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的“省会”史

琳丹

xZ700 发表于 2020-5-6 14:21
【西晋襄阳是“省会”的证据之五】【北京市的语文考试题】岘山亭记
欧阳修
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①，盖诸山 ...

晋灭吴征南大将军杜预占领江陵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即以吴荆州治所江陵为西晋荆州治所，调用益州水师，进占建邺，并控制荆州南部。北京市语文考试题的注释有误，或者至少不准确，可能是以晋代魏后，269年羊祜为荆州都督为依据，但那时晋朝还未灭吴，没有统一。
东晋已不包括襄阳，襄阳归属前秦。

xZ700

琳丹 发表于 2020-5-9 07:45
晋灭吴征南大将军杜预占领江陵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即以吴荆州治所江陵为西晋荆州治所，调用益 ...

赞同你的“注释不准确”的说法。

草原雄狮

win0716 发表于 2020-5-9 07:16
武汉只要是一城独大，永远不会直辖，既是的命题武汉直辖，大多数湖北人也不会让襄阳成为省会，襄阳是中原 ...

请问中原文化圈有哪些标准？河南城市有哪些特征？

xZ700

win0716 发表于 2020-5-9 07:16
武汉只要是一城独大，永远不会直辖，既是的命题武汉直辖，大多数湖北人也不会让襄阳成为省会，襄阳是中原 ...

【点评】用问题的方式点评吧。

1、“大多数不让”？你是大多数？你代表大多数？你是决策人？

2、“中原文化圈”？何谓中原文化圈？你是吴越文化圈？你是闽南文化圈？你是粤港文化圈？你是英语文化圈？你是西方文化圈？

3、“典型的河南城市”？。河南城市怎么啦？你看看动物世界，什么东西喜欢搞地域歧视、什么东西喜欢搞物种歧视？

xZ700

【分享】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这篇文章，分享一下。

孙权建置江陵县于襄阳

[size=15.0000pt]

