从来就没见过，没把握。于是，三步并做两步，一瘸一拐地跑上前叫住父母亲，告诉我看到的情况。父母亲走转来一看，果然是“同豐里”。
里，就是里弄，即比较窄的街道，胡同的意思。我们走进去一问，很快就找到了表哥苏崇林。表哥、表嫂非常热情，立马做饭让我们吃。菜也十分丰盛，其它的菜都不记得名字了，我只记得有一碗菜是剥了皮的蚕豆米，非常好吃。这一顿饭，可能是我有记忆以来，吃的最好、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表哥在汉口三署街的一所小学当校长。饭后，表哥说：“三署街是难民街，比较安全，舅舅就去我那个学校做校工。我们家添了个小孩，舅娘就在这里帮忙洗衣、做饭、照顾小孩。”当晚，表哥就把父亲和我领到了学校。
父亲在这里做校工，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可做，住校的有一位是带着孩子的女老师，自炊自食，不用我们管。我父亲主要的工作是，早上打开校门，晚上关上校门，打扫楼上、楼下、走道及办公室的卫生。空余时，把坏了的桌凳修修。但是，因为是战乱时期，物价飞涨，工薪又少，生活还是同样艰难。
跟在老家比起来，我就清闲多了，于是走进了一年级的课堂。但是，虽然这里是难民区，枪炮的声音仍然不时在耳边轰鸣，混了几天，什么东西也没学到。
1943年初夏的一个傍晚，突然“呜！”“呜！”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接着四周也都跟着响了起来。惊恐的人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情况了，四处乱串。20分钟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这时，雪亮的探照灯光柱，在天上横一道，竖一道，简直就织成了一张灯光网。远处，不时还传来枪炮和爆炸的声音。
我们连忙跑进学校里，吓成一团。这里躲也不是，那儿躲也不是。前面的高楼目标太大，我们是不敢去的，最后，就躲在后面低矮的厨房里的一张小桌子下面。原来黑黢黢的厨房，时不时被天空中射来的光亮，照得雪亮雪亮。外面的响声，在这个低矮的厨房里，照样能听见。我的两条还腿不自主地颤抖着，心扑通扑通的直跳。大概临近午夜12点左右，四周才逐渐恢复平静。
经过这一次惊吓之后，父母亲都有点后悔了，这里飞机、炸弹的威胁比乡下更加可怕。同时，也不忍心在这里再拖累表哥了，于是决定，还是回到沔阳城去自谋生路。

回到沔城，“吴家墙院”我们原来住的那间房，已经被同族的人住上了。没办法，只得厚着脸皮回到父亲的同胞哥哥家去住。伯父早去世了，现在是他儿子迺贤（荣发的父亲）当家。
迺贤哥是个农民，以种田为生，他是个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要钱不要命的人。每逢农忙季节，他家上午是不烧火做饭的，全家吃的是：用凉水拌熟大麦磨成的粉子。他犁地时更是比一般人特殊，为了不耽误时间，多干活，他把熟黄豆装在上衣的口袋里，一手扶犁把，一手往嘴里拋黄豆，边吃边耕地。
我们来这里住，开始还算可以，毕竟是亲叔侄关系，何况两老兄弟还没曾分家，祖辈留下的房产，也有我们的一半。
这栋房坐落在姜家巷，距“吴家墙院”所处的鹅翅膀大约两百多米。和“吴家墙院”一样，距闹市区较远，虽然经历了128师放火焚烧，也是因为四下没与其它房屋相连，抢救又及时，损毁的程度也不是很大。
它坐东朝西，我爷爷盖房的时候只有两间，南旁边的厨房及猪圈是迺贤哥后来自己添加的。房屋大门前是一条通往司马桥、建兴门的路，路的西边是一个池塘。现在，塘里正长满了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荷花，不时就有扑鼻的荷香随风而来。塘边柳树上的知了还一声声“知了、知了”地叫着，是欢迎我们呢，还是预示着什么呢？
我们的住处，就安置在堂屋背面的拖院子里。早晨，打开后门就能见到满天的朝霞和初升的太阳。我们紧靠神壁的背面搁置了个床，三个人就同睡一张床，床的斜对面放了一张桌子。做饭就和迺贤哥家同在他家的厨房里。
住的地方有了，为了解决三个人的吃饭问题，父亲就干起来走乡串户，提篮叫卖的行当。尽管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但还是解决不了三个人吃饭的问题，于是，母亲也出征了。我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烧火煮粥，吃完粥，父母亲就出门了。父亲卖的是糖和烟一类的物品，每天都是往东走：二羊、埠湾、窑场……；母亲买的针、线、袜子……，出南门，过东荆河到洪湖的施家港，转绣花堤，谢仁口……。到天黑，才拖着酸软的双腿，疲惫的身子回家，赶忙吃点后，还要赶到一里外的下关街上，去批发店里上货。
在那时，我们生活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只要一天有一升米能煮兩顿粥就够了。所以，对每天出门叫卖的利润，并没有多大的奢望，如果能赚到一升米，明天一家人的生活就有指望，如果能赚到一升多米，就有盈余，如果连续两天能赚到一升多米，这样，遇到天雨，就可以休息一天，或者可以吃顿干饭了。

