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开的花季：2011年东湖新散文134人精选

元辰

思维的骨核

走过红尘，你等什么

老酒乱弹

举目人寰，漫步旅途，走过红尘。你坦然吗？你回顾吗？你在等待什么？

你说你在等待缘分的到来么，其实就算是缘分到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或者你轻而易举的就错过了。

岁月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太少，留下的机缘太微，如果还梦幻一点，虚无缥缈一点，就是跟有限的生命过不去。人只有一辈子，没有后悔可言，更没有三生有幸。

错过了，就可能永远错过了。

因为自己的矜持，因为世俗的偏见，因为自己一时感情用事，而致于此。往往一生中错过很多美好的东西。往往自以为是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一个人看起来很张狂，其实可能是个很低调的人。有人看起来似乎低调的，其实可能是个内心张狂，自以为是的人。

痛苦和快乐，空虚和充实，往往在于你的一念之间。有人说：我真需要爱，但更需要属于我的那份真爱 。实际上，爱没有真与假之说，爱都是真爱。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非要人为的说成真爱和假爱啊。

爱没有永远，就像生命没有永恒是一个道理。没有人会陪着你走完你的一生，你父母陪你前半生，你的情侣朋友陪你中间半生，你的孩子陪你后半生。这就是亲情爱情。能在人生路上，陪你走一段，就是天大的缘分。缘分来了，就不要拒绝，更不要害怕。你要勇敢的走过去，去迎接上苍赋予人的最原始的最本质的与生俱来的快乐。

要经常的告诫自己：你不是圣人。因为，你要是非得把自己编入圣人的行列，你就会要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精神上的虚无。所以，你就会失去作为一个凡人的快乐境界。 只有，你把自己的生命看做蝼蚁般的卑微，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看做上苍一次无限巧合之后的作品，你才有可能去感受到人活一次多么的不容易。在生命漫长的痛苦过程的间隙里，偶尔拥有一次非凡的快乐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生不是我们要决定的，死是每个人的必然宿命，也是一个伟大的节日。从起点到终点，这段时间的长度又是已经确定的。我们需要考虑的其实就是长度是不可能延长，那么我们怎么尽量拓展宽度的问题。

要学会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去享受这个年龄段应该享受的快乐。不然等你过了这个阶段，在想回头去想的时候，一切都过去了。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生命，不懂得生命的人总是觉得活着就是惩罚。在生命的过程中，懂得珍惜生命的每一次快乐，同样也知道敬重生命中的每一次痛苦。我们只有把生命的快乐和痛苦都作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才会觉得生命那么的美丽灿烂。

我们漫步红尘，我们每一次的失意的错过，每一次怅然的回望，每一次憧憬的相约；每一次的畅快淋漓的醉，每一次刻骨铭心的痛，每一次开心会意的笑；每一次的偶遇，每一次的交欢，每一次的分离；还有每一次的每一次————

雁楼

元版辛辛苦苦的工作，值得崇敬！

元辰

风中的故土

老宅

胡之

    这里，曾经是一座封建大庄园，也是一座地主武装堡垒。在清朝后期，这里是李鸿章的部属招募乡勇、操练淮军的练兵场。在民国时期，这里是当年国民党县自卫大队队长拥兵自重、防卫森严的老巢。这里，也曾是我的老家——一座建于清代初年的高墙大院的老宅。

老宅呈一个巨大的“凹”字形，里面曾经是一百几十间雕梁画栋、联成一体的房屋。外面三面环山，均筑有厚实的堡坎，堡坎上建高大的围墙，将老宅严严实实的环护其中。在 “凹”字的底部是正大门，门前曾经是一片大如足球场般的操场，也是昔日淮军整军备武的练兵场。除正东方向的大石门外，在其宅三面还建有厚重的大石门。一旦情况有变，老宅四门一闭飞鸟莫入，具有相当强的防卫功能，俨然是一个封建大庄园。到民国时期，老宅从构建上来讲，达到它前所未有的辉煌鼎盛。最重要的标志是，当时的县自卫大队队长面对日益来势汹涌的红军的威慑，在正东门外的练兵场上修筑起了一座炮楼，同时还常年派有一个连的自卫队驻守着老宅。至此，这座封建地方大庄园完全变成了一个地主武装堡垒。

    然而，再坚固的堡垒也挡不住历史的进程。一九四九年的一个深夜，刘邓大军一个团的人马，团团围住了这座经营了两三百年的封建地主武装堡垒。黎明，在一声枪炮声之后，老宅东大门的那厚重的石门板轰然坍塌。从此，这座封建地主的武装堡垒变成了平民的家园。从此，几百年来保存完好的老宅，也就慢慢开始了它年复一年的衰败之旅。居住在老宅的芸芸众生，只知道对老宅进行无尽的索取，而从不加修缮，于是注定了老宅衰落的命运。

    刚开始，是临山三面堡坎上的围墙被拆了。拆下来的砖瓦石块被生产队建成了库房。只剩下屋后山边一段几米长的断墙幸免于难。黄土夯就的断墙盖着古老黛瓦，直到今天，还一如往昔地耸立在山边高高的堡坎上，似乎是在证明着这里曾经是一座封建武装堡垒。接着，人们嫌进出不便，又陆陆续续将除正门外的三个大石门拆掉了。在我少年的时候，还曾看到过西门那套尚未拆完的石门框，顶着厚重的雕花石门楣，孤零零地立在风雨斜阳中，似乎在默默诉说着老宅曾经有过的辉煌。再后来，这些石门框、石门楣、石础和构成围墙基脚的青石条，要么渐渐地被人们垒在了猪圈牛栏中，在猪屎牛粪中的熏陶中回味过去，要么就是在时光的磨砺中化为了乌有。

    外面的东西折腾完了，人们开始把索取的目光转移到了老宅的内部。于是很多镶嵌在墙上的雕花衬板，被人取下来当作了搓衣板或是冬天的柴火。那些雕刻精美的花纹，带着岁月的陈香，悄无声息地在灶火中化一道道青烟消散殆尽。还有几块没有拆完的，挂在墙上灰尘满面，让人怎么看都给人一种“尘暗旧貂裘”感觉。雕花衬板拆完了，人们又开始盯上了有阁楼的房子，短短几年，所有的阁楼拆光了。拆下来的楼板，除了有幸成为家具中的某一部分或是人们屁股下的木板凳外，其它的差不多和雕花木板的命运一样，在烈火中成为了一堆堆灰烬。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地到户后，开始有人在老宅的后山坡上建房，于是，老宅便开始进一步遭殃。老宅这一片大宅子，是由一百几十间房屋组成的，老宅的中轴线位置是过去用于议事或办红白事的官厅。官厅很大，大到能容纳上上下下几个生产队的人在里面放电影开会。官厅中成品字形分布建有三个天井用于承接雨水。其实，在这个紧密相连的老宅里，大大小小的天井大概有三十多个。有一年冬天，我十分惊诧地在厨房的天井里看到一只乌龟，它伏在一块略高处趴着一动不动，一缕阳光，从瓦楞上斜射下来，映在它甲背上一片水光闪亮。看到有人，它又不慌不忙地踱着四方步，爬进阴沟里去了。原来，这三十多个天井，均以阴沟连通，便于排水。而那些养在阴沟里的乌龟，则是当年老祖宗放养在阴沟中，用于疏通下水道的“全自动化智能机器”。

    当然，即便用再自动化的机器通疏通下水道，也难以抵挡人为的毁坏。自从后山上建起了房子，每到春夏雨季，泥沙雨水俱下，从后山坡流泻下来，沉积的泥沙不断将下水道堵死了，还渐渐将屋后排水沟填平，于是大量的雨水在屋后汇聚起来，淹没了屋基上的青砖，又浸湿了上面的黄土砖。人们迫不得已，只好在官厅的后墙上砸开一个口子，让浑浊的山洪涌过官厅破门而出。此后，每到梅雨天气，官厅就变成了一条浊水滔滔的河流……

    第一年，在官厅的后墙开上一个口子，过了两年，人们干脆就将那整面墙都拆了。再后来，人们苦于洪水之后，官厅泥泞经久不干，于是干脆将官厅里有四条立柱上和上面的瓦楞全拆了，留下一片露天的空地，成为人们栓猪系牛的地方，太阳一晒，臭不可闻。官厅一拆除，老宅从中间一分为二，变成了东西两块。老宅从此就开始呈现出一片破败之相。

    老宅不仅天井多，还有一个特点是弄堂多。以官厅为中线，向两侧分布着几条幽长深远的弄堂，将整片宅子划分为大房、二房、三房和四房四个部分。由于有了这些弄堂和官厅，它将宅中四个部分的家家户户串联起来，下雨天在老宅里走亲访友串门，不用任何雨伞，十分方便。当然弄堂对熟悉老宅的人来说很方便，但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冒冒失失走进去，弯弯曲曲的弄堂，往往会让他找不到回来的路。老宅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笑话，曾有一个的货郎，在傍晚时分他从正门闯进了老宅，但他在弄堂里穿行了一阵之后，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方向，怎么也找不到进来时那个大门。