作者：杨采华 日期：2009-10-19

摘 要：今湖北襄阳市有条荆州街。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曾在此地曾建置过荆州行政区。曹操取荆州，改荆州置襄阳郡。赤壁之战后，曹操败走新野，刘备改襄阳郡为襄阳县，隶属南郡。东汉建安24年，关羽水淹七军于樊城，吴人袭其后；关羽败走麦城，吴大将朱然入据襄阳。不久，孙权便改襄阳县为江陵县，这一称谓沿用廿八年之久。今江陵，刘表置江陵县，曹操沿袭其名，刘备亦如此，以江陵为南郡郡治地，孙权则省江陵，迁江陵县于襄阳，将襄阳县更名为江陵县，孙吴江陵保卫战就发生这里。 [size=15.0000pt] 关键词：荆州、江陵、南郡、江陵保卫战、朱然修筑江陵城 [size=15.0000pt] 一、荆州、江陵地名与位移 东汉末年，刘表出任荆州牧（刺史），移荆州牧治于襄阳。公元208年曹操南下，刘琮降。曹操改荆州牧治地为襄阳郡。公元210年，刘备“借荆州”（实指借原刘表荆州八郡，除南阳郡、江夏郡一半外的六、七个郡，不是狭隘的今江陵一城）。这时，刘备将荆州牧治地设在湖北公安（古孱陵），将南郡设在今江陵，郡县并治一地。同时，刘备改襄阳郡名襄阳县。 公元219年，吴将吕蒙、陆逊计赚关羽，智取关羽镇守的荆州城及南郡、江陵城。这之后，孙权仍以刘备的荆州为吴荆州牧治地，以江陵为吴南郡郡治地（诸葛瑾为南郡太守），以襄阳为吴江陵县县治。 公元219年，关羽在汉水之北的樊城水淹曹仁七军，大获全胜。关羽却不知吴人乘虚袭取荆州南郡江陵，待回军救援时，又遭吴军伏击被俘杀害。 关羽回军南下时，曹仁尾随而进烧襄阳樊城而北撤。《晋书·宣帝纪》说司马懿上书劝魏文帝：孙权新破关羽，必然联合魏军对抗刘备，不敢与魏人结仇。襄阳为水陆要塞，不能放弃。魏文帝不听，“曹仁火烧二城而还”。魏人失汉水之南的荆州襄阳郡，便在汉水之北的新野县置荆州襄阳郡。吴嘉禾五年，陆逊、诸葛瑾所攻襄阳即此襄阳城，地在白围以北，今唐白河及淯水上游（事见《吴书·陆逊传》）。 蜀人败，魏人走，吴人来，荆州八郡仅南阳、江夏一部分地区外，其它全归孙吴所有。孙权以陈轺、吕常为襄阳守，潘璋为襄阳太守。随之，曹仁、徐晃攻襄阳不下，败走。 三国元年（公元220年），孙权改襄阳县为江陵县。《吴书·吴主传》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实为三国元年），魏将梅敷（当时屯兵于南漳）使张俭来吴求降，江陵守将陈轺扩地至阴县（今谷城）、酇县（今邓县，楼主注：疑为老河口）、山都、中庐（地在南漳），辖地汉水南北。这告诉我们：约从公元220年起，孙权己改襄阳县为江陵县。于是，魏文帝做顺水人情，次年颁诏孙权：荆扬江表八郡封孙权，改汉水东北诸县为郢州（州治地在今钟祥）。魏人寸土不出，反而封孙权为吴王掌领江表八郡，结成统一联盟对付蜀国，事见《魏书·文帝纪》。 吴国立，与魏人断交。孙权以姚泰为江陵县令，以朱然为江陵守将，这之后，吴国两次江陵保卫战都发生于兹，只因陈寿没弄清吴国行政地名建制与变革，在《三国志》中将彼江陵作此江陵张冠李戴陈述不清，置吴国江陵县治位移而不顾，错误地将汉水中游流域上发生的吴魏间江陵之战写作长江中游流域之战，以致讹误约近两千年，使后人真相不辨。 [size=15.0000pt] 二、孙吴江陵保卫战发生于汉水中游 孙吴的江陵保卫战先后发生了数次，这里主要对公元222年及公元250年两次曹魏与孙吴之间的江陵争夺战的地理方位进行考述与澄清。 《吴书·朱然传》载：吕蒙病故前，孙权询问吕蒙，谁能代他主掌荆州军事？吕蒙谓朱然：他胆略过人，宜堪此任。吕蒙卒，孙权以朱然镇守江陵（今襄阳），以陆逊守荆州南郡。 公元222年至223年，曹丕使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吴书·朱然传》说：“魏文帝（曹丕）自住宛（今南阳市）为其势援，连屯围城。（孙）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百里洲）上，立围坞，为（朱）然外救。” 《朱然传》还说：魏将张郃领兵渡汉水支流攻百里洲，吴将孙盛败退汉水之南，张郃引大军屯兵百里洲，与曹真、夏侯尚等将江陵城（今襄阳市）铁壁合围，内外隔断。这时，孙权又派诸葛瑾、潘漳、杨粲率轻兵为朱然解围，仍失败而退。江陵城中士兵多患水肿病，能参战斗者仅五千人。魏将曹真率士兵从城外垒起土山为攻城跳板，下掘地道潜穿入城，曹军先借土山之势以筑楼倚势放箭，飞箭如雨。吴兵将士惊悸失色，大将军朱然全无畏惧，乘空隙间，严督将士攻破曹兵两处营堡。魏人围攻江陵六个月不退。当时，孙权在荆州指挥陆逊与刘备战于猇亭夷陵，江防千里，无兵外援。江陵战事日紧，江陵县令姚泰领兵守城北门，见魏兵日益强盛，而江陵城中兵少粮尽，便暗与魏军勾结叛变通敌许为内应。姚泰投敌策反之时行事败露，大将军朱然将姚泰斩于军中就地正法。魏将夏侯尚等围江陵日久不能取胜，便撤军北还。从此，朱然名震敌国，孙权封他为当阳侯。 朱然江陵保卫战发生于今江陵吗？不是。公元222年、223年，据传孙权坐镇荆州（今江陵长江对岸的公安县）指挥夷陵之战。公安县与南郡（今江陵县）一江之隔，自荆州至秭归千余里战线烽火燃烧近三年之久。裴松之注《吴书·陆逊传》引《吴录》说：当时，刘备给陆逊书信指出：当下曹丕率大军进围江陵，江陵危在旦夕，将军哪有兵力与我决战于夷陵（今宜昌市）? 