吴乃华

第七章、惊恐更甚

从沔阳城到武汉，日本鬼子的汽车是通行的，但没有老百姓乘坐的客运车。要到武汉，一是步行，二是坐小木船。全程坐小木船没有那么多的钱，只能走一程，坐一程的船。我们在郭河遇到一位带着小孩的女人，刚好她也希望坐船到彭场。我们就和她在郭河合租了一条小木船，沿通洲河向彭场进发。
坐在木船上不用走路了，但因为 人多，腿没法伸直，时间长了疼的厉害。除此之外，坐在船上，没有吃的，肚子饿的难受。开始，同船女人的小孩吃饼干时，见我也是个小孩就给1、2块吃，后来，连人家吃剩的饼干渣也全给我都吃了。
到彭场后，在彭场附近的一个农户家，煮了点吃的，要了点地方过了一夜，第二天经西流河、侏儒山。同样在一个农户家煮了点吃的，顺便向那家要了点地方睡觉。我和父亲共睡一张竹床，白天走累了的我，掉在地上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第三天到达了永安宫。父亲说，明天就要到汉口了，不要让亲戚见了太瞧不起，就在永安街上请人给我剃了个头。
我们捏者肚子，忍着饥饿，拖着沉重的双腿，总算奔到了汉口。
听父母商量说，首先要去找的人，是我三姑妈的儿子苏崇林，他家住在中山大道的同豐里。这时太阳已接近落山了，我们在中山大道右边的人行道上寻找“同豐里”。父母在前面走，我强忍着腿痛在后面跟着。汉口这么多又高又大的房子，真叫人眼花缭乱！我虽然腿难以迈步，但眼睛却一秒钟也没停止过对右边墙面上的字的搜寻与辨认。父母亲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还盯着一面墙上的字，那时，对我来说，能认识“同”、“里”两个字，中间的“豐”字从来就没见过，没把握。于是，三步并做两步，一瘸一拐地跑上前叫住父母亲，告诉我看到的情况。父母亲走转来一看，果然是“同豐里”。
里，就是里弄，即比较窄的街道，胡同的意思。我们走进去一问，很快就找到了表哥苏崇林。表哥、表嫂非常热情，立马做饭让我们吃。菜也十分丰盛，其它的菜都不记得名字了，我只记得有一碗菜是剥了皮的蚕豆米，非常好吃。这一顿饭，可能是我有记忆以来，吃的最好、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表哥在汉口三署街的一所小学当校长。饭后，表哥说：“三署街是难民街，比较安全，舅舅就去我那个学校做校工。我们家添了个小孩，舅娘就在这里帮忙洗衣、做饭、照顾小孩。”当晚，表哥就把父亲和我领到了学校。
父亲在这里做校工，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可做，住校的有一位是带着孩子的女老师，自炊自食，不用我们管。我父亲主要的工作是，早上打开校门，晚上关上校门，打扫楼上、楼下、走道及办公室的卫生。空余时，把坏了的桌凳修修。但是，因为是战乱时期，物价飞涨，工薪又少，生活还是同样艰难。
跟在老家比起来，我就清闲多了，于是走进了一年级的课堂。但是，虽然这里是难民区，枪炮的声音仍然不时在耳边轰鸣，混了几天，什么东西也没学到。
1943年初夏的一个傍晚，突然“呜！”“呜！”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接着四周也都跟着响了起来。惊恐的人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情况了，四处乱串。20分钟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这时，雪亮的探照灯光柱，在天上横一道，竖一道，简直就织成了一张灯光网。远处，不时还传来枪炮和爆炸的声音。
我们连忙跑进学校里，吓成一团。这里躲也不是，那儿躲也不是。前面的高楼目标太大，我们是不敢去的，最后，就躲在后面低矮的厨房里的一张小桌子下面。原来黑黢黢的厨房，时不时被天空中射来的光亮，照得雪亮雪亮。外面的响声，在这个低矮的厨房里，照样能听见。我的两条还腿不自主地颤抖着，心扑通扑通的直跳。大概临近午夜12点左右，四周才逐渐恢复平静。
经过这一次惊吓之后，父母亲都有点后悔了，这里飞机、炸弹的威胁比乡下更加可怕。同时，也不忍心在这里再拖累表哥了，于是决定，还是回到沔阳城去自谋生路。

回到沔城，“吴家墙院”我们原来住的那间房，已经被同族的人住上了。没办法，只得厚着脸皮回到父亲的同胞哥哥家去住。伯父早去世了，现在是他儿子迺贤（荣发的父亲）当家。
迺贤哥是个农民，以种田为生，他是个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要钱不要命的人。每逢农忙季节，他家上午是不烧火做饭的，全家吃的是：用凉水拌熟大麦磨成的粉子。他犁地时更是比一般人特殊，为了不耽误时间，多干活，他把熟黄豆装在上衣的口袋里，一手扶犁把，一手往嘴里拋黄豆，边吃边耕地。
我们来这里住，开始还算可以，毕竟是亲叔侄关系，何况两老兄弟还没曾分家，祖辈留下的房产，也有我们的一半。
这栋房坐落在姜家巷，距“吴家墙院”所处的鹅翅膀大约两百多米。和“吴家墙院”一样，距闹市区较远，虽然经历了128师放火焚烧，也是因为四下没与其它房屋相连，抢救又及时，损毁的程度也不是很大。
它坐东朝西，我爷爷盖房的时候只有两间，南旁边的厨房及猪圈是迺贤哥后来自己添加的。房屋大门前是一条通往司马桥、建兴门的路，路的西边是一个池塘。现在，塘里正长满了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荷花，不时就有扑鼻的荷香随风而来。塘边柳树上的知了还一声声“知了、知了”地叫着，是欢迎我们呢，还是预示着什么呢？
我们的住处，就安置在堂屋背面的拖院子里。早晨，打开后门就能见到满天的朝霞和初升的太阳。我们紧靠神壁的背面搁置了个床，三个人就同睡一张床，床的斜对面放了一张桌子。做饭就和迺贤哥家同在他家的厨房里。
住的地方有了，为了解决三个人的吃饭问题，父亲就干起来走乡串户，提篮叫卖的行当。尽管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但还是解决不了三个人吃饭的问题，于是，母亲也出征了。我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烧火煮粥，吃完粥，父母亲就出门了。父亲卖的是糖和烟一类的物品，每天都是往东走：二羊、埠湾、窑场……；母亲买的针、线、袜子……，出南门，过东荆河到洪湖的施家港，转绣花堤，谢仁口……。到天黑，才拖着酸软的双腿，疲惫的身子回家，赶忙吃点后，还要赶到一里外的下关街上，去批发店里上货。
在那时，我们生活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只要一天有一升米能煮兩顿粥就够了。所以，对每天出门叫卖的利润，并没有多大的奢望，如果能赚到一升米，明天一家人的生活就有指望，如果能赚到一升多米，就有盈余，如果连续两天能赚到一升多米，这样，遇到天雨，就可以休息一天，或者可以吃顿干饭了。

