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的“省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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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道、路制：

1、宋初在全国实行道制，同时又实行路治。至淳化五年(994)正式废除道制，全国采用路制（此处存疑？）。

2、乾德年间之后，分全国为13道，置转运使，负责财赋：河南道、关西道、河北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东道、 江南西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岭南道。
   太平兴国二年(977)转运使负责边防、盗贼、刑狱、钱谷、监察事务。
   淳化四年(993)合并为两京（东京、西京）10道：东京、西京；河南道、关西道、河北道、河东道、江南东道、 江南西道、两浙道、剑南道、广南道。
   淳化五年(994)废除道制。

3、宋太祖时期即置有路，但暂未能全部考证，可考的有：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府西北路、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荆湖路、西川路、峡西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其中西川路为乾德三年(965)置，
    峡西路为开宝六年(973)析西川路置。
   太平兴国元年(976)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路，分淮南路为淮南东、西路；二年(977)分河北路置河北南路，分 两浙路置两浙西南路；三年(978)分京西路为京西南、北路；
   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分全国为21路，除以上已列出的路以外，其余暂不可考。
   太平兴国六年(981)全国为19路，将西川路和峡西路合并为川峡路；
   雍熙二年(985)两浙西南路更名为福建路；四年(987)分河北路为河北东、西路；
   端拱二年(989)河北东、西路合并为河北路，全国为17路；
   淳化三年(992)全国为16路；
   至至道三年(997)之前，京西南、北路合并为京西路，淮南东、西路合并为淮南路，江南东、西路合并为江南路。
   至道三年(997)定全国为15路：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荆湖南
       路、荆湖北路、西川路、峡西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行政区划以转运司路为标准。
   咸平四年(1001)分西川、峡西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路①；
   天禧四年(1021)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路；
   皇佑五年(1053)置京畿路；
   至和二年(1055)废京畿路；
   嘉佑四年(1059)益州路更名为成都府路；
   熙宁五年(1072)分京西路为京西南、北路，分陕西路为永兴军、秦凤路，分淮南路为淮南东、西路；六年(1073)
       分河北路为河北东、西路；七年(1074)分京东路为京东东、西路；至此，全国共为23路。
   崇宁四年(1105)仍置京畿路；至此，全国共为24路。
   大观元年(1107)置黔南路，三年(1109)与广南西路合并为广西黔南路，四年(1110)仍更名为广南西路；
   重和元年(1118)梓州路更名为潼川府路；
   宣和四年(1122)宋金联盟，灭辽国后，燕云诸州归宋，置燕山府、云中府路；宣和七年(1125)仍沦于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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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名单

