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涩童年

吴乃华

第十一章、黔驴之技

停学一段时间，父亲觉得我不读书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于是就又叫我去杜先生家去上学。
这时，杜先生的私塾就在他自己的家里。这次去，没有先交学钱给先生。上学两个月后，仍然没能交钱。读书不交学钱给先生，先生拿什么生活？这是留在我父亲心中的一块大病。起先，指望生意好点，就把欠下的学钱给先生送去，可是，生意竟越来越差。现在如果不及时停止上学，学钱就会越累越多。就这样，我欠着杜先生两个月的学钱，十分愧疚地，又偷偷地离开了杜先生的私塾。
在这兵匪横行的年代，一日两餐都难以对付，我又满11周岁了，不读书，让我荒费年月也不是个办法，真让父母亲为难了。反复权衡，最后决定让我去读不收学钱的国民党办的官学。
官学的名称是：沔阳县城厢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就在东岳庙。
去中心国民学校报名，我以为，在杜先生的私塾里，前前后后加起来只读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报了个二年级。回家来，父亲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还读二年级怎么行呢？于是，他亲自到学校跟一个在学校当老师的亲戚说情，最后同意让我去读三年级。
那时，学校的教室是这样安排的：一年级的学生不在东岳庙，二年级在地藏王殿，三年级在韦陀殿东边的僧人膳堂宿舍的草房里，四年级是在大殿里用竹簾子围起来的一个教室，五年级是在天井西边一栋新盖的草房里，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一个班大约也只有三、四十人，六年级人数最少就在皇经堂。老师的办公室和教导处就设在韦陀殿那个小房子里。
我们三年级的教室，是一栋新盖的草房。我坐在第一组，国文老师姓何，叫何振英，家住十字街，算术老师姓严，名字和住址都不知道。
学校每天都要举行升旗仪式。旗杆就在大殿南面的屋檐下，因为全校学生的人数不多，就集合在大殿前的丹池里。升旗仪式是每个老师和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的，学生按班级列队，全场队伍整齐，鸦雀无声。校长张俊山是个对学生十分严厉的人，一身蓝布长褂，一双青布鞋，双手喜欢背在背后。平时，总戴一副墨色眼镜，不苟言笑。每天升完旗，他都要训好长时间的话，如有违反校规的学生，当众用竹片打手，谁也不敢吱声。
我在官学里读五册，国文这一科是毫无问题的，都是白话文，好懂，而且各方面的知识都有，非常有趣，什么“戚继光抗击倭寇”、“郑和下西洋”、……，我现在都还能背上两句。对于第五册的算术，虽然在私塾里从来没有学过，但父亲闲暇时也曾教过我一些简单的数学，所以，100以内的加、减、乘、除计算，我都能应对如流。加之又有帮母亲做生意，口算找换零钱的生活实践，学习时，只要记住了老师所教的计算格式，也没有什么问题。
等到第五册读完，再上学时，老师要我买第七册的书，我跳级升四年级了。
在读官学的这一年里，家里虽然照样还是穷，但我的学校生活是痛快的，我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我的学业成绩，也得到了老师的赏识。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沔城的周围，天天都能听到枪炮的声音，这是新四军的游击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在打仗。为了避免无故的伤亡，家眷的安全，好多老师都辞职不干了。学校垮了，我的读书学习就又中断了。
这时，我们又要搬家了。房屋的主人是开磨坊的，姓赵，名汗青，他有时也兼做一些水路生意。叶家磨坊在九贺门外北面的官梁桥西南，他家有两栋三间三拖的大瓦房，东边一栋三间三拖是养驴、加工面粉的地方，西边的一栋三间三拖住人。他家住在西边房的东间，西间的一正一拖两个房出租。我家租的就是靠北的拖院子，这间房，阴暗潮湿。靠南的正房起先是一家姓张的租住，后来是欧阳老师。中间堂屋基本上是他们两家共用，堂屋背面的拖院子是三家公用的厨房。叶家的大门在南面，但院墙围住，出、进都是走北面的后门。出后门往东约100米，就是官梁桥的桥头，再右拐90度穿过约400米长的水巷子街，就可以到达九贺门了。
1947年，新四军的游击队在沔城附近活动频繁，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就没那么安逸了。由于新四军采用的是“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战略战术，所以，沔城这个地域经常是，你去我来，我来你去，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的拉锯战。
这种拉锯战有时也很有意思。当国民党的军队住在沔城时，游击队在沔城的周围，东边放一枪，西边放两枪，或者放一挂鞭炮，国民党的军队就吓坏了。如果这样的枪声出现在白天，机枪至少要响大半天，如果是在夜晚，那整夜都能听到机枪的叫声。
当国民党的军队离开沔城，驻到洪湖的施家港，或者葫芦坝时，游击队在东荆河的北岸，放上1、2枪，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机枪就又要吼叫起来。这样的情景，我们不仅不觉得害怕，反而觉得很好玩。都知道这是国民党的军队的黔驴之技，仅不过是自我壮胆而已。
不仅如此，国民党的空军也比胆小如鼠陆军强不了多少。
一天，街上的早场还未散尽，耳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仰头看天，只见从东边飞来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一圈后，就渐渐飞低，又盘旋了一圈，这圈就好像是贴着房顶飞过去似的，对于低空盘旋的飞机，沔城人是心有余悸的。一时，人们有如惊弓之鸟，惊慌失措，四处躲藏，有的连鞋都跑掉了也顾不得去捡。后来，只听到“突突突”，“突突突”连续两次枪响之后，飞机就向东飞回去了。
后来才知道，在魏家横堤，几个卖完柴的农民，回家时，把套着绳子的冲担、扁担斜背在肩上，冲担的尖尖角在太阳光下，明晃晃的，飞机上的人把他们当做新四军的游击队，朝魏家横堤拉了两梭子机关炮，就打道回府了。
两梭子机关炮的子弹，没打在新四军身上，也没伤着卖柴的农民，它的弹壳却给我们增添了一个绝妙的玩具。我把捡来的快一拃长的铜机关炮弹壳，请人在距底部1.5厘米的地方钻了一个小孔，做成了一个火铳。
玩这个火铳只需花很少很少的钱，在药店买点点硫磺而已。我在古老的残砖墙上刮来“硝”，把没烧成灰烬的木材炭捶碎，加上一点点买来的硫磺粉末，三样混合拌匀，火铳的火药就做好了。把它装进插好鞭炮引线的机关炮的弹壳里，捣实，再用泥土封口，封口的泥土也捣实，这样，火铳就做好了。用火把鞭炮引线点燃，它的响声不亚于真正的火铳。