吴乃华

第七章、惊恐更甚

从沔阳城到武汉，日本鬼子的汽车是通行的，但没有老百姓乘坐的客运车。要到武汉，一是步行，二是坐小木船。全程坐小木船没有那么多的钱，只能走一程，坐一程的船。我们在郭河遇到一位带着小孩的女人，刚好她也希望坐船到彭场。我们就和她在郭河合租了一条小木船，沿通洲河向彭场进发。
坐在木船上不用走路了，但因为 人多，腿没法伸直，时间长了疼的厉害。除此之外，坐在船上，没有吃的，肚子饿的难受。开始，同船女人的小孩吃饼干时，见我也是个小孩就给1、2块吃，后来，连人家吃剩的饼干渣也全给我都吃了。
到彭场后，在彭场附近的一个农户家，煮了点吃的，要了点地方过了一夜，第二天经西流河、侏儒山。同样在一个农户家煮了点吃的，顺便向那家要了点地方睡觉。我和父亲共睡一张竹床，白天走累了的我，掉在地上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第三天到达了永安宫。父亲说，明天就要到汉口了，不要让亲戚见了太瞧不起，就在永安街上请人给我剃了个头。
我们捏者肚子，忍着饥饿，拖着沉重的双腿，总算奔到了汉口。
听父母商量说，首先要去找的人，是我三姑妈的儿子苏崇林，他家住在中山大道的同豐里。这时太阳已接近落山了，我们在中山大道右边的人行道上寻找“同豐里”。父母在前面走，我强忍着腿痛在后面跟着。汉口这么多又高又大的房子，真叫人眼花缭乱！我虽然腿难以迈步，但眼睛却一秒钟也没停止过对右边墙面上的字的搜寻与辨认。父母亲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还盯着一面墙上的字，那时，对我来说，能认识“同”、“里”两个字，中间的“豐”字从来就没见过，没把握。于是，三步并做两步，一瘸一拐地跑上前叫住父母亲，告诉我看到的情况。父母亲走转来一看，果然是“同豐里”。
里，就是里弄，即比较窄的街道，胡同的意思。我们走进去一问，很快就找到了表哥苏崇林。表哥、表嫂非常热情，立马做饭让我们吃。菜也十分丰盛，其它的菜都不记得名字了，我只记得有一碗菜是剥了皮的蚕豆米，非常好吃。这一顿饭，可能是我有记忆以来，吃的最好、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表哥在汉口三署街的一所小学当校长。饭后，表哥说：“三署街是难民街，比较安全，舅舅就去我那个学校做校工。我们家添了个小孩，舅娘就在这里帮忙洗衣、做饭、照顾小孩。”当晚，表哥就把父亲和我领到了学校。
父亲在这里做校工，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可做，住校的有一位是带着孩子的女老师，自炊自食，不用我们管。我父亲主要的工作是，早上打开校门，晚上关上校门，打扫楼上、楼下、走道及办公室的卫生。空余时，把坏了的桌凳修修。但是，因为是战乱时期，物价飞涨，工薪又少，生活还是同样艰难。
跟在老家比起来，我就清闲多了，于是走进了一年级的课堂。但是，虽然这里是难民区，枪炮的声音仍然不时在耳边轰鸣，混了几天，什么东西也没学到。
1943年初夏的一个傍晚，突然“呜！”“呜！”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接着四周也都跟着响了起来。惊恐的人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情况了，四处乱串。20分钟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这时，雪亮的探照灯光柱，在天上横一道，竖一道，简直就织成了一张灯光网。远处，不时还传来枪炮和爆炸的声音。
我们连忙跑进学校里，吓成一团。这里躲也不是，那儿躲也不是。前面的高楼目标太大，我们是不敢去的，最后，就躲在后面低矮的厨房里的一张小桌子下面。原来黑黢黢的厨房，时不时被天空中射来的光亮，照得雪亮雪亮。外面的响声，在这个低矮的厨房里，照样能听见。我的两条还腿不自主地颤抖着，心扑通扑通的直跳。大概临近午夜12点左右，四周才逐渐恢复平静。
经过这一次惊吓之后，父母亲都有点后悔了，这里飞机、炸弹的威胁比乡下更加可怕。同时，也不忍心在这里再拖累表哥了，于是决定，还是回到沔阳城去自谋生路。

回到沔城，“吴家墙院”我们原来住的那间房，已经被同族的人住上了。没办法，只得厚着脸皮回到父亲的同胞哥哥家去住。伯父早去世了，现在是他儿子迺贤（荣发的父亲）当家。
迺贤哥是个农民，以种田为生，他是个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要钱不要命的人。每逢农忙季节，他家上午是不烧火做饭的，全家吃的是：用凉水拌熟大麦磨成的粉子。他犁地时更是比一般人特殊，为了不耽误时间，多干活，他把熟黄豆装在上衣的口袋里，一手扶犁把，一手往嘴里拋黄豆，边吃边耕地。
我们来这里住，开始还算可以，毕竟是亲叔侄关系，何况两老兄弟还没曾分家，祖辈留下的房产，也有我们的一半。
这栋房坐落在姜家巷，距“吴家墙院”所处的鹅翅膀大约两百多米。和“吴家墙院”一样，距闹市区较远，虽然经历了128师放火焚烧，也是因为四下没与其它房屋相连，抢救又及时，损毁的程度也不是很大。
它坐东朝西，我爷爷盖房的时候只有两间，南旁边的厨房及猪圈是迺贤哥后来自己添加的。房屋大门前是一条通往司马桥、建兴门的路，路的西边是一个池塘。现在，塘里正长满了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荷花，不时就有扑鼻的荷香随风而来。塘边柳树上的知了还一声声“知了、知了”地叫着，是欢迎我们呢，还是预示着什么呢？
我们的住处，就安置在堂屋背面的拖院子里。早晨，打开后门就能见到满天的朝霞和初升的太阳。我们紧靠神壁的背面搁置了个床，三个人就同睡一张床，床的斜对面放了一张桌子。做饭就和迺贤哥家同在他家的厨房里。
住的地方有了，为了解决三个人的吃饭问题，父亲就干起来走乡串户，提篮叫卖的行当。尽管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但还是解决不了三个人吃饭的问题，于是，母亲也出征了。我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烧火煮粥，吃完粥，父母亲就出门了。父亲卖的是糖和烟一类的物品，每天都是往东走：二羊、埠湾、窑场……；母亲买的针、线、袜子……，出南门，过东荆河到洪湖的施家港，转绣花堤，谢仁口……。到天黑，才拖着酸软的双腿，疲惫的身子回家，赶忙吃点后，还要赶到一里外的下关街上，去批发店里上货。
在那时，我们生活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只要一天有一升米能煮兩顿粥就够了。所以，对每天出门叫卖的利润，并没有多大的奢望，如果能赚到一升米，明天一家人的生活就有指望，如果能赚到一升多米，就有盈余，如果连续两天能赚到一升多米，这样，遇到天雨，就可以休息一天，或者可以吃顿干饭了。