源洧（755年，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天宝十四载）

徐浩（755年—756年）

崔伯阳（756年）

韩洪（756年）

魏仲犀（757年）

鲁炅（757年）

王翊（758年）

王政（759年）

崔光远（759年）

史翙（759年—760年）

韦伦（760年，未任）

来瑱（760年—762年）

裴茙（762年）

来瑱（762年）

梁崇义（763年—781年）

李希烈（781年）

李承（781年—782年）

贾耽（782年—784年）

樊泽（784年—787年）

李皋（787年—792年）

樊泽（792年—798年）

于頔(di)（798年—808年）

裴均（808年—811年）

李夷简（811年—813年）

袁滋（813年—814年）

严绶（814年—815年）

李逊（815年—816年）

郑权（816年—817年）

李愬（817年—818年）

孟简（818年—819年）

李逢吉（820年—822年）

牛元翼（822年—823年）

柳公绰（823年—826年）

李逢吉（826年—828年）

窦易直（828年—830年）

裴度（830年—834年）

王起（834年—835年）

李翱（835年—836年）

殷侑（836年—837年）

李程（838年—839年）

牛僧孺（839年—841年）

卢钧（841年—844年）

郑肃（844年—845年）

卢简辞（847年—848年）

高元裕（848年—852年）

李景让（852年—856年）

徐商（856年—860年）

蒋系（860年—861年）

郑涯（861年—863年）

崔铉（863年—864年）

卢耽（865年—868年）

裴坦（869年—871年）

卢耽（871年—872年）

于琮（872年）

杨知温（872年—873年）

于琮（874年—876年）

李福（876年—879年）

刘巨容（879年—885年）

赵德�（885年—892年）

赵匡凝（892年—905年）

杨师厚（905年—910年，期间公元907年大唐灭亡，五代十国开始）

王班（909年）

孔勍（910年—924年）

李绍珙（924年—926年）

刘训（926年—927年）

安元信（927年—930年）

康义诚（930年—932年）

朱弘昭（932年—933年）

赵在礼（933年—935年）

安从进（935年—941年）

高行周（941年—942年）

安审琦（947年—958年）

向训（958年—959年）

王彦镐（959年）

慕容延钊（960年—962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

边光范（963年—971年）

潘美（971年—977年，公元979年五代十国结束）

补充内容 (2020-10-4 20:04):
这个名单只列出了唐朝和五代十国的节度使，宋朝的没列出。

补充内容 (2020-10-6 07:38):
北宋初只列了三位，还有多位没有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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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三任三罢


第一次任相    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部署中枢与地方政权既定，时机成熟，就尽罢留用后周之范质，王溥、魏仁甫三相，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实际上是宰相职位．赵普于是更加用命。

第一次被罢   
乾德五年(967年)春，赵普又得到右仆射和昭文殿大学士的职位与荣誉。开宝三年(970年)春，宋太祖亲自去看望病中的赵普，六年又至赵普家，突然发现廊下堆有海货十瓶。打开一看，全是小颗粒的瓜子黄金．赵普只好坦白说明，这是吴越王钱叔送来的。宋太祖说，钱叔大概认为国家大事全由你决断，所以送金子嘛。口中虽说受之无妨，实际上触及了赵匡胤独揽大权和皇权尊严的要害问题。赵匡胤是决不允许臣下来愚弄他，或者暗中夺他的权的．随后又发现赵普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展府第，又有官员冒充赵普名义经商等问题。随着考察的深入，又发现赵普子承宗竟然违反宰辅大臣间不得通婚的禁令，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这有架空皇权的危险，立即命令分开。时翰林学士卢多逊及雷有邻揭发赵普受贿，包庇抗拒皇命外任之官员，简直更是欺君之罪了。宋太祖设副相与赵普分掌权力，并监督相权，不久贬赵普为河阳三城节度使。这些公忠其表、谋私其内的问题，使赵普逐渐失去宋太祖的宠信。


第二次任相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崩，弟赵光义(避匡字讳)即位，是为宋太宗。关于这段兄终弟继的历史，流传有“烛影斧声”的疑案．太平兴国四年御驾亲征北汉，高梁河之役宋师败于契丹援军．宋太宗一度失踪，于是军中有谋立太祖于赵德昭之说，为太宗所忌。赵德昭又为北征将士请赏，益遭太宗怒斥而自杀，宋太祖父子之死，不能不引起宋太宗异母弟赵廷美之悲愤自危。太平兴国七年，朝中有人诬告赵廷美有不轨之谋而皆受封赏，赵廷美则被贬往洛阳．这种情况对于郁郁不得志的赵普是有所触动的。他向宋太宗密陈，昭宪皇太后遗书由自己书写，命太祖传位于太宗，尚有使太宗传位于廷美、廷美传位于太祖子德昭的意思。但赵普又说太宗道，难道太祖传弟不传子的历史教训你还不能吸取吗？他又乘机说贬往洛阳之赵廷美毫无悔改之意，不能使之居于洛阳。于是宋太宗又贬赵廷美至房州涪陵小县。赵普的这番密陈，第一，证明太宗承兄位之合乎祖宗遗旨；第二，拥护太宗传子不传弟；第三，为太宗清除赵廷美继位之威胁。这几点就使赵普与宋太宗结成了特殊的关系，而立即获得司徒兼侍中的职位，两度任相。带来的结果是赵廷美以三十八岁盛年而夭折，宋太宗长子赵元佐因为替赵廷美申不平面发狂成终身之疾。从这里，可以看到赵普失宠于宋太祖，而又得宠于宋太宗，在两度任相、东山再起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次被罢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月，赵普因故罢相，贬为武胜军节度使，具体原因不明．但从宋太宗作诗饯别，而赵普感激涕零，表示要勒诗金石的情形看，赵普一定有什么短处而不得不贬谪。至于赵普说来世效犬马之力，则完全是政治表态.。