这充分说明曹丕围攻之江陵不是今江陵, 而是今襄阳。如果是今江陵，那么陆逊必受刘备与曹丕之夹击而遭灭顶之灾。陆逊焉不惧全军覆灭而首尾不顾？其实，这一江陵在汉水之侧今襄阳，不是江水之则今荆州沙市。 朱然江陵保卫战发生于今襄阳。公元222年，曹丕挥师南征令诸将进围江陵，他坐镇南阳指挥作战，在《伐吴诏》中说：“孙权小丑，凭江暴悖……（今兴师问罪）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 这里的“江”不指长江而指汉水汉江。假设，这“江”指长江，古江陵岂不在长江之南岸么？又况且南阳距今江陵一千二百余里，这是叫亲临前线指挥吗？ 裴松之注《魏书·文帝纪》魏人攻江陵引曹丕《丙午诏》（今《三曹集》称《息兵诏》无“丙午”二字，只注有“黄初四年三月” ）中说：孙权残害民物，于是兴师伐罪，分三路大军南征。中军围攻江陵，左将军張郃舳舻直渡击其南渚，吴军淹死数千人。魏兵又挖地道以攻江陵城，吴兵防御尤严连鼠雀都不能出入。可魏将张郃以为江陵城中吴人不过是砧板上的肉，早晩是要剁烂的。可是，吴人疾疫流行并迅速蔓延，江（汉）水两岸恐相互污染，便撤江陵之围而去。魏文帝《息兵诏》说：“天下归仁，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 当然，这只不过是魏人的粉饰之词。但这也说明：诏书中的江陵绝不是今长江之滨江陵，而是今汉水之滨的襄阳。 公元222年至公元223年，魏文帝曹丕坐镇南阳指挥江陵争夺战，终以退却而告终。可是，魏国、吴国这一战役双方打得十分艰苦，前后历时祗六个月之久，投入兵力之多，伤亡之多，不亚于官渡之战。 有关这次战役，孙权还令诸葛瑾、潘漳等率军驰援江陵。裴松之引《吴录》注《诸葛瑾传》说：“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诸葛）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孙）权以此望之……虽无大功，亦以全师保境为功。” 可见诸葛瑾驰援之江陵即汉水之侧的吴江陵，今襄阳。 陈寿在《吴书·潘漳传》中却将其司职前后颠倒。东汉建安二十四年，潘璋率兵擒关羽，孙权封他为襄阳太守。解江陵之围后，陆逊取秭归、宜都，孙权以二县为固陵郡，以潘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可陈寿则颠倒时空，不知吴人置江陵县后，吴国已无襄阳郡襄阳县之说。 同样，陈寿《三国志》列传中对江陵之役地名陈述不清，把江陵之役的江陵或说成南郡，或说成襄阳。在《吴书·吴主传笫二》说：令“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 又在该文说：“二年春正月（公元223年），曹真分军据江陵中洲。”在《潘璋传》中说：“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敌）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潘）璋曰：‘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便将所领，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苇数百万束, 缚作大筏, 欲顺流放火, 烧败浮桥。作筏适毕，伺水长（涨）当下，（夏侯尚）引退。” 这里的南郡实为吴国江陵县，今襄阳。这里的江水实指汉水。这里的百里洲不是《水经·江水注》长江枝江段百里洲（见今人潘新藻《湖北省建置沿革·长江流域》引《水经·江水注》），而是今鱼梁洲。如按流行说法把汉水中的“百里洲”当作枝江县长江中的百里洲，那么江陵之役之江陵岂不是被人为地移往长江南岸去了吗？显然，陈寿把江陵保卫战说成南郡保卫战实在大错特错，因为当年长江中游上同时还发生了一场陆逊与刘备间的大战。 百里洲在汉水襄阳江段上。《魏书·董昭传》说：“大驾（曹丕）幸宛（今南阳市），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时江水浅狭，尚欲乘舟将步骑渚中安屯，作浮桥南北往来，议者以为城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曹操）志勇过人，而用兵畏敌，不敢轻之若此也……今渚中至深也，浮桥而济至危也，道而行至狭也，三者兵家之忌，而今行之。贼（指吴人）频攻桥，设有漏（闪）失，渚中精锐，何以防御？就不破贼，尚当自完……’” 曹丕以为董昭之言极为正确，急颁诏夏侯尚退兵，兵退后20余天汉水暴涨，一如董昭所料。《魏书·贾诩传》说魏文帝曹丕不听贾诩之谏，率大军南征。结果是“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可见，我们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这个百里洲和江陵都不在长江之滨，而在汉水中游，《三国志》列传还多有记述。 总之，公元222年至223年间的孙吴江陵保卫战发于汉水之滨的今襄阳，决不是发生于长江之侧的今江陵。 （因此文太长，故分两次发，待续） 【点评】如果此论成立，那么三国时期、西晋初期，当说到荆州州治（相当于省会）在江陵，那很有可能说的是襄阳。