吴乃华

第十二章、救命的恩情

1947年冬，是一个难熬的冬天。
那时，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枪炮的声音，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两军交火。为了对付新四军游击队的攻城，驻扎在这里的**军队，在赵家的院子里挖战壕，筑掩体，架重机枪，靠叶家西院墙的西北面，还垒起了个厚实的地堡。
面对这样的情况，住在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人心惶惶，惴惴不安。
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亲的走乡串户、提篮叫卖的生意，几乎是无人问津，我们家的这个活命唯一的门路，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但生意可以暂时停下来，肚子却不可以暂时停下来。没办法，一家人只好关上门，焐在被子里睡，直到中午才起床熬点稀粥喝喝。那时，沔城的穷苦人，把这样一天只吃一顿的，叫做吃“扁担饭”。
两天后，煮“扁担饭”的米也没有了。无奈之下，母亲向赵家赊了两斤“麸子”（小麦磨面粉后筛下的外皮，通常是喂猪的），为了使它的味道好一点，还特地加了点盐做成了粑。刚出锅的“粑”，黄黄的锅巴香香的，饥肠辘辘的我，拿起来就大口大口地吃。这时的我，肚子撑起来了，痛苦随后也就慢慢开始了。用麸子做人吃的食物，是“难进又难出”。开始是由于它的粗糙和它的味道，难以吞咽，勉强咽下后，肚子就胀，后来就是屎怎么也拉不出来。肚子又胀又拉不出的痛苦，比肚子饿更让人难受。
麸子不能再吃了。
快过年了，接连几天的雨雪，饱肚子更无指望了。为了三个人能活下来，母亲决定还是提篮出去试试。
燃灯时分，从后门往外望，一个走路蹒跚的黑影渐渐近了，仔细一看，是母亲带着一身的疲劳回家了。昏暗的油灯下，只见泥水糊满了她的裤管和鞋袜，但她内心的欣喜冲淡了身体的劳倦。她兴奋地告诉我们，今天，虽然篮里的货物只卖了一点点，但遇到了两位好心的老熟人，一位给了她一袋干“霉豆渣”（黄豆磨豆腐后的下脚料，又经霉制晒干）；另一位却给了她一袋晒干了的小湖虾。说着，她随手指着篮子旁挂着的两个袋子，一时，霉豆渣和干虾的香味扑鼻而来。
母亲弄回的两袋能活命的食物，驱走了几天来笼罩在我们家的阴霾。我们欣喜万分，当时就煮了一锅虾汤，每人喝了一大碗。尽管小虾的硬壳和钳足，刺痛了我的舌头和上颚，难熬的饥饿，也顾不了那么多，猛嚼一阵后，就往肚子里咽。
北风还在呼呼地叫，细雨和着雪粒还在风中纷纷扬扬。一袋干虾、一袋霉豆渣怎么省着吃也吃完了，再过两天就是年三十了，怎么办呢？在这万般无奈的境况下，父亲决定让我去周家剅，向二表姐家借点米。
从官梁桥到周家剅大约有二、三里地。我赤着脚，腰间系了根绳子，冒着随风飘落的细雨和雪粒出门了。双脚踏在雨水、雪水浸透了的泥地上，像踩在刀尖上，钻心地疼，稍后就觉得双脚渐渐麻木了。就这样我拖着一双木木的脚，一步一步，顶住呼呼的北风艰难地往前走。冷风从破衣缝里拼命地往里钻，要不是腰间有一根绳子系着，“衣服”都要被它吹掉。从家里出来时身上的一点热气，一下子不知被风吹到哪里去了。这时的我，就像掉到了一个冰窟里，嘴里的牙齿不由自主地上下磕碰，浑身像筛糠一样地抖了起来。
官梁桥是一座直径约5、6米的半圆形石拱桥。桥面的左、右两边，是用横断面约为50㎝2的大长方体石头砌成的围栏，中间是用青石块铺成的人行道。人行道分别向南、北两端倾斜，两头低，中间高。由于年深月久，人踩马踏，这些桥面青石都被打磨得光滑如溜。现在，雪水化在上面，犹如抹了一层油，走在这石头上，稍不小心就要摔跤。我颤颤巍巍两只脚小心翼翼地向前挪着，时时都在提醒自己，小心！小心！由低到高，当我的脚刚踏到桥面最高处的一块青石上面时，不想一阵风猛地迎面吹来，失去了平衡，身子往后一仰，带泥的双脚往前一滑，重重地摔了一跤。
这时摔在桥上的我，屁股落在桥拱正中的青石上，头和脚悬了空，脚要是往下落下去，接触到的是桥北坡向北倾斜的石头。
在这北风呼啸，天上又飘飘扬扬落着雨兼雪的寒冷的天气里，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对他人的帮助是不能指望的，我强忍着屁股的疼痛，试图用双手反推坐着的石头，把自己撑起来。但总因脚下滑滑溜溜，使不上力，而宣告失败。
后来，我借助双手的力，把屁股挪到桥东边的围栏石旁，把双脚也挪到桥面正中的石头上，用僵硬的手指拼命地抠着围栏石的缝隙，这时，尽管滑溜的石板，溜溜滑滑，让我又失败了两次，但终究还是勉强爬了起来。
起来后，撑了撑腰，就扶着围栏石，挪开脚，跛着腿向北试行了两步，还行，忍着疼痛还能前行。于是，就双手扶着湿漉漉的冰冷刺骨的围栏石挪下了官梁桥。
从官梁桥到鹅翅膀，路面有碎砖渣垫着，道路不滑。过了鹅翅膀，魏家横堤那边一里多长没人烟的路，土质是黏土的。
这段路的北边有高高的土坎和树木挡着，风小多了。南面是长满篙草的沼泽，这就是麻思垸，枯黄的篙草一眼望不到边。这段路的地势很低，比沼泽地高不了多少，说不定若干年前这里就是长着篙草的沼泽。这条路原本是日本鬼子通往潜江、监利的一条公路，为了阻止日寇西进，新四军游击队在路面挖了许多坑。现在这些坑里的黏土，被水浸泡，经过行人的踩踏，都成了稀泥。一脚踏下去，稀泥要漫过脚背。绕着没水坑的地方走，滑滑溜溜，一脚东滑，一脚西溜，对我这个跛着腿的人来说，才真的是寸步难行呐！
好不容易来到二表姐的家。二表姐是二姑**二女儿，叫肖洪兰，表姐夫邓长青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这天，他家正在熬糖。我刚跨进门槛，表姐见我冻得抖抖瑟瑟的样子，连忙让我在灶门前坐下，又连忙在锅里舀了一大碗浓浓的滚烫糖水给我喝。按现在时尚的说法，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可那时表姐的一碗糖水，不仅解决了我多日的饥饿，还驱走了我一路的寒冷。这碗糖水甜在我嘴里，暖在我心里，我终身是不会忘的。（2004年我从深圳回来，首先专程看望的就是她。当说到那碗糖水和两升小米的话题时，我再次表达了对她救命之恩的感激。）
当表姐得知我这次去她家的意思时，二话没说，随即就给了两升小米，让我快快回家。
回到家里，母亲连忙烧水我洗脚。没想到，赤脚在冰冷的雪水里难受，在温水里也同样难受，虽然难受的滋味不一样，但同样是叫人钻心地疼。
我们家就是靠着这两升小米，度过了1948年的春节。
过完春节，父母亲出门做生意了。但饥饿仍然死死地缠着我。在这饥饿实在难忍的情况下，我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来充饥替代品——篙芭。
叶家磨坊有三盘磨，四头驴，请有一个专门打“箩柜”的师傅。
他们家的四头驴，从来不牵到外面去牧放，不论寒暑，四头驴所用的草料，都是别人在麻思垸割来的篙草，一担一担地送到家里来的。为了让驴第二天有劲拉磨，“箩柜”师傅头晚就把些篙草上到食槽里，让驴饱吃。
第二天清早，再把食槽里驴没吃完的草料，弄出来晒在院子里场地上，或是沤肥堆里。在这些晒在场地上的长短不齐的乱七八糟的篙草里，只要仔细翻找，就能发现鼓鼓的黄叶包包。剥开这样的黄叶包，那就是“篙芭”。把这篙芭放在火里烧熟, 吃下肚子就不觉得饥饿了。
我们这儿所说的篙芭，当篙草的叶还是青绿时，可以做蔬菜食用。其它地方叫它茭白，又叫它高瓜、菰笋、菰手、茭笋，高笋。是禾本科、菰属，多年生浅水草本植物。
深秋过后送来的篙草，篙芭都长老了，里面是黑的。经过火烧的老篙芭，放进嘴里一嚼，黑粉就沾满了口腔，一种特殊的味道，吃在嘴里也不觉得十分讨厌。不过，吃了老篙芭的人，牙齿黑了，就连拉出的大便也是黑的。