第三次任相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为报高梁河之唇而亲征幽蓟，战事迁延，进退维艰。赵普看到又是表忠的好机会而提出“兵久生变”，要求班师。宋太宗为嘉奖他三进疏陈，而在次年移赵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封梁国公为许国公。与此同时，宋太宗次子昭成太子、陈王元僖也表请再委政于元老赵普。当然，德昭之死，廷美之死为元僖提供了继位的机会，而赵普劝宋太宗之传子不传弟，使赵普赢得了元僖的美言和授为太保兼侍中的相位。从赵普三次任相中，可以看到赵普善于夤缘附骥于有政治前途者，并不惜牺牲品格去趋奉。   


淳化三年(992年)，赵普三次上表以年老多病，请求告老。诏慰留，并加太师衔、封魏国公，享受宰相待遇。   


赵普一生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了五十年。作为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来说，是一个有一定远见的历史人物。他所佐治制定的巩固中央君主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方针、政策，对于结束长期政治动乱、实现中原统一是有贡献的。对于深刻的消极后果来说，他同样是负有历史的责任．作为一代名相，他胸中缺少学问，而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当然妨碍他作出更积极的贡献。赵普以个人对君主的忠诚三次任相．在整个居相期间，看不到他造福人民的政绩，这是最大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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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锐意进取的北宋第六位皇帝

　　宋神宗赵顼(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本名赵仲针，宋英宗长子，宋朝第六代皇帝，1067年1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

　　神宗即位后，对北宋积贫积弱深感忧心，而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振兴北宋王朝，是为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吴荣穆王佖，帝(宋神宗)第九子。初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封仪国公。哲宗立，加开府仪同三司、大宁郡王，进申王，拜司空。帝崩，佖于诸弟为最长，有目疾不得立。徽宗嗣位，以帝兄拜太傅，加殊礼，旋拜太师，历京兆、真定尹，荆、扬、太原、兴元牧，徙国陈。崇宁五年薨，辍视朝七日。赠尚书令兼中书令、徐州牧、燕王，谥荣穆。又加赠侍中，改封吴王。子有奕，武信军节度使、和义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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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简介

　　莱国忠愍公寇准（961-1023），字平仲。汉族，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天禧元年（1017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再起为相（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皇佑四年，诏翰林学士孙拚撰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寇准善诗能文，七绝尤有韵味，今传《寇忠愍诗集》三卷。

　　

　　寇准生于961年七月十四日（8月27日），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其政治才能深受宋太宗赏识。为人刚直，因多次直谏，渐被皇帝重用。太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真宗即位后，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职，又任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当年冬天，契丹南下犯宋，包围了瀛洲等河北地区，朝野震惊；寇准力主真宗亲征，反对南迁。真宗抵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后，军心渐渐稳定，后射杀辽军先锋挞览，于是订立了“澶渊之盟”。

　　

景德二年，升任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三年，因王钦若等人排挤，辞去相位。天禧元年（1017）又恢复宰相职务，后因参与宫廷权力斗争，被丁谓等人排挤。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1023年闰九月七日（10月24日）病死于当地。留有《寇莱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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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十六 内制集卷五

书名：《欧阳修集》 作者：欧阳修

【赐枢密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贾昌朝生日礼物口宣〈嘉祐二年（1057年）九月五日〉】