xZ700

【续】三、朱然镇守维修江陵城

公元223年春，曹丕诏回夏侯尚，吴江陵之围即解。吴大将朱然守江陵（今襄阳），陆逊守荆州（今公安），诸葛瑾守南郡（今江陵），潘璋守陆口（今蒲圻赤壁处）。自公元223年江陵保卫战后，吴人以江陵为桥头堡，并以此为屏障并多次反击了魏人的柤中（一说相中，今南漳县内）之战，樊城之战及江陵之战。

《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正始二年，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司马懿为征南将军，江陵守朱然围樊城，司马懿遣夏侯儒进屯襄阳（魏之襄阳，今新野县）之邓塞，以为樊城之援，可司马懿不能进取朱然于江陵。这之前的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征南将军司马懿欲从江陵顺汉水东下，也因朱然阻于江陵而作罢。所以，裴松之注引《吴录》赵咨说：“吴王带甲百万，以江汉为池。”（见《吴书·吴主传》）这告诉我们，魏、吴江陵之战后，吴以江汉为魏吴两国之疆界。

吴赤乌十一年（公元248年），江陵（今襄阳市）地震，孙权再次令朱然大修江陵城防。见《吴书·吴主传》。

吴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吴江陵守将朱然病逝，其子朱绩（一称施绩）继守江陵城，朱绩却不如其父朱然英武天纵。次年，朱绩失江陵，结束了吴国江陵县侨（移）治襄阳近三十年的历史，见《吴书·朱然传》。

四、吴失江陵县与江陵地名的沿袭

公元250年，魏将王昶攻吴江陵，吴江陵守朱绩设重兵于汉水中沙洲上，重蹈当年夏侯尚覆辙。《魏书·王昶传》说：“嘉平二年（公元250年）……王昶诣（攻）江陵，两岸以竹絙为桥，渡（汉）击之，贼奔南岸，凿（并）七道来攻。于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吴）大将施（朱）绩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首级。昶欲引至平地与合战……” 王昶设计赚朱绩出城，将缴获的吴人辎重物什拖至江陵城外游行，以激吴人。王昶又佯兵撤退而暗设伏精兵于城外，朱绩中了王昶调虎离山之计，魏人攻克江陵城（今襄阳城）。朱绩败走，王昶斩吴将钟离茂、许旼，缴获江陵城中所有武器装备及旗鼓珍宝器仗，颁师振旅而还。魏帝升迁王昶为征南大将军。

吴失江陵，还江陵县于旧治（今江陵县）。魏人得吴之江陵，便省新野之襄阳，复置襄阳郡于汉水之南旧址。可是，当地人一时改不了旧的称谓仍叫江陵。公元275年，羊祜守襄阳。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吴西陵（今宜昌市）守将步阐叛降归西晋，吴大将军兼公安等五县（半个荆州）的军方首领陆抗围而攻之，西晋羊祜奉命西救步阐。《晋书·羊祜传》说：“祜率兵五万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杨肇攻（陆）抗，不克。” 这个“江陵”仍指汉水之侧的襄阳。可以印证的是吴长江之侧的江陵仍在吴人的掌控之中。如陈寿《吴书·陆抗传》说：“晋车骑将军羊祜率师向江陵……” 吴诸将士劝说陆抗不要上围西陵进剿叛将步阐，以防羊祜袭击荆州江陵。陆抗说今江陵坚固，兵多将广，无可忧虑；退一步说，江陵失守，羊祜也守不住，我宁失江陵也要灭西陵叛敌。结果如陆抗所料：”羊祜未能攻取江陵，吴亦灭西陵之叛敌。这一史料告诉我们：一、吴汉水之侧的江陵失陷20余年后，这里仍有人将襄阳叫江陵。二、吴之江陵己迁回长江之侧，凤凰元年中尚未失守。这充分说明，此江陵非彼江陵。