吴乃华

篙芭青嫩时

吴乃华

第十三章、离家出走

现在，我在驴吃剩的篙草里寻找篙芭吃是经常的事。每天上午，只要箩柜师傅把驴槽清扫出来，我就去翻找。赵家的三姐妹，比我小1岁的哥哥赵文龙不吃，比我小5、6岁的两个妹妹不懂事，有时也跟着我吃。为此，赵文龙根据吃篙芭后的情况编了个顺口溜：“吃篙芭，拉黑屎，张嘴就见黑牙齿。”
一天上午，大约九点多钟的时候，我在赵家的灶里烧了两个篙芭在吃，不想被赵家的两个小妹妹看见了，她两姐妹居然毫不避讳地在大人面前同声唱起了：“吃篙芭，拉黑屎，张嘴就见黑牙齿。”并且从堂屋唱到厨房，从厨房又唱到堂屋。这时我的父母亲都在房里，听到两小姐妹的唱词，母亲知道我吃篙芭了，不声不响走到我后面就是一棍子，头出血了，钻心地疼。
母亲的骂声和我的哭声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又打人了！”父亲认为，孩子连饭都吃不饱，还打什么！对母亲为我吃篙芭的事打我，十分不满。但他又不敢公开阻止母亲这时的行为，赌气地说：“打吧，打死了算了。”于是，父亲也动手打了。平常，父亲的这种类似“打气”的现象，是时常有的。
我被甩到了后门外。那时，我靠在赵家的后墙上，一边用手抚摸着被打的伤痛处，一边哭，想到了很多。由这个爱打爱骂的后母，想到了在弥留之际还嘴里念着我兄弟俩名字的生母，如果我的生母还在世，我是决不会过这种挨打受骂的日子的。身上的疼痛，心中的委屈，对生母的怀念，我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止不住哭。在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家庭里，还天天挨打受骂，这个家没法待了。哥哥离开这个家真好，天天有饱饭吃，还不挨打。边哭边想，边想边哭，于是，头上的血都没有擦，就离家出走了。
那时，周围爱说笑话的人管小孩离家出走，叫做“贩桃子”，“桃”，是“逃”的谐音。
因为有1942年去武汉的经验，就想照那次的路线走，去武汉乞求亲戚的帮助。
出门时，除内穿一套破烂的内衣，外穿着一件不能遮身蔽体的长棉袄外，赤着一双脚就上路了。没有钱搭船，就沿着通州河往东走，印场、郭河、邵河、张沟、揭阳……。饿了，见人家吃饭，就想去向人家讨饭来吃。
这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来：“讨米要饭是好汉的后路”，我犹豫了。
对这句话，我反反复复琢磨了好半天，这就是我的后路吗？这就是我向人乞讨的理由吗？什么“好汉”、“后路”哦！这明明是为穷途末路的人找的一块遮羞布。我不是什么“好汉”，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我目前的境况，更不可能就是我的什么“后路”，我相信我长大后，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一个能自食其力的人的。
只不过，在眼前这样的境况下，继续饿下去，是会饿死的。肚子饿的问题要解决，保住这条命是大事。可是我连要饭的碗都没有。没办法，要饭就得先要碗。我这平生第一次开口向人乞讨的是：一个碗，一双筷子。
向人乞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这也是我身处绝境的无奈之举。
这一个碗，一双筷，让我低了人格，少了打骂，丢了脸面，能饱肚子。虽然细想起来，这是很不划算的，但一路上，我一直把这个碗筷揣在怀里，有了它，好心人的残汤剩饭，就有了接受的地方，有了它，就有了乞讨人的标签，我就有了生存的希望。
当时在我心里，沿途乞讨并不是想打发时光，以此混日子，而对武汉的亲戚抱有无限的希望。好像去武汉，就是去一个能让我不再挨打、能吃饱肚子的地方。所以，不时地警戒自己，不能耽误，必须尽快地赶路。那时，我已满了十二周岁，由于吃饱了肚子就走，当天傍晚就赶到了彭场。
到了彭场，我想起了迺章的舅舅谢玉秀一家。
原先，他在沔城街上开印刷厂，当时家也住在吴家墙院里，和我们家的关系也还不错。后来家搬到了彭场，听迺章说也在彭场开印刷厂。于是就向人打听，因为有名有姓，又有行业特征，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他家了。由于我是个离家出走的穷小孩，一个要饭的流浪儿，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呢？我见他家爱理不理的样子，和他家的奶奶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他家了。
挨到夜深人静，在一家店铺的阶台上坐了下来。那时，正是初夏的时节，晚上的天气还有点凉。心想：这没铺没盖的不能睡，着凉了会生病的。但白天整整走了60里地，又困又累，不知不觉地就睡到了天明。
第二天清早起来就向侏儒山进发。去侏儒山要经过西流河，去西流河要经过一段荒无人烟芦苇塘。听人说，这芦苇塘里经常有土匪出没。
当时，我想，我一个破衣褴衫小孩，什么都没有，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加之，又有想脱离苦海的强大愿望的支撑，于是就离开了人来人往的街道，穿过冒着炊烟的村落，走进了这片没人烟的芦苇塘。
芦苇，是一种多年水生或湿生的高大禾草，生长在灌溉沟渠旁、河堤沼泽地，这里的芦苇塘是芦林湖的一部分。向前望去，青青的芦苇一望无边。细看附近，有的地方稀疏，有的地方繁密，有的长在水里，有的长在潮湿的旱地上。就在这稀疏与繁密的旱地芦苇之间，依稀还能辨认出一条被杂草掩映的羊肠小道。看来，这里确实很少有人打这里经过。在这初夏的时节，新抽出的芦叶碧绿碧绿，仿佛能滴下油来。一根根芦苇亭亭玉立，倩影婆娑，微风吹来，它们临风摇曳，婀娜多姿。
初夏和煦的阳光，飞来几只麻雀，叽叽喳喳，一会儿想站在这根芦苇上，一会儿又想站在那根芦苇上，但不论那根芦苇都会被它的体重压弯。
当时心想，我如果能变成一只小鸟该多好，饿了，就飞去找虫子吃，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顺着这条弯弯曲曲的，杂草丛中若隐若现的羊肠小道，我一边观看芦苇，一边赶路，竟忘记了对土匪的恐惧。
突然，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停下脚步，側耳细听，窸窣声越来越大，我紧张起来了，神经越绷越紧，“蹦蹦”乱跳的心，越跳越快。想：糟了，土匪来了，怕发生的事终于要发生了。正在不知所措之际，只听得“呼”的一声，一只灰兔，从这边的芦苇丛跳到那边的芦苇丛里去了。这一场虚惊，把我的胆都快要吓破了。
二十多里的路程，在中午前，就能看见前面的村庄了。
在西流河弄饱肚子后，就接着打探前往侏儒山的路线。
离开西流河一段程路后，前面就能看到山了。真是“望山跑死马”，走了一程又一程，就是没到侏儒山下。直到傍晚，才到达侏儒镇。饿了，赶忙去寻找吃的。
这天真累，走了九十多里路。和昨天一样，找了个没有灯光的阶台，倒头就睡下。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觉得两腿像火烧一样疼，还伴有香烟的焦臭。借助昏暗的街灯，坐起来一看，糟了！我身上的长棉袄膝部被烧着了，已经烧了茶碗大的一个窟窿。
这件事的发生，我很沮丧。这件长棉袄虽然破旧，右边有几颗扣子都烂掉了，因为我下身只穿了一条单裤，而且两个膝头处，还各烂了一个窟窿，长棉袄它长，能盖住大腿小腿，为下半身挡住风寒。现在出门在外，这件长棉袄，我是“日做蓝衫夜当被”，烧了这样的一个窟窿，不仅夜晚难挡寒气，白天也不好穿了呀。
被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睡在黑暗处，抽烟的过路人没在意，把烟头扔到了我身上。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看看身上的棉袄，裆下一个洞，实在难看。于是，我弄到了一根草绳，把它系在腰间，把棉袄的前摆拉起来，扎在草绳上。这样，虽然被烧的洞看不到了，但内裤膝头的破洞，就没法遮盖了。
因为棉袄被烧的事，心情不好，约走两、三个小时后，一打听，发现没有照着人家指引的路线走，竟朝蔡甸的方向来了，且距蔡甸只有十多里路了。
在蔡甸填饱肚子后，想到河边去洗一洗。
我正双脚站在水中洗时，只见距我站脚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木船停靠在那里，船头上的人正在向我打招呼呢。我仔细一看，这不是我们家河对岸的李家的哥哥吗？他叫李立本，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父母亲委托他来找我回去的，后来，经过交谈，才知道他们是因公出差。
那时（1948年），沔城已经解放，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保证战争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根据当时政府的政策，调节农民和地主、富农之间的利益，在土地改革前，实行减租、减息。他们此次来武汉，正是为落实某些田地在沔城，而家在武汉的人的减租、减息的事来的。
他乡遇熟人，倍感亲切，他们叫我上了他们的船。隔河的乡亲，早就知道我常挨打的事，后来得知我是离家出走才来到这里的，就连忙给我吃的，答应带我到武汉。
马上就要到武汉了，我兴奋得把几天来都揣在怀里的碗筷也扔进了水里。