吴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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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沔阳城到武汉，日本鬼子的汽车是通行的，但没有老百姓乘坐的客运车。要到武汉，一是步行，二是坐小木船。全程坐小木船没有那么多的钱，只能走一程，坐一程的船。我们在郭河遇到一位带着小孩的女人，刚好她也希望坐船到彭场。我们就和她在郭河合租了一条小木船，沿通洲河向彭场进发。
坐在木船上不用走路了，但因为 人多，腿没法伸直，时间长了疼的厉害。除此之外，坐在船上，没有吃的，肚子饿的难受。开始，同船女人的小孩吃饼干时，见我也是个小孩就给1、2块吃，后来，连人家吃剩的饼干渣也全给我都吃了。
到彭场后，在彭场附近的一个农户家，煮了点吃的，要了点地方过了一夜，第二天经西流河、侏儒山。同样在一个农户家煮了点吃的，顺便向那家要了点地方睡觉。我和父亲共睡一张竹床，白天走累了的我，掉在地上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第三天到达了永安宫。父亲说，明天就要到汉口了，不要让亲戚见了太瞧不起，就在永安街上请人给我剃了个头。
我们捏者肚子，忍着饥饿，拖着沉重的双腿，总算奔到了汉口。
听父母商量说，首先要去找的人，是我三姑妈的儿子苏崇林，他家住在中山大道的同豐里。这时太阳已接近落山了，我们在中山大道右边的人行道上寻找“同豐里”。父母在前面走，我强忍着腿痛在后面跟着。汉口这么多又高又大的房子，真叫人眼花缭乱！我虽然腿难以迈步，但眼睛却一秒钟也没停止过对右边墙面上的字的搜寻与辨认。父母亲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还盯着一面墙上的字，那时，对我来说，能认识“同”、“里”两个字，中间的“豐”字从来就没见过，没把握。于是，三步并做两步，一瘸一拐地跑上前叫住父母亲，告诉我看到的情况。父母亲走转来一看，果然是“同豐里”。
里，就是里弄，即比较窄的街道，胡同的意思。我们走进去一问，很快就找到了表哥苏崇林。表哥、表嫂非常热情，立马做饭让我们吃。菜也十分丰盛，其它的菜都不记得名字了，我只记得有一碗菜是剥了皮的蚕豆米，非常好吃。这一顿饭，可能是我有记忆以来，吃的最好、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表哥在汉口三署街的一所小学当校长。饭后，表哥说：“三署街是难民街，比较安全，舅舅就去我那个学校做校工。我们家添了个小孩，舅娘就在这里帮忙洗衣、做饭、照顾小孩。”当晚，表哥就把父亲和我领到了学校。
父亲在这里做校工，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可做，住校的有一位是带着孩子的女老师，自炊自食，不用我们管。我父亲主要的工作是，早上打开校门，晚上关上校门，打扫楼上、楼下、走道及办公室的卫生。空余时，把坏了的桌凳修修。但是，因为是战乱时期，物价飞涨，工薪又少，生活还是同样艰难。
跟在老家比起来，我就清闲多了，于是走进了一年级的课堂。但是，虽然这里是难民区，枪炮的声音仍然不时在耳边轰鸣，混了几天，什么东西也没学到。
1943年初夏的一个傍晚，突然“呜！”“呜！”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接着四周也都跟着响了起来。惊恐的人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情况了，四处乱串。20分钟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这时，雪亮的探照灯光柱，在天上横一道，竖一道，简直就织成了一张灯光网。远处，不时还传来枪炮和爆炸的声音。
我们连忙跑进学校里，吓成一团。这里躲也不是，那儿躲也不是。前面的高楼目标太大，我们是不敢去的，最后，就躲在后面低矮的厨房里的一张小桌子下面。原来黑黢黢的厨房，时不时被天空中射来的光亮，照得雪亮雪亮。外面的响声，在这个低矮的厨房里，照样能听见。我的两条还腿不自主地颤抖着，心扑通扑通的直跳。大概临近午夜12点左右，四周才逐渐恢复平静。
经过这一次惊吓之后，父母亲都有点后悔了，这里飞机、炸弹的威胁比乡下更加可怕。同时，也不忍心在这里再拖累表哥了，于是决定，还是回到沔阳城去自谋生路。