卿位峻枢庭，望崇旧老。属诞期之斯及，顾宠数以宜优。体乃眷怀，膺兹蕃锡。

贾昌朝
    贾昌朝(997—1065年)，字子明，真定府获鹿（今鹿泉市）人。五代时期史学家贾纬之从曾孙，博学能文，善于言词。天禧初(1017年) 宋真宗祈谷南郊，贾昌朝在道左献颂辞，初露才华，经召试，赐同进士出身，出任晋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主簿。后又赐对便殿，入国子监为说书。当时北宋经学家、教育家孙奭判国子监，盛赞贾昌朝讲说论道颇有师法。后又改颍川郡王院伴读，再升任殿中丞，历知宜兴、东明县。孙奭年老辞职回乡，举荐贾昌朝替代他。诏试中书，不久又复任国子监说书。景祐年间(1034—1038年)，置崇政殿说书，授贾昌朝充任。因其讲论明白透彻，非常受崇信。皇帝多有质问，贾昌朝请记录以进，赐名《迩英延义记注》，加直集贤院。
    在讲经说书之余，也不忘上疏言事。曾上言谏止重修太平兴国寺，奏请拒受西域僧人所献佛骨、铜像，都被采纳。还有，康定元年（1040年），宋与西夏交兵，大将刘平和石元孙力战被俘，坚贞不降。而在强敌面前怯阵溃退的将领黄会德却诬告刘平降敌，皇帝发禁兵包围了刘平等将的家，朝议将拘捕他们的家族。贾昌朝以汉代李陵之事为例，为刘平辩诬，皇帝下令撤围，并赐给两人家眷绢、布各500匹，钱500贯。
    因他的才学，得到皇帝信任，职务一步步提升。天章阁设侍讲一职，亦首次任命贾昌朝担任。累迁尚书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又升为知制诰、权判吏部。后又进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判国子监。他有更多机会和权力参与国家大事，也显示出他的治国才能。朝臣打算以增纳岁币诱使契丹攻打西夏，贾昌朝上言力陈其害无穷。不久，契丹果然乘宋夏交兵、宋军连败之机，陈兵边境相威胁，向宋朝强索关南十县之地。贾昌朝论述兵制之弊，力主慎选将领而不宜频繁更易，革除亲旧、恩幸滥进之弊。又上书陈边防六事：以恩威驾驭将帅，明赏罚以驭士卒；编练丁壮乡兵，以充实边备，减省正规军的屯戍及军饷供应；整肃军纪，加强训练，以提高军队战斗力；招抚周边各族，以牵制和削弱北面的辽国和西面西夏；安抚西北各蕃部首领，使之为宋朝边境的藩篱；加强侦察力量，预知敌情，可避免用兵之失误。其建议多被采纳施行。后又请奏审核经费，罢除不急之需。皇上下令与三司合议，每年能省下百万缗钱。又建言，朝臣年逾七十，精力衰弱，应当依典故致仕，因上疏年老不能任事者八人，令致仕。
    庆历三年(1043年)升任参知政事，次年，以工部侍郎充枢密使。庆历五年，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仍兼枢密使。两月后，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为宰辅首席。贾昌朝多有论列建树，但与在朝权贵矛盾激化，屡次上表请罢宰相所兼枢密使。庆历七年（1047年）春天大旱，因与参知政事吴育等人不合，常在皇上面前论辩不已，左右大臣皆大惊失色。御史中丞高若讷认为大臣不和，朝纲不肃，致使风雨不顺。于是罢吴育，除贾昌朝为武胜军（治今河南邓县）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今大名县）留守司、河北安抚使。皇帝赐给他银饰坐轿。不久，因镇压贝州王则兵卒起义有功，移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阳）节度使。在河北时，三司使叶清臣以诏挪用河北库钱，贾昌朝坚持拒付，与叶清臣争论不已，遂被移判郑州。在赴任时觐见皇帝，被留在朝中为祥源观使，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朝会列中书门下。年内，仍求外任，复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郑州。后因丧母，去位，服除，判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召对迩英阁，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将汴京东部的陈、许、滑、郑诸地隶属开封府，以42县为京畿。不久，又改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当时河决为患，贾昌朝治河赈灾甚为出力。嘉祐元年(1056年)封许国公，又兼侍中，不久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嘉祐三年（1058年），宰相文彦博请求辞官，谏官、御史等惟恐贾昌朝再为宰相，于是诬其建大宅第、私结宦官及宫人。贾昌朝遂以镇安军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侍中兼充景灵宫使，出判许州。又以保平军节度、陕州大都督府长史，移知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
   宋英宗继位后，贾昌朝徙凤翔（治今陕西省凤翔）节度使，加左仆射、凤翔尹，进封魏国公。治平元年(1064年)，又以侍中守许州，力辞不许。次年，因病留京师疗养，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进封安国公。治平二年病逝，终年68岁。谥文元。宋英宗为之御书墓碑：“大儒元老之碑”，立于墓前。
    贾昌朝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有文才。著有《群经音辨》7卷、《通纪》80卷、《国朝时令》12卷、《奏议文集》122卷。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一定成就，写下不少诗词。他的《群经音辨》是古代语言学的重要著作。音变构词是古汉语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语言现象，在汉语发展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汇聚了相当丰富的音变构词破读资料,但失之散乱。贾昌朝在《群经音辨》中首次有意识地对《经典释文》所录存的音变构词破读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类，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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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州评论】
   