    尽管弄堂给老宅人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最后，老宅人们还是不得不忍痛割爱地将它拆了。其实，老宅在历经了两三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很多瓦楞破了，椽子烂了，横梁被虫蛀了，需要修缮，而弄堂尤其如此。但弄堂又是公用场地，破损漏雨无人问津，日复一日，最终破烂不堪，直到最后，只要外面大雨淋漓，弄堂里就细雨纷纷。天晴后，又因为阳光照射不到，积雨难干，反倒给人增添了许多的麻烦。加之阴沟排水不畅，地气渐湿，于是，人们开始一大段一大段地拆除各自门前的弄堂。到前年冬天我回老家时，仅在正门边看到一段十几米的弄堂没有被拆，其它的地方，全都被拆得一干二净。弄堂拆除后，老宅无形中被肢解成七零八落的互不相联几大块，没有一点看相，算是彻底地破败了。

    我在老宅生活了十几年，在她风韵犹存尚未完全破败之前，曾有幸目睹过她昔日的一些美丽的斑点。比如画在天井墙壁上和屋檐下的那些精美的壁花，比如窗台上那些做工精巧的木质拼花扇页。还偶尔看到过一些前清或民国时的生活用品，如青花瓷瓶、铜锁、铜火箸、银项圈、银元、民国纸币铜钱等物。但那时候人们似乎并不“宝贝”这些东西。到后来收藏热和旅游热兴起时，才突然醒悟到，当年老宅有那么多值得收藏的好东西，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早已不复存在了。而老宅本身就是一处绝好明清民居的旅游景点，也破损得没有了一点看。

    前年冬天回老家时，我特意到老宅去看了看，希望能找到一些值得收藏的东西。在老宅里面，我找到了一扇镂花窗页，但扇页上那些精美的花饰早已叶落花残了，天井上的壁画，也已斑斑驳驳模糊不太清了。在大门外的牛栏猪圈上，我看到一些刻有云纹状花饰的石条、石鼓和石门墩等建筑构件。我怀着一种无比珍惜的心情，用相机一一拍了下来。作为老宅的子孙，我无力为它做些什么，只好用相机为它保存一点过去的风貌。

    其实，老宅不止是房屋、建筑上的破败，它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破败。

    曾经，房屋众多门户深重的老宅、老宅前宽阔无比的操场和老宅后茂密的山林，在这方园上百里的地方独一无二，让老宅人倍感自豪自得。但后来老宅破败了，操场也在解放后开挖成了一口巨大的水塘，仅只剩下屋后的那一片片林子了。但随着老宅的败落，这一片片林子惨遭斧钺的命运也就不远了。

    最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前，围绕着老宅的是一片葱笼的林木。在老宅的屋后及左右两侧的山坡上，是一片片长满了毛竹、梨树、栗树、樟树和柏树的密林。每到傍蟓，老宅上炊烟袅袅，密林里百鸟和鸣，好一片人鸟共处、祥和兴的景象。而在老宅的正大门前，则是一株和老宅同生共长了几百年的老樟树，这也是一棵象征老宅命运的老樟树。但在七十年代未，生产队建保管室需要木材时将它砍了。老樟树粗约四五人合抱，一个壮汉砍了整整三天才将它放倒。老樟树轰然倒地的那一刻，掀起的灰尘和碎叶漫天飞扬，水塘里的鱼们纷纷惊恐不安地跃出水面又扑通通跌落下去。 从老樟树喜雀巢上拆下来的枯枝，砍树的壮汉居然整整綑了三大捆，挑回家当柴火去了。但这仅仅只是老宅人砍伐林木的开始。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人口增多，老宅已居住不下。人们便逐渐向这一片片生长了几百年的密林进军，随着一栋栋房屋的崛起，林子逐渐萎缩，直到现在，老宅屋边的那一片片林子，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株毛竹、粟树、柏树，以前那些脸盘粗细的樟树基本上绝迹了。

    那口由操场开挖成的水塘，几十年来一直为老宅人提供养鱼、灌溉和洗涤的便利，它不但滋润了一代又一代老宅人的生活，而且荡漾的清波还滋润老宅的风景。但自从分田到户之后，水塘里的淤积长期得不到清理，淤泥越来越深，水塘变得越来越浅，慢慢地，水塘干涸了，而水塘两侧的厕所、猪圈、牛栏反倒逐渐多了起来。

    失去了碧水的映衬和葱浓林木的掩护，老宅就似乎少了一种灵秀的韵味，多了一些污秽之气。站在水塘前的乡道上回望老宅，它给人的感觉是是如此的破败零乱，即便是房屋比比该是，还是给人感到缺少一种生气与活力。

    在我的印象中，老宅似乎一直没有进行过修整，唯一一次算得上修揖的是根据老辈人的意思，将大门由正东方向改为东南向。

    据老一辈人说，我们这个家族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时从江西迁徒过来的。在迁徒的途中看上了这一形制如躺圈椅的宝地后就此落地生根，两三百年来一直是人才辈出，文武秀才成群结队。这一点，更是老一辈老宅人倍感自豪的事。在官厅被拆除之前，官厅木板墙上曾高高地贴有几张字迹模糊的大张红纸，还在门前的路边有一个形如浴缸却比浴缸深长的石槽。老人们说，红纸是过去祖上中秀才举人的报贴，石槽就是武秀才们喂马的马厩。

    但自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整整三十年，这个有着一两三百人的老宅，仅仅只有区区的四个人上过高中，还赶不上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再不行，好歹还出了一任考试院院长和县自卫队队长。老人们的意思是，老宅六十年一运，现在该行运了。于是按照老人们的意思，将整个大石门的方向调整了一下，以应运气出人才，重振家族的辉煌。

    老宅是不行了，人们于是将唯的一希望和梦想寄托在人才的陪养上。但遗憾的是，自从门向调整之后到上个世纪末，整整二十年，老宅仅仅读出一个大学生和中专生。那时候读书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一罐咸菜从周一吃到周六，有的吃得肾脏发炎小腿发肿，于是娃儿们初中没毕业就纷纷辍学了，他们宁可和父辈们一起出门打工也不愿意进学堂。如此即便老宅的门向调得再好也是枉然。

    居住在老宅人并不姓蒋，但多少年来她偏偏一直被人称为“蒋家楼”。据说是当初老祖宗们搬迁过来时，这里早就有蒋姓人先入为主了，老祖宗们是以贿赂县官的办法打官司赢取过来的。地是夺过来了，但“蒋家楼”这个名字老祖宗没法让人改口，于是一直延用至今。也许是新世纪的来临给蒋家楼带来了好运，娃儿读书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这十年来，从老宅走出了十来个大学生。这个数里看起来似乎很平常，但它却比全村（大队）从解放初到二十世纪未的五十年间考上的大学生还多，也是过去五十年间老宅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这十年来，也是老宅快速衰败甚至是消失的十年。新一代的老宅人以一种毫不惋惜的心情纷纷拆掉老宅中的房子，却又以一种依恋老宅地基的复杂心态在那里建起了一栋栋新楼。随着一栋栋漂亮的洋房从老宅中崛起，老宅也就年复一年地萎缩下去。总有一天，这片历经了几百年风雨、又养育了几代蒋家楼人、同时又给新一代老蒋家楼人带来梦想的老宅，会在新一代的老宅人手上变得面目全非乃至彻底消失。

    也许，这就是老宅的命运，一种必然的、无法避免的命运。但是可以想象，即便如此，不论再过多少年，人们还会永远把这里叫作“蒋家楼”。

元辰

风中的故土

冷雨湘南

欧阳杏蓬

　　过十月，高天里堆了云，太阳就围了奶奶的老布棉被似地不出来了。风刮过西北的山山岭岭，落到脸上的时候，冰凉冰凉的，在街角摆剃头摊子的瘸腿老汉赶忙收了摊子，挂着两行鹅黄的鼻涕走了。路上的人也被刮走了，树叶子乱跑，被干旱天气吸走了水分的茅草向着东南方摇摆着，雨就来了，零零星星的，不一会儿，原来发白的路面就被雨水打湿，人走在上面，凉气儿直往脚底板里钻。人身上穿厚了，可鞋底仍是没法儿变，冷着，走几步便跺几脚，不光是将鞋底上粘着的泥抖去，似乎也将粘在脚底板上的冷抖去。跑进屋，身子不冷，却手冷脚冷，坐下来，一边烘手烤脚一边说：这天气越来越鬼了。

　　一下雨，农活就停了下来。除了开仓上街卖东西，就是窝在家里烤火。

　　离过年还有两个多月，窝在家里的男人抱怨：如果再晴得两天，东边的那块地就翻了过来，开春了就不会赶急赶忙了。还有人接话，说：这天老爷越来越不跟人想事了。老的人又说：世道变了，天也变了。