回到沔城，“吴家墙院”我们原来住的那间房，已经被同族的人住上了。没办法，只得厚着脸皮回到父亲的同胞哥哥家去住。伯父早去世了，现在是他儿子迺贤（荣发的父亲）当家。
迺贤哥是个农民，以种田为生，他是个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要钱不要命的人。每逢农忙季节，他家上午是不烧火做饭的，全家吃的是：用凉水拌熟大麦磨成的粉子。他犁地时更是比一般人特殊，为了不耽误时间，多干活，他把熟黄豆装在上衣的口袋里，一手扶犁把，一手往嘴里拋黄豆，边吃边耕地。
我们来这里住，开始还算可以，毕竟是亲叔侄关系，何况两老兄弟还没曾分家，祖辈留下的房产，也有我们的一半。
这栋房坐落在姜家巷，距“吴家墙院”所处的鹅翅膀大约两百多米。和“吴家墙院”一样，距闹市区较远，虽然经历了128师放火焚烧，也是因为四下没与其它房屋相连，抢救又及时，损毁的程度也不是很大。
它坐东朝西，我爷爷盖房的时候只有两间，南旁边的厨房及猪圈是迺贤哥后来自己添加的。房屋大门前是一条通往司马桥、建兴门的路，路的西边是一个池塘。现在，塘里正长满了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荷花，不时就有扑鼻的荷香随风而来。塘边柳树上的知了还一声声“知了、知了”地叫着，是欢迎我们呢，还是预示着什么呢？
我们的住处，就安置在堂屋背面的拖院子里。早晨，打开后门就能见到满天的朝霞和初升的太阳。我们紧靠神壁的背面搁置了个床，三个人就同睡一张床，床的斜对面放了一张桌子。做饭就和迺贤哥家同在他家的厨房里。
住的地方有了，为了解决三个人的吃饭问题，父亲就干起来走乡串户，提篮叫卖的行当。尽管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但还是解决不了三个人吃饭的问题，于是，母亲也出征了。我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烧火煮粥，吃完粥，父母亲就出门了。父亲卖的是糖和烟一类的物品，每天都是往东走：二羊、埠湾、窑场……；母亲买的针、线、袜子……，出南门，过东荆河到洪湖的施家港，转绣花堤，谢仁口……。到天黑，才拖着酸软的双腿，疲惫的身子回家，赶忙吃点后，还要赶到一里外的下关街上，去批发店里上货。
在那时，我们生活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只要一天有一升米能煮兩顿粥就够了。所以，对每天出门叫卖的利润，并没有多大的奢望，如果能赚到一升米，明天一家人的生活就有指望，如果能赚到一升多米，就有盈余，如果连续两天能赚到一升多米，这样，遇到天雨，就可以休息一天，或者可以吃顿干饭了。

吴乃华

第八章、吃住两难

在那日伪统治的时代，天下乌鸦一般黑，城镇、乡村到处一个样，苛捐杂税，派工拉夫，压得人们气都喘不过来，能省就省，谁还有心思来买这些东西。加之父母所买的货物，都是些价值极低的物品，所有的物品就是全卖光，也值不了多少钱。所以，跑断腿，累一天，所得的盈利是极有限的。
房子的后面是迺贤哥的菜地。他的嫂嫂（我喊她为刘姐）非常贤惠，也颇有同情心，见我们家的生活这么苦，就瞒着迺贤哥偷偷地扯点蔬菜给我们吃。
住在老屋里，时间一长，矛盾也就随着时间日渐增长。后来，终于闹翻了，迺贤哥宁可分家，也不让我们在这里住了。于是请来了吴家的族长、户长，姑爷、舅爷。评判、商讨的结果，房不拆，由迺贤哥给70元大洋，我们搬出走人。
又没房子住了，怎么办呢？后来，冥思苦想，想到了二姑妈。
二姑妈在九贺门城内租了杜家的一间草屋。这间草屋虽然小，他们把它分做了两间，一间做房间睡人，一间做厨房烧火做饭。我们可以在她的厨房里将就一下，待以后租到合适的房子就搬走。
这个想法得到了二姑妈的同意，我们的住房就又有着落了。我们没有什么家具，不单搬家容易，放在姑母的厨房里，也不影响两家烧火做饭。
九贺门出城门就是下关街，从九贺门往南走约600米的距离，再左拐100多米就到了东门，这原来是沔阳县城内的主要街道之一。现在，到处都是残垣破壁，瓦砾遍地，既没商铺，住户也少，冷冷凄凄，没有一点县城的气势。“街道”的两边，只能见到一块连一块立着殘墙的空屋台。从这些空屋台上，还能依稀辨别出以前这些房屋的大小规模。残墙上，善于爬高的藤本植物迎风摇曳，残墙下，只能匍地的青青小草给一堆堆的瓦砾着上了新装，这些，都是日寇和王劲哉的杰作。现在，两旁凡是有人住家的，都是靠着还没倒下的墙壁，搭建的草棚。
姑母的家距九贺门城门大约200多米，姑父白天上班，晚上回。姑母是一个纺棉纱、织土布的高手，她纺的棉纱又细又匀，不仅织布供一家人做衣穿，还可以卖钱买米买油，补贴家用。姑母还有一个幺女儿，叫燕儿，比我大一岁，姑母做其它事时，就逼着她纺纱，如果姑母出外，还规定她必须纺出几个几个“穗子”，所以她的纺纱技术也是不错的。
我们在这儿居住，虽然是城里，但毫不喧闹，和郊区没有多大的区别。父母亲清早出门后，家中的一些事儿照样就是我的了。所不同的是，在鹅翅膀、姜家巷住，家里吃、用的水，都是塘里的水，现在所有的生活用水，都是水井里的水了。在水井里打水，除了要有力气往上扯井绳外，还要有技术，如果方法不对头，提水桶的桶口不朝下，就打不起水来。听懂了表姐燕儿对扯水要领的讲解，又经过几次亲手实践，我已经能够较熟练地从井下扯半桶水上来了。更令我高兴的是，现在取水不用我一个人提了，可以和表姐两人抬。
在这里住，我害了两次病。
第一次是得了水痘，时间大概是1944年，记得天气很冷，是在冬天。在那个时候，对于害病来说，照样是“有钱的把钱使，没钱的把命挨”。我们一家三口人连吃饭都保证不了，哪来的钱看病呢！开始时，觉得全身不舒服，不想吃饭，咳嗽，父母亲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发烧了，这时头痛、浑身疼，关节痛。母亲看着我脸被烧得通红，知道病得还不轻。于是不出门做生意了，整天就守在我的床铺边，时不时地摸摸我的额头，还有时给我刮痧。发烧没有对症的药吃，尽管抚摸、刮痧，发烧还是照样发烧。后来，想到了求神，于是买来香纸、蜡烛，磕头作揖，烧香许愿，但同样还是丝毫没有减轻我身体的热度。
两天后，出皮疹了，从头部、脸部向四肢扩散，并且是一堆堆地出现。再后来，这些疹子就变成了一粒粒豆状的小水泡。开始，水泡的颜色较清，往后就渐渐变得混浊了，而且非常痒。大约三、四天后，这些水泡就慢慢变干了、结痂了。大概半个多月后，这些痂就逐渐脱落了。
不知是我秦母在天之灵的保佑，还是我福大命大，反正，这半个多月我片药没沾，痂脱落后，就想吃东西了，腿也慢慢有劲了，并且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和并发症。
第二次得病，时间应当是1945年的初冬。那时，没有日本鬼子了，九贺门城楼上住的是国民党的军队。一天傍晚，我大便时，拉下一个红色的肉球，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吓坏了。后来，叫来母亲，用手托着它，往肛门内慢慢揉，才恢复原状。
这种病症用现在的医学观点来解释，叫做脱肛，又称为直肠脱垂，是直肠黏膜部分或全层向下移位，脱到肛门外面。这是由于小孩先天性的禀赋不足所导致的，有的还与小孩子营养跟不上有关。
对这一病症，不仅我没见过，连许多大人都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红通通的东西，从肚子里垂下来，太恐怖了。
这件不常发生的事，惊动了四邻，许多好心人都来探视，并且提供了好多办法。不过，凡是需要花钱的建议，尽管说是极其有效的验方，我们都不能采纳。就在这些建议中，母亲采纳了一位姓苏的婶子的建议。她说：吃狗肉，狗肉一吃就可以好。而且她还告诉我们，九贺门城门口的士兵正在杀狗吃。这个办法好，不用花钱。母亲立马去城门口，向那些当兵的乞求、说好话，请求给点狗肉治治孩子病。那些当兵的还不错，见母亲说得可悲可悯，就一刀割下了一、两斤狗肉给母亲了。
那时，母亲还有点迷信，坚持说，狗肉不能上灶，这样会得罪灶神爷的。我们就在门外的墙边用碎砖码了个灶的形状，支上锅就煮起狗肉来。还真灵验，待我把这些狗肉吃完，脱肛的病症就再也没发生了。