    上面发了一些史料，这些记载表明：自从公元73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一说为711年）设置山南东道（治所湖北襄阳）以来，至少到公元1057年，山南东道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325年以上。推测，到襄阳作为京西南路的治所（省会，1072年）之前，襄阳一直就是山南东道（节度使）的驻地。
   
    另外，大唐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有很多像牛僧孺这类大人物，宋朝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也有不少大腕级人物。有皇帝的儿子，有赵普，寇准，贾昌朝这些宰相级的人物。足见襄阳在唐宋期间地位之显赫。

    疑问1、唐朝的山南东道治所是一级行政区（省会），北宋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是不是一级行政区的长官呢？疑问2、在北宋的1072年之前，襄阳属京西路管辖，为什么又设山南东道节度使呢？

    带着疑问，在网上查了一下，解释如下：宋初承五代旧规，节度使除本州府外，还统领一州或数州府，称为支郡，辖区内的军、政、财权，由节度使独揽，实际上是个半独立的小王国。

    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采取各种政策，削弱节度使的军、政、财权，以加强中央集权。乾德三年（965），令各地赋税收入除日常军费所需外，全部运送中央，剥夺了节度使擅自处理地方赋税的财权。同年还命令诸州府选送精兵给中央，削弱了地方的兵权。宋太祖在平定湖南时，便命令湖南各州府直属中央，不再隶属于节度使。太宗又于太平兴国二年（977）诏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宋政府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此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而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授予宗室、外戚、少数民族首领和文武大臣，对武将更是晋升的“极致”，多者可带两三镇节度使，礼遇优厚。而节度使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虚衔，或宰相罢官到地方上带节度使虚衔，谓之使相，尤为荣耀。

    又读论文《略论北宋节度使的地位,待遇以及历史作用》（作者：顾锦春，叶剑飞），文中写到：北宋节度使虽经改革,权力大不如昔,但地位,待遇明显高于过去.节度使职衔多被用作荣誉衔赏赐给宗室,元老重臣等.但地方节度使依然在捍卫边疆以及钳制监司方面,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

    综合起来看，北宋初年，说襄阳是“省会”也有一定道理。

    （欢迎解答和指正！）

补充内容 (2020-10-6 07:40):
况且，北宋初还是道和路同时使用，后周的路仍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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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节选（全文刊于罗家祥教授主编之《华中国学》第八辑，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一、 唐五代时期道制的确立及其变迁