我们关注是：西晋之初吴国原江陵县（魏晋襄阳郡）仍因流传叫法而称之江陵。《方舆胜览》说：“晋羊祜镇荆州，江陵泽中多有鹤，常取之教舞，以娱宾客，因名之鹤泽。后人因之，遂呼江陵郡为鹤泽。” 从《晋书·羊祜传》中我们知道，羊祜所镇荆州即刘表之荆州，魏之襄阳郡，吴之江陵县，不是什么江陵郡。同时，我们还知道终羊祜之生年，西晋不曾夺取吴国长江之滨的江陵。羊祜所镇守之荆州江陵郡即吴初年的江陵县，晋之襄阳郡。羊祜守襄阳，吴之陆抗守南郡之江陵，他们各为其主，战场上兵戎相见，可生活上相互关照，羊祜使人送药为陆抗治病，陆抗食而不疑，时人将他们之间这种友情传为佳话。羊祜卒于襄阳（楼主注：应为卒于洛阳），继任者杜预依民意在岘山上为羊祜树立堕泪碑，这成为中国文明史中亮点。

羊祜生前不曾夺取吴长江之滨的江陵，这一江陵为他继任者杜预所取，详见《晋书·杜预传》。于是，我们知道鹤泽不在今江陵而在今襄阳。《艺文类聚》卷62引《荆州图副》说“江陵县东有天井台，飞轩光映，背邑面河（汉），实郊廛游息之佳处。” 这应指襄阳魏晋习氏和蔡瑁家族林园。《荆州记》：“江陵县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终于陶。（《文选·登楼赋》注）”《荆州记》又载：“襄阳范蠡祠南七十里，有晋河南尹彦辅宅……” 王粲《登楼赋》中“北弥陶牧，西接昭丘。”见《古文观止新编》注：陶为乡名，传说范蠡墓在陶乡。牧，指郊野。王粲这篇赋作于今南漳东南，不作于今当阳境内，依其方位推理：范蠡墓在襄阳西北。这便告诉我们：《荆州记》中江陵县仍是今襄阳市。又如《御览》说：江陵县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这个江陵显然不指今江陵，也指今襄阳。

五、余论

现在，我们知道：吴国江陵县从建置到沦陷共经历了二十八个春秋，可这一称谓形成了流行叫法后却影响了近半个多世纪人们思维习俗。所以在三国时代和西晋初人们仍把襄阳称之为江陵县或江陵。

陈寿《三国志》约以吴人韦昭的《吴书》，魏人王沈的《魏书》以及时人所著资料为蓝本而著《三国志》，导致该书中一地多名或异地同名陈述不清。两晋学者谓陈寿“有良史才” 可他在地名地望上的载述的确疏于考订，以致一地多名或异地同名的郡县建置地混淆莫辨。陈寿生长巴蜀，后居洛阳，足迹未及江汉，不知吴（国）朱然所守之江陵即魏晋襄阳郡，只好按韦昭《吴书》称江陵，又依王沈《魏书》称襄阳，把发生这一江陵的历史事件挂在彼江陵帐上。甚至把刘表江陵县，曹仁曹操所占的江陵县，周瑜所取的江陵县，关羽所失的江陵，陆逊陆抗父子所守之江陵，吴将武延所丢失及西晋征南大将军杜预所攻取的长江之滨的江陵县，都说成是吴大将朱然所守之江陵，魏文帝曹丕、夏侯尚等人所围攻之江陵；魏将王昶所取、吴将朱绩所失之江陵上。甚至有人把公安县说成江陵。以致千古讹误，至今漠然视之。

现在，我们知道：刘表的荆州牧治地、魏晋的襄阳郡即孙吴侨置江陵县所在地。我们再结合《晋书·陆机传》中的《辩亡论》与《三国志·武帝纪》及《先主传》中有关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自“江陵征备至巴丘” 之江陵即指汉水之滨的吴江陵县（今襄阳），不是长江之滨的今江陵。也就是说，当年曹操率数十万大军沿汉水水陆顺流而下东征孙权“会猎于吴”，这一赤壁之役战前的出发地江陵在今襄阳，不在今江陵。

注：本文所引用资料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后汉纪》、《水经注》、《汉唐方志辑佚》、《古文观止新编》、《元和郡县志》及《通典》等书。【续完】

【点评】自吴国将江陵设置在襄阳后，因为人们的习惯思维，自此后长达5、60年，都把襄阳说成是江陵，并且记载到《三国志》等书中。

xZ700

千湖之城 发表于 2019-10-23 18:42
关羽不是打不下襄阳，因为屡战屡胜，关羽一度打的曹操差点迁都，威振华夏！因为大意后方受东吴偷袭。知道 ...