吴乃华

第九章、苦读私塾

1946年初，二姑母家租的草棚，房主要房，二姑母一家搬到了她二女儿所在的周家剅，我们家就搬到了紧靠九贺门内城墙的喻家去住了。
这个房子，也是在日机轰炸、王劲哉焚烧之后搭建的，是一栋北面就着城墙的“偏刷子”（一坡水）瓦房。一共住有三家，西边的一间房，是一家姓刘的租的，当家的跑汉口，做水路上的生意。一间堂屋过来，中间的四间房，是房主自己住的，两间做卧室，两间做厨房、饭厅，整个房的西面和南面的中间段都是砖墙。东边的两间房就是我们租下的。这两间房的东面和南面都没有墙壁，仅仅是用芦苇和芦席遮拦着。我父亲风趣地说：“我们一个穷光蛋，难道他还把我的儿子偷去了不成？”
开年，我已经进入10岁，我父亲说，再也不能耽误了，要读书了。喻家有一儿两女，大女儿快要出嫁，小女儿比我大一岁，也没有读书，只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叫喻伦源的在读书。
他读书的地方，是一个名叫杜谦安老师所教的私塾，地址在下关街刘家丝烟铺的后面。听喻伦源的父亲介绍说，这个杜先生不论是文化水平，还是教育孩子的责任心，在沔阳城地区来说，都是有数的。于是，我就要跟着喻伦源去上学了，这也可以说是我这辈子真正意义上的上学。
上学的那一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喻家那边还没有丝毫的动静。我把买的新书《论语》，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闻了又闻，看了又看，非常激动与不安。书啊，我朝思暮想，多么想成为你的朋友，今天，总算盼到了。马上就要去上学，先生是个什么样呢？会不会嫌我家穷，嫌我的衣服破，嫌我脏呢？学校是个什么样呢？同学会不会欺负我呢？心老是砰砰砰地跳，好像就要跳出来似的。在暗淡的光线下，书上第一面的字，只能认出少许的几个。我要用心去读书，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本书读完。
待喻伦源洗漱完毕后，我连忙把书装进母亲用破衣改制成的书包，怕喻伦源取笑这个书包，就用双手捂着它，跟在喻伦源的后面去上学了。
地处下关街的刘家丝烟铺，门面不大，临街的一面，屋面两坡对称，呈人字形，是间较矮的小草房子。穿过做店堂的第一间房，从第二间房西边的一个侧门出去，就是一个很大的空场院。场院的西边和北边，都是高高的呈土红色的墙，下浓上淡，这是被火烧过的痕迹，看来，原先这里的房子都被大火烧掉了。场院的中间，有一个约1米5深，上面直径为3米多的圆台形的土坑，喻伦源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炸弹坑。哇！我心一忑，炸弹就落在这户人家的家里？太可怕了。
穿过这个大空场院北面墙的缺口，又是一个更大的空场院。远远望去，这个空场院的西面也是一堵高高的墙，北面的墙稍矮一点，和南边场院的墙一样，呈土红色，尤其下半部的颜色更深一点。空落落的大场院，冷冷清清，地面没有一点点平坦处，到处都是野草盖着的瓦砾堆，我们说话，高墙马上就把我们的说话声传了回来。站在这样荒凉的地方，不禁让人身上都要起鸡皮疙瘩。
喻伦源指着东面一间矮小的破草屋说：“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我就在这里开始了我真正意义上的上学。
不一会，同学们陆续到齐了，全校也只有十几个学生，能认识的人很少。先生来了，我把学钱交给先生后，先生就告诉我读书了（这叫“上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因为这是一所私塾，对于刚上学“发蒙”的学生，先生只告诉读，究竟是什么意思，先生是不讲的，待你读上较高深的书了，比如《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先生才开始讲，这叫“开讲”。对于像我这样的只读不讲的学生，先生上的书，只要你背熟了，先生可以再上。不过头天上的书，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要重背的，这叫背“温书”。
每天早晨，先生来了后，所有的学生都要主动去背温书。像我这样新发蒙的小学生，只有一本书，背书简单，早先读书的“大学生”，必须事先把要背的书按一定的次序，一本一本地垛好，放在老师的案前，然后，就背对着老师一本一本地背。如果你不熟，老是磕磕巴巴的，一个词、一句话重复了又重复，先生就把书朝你一扔，“再去读”；如果老师心情不好，对你的印象也不好，你又不能很好地背书，老师就拿起两尺多长的厚竹片，打一下屁股提示一个字、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对于那些不能背温书的学生，那就要吃竹笋炒肉了（即用厚竹片打手）。
中午来上学，先要用毛笔写一篇“大字”。早先读书的“大学生”，是临“柳公权”、“颜真卿”的字帖脱手自己写，我们这些刚发蒙的“小学生”，还得先生写个“引本”，然后把要写字的空白纸套在“引本”上，一笔一画地照着引本去描。大字写完后，还要在每个大字的右边写3个小字，然后才可以交给先生。
对这些书写练习，待全体学生交齐后，先生就马上 “判改”。如果字的间架合理，结构匀称，就在这个字上用红笔圈一个圈；如果那一笔刚劲有力，圆润美观，就在那一笔上圈个小圈；如果某个字的间架合理，结构匀称，又刚劲有力，就连圈两个圈，这是对学生书写作业的最高奖赏。如果写的字不合章法，出现了“败笔”，先生就在败笔的地方划上一竖，这叫拖“杠子”。
每天，当先生判改的书写练习发下来时，我们都是先分类数一数圆圈的个数，然后，同学间相互用手势通报，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情况是经常有的。
写完字后，剩余的时间就是读先生上午上的书，直到放晚学。就我这样的发蒙的学生来说，这种读书的模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死读书，读死书”。除能增加些识字量外，尽管读的、背的滚瓜烂熟，但读的是什么，背的是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不过，等到先生开讲时就不一样了。另外，在先生给 “大学生”讲时，我们也可以偷听，我们也可以额外获得一些知识。。
晚饭后，先生规定每个学生晚上必须读书，这叫“读夜书”。先生对学生的读书学习，的确是十分尽心尽责的，每天晚上都要检查夜读。他家住十字街，每晚，都是先到头天门魏家茶馆喝茶，喝完茶，再顺道一一查听每个学生的夜读的情况。我们的住房就紧靠九贺门的城门口，是先生回家的必经之路，每天晚上，每当听到先生的咳嗽声，就知道先生要回家了。
我的真正意义上的上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周而复始。三个月后，我读完了论语，升读《孟子》了。