（一）贞观十道制的确立及其变迁

唐初的道有三种，第一种是行台省统领的道，第二种是军事防御道，第三种是行政监察区道，前两种道存在的时间较短。本文所探讨的道主要是第三种道。

唐朝立国之初，高祖李渊为笼络前来归降的隋朝官吏，“割置州县以宠禄之”，自此“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为了革除此弊，在合并州县的同时，对地方行政监察体制进行了改革，设置了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史载：“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京兆、同、华、商、岐、邠、陇、泾、原、宁、庆、鄜、坊、丹、延、灵、会、盐、夏、绥、银、丰、胜为关内道。洛、汝、陕、虢、郑、滑、许、颍、陈、  蔡、汴、宋、亳、徐、濠、宿、郓、齐、曹、濮、青、淄、登、莱、棣、兖、海、沂、密为河南道。蒲、晋、绛、汾、隰、并、南汾、辽、沁、岚、石、忻、代、朔、蔚、泽、潞为河东道。怀、孟、魏、博、相、卫、澶、贝、邢、洺、磁、恒、冀、深、赵、沧、景、德、易、定、幽、涿、瀛、莫、燕、檀、营、平为河北道。荆、峡、归、夔、澧、朗、忠、涪、万、襄、唐、随、邓、均、房、郢、复、金、梁、洋、利、凤、兴、成、扶、文、壁、巴、蓬、通、开、隆、果、渠为山南道。秦、渭、河、鄯、兰、阶、洮、岷、廓、叠、宕、凉、瓜、沙、甘、肃为陇右道。杨、楚、滁、和、寿、庐、舒、光、蕲、黄、安、申为淮南道。润、常、苏、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饶、信、虔、吉、袁、抚、潭、衡、永、道、郴、邵、黔、辰、夷、思、僰为江南道。益、嘉、眉、邛、简、资、巂、雅、南会、翼、维、松、姚、恭、戎、梓、遂、绵、剑、合、龙、普、渝、陵、荣、泸为剑南道。广、番、循、潮、南康、泷、端、新、封、南宕、春、罗、南石、高、南合、崖、振、邕、南方、南简、淳、钦、南尹、象、藤、桂、梧、贺、连、南昆、静、乐、南恭、融、容、牢、南林、南扶、南越、南义、交、陆、峰、爱、南德为岭南道。”[2]学术界对唐太宗贞观十道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贞观十道“仍是前代以来的遣使分道巡察制”[3]。也有学者认为，贞观十道“是地方行政区”[4]。以上材料说明：第一，设置十道与合并州县一样，均是唐太宗改革地方行政监察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二，唐太宗划分十道“因山川形便”，表面上看似乎是地理区划，但是，根据“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5]的记载，说明十道已经具有管理理念；第三，十道下属是实体的州，从行政学上看，道已具有行政区划的雏形。因此，笔者认为，贞观十道是唐朝行政监察道区的雏形，既具有监察性质，也具有行政性质。

太宗以后，唐道的体制变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龙朔三年（663）八月，唐高宗“遣按察大使于十道”[6]。神龙二年（706）二月，唐中宗（683年—684年、705年—710年两度在位）“选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抚人，荐贤直狱，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进退之” [7]，“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8]。唐中宗朝十道巡察使职能、升迁考核制度的明确及判官、支使的设置，标志着唐道正式演变为实体监察道区。

睿宗景云二年（711）五月，“出使者以山南控带江山，疆界阔远”，不便巡察，于是，将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同时，“又自黄河已西分为河西道”，[9]自此，唐朝的道由十道区演变为十二道区。同年六月，睿宗在十道巡察使之外，“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鄜、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这一制度很快遭到了不少官员的反对，如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说：“都督专杀生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危害不细；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时巡察，奸宄自禁”。其后，“罢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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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元十五道的设置及其性质

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对道制进行了两项改革，使唐道的区划和性质发生重要变化。

第一，改十道为十五道制。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正式确立了“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凡十五道”[11]制度。唐道从十二道区演变为十五道区，突出的变化是缩小了江南道、关内道和河南道的辖区，把江南道析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三道；在关中道分出了京畿道；河南道中分出了都畿道；罢河西道。唐玄宗“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12]，并允许诸道采访使置印、设治所。