我呵呵，唐朝的山南东道，宋朝的京西南路不是省会？

xZ700

迟暮之城襄阳：被遗忘的湖北第二城

原创：曹徙南新周刊2018-09-26

虽然湖北早早提出一主两副的发展战略，由武汉拉动鄂东的发展，而在鞭长莫及的鄂西地区则依靠襄樊、宜昌作为省城的二传手，共同提振西部经济。但前边是遥遥领先的武汉，背后是虎视眈眈的宜昌，湖北第二城的交椅襄樊如坐针毡。

相比沈阳与大连、青岛与济南、福州与厦门、广州与深圳之间绵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热闹讨论，有的省份多少显得有些寂寞。

在一座耀眼的中心城市之下，几乎所有城市都成了它远远近近的“卫星城”。

对于这样的省份，人们总也想不起第二城的名字，省会几乎就是省份的代名词。

比如成都之于四川，比如西安之于陕西，再比如武汉之于湖北。

武汉之下，湖北的第二城是谁？不要说外省人，就算是地地道道的湖北人头一次听到这个问题，恐怕也要愣一下。

武汉人多半会说：“管它什么第二城，我们武汉总是头把交椅。”

武汉之外的人恐怕也会暗暗想：“不管谁是第二城，都和武汉差了十万八千里。”

根据2017年的湖北省各市经济总量排名，襄阳位于武汉之下，位列全省第二。

无论从经济、人口还是历史、文化，襄阳都是当之无愧的“湖北第二城”，但这个第二的位置，多少有些无人问津的落寞。

01

南北咽喉地，千年古战场

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

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丰饶的物产和南船北马的便利交通让襄阳拥有了“其险足固，其土足食”的资本。这些条件，使得襄阳在农耕文明时代成为无可争议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一次南下躲避战争的难民走到襄阳就会停下脚步。西晋“八王之乱”时，甚至出现襄阳地区移民人数超过本地原住民的情况。

军事价值使得此地在西汉时期便设立了襄阳县，延用至今已有两千二百余年的历史。不同于其他地区，在襄阳军事因素一直是影响其行政区划的主要因素。

由于襄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从魏晋到宋朝约1000年的历史中，襄阳都是一级行政区的存在，元明清以后虽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着二级行政区的地位。

连年的战争也为小说家们提供了绝佳的想象空间和创作灵感。

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有三十二回发生在襄阳，《岳飞传》中收复襄阳使得南宋有了和金人谈判的资本。

至于最终导致宋朝灭亡的襄阳大战，更是在金庸的笔下成为一段壮烈的传奇：《神雕侠侣》里面对压境的蒙古铁蹄，黄蓉把自己的第二个女儿取名为郭襄，好使她日后记得，自己是生于这兵荒马乱的围城之中。

而在正史之中，襄阳作为一座孤城，在元军的围困下支撑了将近六年。马可·波罗将这一军事史上的奇迹记在了其游记当中：“襄阳，这座江南门户城市，依靠它的极不寻常的内在力量，顶住了长期的围困。”

襄阳的名字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和金庸武侠小说的流传，被世界所熟知。

02

两度更名：襄阳的昨天到今天

建国后，一纸区划调整的政令让存在了两千余年的“襄阳”从中国地图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襄阳、樊城两镇合并而成的襄樊市。

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当时中国的国防和重工业主要集中在华北和东北一带。出于国际形势和国防安全的考虑，自1964年开始一直到1980年，由政府主导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迁移和人口迁移，即著名的三线工程。

依靠着国家的重工业战略布局，襄樊曾短暂地延续着千年来的繁荣。汽车、军工、装备制造，这块土地仍旧和国之重器难解难分。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汽车工业和少部分军工，原有的重工业大多衰落，大量的技术人才也随着政策的变动撤离了襄樊。民营经济在长期以国营重工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又先天不足。

曾经的黄金水道汉水也因为铁路、公路运输的飞速发展而日渐废弛。襄樊还错过了高铁带来的交通革命的第一波浪潮，当地至今没有高铁，只有动车。

尽管汉水仍然不知疲倦地向东奔流着，襄樊却陷在厚重而黏稠的历史里步履维艰。

襄樊的跌落与湖北的发展模式不无关系，虽然在本世纪之交就提出了一主两副的发展战略，由武汉拉动鄂东的发展，而在鞭长莫及的鄂西地区则依靠襄樊、宜昌作为省城的二传手，共同提振西部经济。