吴乃华

一望无边的芦苇塘

吴乃华

第十四章、放牛娃的生涯

船到武汉，我在集家嘴上了岸，决定先到中山大道同丰里，找苏崇林表哥去。幸好我有个好记性，路线还熟，但路程不近，又没钱坐车，只得一步一步地朝前奔。
到了表哥的家，我看表哥，样儿没有多大的变化，可是表哥看我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活脱脱地是个小“叫花子”了，加之又长大了6岁。他仔细把我的脸端详好半天，才叫出我的名来。见我这个样子，连忙给我洗澡，拿出他的旧衣服给我穿，把我的又脏又烧了个窟窿的棉袄，扔进了门外的垃圾桶。
穿上表哥的衣服，虽然大了点，但外衣后来经过表嫂的加工，就比较合身了。再穿上表哥给的鞋和袜，走起路来真精神。
苏崇林表哥，是我三姑妈的儿子，真是人亲骨头香，1942年来时，他把母亲安排在他家里，把父亲安排在他学校里，今天又这样热情地招待我，这份真情，一定要珍惜，这个恩德，一定要报答。
饭后，他问我来武汉有什么打算，我没敢说是离家出走的，撒谎说是父亲让我来请哥哥给我找个帮工做做。他考虑了好半天，十分为难地对我说：现在，武汉马上就要解放了，好多大商家和当官的家属都搬走了，没搬走的，人心惶惶，街面上好多商铺都关门了，谁还有心思雇请帮工呢！
我不好再怎么为难他了，第二天，我说想过江去到武汉大学去看看。吃完早饭，他给了我两趟过江的钱，嘱咐说，那里不能安排什么事，就再回到他家来。
集家嘴是武汉市的一个老轮渡码头，步行到集家嘴过江后，就一边走一边问，来到了珞珈山，找到了武汉大学吴南薰教授的住家。进门就看到了迺鑑的母亲——岳伯娘。当时，她正在烧火做饭，我向她说明，是父亲让我来武汉，希望大爹（吴南薰）给我找个帮工做做。和岳伯娘说话时，透过纱门的缝隙，能看见大爹正在房里踱步。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不愿接见我这样一个尚未成年的又不是嫡亲的孙子，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其实，事也难怪，刚好出差来武汉落实减租、减息事情的李立本等人，昨天就来过他家。岳伯娘告诉我：大爹他从前在沔城老家确实有田有地，但他自从回国在武大当教授后，二十多年来，从未回过沔城，从未管过家里田地的事，从未收过佃家的一粒租子。她还告诉我说，家里的田地都是由大爹的堂侄在管，但这个人从未来过这里，要减租、减息，应当是他的事，不应该来这里找大爹。大爹他正在为这事生气呢！
看着势头不对，吃过了岳伯娘递给我的一碗饭，就向岳伯娘辞行，原路返回，过江了。走在返转的马路上，只见破衣烂衫、讨米要饭的人很多，有老年人、有小孩，还有成年人。我不想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想在城市里做一个以乞讨为生的流浪儿。既然在城里找不到“帮工”的工作，就到农村去做一个放牛娃吧！
我没有回苏崇林表哥的家，就离开武汉，决心去农村找一户需要放牛娃的人家。当时心里还暗暗想到，做放牛娃，最好不要在他乡异地，还是回沔阳好。
在回家的路上，虽然对做放牛娃还是信心满满的，但我走路的速度比去武汉时慢了许多许多。
这里玩玩，那里站站，三天后，才走进西流河的地界。我开始搜寻需要放牛娃的户主了，不仅每次在要饭吃的时候询问，凡遇见面孔和善的人也问。后来，来到一个名叫蔡杨湾的村庄，终于找到一家需要放牛娃的户主了。
这户人家是这个湾西端的第一家，和这一湾的所有农户一样，大概是怕淹水的缘故，房屋的台基都很高。这家姓刘，全家只有三口人，住两间不十分大的瓦房，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大约都将近四十岁，一个女孩大约和我差不多。到他家时，正是吃中午饭的时间。吃完午饭，男东家说领我去看看他家的牛。他边走边告诉我说，那个杨树下系着的一头水沙是他们家的，早、晚要牵到草场上去放。他还告诉我，哪个地方可以放牛，哪个地方不能放。最后他指着一块小麦地说，明天早上放完牛后，就去割这块地的小麦。
返回后，我就去放牛。来到杨树下，只见那头黑牛嘴巴的两边，挂满了白色的泡沫，嘴巴的上下两片，还在不停地左右挪动，细嚼着重新返回到口中的食物。我从来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牛，小时候，隔壁周九叔家的牛，我只是老远老远地看一看，生怕它用角挑我，或者顶我，现在居然要和牛近距离、长时间地打交道了。
我的到来，并没有惊动它，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我想，一头水沙，没什么好怕的！一个放牛娃难道还被牛吓倒了不成？现在，我可是放牛娃啊！
解开粗粗的牛绳，牛好像明白了什么，没吆没喝，就自动站了起来。我把它牵到指定的地方，放到太阳快下山才回来。吃完晚饭，睡觉，一夜没话。
第二天清早，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放牛是要起早床的，洗把脸，就把牛赶到了草场。当太阳一树多高的时候，牵回牛，照样系在杨树下。按照男东家昨天的吩咐，我吃完饭就磨镰刀。模仿吴家墙院伯伯、婶婶准备割麦的样子，磨完后，把磨刀石搁在长板凳上，扛上长板凳就去割麦。
来到麦地，这麦子虽然黄了，但地不肥，长势并不好，又稀又矮。我虽然没有割过麦，但在老家看见别人割过，而这块稀稀疏疏的麦子，用镰刀拢不起几根秸秆来。镰刀拢不起秸秆，左手就没法稳住麦秆，镰刀就没法大把大把地割。没办法，只能拢几根就割几根，割麦的进展相当慢。
麦熟时节的太阳，火辣辣的，弯着腰时，额上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不停地往下滴，直起身来就流到眼睛里了。口渴了，想喝水了，但我心里十分清楚，这里并不是家里，想喝就能有喝的，只能强忍着。顶着烈日，第一次使用镰刀干活，没多长时间，手就起泡了，疼的没办法。但是，端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的管，再疼也要割。到太阳当顶时，这块地还只割了一少半。
吃中饭时，向东家汇报了上午工作的情况。下午，这份难干的活还得继续干，这时的太阳照在身上，比上午更加难受了。头上的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手臂上的汗水顺着镰刀把往下流，太阳好像起心要把我晒干似的。
渴的实在没法忍受了，四处瞧瞧，看见就在这块麦地的不远处，有一个直径大约6、7米的小水塘。就连忙向水塘奔去，到了塘边，拨开水中的杂草与浮萍，不问三七二十一，捧起水来就喝。临走时，又喝了两口才离开。
这天的下午，来这个塘里喝过多少次水，我没有统计，至于塘里的水是否卫生，喝这样的水是否会得病，那时的我，根本没法去考虑。
这块地，直到太阳快下山时才割完。连忙放下镰刀，牵牛去放。
在这“栽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打火夜插秧”的季节，农村是忙的，割完麦就插秧。一连干了几天农活的我，手烂了，脚烂了，腰疼得直不起来，但我牢记自己的身份，丝毫没有表现出畏难或者抱怨的情绪。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颜色。但是，观察刘家的三个人对我的态度，除了冷漠还是冷漠。一连几天的劳累，非但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语，我也不奢望有安慰的话语，但至少不要见着我就板起个脸。每天，除男东家默着个脸吩咐我的活路外，其它两个人根本不和我说一句话，甚至连眼睛瞟都不瞟一下。好像借了他家的陈大麦，还给他的是老鼠屎。
我想，可能是我不会干活，事做的不多，但我是尽了全力的，我没有丝毫偷懒耍滑的呀！是不是嫌我的饭量大了呢？在这个冷漠的环境里，再累也是个白吃饭的。我不能做一个白吃饭的，让人白眼。活着就得要有骨气。
夜晚睡觉前，我把想要回家的想法，告诉了男东家，他竟没有一句挽留的话。第二天，天一亮，我向东家说了句感激与道别的话，就离开刘家了。