第二，确立了以道管理州县的地方行政体制，唐道正式演变为行政性质。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刊定的百官职次令中，明确规定了十五道按察、采访使“以理州县”的职能。杜佑对此记载说：“至开元二十五年刊定职次，著为《格令》……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按察、采访等使以理州县。节度、团练等使以督府军事。租庸、转运、盐铁、青苗、营田等使以毓财货。其余细务因事置使者，不可悉数。其转运以下诸使，无适所治，废置不常。”[13]杜佑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曾亲身经历过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等六个皇帝统治时期，对当时制度了解深刻。他对开元二十五年刊定职次令中“按察、采访等使以理州县”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而这一记载又恰恰说明了开元二十五年按察采访使道的性质才正式演变为行政的，在此之前开元二十一年对十五道制的改革，诸道采访使职能是“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14]，道的性质仍为监察。因此，唐道性质由监察向行政演变，应以开元二十五年（737）为界比较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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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后期道制的演变

安史之乱（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以后，唐中央基本上失去了对地方道区的控制，诸道区裂土而治，演变为藩镇割据区。唐肃宗至德年间以后，形成了京畿道、兴凤陇道、泾原道、邠宁道、渭北鄜坊道、朔方道、东畿道、滑卫道、河南道、郑陈道、淮南西道、徐海沂密道、青密道、北都道、河中道、泽潞沁道、成德道、义武道、幽州道、魏博道、横海道、南阳道（？查南阳历史，无此说）、山南西道、荆南道、安西道、河西道、陇右道、剑南道、东川道、淮南道、江东道、浙东道、福建道、洪吉道、鄂岳沔道、衡州道、黔州道、岭南道、邕管道、容管道、桂管道、安南道[15]等四十二个道区。

唐后期行政监察区道与军政道演变为地方割据区，尽管原因复杂，学者们已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但统治者增设节度使及采访使节度使化的措施，加速了道区向藩镇割据区的演变步伐。唐朝自高宗永徽年间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711），唐睿宗“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16]，节度使仍多设置在边防地区。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战事的紧张，统治者不顾后果，不仅在内地增设节度使，而且将原来非节度使道长官改称为防御使，以采访使兼领防御使，使内地的采访使道也逐渐演变为节度使道。史载：“自至德以来，天下多难，诸道皆聚兵，增节度使为二十余道；其非节度使者，谓之防御使，以采访使并领之；采访理州县，防御理军事。”[17]唐后期统治者增设节度使，“非节度使者，谓之防御使”，以采访使兼领防御使，从制度上看，采访使“理州县”，防御使“理军事”，道的行政权与军政权是分离的，但问题是采访使兼领防御使的实际运作，使采访使逐渐节度使化，尤其是诸道采访使的称谓改为观察使以后，有战事称节度使，战争结束，“则易以观察之号”[18]，使观察使逐渐演变为节度使的同义词。之后，节度使道设置不仅越来越多，而且专私所领之州，虐视支郡，使唐朝行政监察道与节度使道体制合一，演变为地方割据。宋人洪迈总结说：“唐世于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19]唐道从加强地方控制体系演变为地方割据区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制度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逆转，而当时统治者不顾后果的措施会加速制度作用的逆转。

（四）五代时期道制的演变

五代后唐竭力恢复十道区划。长兴三年（932）四月，后唐明宗根据中书门下的上奏，仿照唐朝的《十道图》建立了十道区划制度，“以河南道为上，关内道为第二，河东道第三，河北道第四，剑南道第五，江南道第六，淮南道第七，山南道第八，陇右道第九，岭南道第十”。[20]需要指出的是，五代时期割据林立，后唐的十道仅仅是一种地理区划概念而已，与贞观十道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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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宋代路制的确立及其变迁
（一）对宋代路制源头的认识

学术界对宋代路制源头的认识，代表性意见有两种：一、宋路“承袭唐代的道”；二、宋路从唐朝的转运使演变而来。以上看法虽不无道理，但这些提法过于笼统或不太准确。

如上所述，唐道体系在安史之乱以后已演变为藩镇割据，宋路体系不是继承唐朝的道，而是由唐后期的诸道巡院制度演变而来。诸道巡院设置于唐代宗统治初年。当时，农民流离失所，国家赋税难以征收，唐中央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宝应二年（763），度支、盐铁、转运使刘晏“自淮北列置巡院”[21]。《新唐书》对诸道巡院设置的背景和目的记载甚为清楚：“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22]显然，诸道巡院是在农民流亡严重，中央“赋税不足供费”的背景下，盐铁使刘晏为改革盐法而设置在地方的理财体系。