然而翻看去年的全省经济数据，武汉一家独大的局面仍然是积重难返，两个副省级城市的GDP只是勉强超过了武汉的零头。前边是遥遥领先的武汉，背后是虎视眈眈的宜昌，湖北第二城的交椅襄阳如坐针毡。

2010年12月，经国务院审批，襄樊又悄无声息地把名字换回了襄阳。尽管官方宣称此举是尊重历史文化，回归传统，但其中想要复兴昨日辉煌的意味不言而喻。

600万人一夜之间被“襄阳”，许多襄樊人并不乐意。除了身份证、招牌、公章都需要更新重做的麻烦以外，人们更为不满的是全然不透明的决策过程。

尽管相对于2000年历史的襄阳，襄樊这个名字不过存在了一个甲子，但对许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来说，被更改的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回忆。

无论如何，换了一个新名字的襄阳，依然在期待一个新的明天。

03

英雄白头：襄阳的今天到明天

2011年，陈凯歌为了拍《妖猫传》，在襄阳复原了他想象中的长安。

这场由襄阳市政府支持、地方企业投资的文化造城活动最初扬言，要将其打造成下一个横店。

《妖猫传》杀青后，陈凯歌的团队离开了，这一片崭新的现代仿古建筑群成了千年老城襄阳新的外宣重点内容，口号是“一枕春梦，浪漫唐城”。

至于春梦的价格，是90元。

唐城一度火爆，但随着《妖猫传》的热度褪去，唐城也跟着冷清下来。

在《襄阳日报》副主编陈仁铭的眼中，今天的襄阳文化朝气中又有暮气，大智中藏着市侩，创新中夹杂着惰性。

或许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杀伐和兴亡更替，对于襄阳人来说，相较于空中造梦，踏实而安宁的生活才是最弥足珍贵的，天大的事也抵不过清晨街边的一碗黄酒、二两牛肉面。

一千多年前，襄阳人孟浩然在这里留下诗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在未来的规划里，襄阳成了湖北省内除武汉外的第二个高铁枢纽，嘴上说着没什么的襄阳人，还是忍不住一再想象那几条目前只存在于地图上的高铁线路，期待着城市复兴的到来。

在武汉长大的易中天在《读城记》一书中说：“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不是所有的城市都会受到关注。中国的城市毕竟太多，其中大同小异的不在少数。显然，只有那些个性特别鲜明的才会受到关注，因为个性鲜明才会有魅力。”

很少有城市像襄阳这样经历如此多的兵戈之灾。仅在《襄阳兵事春秋》一书中，便记载了大大小小172次战争。如果让武汉人易中天把隔壁的襄阳拟人化，他很大可能会将其描述成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

而当襄阳遇上这个英雄白头的时代，在省内的光芒都显暗淡，遑论更大范围的影响力。襄阳距离真正的崛起，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

xZ700

这篇文章虽然发出来快两年了，也尽管18年一发出来我就看了，但我偶尔还是读她一下。

文章写得沧桑、理智并蕴含多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其中写出了襄阳在血腥岁月中的悲壮和勇敢，又写出了现实中的无奈和希望。

xZ700

西晋名臣镇襄阳（旁证之一）

襄阳位于汉水中游，水陆交通发达，历来有“得襄阳者得天下”的战略定位，历史上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晋时司马统治集团，先后派出三位名臣任“镇南将军”镇守襄阳，足以证明他们重视程度。他们就是羊祜、杜预和刘弘，三位名臣不光完成军事镇守任务，还将襄阳治理的井井有条，百姓得到很多实惠，后世一直对他们念念不忘。

襄阳城

羊祜，三国魏末西晋初泰山南城人，字叔子。蔡邕外孙。司马师之妻弟。初仕魏上计吏。累迁中领军，统宿卫，执兵权。入晋，拜尚书左仆射。武帝泰始五年，迁都督荆州诸军事。在州垦田地，储军粮，进据险要，作灭吴准备。又与吴将陆抗使命交通，各保分界。屡陈灭吴大计，请出兵灭吴。官至征南大将军，封南城侯。在官清俭。临终，举杜预自代。卒谥成。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656\wps1.png