　　天变了，变得比以往低沉、阴森和冷清。

　　地也变了，变得比以往坚硬、肃穆和萧瑟。

　　湘南多山，没一座山都有自己的故事，本质属于乡土，但也有少许属于庄重的历史。比如九疑山，因为舜帝，而被写进了《史记》。又如阳明山，因为杜鹃花，而被政府渲染、开发，成为旅游目的地。又如湘南北边的衡山，因为祝融的传奇，而被尊为南岳。而郴州的苏仙岭，却因秦观的吟诵而名扬四海。但更多的山岭，却只跟当地的历史有关，走不出五里，即进入另一个故事。如古舂陵东面的九龙岩，树木遮蔽，村庄绿水，鸡犬相闻，风景秀丽，犹在世外，却传说在解放前出过土匪。某某匪首还在九龙岩藏有金碗银筷。而过数里，到蒿草坪，山上多石，如牛卧羊跪，无穷无尽。山下坪地，却是汉时战场。那狭窄的山道，绕山而过的溪流，寂静的大地，怎么也说不清楚，这里曾是兵家厮杀之地。此外，桃花岭、玛瑙峰，都各有故事，不见经传，隐匿在民间。而传诵这些故事的，是大字不识的乡里人，再这冷雨夜了，烧了炭火，聚起自家人，邀来邻家人，谈天说地，打发时间的时候，长着便开始对着这群熟悉的人“述而不作”，从南山的蛟、河里的蛇、天上的仙、路上的侠、树里的妖开始讲开来，滔滔不绝，一个冬季不重复一个角色。

　　我也极喜欢这场景。油灯火、小炭火，一壶开水，将一个农家瓦屋熏染得舒舒服服。讲故事的人，虽没学过口技，却也讲得声情并茂。而最有趣的是，听不只是听，还可以插话，为讲者做补充。讲的人虽然不高兴，但其他人都不反对。这些看似无意义的争执甚至很粗俗的匕骂，在这冷雨夜里，却是很有趣的。况且，大家都希望能了解得全面一些，日后自己讲的时候，讲得完善一些，少出一些洋相。一个晚上，一个故事，一个月下来，人也不厌倦。后来有了电影，有了电，有了电视机，到了现在，一入了夜，家家户户关门闭户，放出的只有灯光，寂寞的扑在窗外的地上，任饥饿的风从上面掠空而过，留下密密麻麻的呜呜之声，令房子里的人倍感清凉。

　　雨在继续，雨不管这些，雨只按他自己的行程推进。

　　孩子也不管这些，他们不惧怕寒冷，也不会记得父母的叮嘱，他们要的只是快乐。不管这雨下多久，不管外面有多冷，他们都是要跑动的、叫嚷的、笑的、哭的，他们无拘于表达方式，只在乎那一刻的真实的感受，并且自由的表达出来，他们才觉得是需要的。村子在变得疏散、零落和功利，但孩子没有改变他们的天真。我也在想，无论怎么变化，服装、房子、工具都在变，但人性不会改变。就如同我们必备的食物，无论人长多老，食物都不会做多大的变化。或许，这是我在阴暗冷雨里忧郁着的眼睛所看到的一丝明媚。

　　乡村正在城镇化，这变化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推倒原来的老房子，盖上新房子。有钱了人觉得原来的房地基窄了，或者进出不方便了，甚至觉得风水不好，便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埋下地基，盖上新的房子。仿佛责任田已是他的私人财产，当然，也许他根本不知道保护耕地的重要性。现在，一切都只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其他的，放在一边。这令我有一些恐惧，不愁吃饭了，不愁没钱花了，良田就可以改作他用了？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明天是延续今天，还是推翻今天，我不知道，因此，每当面对乡村那些建筑，我就深不安。我希望我现在是杞人忧天，这里不再有饥荒，有灾难。即使我祈祷，仍然不能减轻我内心的忧患。

　　当人们一头扎进利益的时候，湘南的山得到了一些无意的保护，没有人去砍伐了，林木丰盛，而大地狼藉。站在村前河边，从浅滩上或水湾里，到处可以看见生活垃圾的污染。一次性塑料杯、白色的泡沫塑料、棕色的农药瓶、农用薄膜、薄膜袋、饮料瓶等，或拥挤在一起，或搁浅在滩头。如果放任自流，再过三五年，不仅这河里的鱼虾就要绝迹，河上的村庄也要受到水患的威胁。沿河而下，到邻河而居的同学家里小坐，同学不在，他的老父亲接待了我，一边邀我烤火，一边给我斟茶，用的是一次性塑料杯。我们就着塑料杯聊了起来，这个和蔼的老人说：这东西要不得，埋进地里，三年都化不了。

　　我说：怎么还要呢？

　　他说：大家都贪方便。

　　不是所有的与人方便都是一件好事！我当时想，如果工业化向农村有序的推进，真抓实干地建设新农村，农村的大地就要干净健康许多。但在利益面前，在政绩面前，谁挡得住呢？我不能去责怪一个老农，在整个社会都趋向功利的时候，我们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苍山无语，它是要看。

　　夜里，回到家，躺在床上，很安静，却再也听不到雨点落在屋子上发出的沙沙声。瓦房子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楼房，我曾经以为我成功了，而现在看来，这行为只是令我远离了自然。躺在一个没有任何声音的世界里，很多时候都令我自己怀疑，我还是否真实地或在这个世界。在我的印象里，安静无声的只有停尸房。这让我有些恐惧，我们苦心经营出来的，就是一个类似停尸房的世界？我坐起来，踱到窗边，这里可以看见远方路上川流不息的车子的灯光，还可以看到镇子里的灯火在天空的投射。这是一个活色生香的世界，而在这个冬夜，却又如此的静谧，令人迷失。

　　当车从清水桥起步向南行驶的时候，大地仍然被冷雨轻烟笼罩。山的影子、村的现代化的气派的影子、横冲直撞的摩托车、荒芜又破碎的田野，把湘南装扮得混乱复杂。这只是影像，就像一部正在播放中的电影，这只是故事的开始，不是故事的结局。我心里满是悬念，那些演戏的人也让故事充满悬念。

　　冷雨中的湘南，像一本合上了的大书。冬是封面，所有温暖的内容都被冷藏。在这个寒冷的时候，我们得寻找自己，找到自己，才能顺利越冬，越过自己，才能了解历史，建设我们的美好家园。

　　2011．2．15

元辰

风中的故土

渐行渐远的岁月

冷眼向阳

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咕――咕――咕，不知疲倦地叫着，燕子们叽叽喳喳，叼着小枝丫忙得不亦乐乎，肥胖的黄蜂在房前屋后的椽子下来回唱歌，暮春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吹进门前的池塘里，立刻引来一群鱼儿的关注，它们将纸屑抛来掷去，而那贷郎沙哑的叫卖声则在村村寨寨里流窜。

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乡任何一个乡镇所特有的风情画。

那时候的天空蓝得像绸缎，云朵像空中的金鱼，在广袤的天幕上游来游去，小河里光洁如镜的碧水映出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河堤上，一群孩童踦在牛背上，望着鸟语杂乱树木青葱的河岸，想把那些云朵摘下来放进树尖的鸟窝。那时的河堤并不十分宽阔，仅能并排跑两辆卡车而且从来没看到过有两辆卡车同时出现在河堤上。卡车会按着喇叭风一般卷过来，开车的司机绝不减速，按喇叭是因为幸福和自得，是因为大卡车代表着一个时代白领甚至金领的标志。

大热天，太阳光很刺眼，蝉的叫声藕断丝连，但没有人感到天气有多么热。那时还没听说过有冰棍和雪糕，唯一解渴的是一毛钱一瓶的汽水，但那是恋人们的专利。捧一瓶白色或桔色的汽水同恋人抬眼相望，可以望见美丽的爱情，未来由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组合而成的革命的家庭。这是那个时代水乡青年男女们梦寐以求的高档商品啦！

傍晚，沿着高低不平乡间小路穿梭。此时，夕阳温软地泼下来，村路上，远远近近，浮起一片薄薄的暮霭。社员们收工了，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空气中弥漫着瓜果香味，低矮的平房里有乳白色的炊烟次第飘洒。安详静谧的青砖下，那些慵懒的猫或者睡眼惺忪的大黄狗直接卧在路中央，它们的好梦从来没有因为身边的脚步而惊醒。小巷里，门槛边坐着卷着旱烟目光清凉的老爹，另有不安分的老者，聚在一起，一把蒲扇一局棋，计划经济就慢慢丢了一个车。不知谁家的婆婆柱着拐杖，颤微微地走出小巷，来到大堤上，手搭凉蓬，呼唤着小孙子的乳名。

开饭了，饭桌上，是老人从河里刚打来的鱼虾，还有自留地的绝对没有污染的绿色蔬菜。一家老小把老旧的八仙桌围了个水泄不通，老者就着一杯老酒，拾掇着陈年的往事，半大小子和姑娘呼呼地盛着锅里的白米饭。脚下的小花猫和小黑狗在桌下争抢着丢弃的鱼骨头，蓦地，机灵的小花猫瞬间抢到一块剩鱼头，很快地叼起，飞速地跑到墙角在那里猛嚼一番。时光就在这里变得柔软，人与物和谐共处，一切都充满了自然之道，仿佛风轻云淡里，生活的幸福简单到只剩下这些回味的农家菜肴，小日子过得像天上人间。