吴乃华

第十五章、后母的苦衷

走出村口，不问路径地上了一条向西的路。我心潮起伏，五味杂陈。在家里，挨打受气，受冻挨饿；帮工，百里跋涉，求人无果；放牛，低声下气，冷漠嫌弃。做人怎么就这么难呢？世界上这么多的人，怎么就多了我一个呢？我该怎么办呢？
我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万念俱灰，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有气无力，懒懒散散，漫无目标地在这条大道上，磨磨蹭蹭地走几步站一站、走几步坐一坐地溜达着。
夏日的阳光，照在身上火辣辣的，舌干口渴，十分难耐。在路边的水坑里，手捧水喝了个饱后，就在旁边的树荫下，头靠树干地坐了下来。
昨夜的难眠，今天的困顿，神情的沮丧，我靠在树干上竟渐渐进入了梦乡。
梦中，有人叫我的名字，掉头一看，这不是我的生母吗？和小时候在照片上看到的母亲一模一样。我正想问“妈妈，这些年月您在哪里”, 忽然，不知怎么生母的样子变成了后母。后母十分和气地对我说：“孩子，回来吧，我不会再打你了的！”
脚下的虫咬，搅醒了我的梦。
醒来，“我不会再打你了的！”觉得后母的话还在耳边回响。
凭心细想，后母对我、对我们这个家是有恩的。那年，父亲病倒时，要不是她千辛万苦地贩藕到通海口去卖，我们父子俩早就饿死了。那年，我出水痘，脱肛，她为我求神拜佛，乞讨狗肉，在通海口我被尹家撵出，母亲抱着我哭的那个伤心样子……。现在，她每天起早贪晚、披星戴月地四乡提篮叫卖，她不累吗？不饿吗？她这样做是为了谁呢？她怕她一个人饿死了吗？还不是为了我们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么！尽管家里穷，但无论吃什么，从不少我一份，饿，大家饿，有吃，大家吃。
陈母对我们的打骂，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她的脾气坏。打人，是一种发泄心中愤懑的行为。如果站在她的角度想想，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情有可原的原因的：一，如果不是她幼时惨遭不幸，是不会落到我们家这个穷坑里的。父亲只顾了对我们兄弟俩的疼爱，而忽略了对她的关心。打我，是在向我父亲示威，打在孩子身上，疼在父亲的心里；二，她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样千辛万苦抚养的竟是别人的孩子，难免心里有些不平衡；三，她为我们这个家操碎了心，吃遍了苦，回到家里，竟然还有不合她的心意的事；四，她在外受了气，或者是生意不顺，在家发发脾气，这只不过是借题发挥泄泄气；五，她是安徽人，与沔城人的口音相差很大，她的说话常常被人嘲弄、取笑。特别是对这些嘲弄、取笑的人，她是无力回敬的。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兄弟俩就只能是“黄狗偷食，黑狗遭殃”的命运了。
再者，陈母这次打我，细细思考，也是可以悟出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做人的道理的。
我这次离家出走的起因是“吃篙芭”。篙芭是在叶家驴吃剩的脏草中寻找出来的，她恨我太没骨气，饿了，忍忍，怎能把人家驴吃剩的草用来充饥呢？她不是常说么：“宁可身冷，不可心冷；宁可人穷，不可志穷。”打我，是要我长记性，穷要穷得有骨气，做人就得要有志气。
在这件事情上，的确是我做错了，完全不能怨母亲。
还有，母亲是个十分要强的人。吃篙芭的事，是由赵家的两个小姐妹从堂屋唱到厨屋，从厨屋唱到堂屋传到我家房里去的，这样来来去去地唱，竟然没听到赵家大人对小孩的阻止。这不是明明白白在打我父母的脸吗？数落我家穷吗？打我，也是在正告赵家，尽管小孩是无知的，别要太欺负人了！穷人也是有尊严的！
设身处地地为她想一想，她的一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父母早亡，十几岁就只身一人远离家乡，到现在，她是举目无亲呐！我们家境的贫寒，她衣着的破难，口音的不同，还常常遭到许多人的嘲笑与歧视。她内心的苦，与屈辱，和身体所经受的苦，与磨难，都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到的。
在这个穷家里，她省吃俭用，让我读书，还对我抱有无限的希望呢！我不该离家出走的，我不该恨我的陈母，我要马上回去。
想通了，要起身回家了。一打听路线，前面就是下查埠，和来时的路线不一样了。