吴乃华

第十章、无奈的辍学

1947年春节，我快满11周岁了。回顾过去的这十年，我们家除过年外，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我们家的节日，或者某个人的生日，只有过年时才有新鞋穿（新衣不能肯定年年有），才有大米饭、蒸鱼、蒸肉吃。但过年从来没有举行过什么仪式，烧香拜神，敬祖宗。
今年不同了。喻伦源的父亲，在当时政府的税务部门工作，还保留着城里人的老习俗，规矩大，礼道多。因为我们同屋住的三家，人口都不多，刘家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喻家两个大人两个小孩，我们家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三家的人数加起来才共10个人。于是，他和我们两家约定，三十的晚上，三家一起在堂屋里吃团年饭，凌晨一起“出行”。团年饭对于菜的安排是：三家各出四碗互不雷同的菜。
三十那天晚上，堂屋大门前写有“苍梧堂”三个红字的大灯笼亮了，大门旁和大门上分别贴上了春联和门神。屋内灯火通明，火盆里的柴炭烧得正旺。神堂换上了红通通的新对联：中堂是：天地君亲师，两旁的对联是：清溪采藻明其净，静夜焚香告所为。每个人脸上都堆满了笑容，客堂里暖融融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十二大碗菜上桌后，三个家庭十口人，就围坐在一张桌前，吃了一顿别开生面的团年饭。大人们相互敬酒，相互祝贺，相互礼让，一团和气。这顿饭，我尝到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才吃的菜肴。
饭后，三家人都围坐在火盆旁，除夕守岁，有的讲故事、有的猜谜语，笑声不断。随后，两个女孩就神神秘秘地开始了“请七姑”的准备工作。
好玩的时间过得快，不知不觉耳边就传来了远处的鞭炮声。要开始举行新年的“出行”仪式了。
我们起身来到神柜前，大人们把敬神的蜡烛、香点燃后，就边烧纸边领着我们叩头作揖，先共同拜的是天地，随后是各家拜各家的祖宗，接着就是三家人互相祝福、拜年。最后,就是打开大门， 燃烧“发宝柴”、“行香”。“发宝柴”是用芦苇、麻梗扎成的1米多长的圆柱型柴把， “行香”就是把许多单根香捆成一个圆柱状，外面再包上红纸。“发宝柴”、“行香”点燃后，在场的人都要作揖、磕头，祈祷新年吉利，全家平安。最后就是燃放鞭炮，鞭炮震耳，火光映天，真是一派壮观的景象。正月初一出行，送旧迎新，进入了新的一年!
燃放鞭炮是我们小孩最喜欢的事，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在那时，只要听到鞭炮的声音，我们就立刻向哪里跑去，待爆炸声一停止，大伙就蜂拥而上，寻找那些被炸掉了的而没有爆炸的单个个鞭，一找就是一大把。这些单个个鞭，我们可以把它捏在指头放，也可以点燃后往空中扔，在空中爆炸。