那时穿上一件旧军装，戴上一顶军帽成为青年人少有的时尚。如果还配上一件的确良的衬衣，那就是非常前卫的打扮了。然而实在穿不起的确良也不打紧，只要有一条的确良的光领子，套在旧衣服的衣领上，也算是时髦的穿戴了。打扮入时了，就去到武汉知青那里，跟他们神侃瞎款。他们见多识广，让农村青年从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省城武汉的认知。他们说，你们知道吗，全国的城市中，只有两个城市被称为“大”，一个是上海，另一个就是武汉了。武汉太大了，武汉三镇中的任何一个镇都足以抵得上一个其他的省城。言语中流露出他们对生在大武汉的骄傲和自豪。他们说，武汉的人啦，都亲如一家，人们没有彼此之分。一个过路的老农听了接过武汉知青的话茬说，小子哎，人亲不如钱亲！武汉知青立刻反驳：大爷，您怎么能这么说？应该是亲不亲，阶级分嘛！一番话说得大家赞叹不已。何况武汉知青当中也不乏一些美如仙子，灿若鲜花的女孩，她们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又太短的柔美身材，配着那么白皙的皮肤，精致的眉眼，一笑起来勾魂摄魄的娇羞面庞，一说起来，那一口纯正的武汉腔，温声细语地像夜莺一般的噪音，会让你觉得夕阳下的风更柔，草更清，河水脉脉也含情。

黄昏的时候，所有的家门口，或是大堤上，一字排开铺满竹床，从老大爷到碎花裙斑斓的大姑娘，各自头枕着星星、流水、共产主义理想酣然入梦，不会有风花案和偷花贼，有的只是小河上升起的凉风，温柔而冰凉，它要把这个乡村的黎明轻轻地吹醒，偶尔掉下来几匹肥硕的叶子，盖在人们大梦初醒的睫毛上。

上学了。孩子们走进简陋的学校。教室里的课桌是学生们从自家里带来用木桩搭建的厚木板，凳子也照例是从家里带来的，高矮不齐。然而同学们都坐得整整齐齐，认真地听老师的讲课，鲜有上课不听讲的差生。即使听不懂的也规规矩矩地背着双手，坐在板凳上有模有样地盯着黑板。女教师在用木头做成的黑板上，执着教鞭点来点去，她的一双像铁梅一样的麻花长辫子也在肩上翩然起舞。女教师清了清嗓子：谁能将“水深火热”造一个句子，谁能造就把手举起来。然后教室里是死一般的沉寂，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偶尔听到几个学生吸鼻涕的“哧溜”声。一会儿，一个眉清目秀的男生举起了手。老师，我会造：

现在，台湾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毛主席解放他们。

女教师轻启朱唇：好，这个句子造得真有水平！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我们要像这位同学那样灵活地使用成语。说完，她步履轻盈地走过去，轻轻地捏着这个男生的脸蛋。顿时，他周围的小女生的眼睛分明亮了许多。

一天上学，学生们没有再背书包，而是拿着镰刀具到校。学校那块吊在校门口的锈铁被敲了几下，学生们开始在操场上集合。老校长说，今天我们到生产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四五年级学生帮七小队割黄豆，其他年级学生到六小队拾稻穗。说完就整队出发。

于是，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形，在一面鲜艳的红旗的指引下，唱着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那歌声，响彻云霄，惊动了枝头一对调情的喜鹊，“嘎嘎嘎”飞往另一处福地。一路上，同学们欢声笑语，经过几处写着“要斗私批修”、“农业学大赛”、“苦战三五年，建成大寨县”的标语墙，浩浩荡荡向广阔的天地进发。

开始割豆了，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农家孩子，个个身手不凡，他们挥汗如雨，干劲十足，谁也不甘落后，一会儿功夫就割完了一茬，接着又割。到吃午饭时，队长端出香喷喷的米饭，学生们就着韮菜炒鸡蛋和豆腐勾白菜，吃得有滋有味，吃完饭，老书记给他们上思想政治课，他讲起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说眼下你们吃的饭菜，在旧社会我们贫苦农民就是过年也不敢想啊，可地主富农天天吃着山珍海味……同学们听着听着就一个个泪水涟涟，嗓子眼上好像堵着什么。其间有学生干部当场大声呼着口号：牢记过去苦，不忘阶级仇！

在水乡，人们最好的娱乐活动莫过于看一场露天电影。那个时期，借着大队的高音喇叭的声响，早就把这振奋人心的喜讯传递给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傍晚，十里八村的乡民伛偻提携，一个个像赶趟儿似的出门了。一队队一串串像一条漂着欢乐的小河，向着堤脚的白色幕布汇集，向着撩拨人心的高音喇叭声流淌。

大堤成为人们最好的放映场地，人们就着大堤的斜坡自然地安排座位，不存在谁挡着谁的问题。放映时，照例先放一段“新闻剪报”、“科学种田”一类的“加影”。这时电影场上则是乱哄哄一片。妇女们边织着毛衣边拉着家常，老人们吸着烟斗小声地嘀咕着什么，小青年们吹口哨，飞军帽（抢别人头上的军帽），孩子们在人群中来回穿梭，寻找着卖小吃的老太太，他们通常是买五分钱的小杯，一毛钱一大杯的葵花籽。等到夜色加浓，远到的人都来了，才开始放正片子。随着一道闪亮的光柱射向银幕，人群霎时鸦雀无声，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他们的神情随着幕中人或喜或悲，或嬉笑或怒骂。当大家伙屏息凝神正在兴头，忽然下起雨来，这时电影广播里有人喊：请――大队――会计――拿一把――伞――来。这样重复几次后，电影照常进行，那点斜风细雨怎能抵挡人们看电影的热情。那时人们经常津津乐道《南征北战》、《英雄儿女》中的经典台词“不是国军不行，是共军太厉害”。“向我开炮！”

很多年这就这样过去了，长江的涛声，东荆河的波浪带走了多少流金岁月，荡去了多少梦幻般的前尘往事，却无法抹去人们对那个年代的最美好的记忆。

元辰

风中的故土

端阳记俗

韩永强

    屈原故里秭归人在民俗节日中，最看重春节和端阳节。春节是“年”，多的是亲人相聚的团圆和温馨，辞旧迎新的庄重和喜庆。端阳则讲究民间节日气氛的营造和民俗的传承。

    故乡归州的端阳从农历四月初就开始了准备。乡间是必定要划龙船的，作为州府的归州划的是白龙。从农历四月初开始，去年划过了的龙船就开始了修整。经过了一年的保管，龙船的裂缝要补了。匠人开始用竹子里的纤维做一种特殊的填补材料，民间称之为“麻瓤”。这是一件十分细致的事。先把选好的竹纤维放到石臼里，用木兑捣得柔韧纤细，又放进用上好的桐油调制的石灰粉一起反复捣，一直捣到黏黏细细而又牵牵连连成“油泥”为止。匠人先把龙船的细缝掏干净并用鬃刷刷，然后用一把薄薄的铲子，把“油泥”一丝不苟地向龙船的细缝里填，一直把龙船上因干燥而裂开的所有口子填满，又用质地细腻的石头磨平缝隙。这些都做完了，匠人会细心地为龙船画上白色的鳞片，再油上上好的桐油。只要三五日，桐油一干，那些“油泥”就同龙船的木料结成一个整体，比骨头都要硬，而龙鳞也会熠熠闪光。

    龙船修整好了，到农历四月下旬，桡手们就要开始动作了。二三十个精壮的汉子左右分列着把龙船抬下水，就开始操练。一般的情况下是要放几挂鞭炮以示喜庆的。看热闹的男男女女会挤满河滩，一时间船上岸上笑语喧哗，其乐融融。岸上铺子里早有热心人去安排做一咬一口肥油的肉包子，还有人去准备白酒和雄黄酒。中午时分，练习的桡手们挤进铺子里，一只手抓着肉包子，一只手端一碗里面加了雄黄酒的烧酒，咬一口肉包子喝一口酒，嘴里还不忘互相说着上午演练的得失。吃饱喝好，桡手们席地而坐，卷起四川毛烟抽上几口又邀约着向龙船走去。在大约十天左右的时间里，这些桡手们就这样风雨无阻地生活着，一个个浑身黝黑发亮。农历五月初四，龙船会被桡手们抬到岸上，底朝天搁在大大的木板登上，匠人再次检查龙船并用桐油将龙船涂遍，然后用从山上挖来的土蒜捣成的土蒜泥，在底部均匀涂抹。据说，这样处理了的龙船等于抹了润滑剂，划起来更为快捷。一切准备就绪，桡手们要做的事就是吃饱喝足，养精蓄锐决战头端阳。