到第二天傍晚，我回到家了。母亲说：“儿子啊，委屈你了！”说着，眼泪就刷刷刷地掉了下来，父亲也高兴得哭了。从那天离家到今天回家，历时15天。听邻居说，在这15天里，我父、母亲没少吵过架！没少哭，没有少询问人，拜托人，在30里的范围内，没有哪个集镇没有去过。
这次出逃回来以后，陈母真的再也没打过我了。
家里的生活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父母亲干父母亲常干的事，我也干起了我该干的事了：做饭、提水、洗衣、挖野菜、捡柴……。不过，一遇空余的时间，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字、看书、画画。
到了1949年初，政府在玉带河北面的漕河街，利用鄂城书院的旧房，开办了一所公立学校，校名为：沔阳县第十一完全小学。
这所学校距我家很近，过官梁桥向右转个弯就到。每天，学生的读书声、唱歌声，我在家做事时都能听到。
这所学校对我的吸引力很大，帮助也很大。这个学校的五、六年级的学生，很多都是官梁桥、水巷子、九贺门、下关街左近的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他们上学，我不能上学，非常遗憾。所以，我每天就赶紧把家里要做的事快做完，到他们教室的窗外听课。上课的老师，有的家就住在附近，都是乡亲梓里的，从不为难我。我就成了这个学校的一名不进教室的学生，或者说是编外生。后来，根据父母亲早出晚归的规律，早、晚之间的时间都是我的，干脆把该做的事分出轻重缓急来做，这样，听课的时间就更多了。
十一完小，不仅是我学习知识的好地方，也是我娱乐活动的唯一地方，从前，不知道什么是翘板、滑梯、秋千，现在这些都能玩上了。
那时，欢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庆祝会特多，学校经常要组织老师、学生表演节目、庆祝胜利、宣传时政。东岳庙广场靠大殿的西山墙，有一个用砖砌的舞台，是专门供开大会、演戏、宣传的地方。由于我进出学校的时间多，老师和学生们排练、演出的节目，我都反复听过、看过，所以他们那些节目的唱腔、说词、动作，我都会唱、会说、会做。这为我后来在郭家河小学搞宣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的沔城，虽然解放了，但战乱的时间太长，正是所谓的“积重难返”，加之，我父亲不会农活，不种田、不种地，政府的许多好政策，比如减租、减息，我家都没能享受到，所以生活依然十分艰难。
父母亲认为，我在家玩不如也去提篮叫卖。就这样，从这年的7月起，我开始了提篮叫卖的生涯。
父亲给了我一只板篮（粗、细篾都编织得相当结实），篮子的两头，一根布带连着，父亲说，从早到晚，一整天都不能离开这个篮子。把篮子背在肩上，比提在手上或挎在胳膊上轻松。篮子里面装有一个有盖的木盒子，木盒子没有挨着篮底，而是卡在篮子的腰部，篮子底和木盒底之间还有一个空间。父亲告诉我说，把卖得的钱装在这里，不会被人发现，如果有人用鸡蛋来换糖，鸡蛋也装在这里。这里，还可以装防天雨的雨布。
去到批发店，我们买了些价格便宜的各色各样的颗颗糖，水果味的、生姜味的、薄荷味的……，还买了饼子、麻花，手工卷烟、廉价香烟、火柴等。父亲说，这些货物如果卖得好，可以赚回一斤米。当时，我很兴奋：我可以独立赚钱了！
我同父母亲一样，早上吃饱后出门，傍晚，太阳快下山时就动身回家。到家时，要点灯才能烧火做饭。我行走的方向是沿通洲河的两岸往上走，到达通海口。南边沿途经过的乡村有：周家剅、湖口弦、洲岭、苏滩；北面，由湖口弦过河，经娄沈台，冯家榨坊，唐家桥，郭横堤、堤湾。在一般的情况下，通海口就是终点，如果生意不好，到中午时还剩好多东西没卖，就得再走远一点到小河口去。沿途串乡，可以把自己所卖的货物名称喊出来，这叫“叫卖”；不愿叫时，我还有一面小锣，小锣一敲，沿途村庄的大人、小孩，都知道是卖颗颗糖的来了。如果有小孩缠着他的父母要吃，我的生意就来了。
那时，和我年龄大、小差不多，走这条路线卖糖的小孩就有十多个：朱和尚，杜小天、杜大天、黄兆树、乐幺儿……。为了使老主顾有所区别，我们每个人叫的声音，敲锣的方法各有所别。一般我们不会几个人走到一块，万一两个人同时到了一个地方，那就看谁机灵，谁的速度快，那时，我们还不懂什么是“义气”。
串乡叫卖，我最怕的是狗。有的村子，我不论是叫卖，还是敲锣，只要我发出信号，就有狗叫起来。并且只要有一只狗叫，这个湾子的狗就全都叫了起来，真是，一呼百应。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只是这样叫一叫，倒也没什么，快点走开就是。最可怕的是，它们一涌而上，张口就咬。