羊祜

晋武帝逼魏元帝曹奂禅让成为晋朝事实上的开国皇帝时，羊祜因拥立有功，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后改封郡公，食邑三千户，羊祜坚决推让不受。羊祜原爵位是钜平子，食邑六百户。从子爵到郡公，越了好几个等次。由于羊祜不接受郡公，最终以本爵封为钜平侯。

《晋书》载：祜缮甲训卒，广为戎备。羊祜在积极训练军队同时，主动向皇帝上书建言伐吴，可惜很多大臣反对，没有实现。

《晋书·羊祜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被后人称之为“岘山感叹”。

羊祜后来病重时，举荐杜预代替自己的位置。死的时候，五十八岁。西晋皇帝着素服为他哭灵。适逢大寒，皇帝鼻涕眼泪沾满须鬓，都冻结成冰了。羊祜在洛阳病逝的消息传到襄阳，襄阳人莫不罢市号恸，街巷痛哭羊祜之声相连接。就连吴国边境将士，也为羊祜的逝世哭泣。其后，襄阳百姓在岘山羊祜游憩之所建碑立庙，人们睹其碑莫不流泪，杜预因此将羊祜碑命名为“堕泪碑”。

当年邹湛在岘山上劝慰羊祜“公（羊祜）德冠四海，道嗣前贤，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的“预言”，也被历史证实。至今在岘山上有个离襄阳城最近的山头仍叫“羊祜山”，就是为纪念羊祜而更名的。

杜预，西晋京兆杜陵人，字元凯。司马昭妹夫。初为魏尚书郎。贾充定律令，预为之注解。晋武帝立，为河南尹，迁度支尚书。在朝七年，损益万机，时号“杜武库”。武帝咸宁四年，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作灭吴准备。次年请伐吴。太康初，遣将攻吴，累克城邑，招降南方州郡，功封当阳县侯。官至司隶校尉。功成之后，耽思经籍。博学多通，著有《春秋左氏传集解》等，自谓有“《左传》癖”。卒谥成。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656\wps2.png

杜预

羊祜死后，杜预南下襄阳，接替羊祜担任荆州都督一职，晋荆州（首府在襄阳）和吴荆州（首府在江陵）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杜预到达襄阳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先拿下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西陵是孙吴的西大门，丢掉西陵则整个吴荆州不保。

在时机成熟时，杜预三次上书，促使晋武帝下决心发起灭吴之战。杜预被任命为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在荆州地区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师。

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杜预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在切断江陵和外部的联系之后，调动一部分兵力向西进攻，夺取沿江的一些城池。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长江，一举拿下乐乡（今湖北钟祥市西北）。在扫清外围之后，杜预很快拿下江陵，占据吴荆州。接着挥师东进，配合各路晋军攻打孙吴的都城建邺。同时分兵南下，攻占了交州、广州。整个灭吴一役，杜预功勋卓著。

杜预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心中的得意自是不言而喻。《晋书·杜预传》载：“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他沉碑的地方，被后人叫作沉碑潭，就在今万山北隈。

刘弘字和季，沛国相(今安徽淮北西北)人。镇北将军刘靖子。初仕为太子门大夫，累迁宁朔将军，监幽州军事，领乌丸校尉，封公。太安中，为荆州刺史，率陶侃等镇压张昌起义，迁侍中、镇南大将军。后依附东海王越，进授车骑将军。死于任上，谥元。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656\wps3.png

刘弘

晋惠帝时张昌作乱，新野王司马歆被杀，朝廷已派宁朔将军刘弘任荆州刺史，帅军前来襄助。刘弘在方城、宛、新野之间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司马歆失败后，刘弘代领镇南将军之职，都督荆州诸军事。他命陶侃、蒯桓、皮初诸将，一方面固守襄阳，一方面袭击张昌大本营，自己则在宛城等地回旋以牵制敌人。张昌回军竟陵时被陶侃大败。部众全部投降。

刘弘进驻襄阳后，他劝课农桑，宽刑减赋。当他听说襄阳岘山、方山两处山泽一直不允许百姓捕鱼时，就说我们要与百姓共享其利，现在就解除这条禁令吧。

《晋书 李密传附子兴》记载：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尚为李雄所攻，使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兴因愿留，为弘参军而不还。尚白弘，弘即夺其手版而遣之。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　刘弘立的诸葛孔明、羊叔子碣应当都在襄阳，是为了纪念襄阳的先贤。正因为刘弘崇拜两位先贤，并且向两位学习，才有了“弘于是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