   五月初五天色未曙，桡手们庄严地来到龙船前分列两旁。拖艄的大师傅大喊一声“起哟”，龙船就被汉子们提到了江水里。站头的大师傅把龙头恭恭敬敬地安到龙船上，鲜红的绸子把龙船衬得十分威武。一碗碗兑了雄黄酒的烧酒被桡手们捧了起来，大师傅吆喝一声“干”！所有的酒都被汉子们一饮而尽，桡手们齐崭崭地把装酒的碗摔碎，根据自己划船的位置，扶着船舷同时纵身而起就做到了龙船里。锣鼓响了起来，岸上的鞭炮炸了开去，在站头师傅的指挥下，龙船绕着河岸徘徊复徘徊，龙头频频向岸上的父老乡亲点头致谢，然后箭一样向屈原沱划去。

    我们家里的端阳是从农历五月初开始的。母亲不知从哪里谋来了大片大片的蓼叶，用木大脚盆泡了起来，平时难得一见的糯米也被母亲用小木盆泡了起来。去年被母亲藏起来的雄黄也现身了。母亲找来磨刀石把雄黄蘸水磨到小碗里，磨出的水被母亲倒到一个酒瓶里同瓶子里的酒融合到一起，剩下的雄黄碎渣就放到小碗里用一点酒泡上。五月初四的晚上就要包粽子了，那些浸泡好了蓼叶被洗刷之后青得绿人的眼，泡涨了的糯米装进折叠得精致的三角形蓼叶里，白白胖胖的十分诱人，再把里面放进一颗红枣，我们在一旁看得恨不得生的就吃掉。母亲就笑我们一个个都是好吃佬。母亲不会马上就把粽子蒸上的，只有我们都睡了，母亲才会蒸粽子，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会站在一旁馋。

     我的端阳也是从五月初开始的。家里悬挂的艾蒿由我负责割回来，我必须有机谋心寻找到最好的艾蒿，还要做好“保密”工作，否则让其他小伙伴发现了，我就不能采割到最好的艾蒿。那几天我的心被一种莫名的东西兴奋着，每天都要去看我的五月艾是否还在。同时我还要起早贪黑地到菜园子里莳弄那些南瓜、茄子和辣椒。因为哪个家里头端阳有自己菜园子里的南瓜吃，哪个家里就能干。看着南瓜蔓一天天延伸，南瓜花开了，小南瓜探出头来了，我的心里就痒痒的得意。

    五月初五的星星还在眨眼的时候，我就利索地起床，拿起镰刀飞快地跑到我守候多日的五月艾前，刷刷刷地放倒一片沾满露水的五月艾，把镰刀往背后的腰里一插，抱起五月艾就回到家里。这时候很多人才刚刚起床。整个过程是不能说话的，这是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的。我问过母亲，也问过我最崇敬的爷爷，他们都说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为什么不能说话他们也不知道。母亲把我割回来的五月艾分成若干份扎成小捆，然后缠上红丝线挂到大门两边，五月艾略带苦味的清香就香了晨风和村落。这时我已经没有时间去体味了，我们快快吃饭，然后把酒碗里的雄黄抹一点在额头上，怀里揣上两个粽子，有时运气好，母亲还会给几分一毛钱，就乐得跳几跳地跑向河边看龙船下水。

    五月初五的归州就是一个激情奔涌的海洋。街道两旁，不管是民居还是商铺，不管是吊脚楼还是洋房子，只要有门的地方都挂着缠了红丝线的青青五月艾，有讲究一些的，还在五月艾里插进耿直而锋芒毕露的菖蒲。所有的饮食店子里都蒸着热气腾腾的粽子和盐鸡蛋，所有的小摊小贩的篮子里都装着脆生生的白花桃，三分钱两个的白花桃看了就让人流口水。我却舍不得三分钱，所以只好羡慕地看别人吃，自己忍不住吞几口口水。窄窄的老街，一年四季，只有在划龙船的端阳才有这样热闹！光滑的青石板街在无数双脚踏中发出欢快的脆响，在脆响中，来自三山五岭的人兴奋地问候着讲述着。远处传来屈原沱里的锣鼓声号子声，让我恨不得飞起来却怎么也无法从人群中挤过去。

     等我们终于来到屈原沱时，夹江两岸早已是人头攒动。我在人缝中钻来钻去，终于挤到江水边。眼前五颜六色的龙船飞来飙去，锣鼓声号子声震耳欲聋。我站在还有几分凉意的水中，把怀里的粽子按了又按，然后小心地掏出来，和着《招魂曲》的号子，把粽子投向江水里。我不知道神鱼是否能够吃到我的粽子，哪怕我过端阳只有两个粽子，我也愿意给神鱼吃。因为爷爷告诉我，是神鱼把我们的屈原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驮回来的，屈原是我们秭归最爱家乡、爱祖国、爱百姓的人，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的魂在异乡漂泊。许多人同我一样，把自己的粽子纷纷投向江水里，嘴里都放声唱着：大夫啊大夫啊，回故里啊回故里！唱着唱着，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泪眼中仿佛看见屈原大夫真的踏浪而来！

元辰

风中的故土

柳筐满载的村庄

马卫巍

夕阳沉落在遥远的深处，只差一点，就要沉落在河流中，波光粼粼，映红了半边天际，映红了两岸。红云渐远，鸟儿归巢，村庄慢慢地寂静下来。一位佝偻的老人背起载满杂草的竹筐，颤巍巍地行走在原野中，他会慢慢地走向村庄。或许年岁太大，或许竹筐太沉，老人的头几乎着地，很像一座缓慢移动的桥梁。不过，老人却一直挪动着脚步，不紧不慢、不急不燥，从不停歇，泥土的芬芳和倔强夹杂在竹筐里，使他一口气走回了村庄。

老人背的是草筐，有大有小，在鲁北家乡，各式各样的筐随处可见，样式也五花八门。这些筐大多用当地的红荆条、柳树枝编制，实用、大方，如同庄稼汉子敦厚朴实的品格，统称柳筐。农村人生活过日子，无非是土里刨食，图个家人平安和温饱，这些筐便派上了大用处。

农人们只要下地干活，手中拎的、肩上背的都会有一个草筐。麦田里，春风拂面绿意袭人，那些连根拔起的杂草被农人们装进筐里，一抹绿色便把原野染成了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草筐不一定只盛杂草，掉落在地的麦穗、偶然跳跃出来的半块废铁，甚至还有随手摘下来的茄子辣椒，都会放在里面，它是农人的百宝囊，装下了一切。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没有人会在意筐里装的是什么，那怕是偷来的半筐玉米或者拣到的一只母鸡，都能够大摇大摆地背回家去。玉米没过头顶是杂草肆虐的时节，天气燥热，暑气弥漫，让人无处躲藏。农人们背了草筐，往地头一放，顺势钻了进去。他们不会在玉米地里看着前方，只顾埋头苦干，任凭汗水打湿了衣衫，草叶割破了手臂，从不停歇。从这头锄草到那头钻出，才站起来锤锤背、甩甩胳膊，喘几口粗气。一堆堆杂草相间摆在玉米空里，如同一个个标志，错落有形。夜幕渐渐沉落下来，夕阳隐去，他们拖着疲惫身躯的把草堆逐次塞到筐里，塞得紧紧地、满满地，杂草从筐的两边溢出来，好像两面旗帜。然后蹲在低头，抽一袋早已搓好的旱烟，感受夜色习习的凉风，美美陶醉一番。拍拍身上的潮湿和泥土，吃力的背起草筐，慢慢悠悠奔着炊烟的方向而去。

更多的时候，他们下地之前会在草筐里放两个馒头，半截腌制的萝卜，还有一壶凉开水。“不冷捎衣裳，不饿捎干粮”，母亲就这样告诉我的。不管到哪里，干什么活路，留个后手比什么都强。碰上哪家不听话的孩子，往筐里一放，哭哭啼啼地背到地头上来了。原野上有绿草、有蝈蝈、有受到惊吓的鹌鹑，还有飞的很高的野麻雀；有蟋蟀欢叫、有野鸟高鸣，也有青蛙呱呱地发情。一个又一个原野的秘密使孩子找到了玩耍的天堂，从而破涕为笑，哪怕独自一人，也会玩的十分开心。孩子们会把拣到的一切放到筐里，半块青色的砖头、一块棱角分明的土坷垃、两把狗尾巴草还有三四只半死的蚂蚱，草筐来者不拒，它容纳了一切。

那时放了暑假，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割一筐杂草，回家喂牛或者喂猪，吃剩下的就晒干了，等到秋后当作柴火。约上两个小伙伴，背起草筐，带上镰刀，一股风似的跑进了田野。村子外的一条小河是田野裸露的血脉，清水湛湛，波光粼粼，我能一个猛子扎出去老远。我们游水嬉闹，摸鱼捉虾，总能逮着几条，然后用狗尾巴草串起来，挂在草筐外面的提手上。天色渐晚，筐里空无一物。我就砍断几枝柳条，横担在草筐一半的位置，然后胡乱割上一些，虚虚填匀了，好像割满了草筐一样，然后做贼似的跑回了家。看到我们狼狈的样子和草筐提手上面甩过来甩过去的小鱼，父母摇头一笑，张罗着开饭。碰上心情好，父母会不辞辛苦的给我做一碗鱼汤。他们有着和草筐一样的胸怀。