吴乃华

第十六章、被狗围咬

有一次，就在洲岭村（那时叫许家洲），听到我发出的声音，一只狗就叫了起来。当我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条正在叫的狗的时候，不想，村西头有两只狗领头向我猛冲过来，一看，这两只狗的后面还跟着6、7条狗呢！这时，我吓坏了，汗毛一咋，浑身就哆嗦起来，连忙大声喊叫：“狗咬人呐！狗咬人呐！”冲在最头先的一只黄色的狗，头平着地，呲着牙，裂着嘴，伴随着喉咙里发出的“唬唬”的声音，向我的双腿扑来。我连忙用篮子去挡，“刺啦”一声响，我的裤脚被扯下了一块。
我的腰还没来得及伸直，不想，随后上来一条黑白相间的花狗，竟呲着牙，跳起向我的头扑来。我更慌了，情急之下，也许是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的驱使，我使尽全身力气，把篮子挨着两条狗的头猛地向上一提，篮子坚硬的篾片，擦痛了上、下进攻的这两条狗的鼻子、嘴巴。它们没有刚才那么凶了，一条狗还扭过头去，嗷嗷地尖声叫了起来。领头狗的受伤，加上篮子猛力往上提，盒里的糖果以及盒下的铜钱、小铜锣，与盒底的撞击和相互撞击的声音，镇住了狗的一时嚣张。
但它们并没偃旗息鼓，就和另外几条没进攻的狗一道，围着我不停地叫，只不过叫声没有起先激烈了。狗的叫声，唤来了它们的主人。主人的骂声和驱赶，才把这群狗的疯狂止住。
这次被狗围着咬的事，后来，我想起来就心惊肉跳。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仅从此以后，再也不去许家洲这个村子叫卖，就是走进其它的村子，首先注意的是狗，只要见到有狗，就既不叫喊，也不敲锣，悄悄地溜过去。
为避免被狗咬，我还特地向人家求教了两招：一是遇见有狗叫，不能跑，你跑它就越发追着你咬；二是有狗叫着向你跑来，你身子马上往下猛地一蹲，它以为你在地上捡石头，狗就会吓得掉头跑。
平时，在一般的情况下，到达通海口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左右。那时，学校里的学生还在学校里，下课了，就会有学生来买。学生中午来上学，更是叫卖的好时光。每当上课铃声一响，学生上课了，我们就走街串巷，沿途叫卖在通海口的大街小巷里。通海口的榨坊、槽坊、牌场、茶馆、剧院是我们这班小鬼叫卖的最主要的地方。
有时，当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在由通海口返回沔城的路上，心里就在想，我们沔阳城是座县城，为什么沔城的以贩菜、贩藕为生的人，还有我们这些提篮叫卖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几十人，每天都要不顾疲劳地到通海口来赶场、来叫卖呢？
后来仔细一想，这是因为我们沔城，虽然是座县城，被日寇几次的轰炸，王劲哉的焚烧，把沔城的人折腾得太苦了，沔城人太穷了，穷苦的人太多了。
我每天早出晚归，忍饥挨饿，一天下来，生意好时，能有一市斤米，生意不好时，一斤米还是别人的。那时的我，是十分懂事的。每天早上都是吃稀饭出门的，一天到晚，十几个小时，能不饿吗？但我都能克制自己，尽管肚子饿的咕咕叫，从不拿篮子里的丁点东西来吃。每天晚上回家来，篮里的剩货加上所卖得的钱数，与早上出去时的货数都是完全吻合的。
我们这班在通海口叫卖的小鬼，有时也自己找找快乐，比如到通洲河里去洗澡。那时，我并没学会游泳，有一次，我们在通海口的上桥玩，我居然从4米多高的桥面上，朝水中跳下去。幸好，水中没有什么木桩这样的硬东西，水也还深，没有受伤。由于下跳时是脚朝下，两腿是分开的，脚先着水，只是下身被水面涌起的浪碰疼了。

1950年春，沔阳县人民政府为了解决我们沔城这些穷苦人的吃饭问题，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措施。就是在原县衙门的旧台基上，建盖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及附属房屋（即现在的沔城中学的部分房屋）。
政府的这一举措，当时，饱受灾难的沔城穷人无不欢欣鼓舞。我和父亲也都放下了走乡串户沿途叫卖的篮子，加入到了修建县政府大楼的队伍。
政府主管建设的人是谁我们不知道，经常和我们打交道的人，是一个名叫陈上钿的瓦工头，管账先生是现代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民教授的爷爷。当时规定，有技术的木、瓦工，每人每天4斤米，成人杂工每人每天2斤米，不要未成年的小孩。当日做工，当日即可领米。
当时，沔阳还只是刚解放，一切都是百废待兴，白手起家。政府之所以能这样做，主要还是考虑到了沔城的乱砖。地上有一处处的残垣破壁，地下还有它的墙基，泥土中的古城墙的墙基，更是一个砖的仓库，这些砖，花较低的代价就能满足工程的需要。
当时，我已经14岁了，由于家里穷，身体较为瘦弱。盖房的杂工不要我，我就打算去参加挖砖。那些残垣破壁下的墙脚，都是有主儿的，人家不让挖，是留着自己挖的。我们只能挖那古城墙的墙基。
古城墙的墙基也没那么好挖，都是埋在厚厚的泥土中，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已经被人挖过。所以第一步工作是探寻。探寻的办法是，用一根有着尖尖头的钢条，按着城墙留下的痕迹，用力往泥土中插，当钢条的尖尖头，一连在同一块地方插不下去时，并且返回出“嘭嘭”的沉闷声时，这就是城墙的墙基。这些工作，都不是我能胜任的，所以，无论哪个挖砖的班组，人家都不要我。
不要我，我不走。你挖，我挖，你提土，我提土。当时，我人虽小，力气小，但我不偷懒，做事快。等到泥土掀开起砖时，他们带来的挖锄不好用，而我带来的是一把十字镐，既轻便，又好使。这样，我就暂时留在了这个我赖着不走的挖砖班子里。
挖砖，是按挖砖体积的多少来计算工的。3天下来，他们成年人每人每天都拿到了2斤米，我是小孩，每天也拿到了1斤米。
当在成年人的班子里，实在赖不出去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去找、去挖，同样也可以拿到1斤米。有的地方城墙基的砖真大，长有60厘米，宽有25厘米，高有15厘米，一块砖就有五、六十斤。碰到这样的墙基，我是没办法的，既挖不动，也拿不动，但是，可以作为加入成年人班子的交换条件。
长时间地使用挖锄、十字镐，一双手不仅粗糙了，起茧了，而且手指都变成方的了，硬硬的，有棱有角了。
那时，沔城初解放，真是百废待兴，到处都有盖房子的地方。虽然所盖的房子，只不过是用泥砌的乱砖“翻三斗”，但总归是新的建筑，逐渐取代了往日留下的残垣破壁。
挖砖人家不要，我就去做小工。小孩做小工，每天1斤米，工头认为小孩能做成人同样多的事，合算。
但是，尝试一天后，工头认为合算，我却勉为其难。这种用泥砌的乱砖“翻三斗”，墙做的垂直，只能保证不左右倾斜，因为砌墙的砖料，全要靠大小不一的半截砖，有的甚至小到一块砖的1/3，1/4，砖的横截面小，砖与砖之间根本不可能相互咬合，这样的墙体很容易产生纵向断裂。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就在墙体的内、外两面，相互交替地采用整砖挂斗，半截砖压眠的办法。一斗整砖可以压三层眠砖，每压一次眠后，整砖与小砖之间的空隙，再用更小的砖渣、瓦片填塞，然后以稀泥灌满。一斗墙要灌三次泥，这就是“翻三斗”的“打墙灌斗”， 灌斗时，一桶泥提去就倒，提去就倒，所以，用泥量是相当大的。做小工，就是给砌墙的瓦工师傅提泥。
泥在泥坑里，有专门的人在和，提泥的人要自己去打。打泥和打沙灰不一样，浓稠的泥巴和泥疙瘩糊在打泥的工具上，上十斤，很难甩下来。不把打泥工具甩干净，泥疙瘩糊得满满的，泥根本就弄不到泥桶里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勉强强打满了一桶，一桶泥几十斤，好不容易歪歪蹩蹩地提到了跳板下，师傅在跳板上，还要举一人多高，递在师傅手里。骂声响起来了：“一桶泥都提不起，没吃足奶，来做什么小工？去你妈的怀里吃奶去！”
有时，一桶泥还没有打满，就听到瓦刀在墙上拍得震天响的声音，接着就是师傅的叫骂声：“小杂种，怎么还没来？又磨磨蹭蹭地磨洋工了。”
面对这些话语，甚至比这些更难听的话语，我只能忍气吞声，谁叫自己没力气的呢。有时，也只得以农村的一句自劝自解的话语，“要想赚猪的钱，就得同猪眠”，来宽慰自己。
在我做小工的这段时间里，我最害怕的人，是一个姓闵的师傅，他曾经被国民党抽壮丁，当过兵，脾气暴，嗓门大，除开口就是“你妈的×”外，骂人的话语最刻毒。偏偏要我给他提泥，每办法，为了1斤米，反正我没偷懒，你要骂就骂吧。