大历年间，诸道巡院演变为向中央传递地方信息的重要渠道，“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23]。诸道巡院及时传递地方信息，使唐中央不仅调节了物价，而且获利甚多。朱泚反叛唐室被平定以后，唐德宗“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诸道巡院趁机擅留户部钱物，“或矫密旨加敛”[24]，为革除此弊，朝廷曾一度罢诸道巡院，但不久发生了灾荒，德宗令“诸道有盐铁处，依旧置巡院勾当” [25]，恢复了诸道巡院体系。

唐顺宗朝，诸道巡院由宰相统领，地位提高。永贞元年（805），杜佑以司空平章事、兼诸道转运使以后，“诸道分置巡院，皆统于使”[26]。自此，宰相兼领诸道转运使，巡院统属于转运使。唐宪宗朝，诸道巡院的职能由管理盐法事务、传递市场信息、调节物价，扩大到了监察诸道官吏。如元和四年（809）御史台请求“诸道州府有违法征科者，请委盐铁、转运、度支、巡院察访报台，以凭举奏。”[27]宪宗从其言。

唐文宗朝，诸道巡院逐渐成为监督节度使或观察使的机构。太和元年（827），针对剑南、西川、山南西“，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的问题，唐文宗按照江西的惯例在“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物送省”[28]。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再次下诏：“诸道方镇刺史等，有聚敛货财、潜行馈遗者”，委度支、盐铁分巡院与御史台“同为访察，不得容蔽”[29]。同年七月，唐文宗令诸道度支、盐铁巡院官，访察本道观察判官对刺史的考察举奏状，刺史序迁后，如果巡院官“访知所举不实，观察判官、分巡院官及知州上佐等，并停见任。一二年不得叙用”。唐懿宗朝，罢河南、江淮、荆襄、江西等道分巡院。

五代后唐明宗即位以后，恢复了唐朝诸道巡院制度。长兴元年（930），唐明宗“以大臣一人判户部、度支、盐铁，号曰判三司”，以张延朗充人三司使，“三司置使，自此始”[30]，与此同时，“罢巡院，置转运司”[31]。正如《江南通志》所载：“转运之职肇于唐，时诸道分置巡院”。[32]唐明宗的这一改革，奠定了北宋初年转运司路制体系之基础。为此，笔者认为，宋代路体制的源头是唐后期以来的诸道巡院及五代的转运司。

（二）宋代路制的性质及设置状况

学术界对宋代路性质的认识有四种意见。第一，宋路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性质[33]；第二，路是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组成部分[34]；第三，“宋代作为路一级的监察区，权力甚重，又很完整，已具备了半行政区域的性质”[35]。笔者认为，宋代的路是地方行政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地方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36]。宋人司马光在仁宗嘉祐七年（1062）五月的上疏中对此已有明确表述。他说：“及大宋授命……于是节度使之权归于州，镇将之权归于县。又分天下为十余路，各置转运使，以察州县百吏之臧否，复汉部刺史之职，使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37]司马光的这段文字中，已经把转运司路“察州县百吏之臧否”的监察性质，及“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的行政性质，说得很清楚。

宋代路由监司路和帅司路两大类组成。其中监司路设置比较普遍，是宋朝路制主体。监司路包括转运使司路（漕司路）、提点刑狱司路（宪司路）、提举常平司路（仓司路）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提点刑狱路区划、提举常平路区划与转运使路区划是吻合的。帅司路包括经略、安抚、都总管、钤辖司[38]等，尽管帅司路中的安抚司在南宋孝宗朝以后曾发展到全国，但帅司路的辖区因战争之需而变化，不是常制。

监司路与帅司路的区域划分原则和性质，均有的差别，其中监司路区域划分多以财政、监察、刑狱等为主线；帅司路区域划分多根据战事之需要。北宋的帅司路多设置在边境或民族矛盾尖锐的地区，南宋战争区域波及面大，帅司路设置相对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