我见过村子里的二生子一年四季每天都会背着草筐，春夏割草、秋冬拾柴，只要不刮风下雨，他都会如期出门，直到天黑回来。听老人们讲，二生子年轻时当过土匪，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气得老婆领着孩子一去不回，至今没有消息。解放后，他坐过十年牢，出来之后已是满目疮痍，有点老迈。他找不到子女，便跟着侄子过日子。她的侄媳妇曾当着很多人的面，一脚把他的草筐踢出去老远，并且指着鼻子高声大骂：养猪能下仔，养狗能看门，一天割不上两筐草、捡不到两筐柴，休想吃饭！二生子踌躇在墙角，半天不敢言语。

二生子从此便和草筐结下了缘分，他会背着草筐喃喃自语，也会抱着草筐在地头上打盹。我和一些小伙伴曾当面问过他的那些风流韵事，他就会放下草筐，压低声音说，想当年刘家的小妮子、王家的小婶子，啧啧，那个美啊！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放亮，照得草筐微微颤抖。我想，难道这就是本性难移么？假如再让他重活一会，他还会走那条老路吗？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二生子依旧颤巍巍的背着草筐，拄着拐棍，在田野里寻寻觅觅。或许在他的生命中，草筐才是他真正的依靠，也是最忠实的朋友，他把所有的秘密都装在里面。但是，草筐也是他的包袱，里面装满了一座山，承载的是天道循环。或许有一天，他会在草筐旁边死去。

筐不仅能装草，还能拾粪。在农村，牛羊的粪便随处可见，只要让人看见，准会拿铁锨扔到猪圈或者牛棚里。这些粪能多上一两株庄稼。天色刚明，雾霭氤氲，村子里的勤快人拎着粪筐，蔓延在乡村小路上，开始拾粪。他们轻巧的扬起铁锨，牛羊的粪便就会画出一道弧线，准确无误的落入筐中。这也是一种丰收的喜悦，至少为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了粪，庄稼才能长好，这种思想继承了一代又一代，而筐，是它们得以延续的纽带。

在村子里，没有人会笑话拾粪，仿佛拾粪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若是哪家没有拾粪的筐倒成了众人的笑料，这是不会过日子的表现。勤俭持家，只要不是偷得、抢得，什么都是好的。所以，他们会理直气壮的背起大筐，趾高气扬的拾粪去。粪筐装满了牛羊粪便，却也承载了每个人洁净的心灵。

没有提手却比草筐的形状长的，乃是固定在独轮木车上的推筐。车子不大，却很实用。往地里推粪，从地里往家运送粮食，只要路不好走，牛车进不了地，都得用这种推筐。那些年父亲还很年轻，体格健壮，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他时常光了膀子，任凭漆黑的脊背在阳光下闪耀着油亮亮的光芒。土杂肥堆积在院子的一角，小推车静静地摆放在哪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挥动臂膀，把肥料装进筐中，然后推到地里。多年以后，我看到过一组乡村雕塑，就有一尊光着膀子的农人推动木轮车，推筐里装满了金黄的玉米。父亲弯弯的脊梁闪耀在眼前，他是一尊永恒的塑像。麦子熟了、玉米熟了、棉花摘了、谷子打了，父亲都会用推筐推回家。推筐，承载着一家人的生计。

过年时，父亲把我和妹妹放在推筐里，一边一个，保持平衡，然后哼着小曲，大步走在乡间小路上。冬日的阳光照耀下来，打碎了原野的宁静，道路不长，父亲却踏出了一路金黄。坐在推筐里，我看着村子以外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惊奇。村子很小，世界很大，我们简单的活着。很多人都推着小车，很多孩子也都坐在推筐里，这是我们最高的礼遇。购置的年货也放在推筐里里面，有两瓶老酒，三两大料，有二斤猪肉两只家鸡，有藕也有山药，它们沉甸甸地装满了村庄里每个人的喜悦。我们的手中有一串糖葫芦，当然，那包用手帕包着的干花生和两挂爆竹被藏在了推筐深处，那是我独有的财富。

推筐不大，一米多长，不到半米宽，却盛满了整座村庄的重量。我幼时一个伙伴叫洪亮，有点儿胖，爱说笑，时常在一起嬉闹。我们在一间教室里同一张课桌上读完了一年级。他得了肾炎，升入二年级之后再也没来过学校，一直到死去。家里穷，况且人又小，值不得打一副棺木，就准备了两只推筐，把他放在里面，装满了衣物，捆绑在一起埋了。推筐推出了一代又一代人，推出了一座又一座村庄，也推着一些人长眠于土地。那时候死了小孩，都会用推筐裹了埋掉，且一般在早晨，为了吉利不见太阳。曾经鲜活的幼小生命，卷缩在推筐里，埋在原野中守护着村子。

多年之后我回到村子，除了茫茫原野，再也找寻不到他们孤伶伶的坟头。推筐不在，人也不在，留恋中还有丝丝不舍。

在每一天，或许第一缕阳光还没来得及升起，或许我们还在做着冗长的梦境，或许老牛已经咀嚼完了所有的草料，那位卖油条的老人已经在村子里吆喝起来。他推着鲁北平原特有且体型硕大的自行车，带着一个精致的油条筐行走在村庄小巷。油条筐已经被沁的油光铮亮，散发着诱人的芬芳。油条筐上面用一块油渍白布覆盖，里面便是金黄色的油条。油条用早就打磨好的红荆条串着，如同整齐的军队摆列在筐里。卖油条时，老人会把红荆条抽出来，用两条潮湿的且晒得半干的水草一捆，结实也有韧性。伴随着老人的吆喝，我们早就迫不及待的爬出了被窝。

有时母亲会给我和妹妹买两根油条，泡在玉米面粥里，让我们解馋。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舒展开了眉头，露出了微笑，她的一缕刘海悄悄滑落，在院子里映衬的格外美丽。母亲从来不吃油条，就是那么静静地看着，不言不语，只有一脸的慈爱。油条不是经常能够吃到的，村子里有女人坐月子、老人过生日，母亲才会买些油条送过去，这是比较贵重的礼物。往往，她也会刻意的留一根给我们。所以，只要见了那个油亮亮的柳条筐，我都会驻足观望一会，仿佛要把它看透。而现在，油条已经成了早点的必备，而我却再也吃不到当年的味道。母亲已经老了，油条筐也逐渐消失，而它里面隐藏了我梦寐以求的口感诱惑。

从学校跑回家，翻过院墙进到院子，我都会看到一个小小的饭筐挂在堂屋的房梁上，摇摇摆摆，悠闲自得。一块白布下面，会有三四个馒头或者两个煮熟的红薯，有时母亲也会放两个鸡蛋。我踩着椅子刚好够着，就这样抚摸着饭筐的边缘，咀嚼着淡淡的清香慢慢长大。

把饭筐吊起来是最安全的，小狗闻不到、老鼠够不着，不用担心它们糟蹋。家族中一位老奶奶，也会把买得桃和杏放在饭筐里，平时舍不得吃，就时不时的拿出来看看，直到快烂了才慢慢吃掉。最后，她因为吃了发霉的桃子，得了急性肠炎去世，陪葬品，也有那个伴随了一生的饭筐。住在同村里已经瘫痪多年的老姥姥每一次见了我，都会兴奋地说，你姥爷刚蒸了一锅白馍，在饭筐里挂着呢，快去吃吧！在她的印象里，馒头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要好、都要好吃。没事的时候，她静静地坐在堂屋里，望着吊在房梁上的饭筐怔怔出神，陷入了回忆。饥荒之年，她摸着空空地饭筐，眼睁睁的饿死了一个孩子。她对饭筐充满了感情，那是得以活命的家什。

若是没有大的变故，不被火烧水泡，一个柳筐能够延续两代甚至三代，依旧实在耐用。老一辈背不动了，下一代自然而然的接过来背在肩上。柳筐传承了村子的历史，如此延续的还有香火，哪家娶妻嫁女，哪家生了孩子，都会拎着盛满了鸡蛋的小筐，满村子送喜。死了老人，跟在棺木后面的孝子孝孙，也会把糊好的纸钱装在筐里，一步一洒，轻扬的如同飞起一只只蝴蝶，带走了整个村子的悲伤。

这么多年来，草筐、粪筐、推筐、饭筐、米筐……大大小小的筐在记忆里慢慢消失，那些曾经滑落在柳筐里面的岁月渐行渐远，再也觅不到半点痕迹。柳筐消失了，打碎了整座村庄。

元辰

风中的故土

磨房 水碓 水磨 朋友

山野村夫z

儿时伙伴的孩子结婚，相邀喜酒，席间回味起儿时的事，酒酣人散。相约儿时曾经玩耍过的地方。坐想儿时的欢乐……坐在前人为了安全而设置的盖水石板上，心潮起伏，莫不为儿时的嘻笑高兴，莫不为现在的荒凉而苦恼。思绪万千：