吴乃华

挖砖人家不要，我就去做小工。

吴乃华

第十七章、石灰水烧手

叶家磨坊后门的对面，住着一位姓陈名绍雄的老师，他当时是郭家河小学的校长。见父亲天天在外做小工，就问我父亲愿不愿到他学校去给老师做饭。做十几个人的饭虽然辛苦，但工作稳定，又免遭日晒雨淋，父亲立马就答应了。这年的7月，父亲就去了郭家河小学。
这个学校的校址在当时郭河街的南面，原来的校舍，就是一栋三间三拖的旧瓦房，现在扩班了，当地政府就把学校隔壁的王家祠堂也划给了学校。
学校的老校舍和划给的新校舍，好多地方都需要清扫、整理、修缮。父亲见我做过几个月的小工，看见过瓦匠师傅是怎么干的，就向陈校长请求，让我来这里做一些清扫、修缮的工作。原来是对门乡亲，现在是属下员工，陈校长没多思考就同意了。
当父亲回家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心里默默地思忖着：从此后，再也不用提那提不动的泥桶了，再也不看瓦工师傅的那凶神恶煞的样子了，再也不听那难以入耳的骂声了。
真的是条条蛇都咬人，要想挣得1斤米的工钱，都不是那么容易。
王家祠堂也是一栋有门楼和天井的三间三拖的瓦房。八字门楼的大门外，两边各有一面石鼓，走进门楼，就是前厅。现在，右边用芦苇做壁隔出一间房间，是我父亲的卧室和厨房，左边是老师吃饭的地方，这里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
因为这里原来是一家做蚕豆粉条的作坊，现在搬走后，除门楼和厢房外，里面到处都是脏兮兮的，蝇虫横飞，臭气熏天。我不怕脏，只要我能拿得动的我都能干。清扫垃圾，擦洗柱子，挖土填补地面的坑洼，夯实地面的泥土，一连几天干下来，陈校长看后都十分满意。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粉刷那边老校舍的教室、办公室、和这边祠堂的内墙壁。这件工作，我在做小工时，见识过整个工作的程序，但并没弄清其中的窍与妙。
我用苎麻的蔴丝扎了两把帚子，并把另一把绑上竹竿。石灰水浓淡的调制，也都十分顺利。开始时，先用绑竹竿的帚子刷高处的墙壁，再用没绑竹竿的帚子刷墙壁的低矮部分，工作进行得有条有理，觉得自己还不错，像一个老师傅。第一天下来，问题还不算大，其实双手已经硬硬的、枯枯的，手指都难伸直，十分难受。我强忍着，没跟父亲说，认为想赚钱，总得要吃苦的。但心中暗忖：我的手为什么会成这样呢？
第二天，我边做事，边观察我使用的刷墙帚子，没绑竿的虽然手握的部分没有白石灰，但都是石灰水浸湿了的。再看绑竹竿的帚子，每当蘸满了石灰水的帚子向上举起时，石灰水就顺着竹竿往下流，弄得我满手都是石灰水。我的手是被石灰水烧伤的。中午吃饭后，父亲见我总把手放到嘴边哈气，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买来蛤蜊油给我擦。抹上蛤蜊油后，外表枯燥、干硬的手掌和手指虽然软润了许多，但疼还是照样地疼。
答应了人家的事，必须按要求完成。下午，我用荷叶（那时没有塑料纸）包住短帚子的用手握的部分，这样，手握把时就不会与石灰水接触了。再用硬纸板卷成一个喇叭状，从竹竿的下端穿进去，绑在帚子的尾部。在硬纸喇叭的下端，用布条缠紧。在给布条打结时，把打结的布条稍留长点，让硬纸喇叭拦截的石灰水，顺着长布条滴下来，这样就不至于顺着竹竿一直流到手上了。
我强忍着手的疼痛坚持干，不过，使用改良后的工具刷墙，确实是手与石灰水接触的机会少多了。心想，早有这个知识，手就不会被石灰水烧成这个样子了。
第三天早上起来，发现手指和手掌有的地方出现了皲裂，裂开的地方，红肉赤赤的。
眼看就要开学了，时间不等人，无论怎么样都要把这墙壁刷完。于是，咬着牙开始了第三天的工作。
咬牙归咬牙，但丝毫不能减轻双手的疼痛，毕竟是十指连心呐。
疼痛的双手，对工具的使用自然不如以前灵便，加上时间的紧迫，思想的急躁，在刷一面墙的高处时，一不小心，竹竿长布条上的一滴石灰水，不偏不倚恰好掉在了右眼睛里。当时，眼睛像火烧一样难受，幸好，我父亲就在旁边，连忙打来一盆清水，让我把眼睛睁开，在水里使劲地眨，之后，又用凉开水反复地冲洗，才算逐渐减轻了眼的疼痛。这一天的工作，最后在父亲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学校交给我的工作，也终于全部完成。
就在我满心欢喜地庆幸圆满完成任务的时候，我看见父亲掉泪了。我不知道父亲的眼泪是心疼还是庆幸，是内疚还是惭愧。看见父亲的样儿，我心里也十分难受。
在郭河小学做小帮工期间和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参加了郭河街道举办成人夜校。教夜校的老师，后来也是郭河小学的老师，不过教学的内容十分单一，就是学珠算，打算盘。开始时是加法、减法，后来就是乘法、除法，斤价求两价，开方和乘方……，凡是老师教的，我都十分认真地学。
一个小教室里，二十几个人，二十几盏土法制作的煤油灯，浓浓的黑烟，布满了整个教室。第二天早上起床，用手指去掏鼻子，指头全是黑的。不过，熟练的珠算加、减、乘、除，为我后来在建筑队做会计、编制工程预算，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自从父亲有了稳定的工作后，母亲仍然坚持在串乡叫卖，现在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了。快过年了，我看见别人家的小孩在玩灯笼，就买来蔑和纸，自己糊了个鲤鱼灯，点上蜡烛，挂在房间里，意思是年年有余。到了年三十那天，我们家年夜饭的桌上，居然破天荒地摆出了十碗菜：蒸鱼、蒸肉、蒸藕、蒸茼蒿……。
在满桌都是好吃的年夜饭桌前，父亲笑咪咪地还告诉我，开年，就到郭家河小学去上学。
1951年春（那时还没有改为秋季始业）郭家河小学开学了。为报名的事又把我难死了，按我真正读书的时间：保学两个多月加上私塾，一共才一年半，国民党的官学三上一学期，四上一学期，现在该读几年级呢？那时，郭家河小学还只是一所只有1至4年级的初级小学，现在虽然有五年级的学生了，但是人数不多，在老师们的鼓励与怂恿下，我读五年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