长时间的战乱，派伕抽丁，苛捐杂税，把民众太拖苦了。这一年的正月，来东岳庙烧香拜神的人特别多，大家共同的心愿是：祈望今年是个丰收年，祈望从此天下太平，祈求神灵保佑，能过上好日子。
东岳庙，又名天齐庙，庙宇的房屋以及西边的广场大约占地的两万多平方米。1941年被焚烧，以后经过许多心善的人逐日修缮，到1943年又盖起大殿，逐渐有了往日的大致形象。庙宇位于城外的漕河街。山门的南面，正对着玉带桥，过玉带桥就是二天门，穿过二天门再往南走200多米，就是头天门，头天门在下关街的中段。这是南来的香客的必经之路。
踏进山门，就是门殿，穿过门殿即为丹池（天井）。丹池的东边有阴曹地府十殿阎罗殿，阎罗殿里有阎王爷，以及他的判官、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等神，和地府对于天地间万物死后的灵魂，根据他们在阳间的善与恶，在这里的不同处置的泥塑木雕。丹池的北边紧连着正殿，踏进丹池就能看见巨大的东岳菩萨的銅铸神像，它是掌管人生死的神。神坛的两边，可通往大殿的后门，出后门左手就是韦陀殿，右手是僧人的膳堂宿舍，再往前走就是地藏王殿，过一个天井，对面是三佛殿，出耳门就是皇经堂。皇经堂的西南面，就是一个面积约一万多平方米的坪地。
来庙烧香的人，多数是来自附近的十里八乡，最远的要数来自长江那边的湖南。他们有的是身披红布，手握烧香，有的敲锣打鼓，有的是三步一揖，五步一跪，有的是手里捧着燃着的香，身上打着赤膊边走边拜。庙内庙外，你来我往，人流如潮。那时，我在东岳庙除了和小伙伴们抢鞭外，最主要是在那里收集烧香的人还没烧完的蜡烛，用来照明，供我夜晚读夜书。这些蜡烛大半只烧了一点点，待烧香的人离开后，我就将它吹灭，归我所有。
年过完，就又上学了。一天，跟往常一样来到教室，只见同学们满脸惊异的神色，交头接耳地在谈论什么。一打听，他们说：昨晚听到枪声没有，有人把县长杀了。直到先生来了以后，经先生的讲解，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国民党的县自卫中队长杜绍良，和分队长章虎臣，率自己的所属部队70多人起义了。他们枪杀了当时的县长吴雨桐，携长、短枪100余支，投向了就在我们附近的共产党新四军。
学校的草棚房坏得实在不能住人了，就搬到了九贺门城内的杜家。
从九贺门城门往南约走100多米，再往东拐约100米，就到了杜家的门前。杜家的门楼虽然只剩一堵残墙，但走近门楼残墙的大门，就能看见里面是一个要上几道石砌阶台的石板大院，很美观。跨进大门，先走过一块用方石块铺成的长方形平台后，上第一道三级石阶，再走过一块用方石块铺成的长方形平台和第二道三级石阶后，还要走过一个石砌平台，跨过五级石阶，就是杜家的住屋了。尽管这些石砌平台和石阶都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和破损的石块，但仍然能想见出它昔日的风采。杜家住房的北面紧靠城墙，大概也是和喻家一样的偏刷子瓦房，不过只有三间。
我们读书的地方就在他家的堂屋里，堂屋整洁雅致，但面积不大，放不了几张桌子。不知杜家的当家人当时是政府官员，还是经商的，反正和一般的民众不一样，除房子是瓦盖的外，还很有雅兴，院子里的阶台上，匀称地摆放着适时的盆栽花卉。
现在的时局，虽然日本鬼子走了，但国民党来了，穷人的日子照样不好过。自从搬到喻家以后，因为走乡串户提篮叫卖的生意难做，我们就在城门边摆了一个小摊，卖的物品有火柴、烟卷、皮蛋、咸蛋、瓜果、甘蔗……。一到夏天，城门洞里很阴凉，不论什么风吹来，都能使人更觉舒适。附近的老人、小孩都来这里避暑乘凉，我们就把小摊移到城门洞里，虽然收入也不怎么样，但避免了走乡串户、日晒雨淋的辛苦。
九贺门城楼上，是一栋较大的草盖的四坡水的长方形房子，国民党的军队开来时，就住在那里。大一点的军官，都住在城外緊靠城墙的沈春发客栈里，城门洞就成了他们的天下。这时，尽管是大热天，人们也不敢来这里乘凉了。我们只得收起摊子，父亲就重抄旧业，提篮串乡叫卖去了。
在杜家屋里上学满一个月了，家里实在再也拿不出交给先生的学费，我不得不偷偷地端上自己的板凳，依依不舍地退出了杜先生的私塾门槛。

母亲知道军营不是个好做生意的地方，那里全是年青人，当小兵的是很少有钱的。但坐在家里干挨饿怎能行呢？于是，还是打算贩点吃的东西，到城上军营里去试试。
母亲怕她一个人照不住场，特地叫我也同去，多一双眼睛照看，总好一些。爬上城坡，有人看见我们提着篮子来了，一个背枪站岗的问“干什么的？”“卖吃的。”听说是卖吃的，立即就有人围拢来了，他们这件食品拿起来看看，那件糖果拿起来闻闻。后来人越聚越多，这个要买，那个要看，这个拽篮子，那个就在篮子里拿，不一会，赊来的一篮子的货物空了，可是却没收到一个钱。
这次赔本的买卖，母亲懊悔不已，心疼了好几天。但不挣点钱拿什么生活呢！又和我商量说：“城楼上驻的都是些老兵痞子，不好惹，旗纛台驻的是新兵，我们去那里卖，兴许好些。”
旗纛(dào)台在那时是个常住军队的地方，房屋多，且宽大，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团管区”（国民党主要负责兵员征训工作的机构）住房这里时，旗纛台时常注满了从四乡五里拉来的壮丁。因为都是抽来的壮丁，人家都在为与父母、妻儿离别而伤心，哪里还有心思买我们所卖的那些吃的东西呢。更何况，为防止壮丁逃跑，周围都是岗哨林立，想靠近都不可能。
这里，也是个我们试图谋生的死胡同。

林深数树

吴乃华 发表于 2019-3-20 07:52
第六章、远迁的思念

捡柴不单是把我的手弄得像“拖罐耙子”，还差点把我的眼睛弄瞎了呢。

欢迎朋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