    《梦里老屋》的旁边，就曾经是一家百年的老磨房，也不曾听人讲过这家磨房的历史，少说也有百年以上，也不知道这家磨房的主人是谁？。反正大家都在用，其实最年长的老辈也不晓得，这家磨房到底有多久已无从考证……

    磨房四面环水，全部用石头砌成，深约尺余，宽约八寸，地海石板，进水口便是主河道的边缘，两块大石板盖住了宽约三尺的主水道，石板的开口处，水分两股，环绕磨房，这也许是前辈用来防老鼠用的。水环的面积约百平米，四根原木竖起，再用四根原木横向连接，连接之处均用十字榫，地脚便是在岩石上琢下的四个圆坑，四根抱粗的木头就稳稳立住了，在四个木头的上端又是用木榫衔接，屋檐分四水，以减小风吹的压力，上盖茅草，四边飞檐，周围都用木板装修，。磨仿的地板都是厚有寸余的木板，结结实实楼板让你有着安全的感觉，整栋木房没有安装大门的痕迹，寓意谁都可以进出使用。屋里的摆设简单而有条理，一副舂米的碓，一副水磨。

    水磨的下方就是大而圆的水车，，水车经过桐油处理过。环绕房屋的两股水。一左一右冲击着水车，使水车不停滴转动，一根刹车杆吊在半空中，便于使用者在楼上操作水车，水车的主轴连着水磨，水磨的下扇是固定在木架之上的，磨心与磨的上扇相衔接，水车转动，水磨就可以推了，不管是东家推麦子，还是李家打豆腐，只要磨闲着，谁都可以用。。他即减少了农夫的体力，也增加邻居间的和谐，没设大门的目的就在于此。无论你是富人，你也可以来推面舂米，哪怕你是穷人，你照常来推个懒豆腐什么的。没有贵贱之分。没有贫富之分，只是你有义务，你用了水磨或水碓不管谁都有打扫的义务。不断要扫干净磨，并把磨洗干净，还要把磨房打扫干净。只要你能尽到这些义务，你就是受欢迎的。。所以。多少年来。磨房一直沿用这一规矩。，谁也不说谁，大家相安无事，也许就这样传承下来的。

    水碓极为简单，一轮水车由木架固定在环绕水槽之上，水流经过带动水车转动，水车的一端的木轴上有一十字隼孔，平时只用一块木板插进去水车转的快。水碓舂的慢。如果插进两片木板，水碓就转得快。。水碓转的慢，这样就避免伤人，停止水碓就更简单了，抽出木板，水碓就停了。平日了张三舂个糙米，李四冲个糍粑，一到春节，这磨房就热闹了。打豆腐的，打糍粑的，，舂米的磨面的。老人，富人。穷人。孩子，大家你帮我，我帮他。没有贫富之分，没有贵贱之嫌。其乐融融。大年三天是不得用磨的，总有好心的人们。要在磨上放上玉米或者麦子。寓意年年有余。或有富人在水碓头上系一红布带。寓意有个还对头。

    其实，这磨房是近20年来陆陆续续消失殆尽的，张三拆下一块木板做了跳板，李四撤下一捆茅草做了猪窝，王五拆下碓头用于烧火做饭，陈六卸下水车抵御严寒，吴七拆下来房梁制作门窗，赵八搬走了最后一块木头，更有现代为官之人切断了环绕的水源，把那原来幽静的木水车换做叮当作响涡轮水车。为其带来了数不尽的钞票……只是原有两块石磨依旧斜躺在废弃水沟的旁边，水碓的半边已不知去向，水碓的另外半边落在废弃的水沟旁，只是缺少了曾经为农夫减少劳力的碓头和水车，那四个曾经固定磨房的石基已不复存在，据说有狠人此打砂造石……

    每当有清水从身边流过时总有些留念儿时的记忆。那儿时的伙伴大多都五十了，些许的白发都爬上了两鬓。那些聪明的，大多已透了顶，更优盛者，便是保护区的树木了。也许多少年都不砍发一次。有点福分的也大多都是大腹典典。几乎看不到自己的前脚了。在位为官的之人叱咤风云正当年，也渐渐和我们少了些来往，偶尔给你递上一支软中华或者黄鹤楼1916，让你回味他曾经沧桑和现代的风光。也许会为你上一堂政治课开划开划我那已经木榆的脑袋。

    投资商人小本愚钝，少读诗书，因有一特殊地位，攀得高亲，几乎成为半个政客。腰缠万贯，身上常有两多，一是钱多，二是口袋多，装着各种牌子的香烟，见什么人。庄什么烟。

    儿时农夫朋友依旧种着几分坡田，靠着儿女寄回的几个小钱带着孙子过着简朴的生活，舍命陪君子似的陪着我等说闲话。

    闲话的伙伴与儿时有了太多的不同，我掏出十七块的黄鹤楼递与众人，有人手里还拿着1916，可嘴里却说“不会不会，”但又觉得对不起，欲接又止，我却知趣地早早地收回了伸出去那只庄烟的手，将烟递与农夫朋友……

    吧嗒这劣质的香烟，只有农夫和我眼前闪着花……

元辰

风中的故土

一九六八年的刀口

涂家老大

一九六八年，我八岁，正在沔阳县通海口区潘场公社柳李大队的小学读二年级。县上、区上正轰轰烈烈闹文化大革命，枪声、炮声隆隆。我是小孩子，不关心这些事。七月十五号就放了暑假，父母忙着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双抢”苦活，我们一帮小兄弟忙“打仗”、忙捕知了、忙学打鼓泅、忙偷彭二麻子的西瓜、忙“唰”刁子鱼……七月的骄阳，晒得人浑身流油，不几天，我的后脑壳上就鼓起了三个“包”，每个都有乒乓球那么大……

那时大队围垦排湖——江汉平原有名的湖，我们小队也“占湖为王”，在排湖垦出了一个约两百亩的小农场，我大（我们兄弟称呼父亲为：大大）就在小农场当头头，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七月底，我大回家时，习惯性地摸摸我的大脑袋，表示亲昵，没想到触到了我头上的“地雷”，我“哇”地一下哭了起来。

按惯例，我大第二天就要到小农场去，毕竟春争日、夏争时。可那天，他没有火急火燎地往农场赶，而是去了趟潘场集市，说是要去买化肥、农药……

第三天，天蒙蒙亮，我大就喊我起床，说：“老大，快起来，大带你到潘场街上吃锅奎去！”锅盔就是烤烧饼，饼面有稀疏的几粒芝麻，香喷喷的。我一骨碌爬起来，没有多想，穿上小裤褂，跟我大上路……

一路上，我大没象往日那样唱“洋歌”。大喜欢唱在部队上学会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子，用以消解劳作的疲乏。我们兄弟一听见大唱得“黄腔黄调”，私下里都笑他唱“洋歌”。我大抽着自制的“黑老虎”烟卷，一言不发地往前走……

到了潘场集市，天已大亮。大没有急于为我买锅盔，而是领着我穿了几条小巷，来到老街上，径直走向韩医官的诊所。

韩医官高且清癯，头发花白，是乡间少有的戴眼镜的人。家乡喜欢称老师、医生、巫师为先生，不称韩先生而称韩医官，是因为他在国民党部队里做过医生，且有少校军衔。乡下缺医少药，韩医官凭一技之长“遮风挡雨”。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韩医官也安然无事。

“韩医官，儿子大爷来了！”我大大声喊着。我们家乡习俗，父亲喜欢称儿子为大爷。多年父子成朋友，长江后浪推前浪，体现的是“后生可畏”的文化内涵。

说时迟，那时快，六十二、三岁的韩医官似猛虎扑羊，“老鹰抓小鸡”似地一把把我齐腰箍住，夹起来，走进他的诊所。我大也跟过来，双手夹住我的双腿。两个曾经的老军人，夹小物件似的把我夹住，按在小诊所里的长条凳上。韩医官不容分说，三下五除二，顺手拿过一卷长绷带，在我大帮助下，把我结结实实地绑在了长条凳上。我似待宰的肥猪一般嚎叫不巳，口里还用时髦的口号喊着：“打倒涂平禄！打倒涂平禄！”涂平禄是我大的大号。老辈人兄弟多，大排行，“富贵章元、东海福禄”，我大摊上了“禄”字。

韩医官不慌不忙地在一个盘子里准备“家伙”，我大则退到一边的屋檐下去吸他的“黑老虎”。我在长条凳上一边嚎叫，一边偷偷瞄那些“家伙”，吓得半死。

韩医官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小刀，在酒精灯上烧了一会儿，算是消毒，然后说：“小子，把眼闭上！”我顺从地闭上眼，韩医官的刀就又准又狠地对准我后脑壳上的三个包，三刀子下来，血和脓就流了一地，身上的小白褂也几乎变成了血衣。韩医官点燃了根“大公鸡”烟，猛叭了两口，大概是“去腥”或者是在等我挣扎中让脓血流得干净点。

韩医官拿块纱布，把三个口子擦了擦，露出三个寸许的刀口。他对我大说：“老涂兄弟，为你儿子下点猛药，好不好？”“好！好！让韩医官操心！”我大回答。

韩医官说的猛药就是：刀口不上纱布“捻子”，上他用桑树皮自制的“捻子”。只见韩医官拿起一根枯桑条，用篾刀拍了拍，剐出桑树皮，很快就做好了三根“捻子”。“忍住，小子，我要跟你上‘捻子’，把老脓根吸出来，不几天包就好了。”

上完“捻子”，我疼得一身冷汗。

韩医官用纱布把我的头缠好，解开绷带，我从长条凳上“解放”下来。两个军人，声东击西，好好地“宰”了小孩子一把。

我大让我把血褂子脱了下来，赤膊上路。

“过几天来换‘捻子’！口子长拢了用生姜擦擦，头发就长起来了！”韩医官说。我大喏喏应承着。

“大！我要吃锅盔！”

“好！我们现在就去。”

这锅盔吃得代价太大了！

头上挨了三刀，我似乎闲了下来，躲在家里看《高玉宝》。一天中午，母亲正在歇息，生产队仓库保管员在村子里叫唤：“分南瓜！分南瓜！每家每户去个人到队屋里分南瓜！”

母亲睡得沉，我丢下《高玉宝》朝队屋跑。

人来得不多，我算是第一个。一大堆金黄的南瓜堆在禾场上。那年月，按工分分粮、分菜。我们家七口人，只有父亲和母亲挣工分，粮不够吃，母亲常常“瓜菜代”：红苕煮稀饭、胡萝卜焖饭、野芹菜煮大麦米……南瓜也能当顿：锅底煮南瓜，锅边贴一圈米粑，煮得满屋生香。

我在一大堆南瓜中盯住了一个大南瓜，爬上瓜堆，把南瓜“滚”了下来。“滚”到一块空地上，等待仓库保管员来过秤。

仓库保管员姓曾，是我叔外公，人们都喊他信爹。光头，窄脸，似乎有几颗白麻子，是队里的土改积极分子，人称“老坚决”。

“你们家工分少，分不上这个大南瓜！”信爹说。

我不理睬。紧紧地抱住那个大南瓜。

来分南瓜的人越来越多。信爹忙乎着，一边过秤，一边记帐，还要拿出印泥，让分到南瓜的人在帐本上盖上自家的印章。

忙过了一阵，信爹似乎闲了下来。他用搭在肩上的一条灰不拉叽的汗巾擦了擦脸，走过来，用脚轻轻踢了踢我的屁股，说：“去！去！去！挑个小的，马上过秤！”

我不理睬。——南瓜煮米粑多香。

眼看就要收场了。禾场上只剩下几个南瓜了。一个家有五个劳力的户主来分南瓜。信爹说：“把那个大南瓜分给你吧！”信爹朝我蹲的方向指了指。

我抱住那个大南瓜已有一个多小时了。八月酷暑，干渴难耐。

“把南瓜让给他！你去择个小的！”信爹说。

“不！我要这个！”我不示弱。

“噫！七、八岁的毛小子，还蛮倔啊！”信爹开始骂骂咧咧。

“不！我先到的，我要这个！”我犟着脖子，抗争道。

“好！你这个小狗日的，老子把南瓜切成两半，分给你家一半！”信爹怒了，骂道。——我把南瓜抱得更紧了。

信爹拿来菜刀，走向我。我的头上冒出了大滴大滴的汗珠。

“走开！我来切南瓜！”信爹吼着。

“不！我要这个！”我的鼻子前又飘过南瓜煮米粑的香味。

信爹气哼哼的，右手拿起刀，砍向南瓜。刀没砍中南瓜，却把我护着南瓜的左腿砍了个一寸多长的口子。

血，就在八月正午火辣辣的太阳下顺着我的左腿流了下来，十分抢眼。我没有哭，还死死地抱住南瓜。

信爹慌了，从肩上扯下那条灰不拉叽的汗巾帮我捆扎刀口。我不让。家有五个劳力的户主过来帮忙，总算捆住了。血很快就从汗巾沁了出来。

我还是死死忙抱住南瓜不松手。

不知什么时候，我母亲来到了禾场上，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信爹作了让步，把那个大南瓜分给了我家。

——从此，我不再吃南瓜，直到今天。

元辰

风中的故土

露天电影

踏歌行

    看露天电影是是我童年时全村人最大的娱乐活动，也是我读书生涯里最初的也是最大的乐趣和享受之一。

    农村有句俗语：“大人盼农闲，小伢盼过年。”可见过年在每个农村娃的心里该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过年了，不仅全身可以焕然一新，小孩子们还可以尽情疯耍而不被责怪。但比起看露天电影来，或许是“年年有年年年过”的缘故罢，看露天电影的喜悦甚至会超出过年很多。

    那是一个整个社会不仅物质生活用品奇缺，且精神文化生活也十分贫乏的时代，在农村尤甚。自给自足的经济格局被一个又一个的运动给无情打破，即使到后来打破了大锅饭分田到户了也未曾有多少起色——仅是每家每户出贫富分化。平日里，你想看一份过期的旧报，或读一本像样的杂志，如《大众电影》等之类的书籍，那简直是对生活的一种奢望！百十户人家的大村子，几乎没有一本图书、一台电视，当时最好的家用电器除了手电筒之外，再就是红梅或长江牌收音机了，而这为数不多的高级用品则几乎都集中在村干部的家中。即便像象棋、纸牌之类可供人们茶余饭后娱乐的生活用品也实在为数不多。麻将在那样的环境下只能作大户人家家中的摆设。这样，农民们每天收工聚在一起，除了东拉西扯地胡乱瞎侃之外，

    唯一能做的事是早早上床，蒙头大睡！因此，无可事事的人们像企盼过节一样，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都希望看上一场露天电影。而小孩子由于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更是只能通过“露天电影”来满足。

    好像是我读三年级时，便有露天电影在每个村里巡回放映。农村的露天电影很有特色，在宽敞的晒谷场上，竖起两根粗壮的粗圆木棍或者直接用当时村里的两架长长的竹梯，拉上一块雪白的幕布，这便是放露天电影的标志了。但在我的心目中，这确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标志.

    演“露天电影”其实没有严格放映时间。只要等到天黑，天幕上挂满星星了，空地上早就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喧哗。直到放映机射出的一道白光映是银幕，喧闹的人群则立刻静如止水。此时，谁也顾及不了这时是身处寒风瑟瑟的冬天，还是蚊虫飞舞的夏天，看电影的村民都聚精会神，目不旁视，津津有味地跟随银幕上或悲或喜的故事情节转。

     记得最后一次看露天电影该是78年12月份，看的什么电影，记忆中已模糊。

    我第一次看露天电影，却是在邻村。只记得当时因前几天刚下过雪，天很冷，我们一群差不多大的孩子都穿着厚厚的棉大衣，一个跟一个，来回走了近十里路才赶到，也记不清是什么电影了，而且当时第一部电影也已经放了一半。后来，自己村里也开始放电影。那天整个村子的人像过节一样，太阳还没有下山，村子里家家户户就已经张罗开了，有撘台的，有提早回家做饭的，好一阵忙碌。那些等不及吃饭的小孩们，满村子邀着喊着，拖椅子拎板凳率先到放映场上占位置去了。行动稍稍慢点的，场地前排正中的最佳位子已被抢先者占去，不得晚的只好悻悻地寻个稍偏或前或后点的位子。我们这些小孩子更是快乐的鱼儿，哪里热闹哪里钻，甚至撒着欢地又蹦又跳，总是惹得大人们好一顿笑骂。电影放映过程中，坐不住的也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经常跑起来，跑到银幕后面去看“倒影”，看看那些人儿是从哪里出来的，或挤到放映处看看那个光是怎么个冒出来的，怎么就能从那么小的地方跑出那么多人来呢！

    农村合作社时，每个村几乎每一个半月就会轮上一次放露天电影，上学时，我们常常在学校同学间打听哪个的村里要放电影了。放学后，背着书包一阵猛跑回家，告诉村里还不知道消息的小伙伴们。一吃完晚饭，便鱼跃着跑出村庄。三个一群，五个一拨，有说有笑，抄近路，翻沟壑，赶着去看电影。那一个欢喜劲儿，到现在想起来都觉着脸上还溢满笑意。当然也有消息不准的，那只有一脸沮丧地披星戴月回家了。有时去早的人打回转了，晚去的人，走在半路说了他们还不相信，硬要跑了趟空方肯罢休，好像不跑那冤枉路就不舒服。

    那时的电影，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抗战片，反特片，后来也看过一些样板戏，如《红灯记》、《奇袭》《智取威虎山》《龙江颂》等。那时看得最多的电影有《刘三姐》《地道战》《地雷战》《永不消逝的电波》《小花》《十天》等。尽管在现在看来，当时的好人坏人人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能看出来，但电影还是让我们认识了许多走红的明星，他（她）们的演技的确让人佩服。电影〈小花〉让我们记住了刘晓庆；歌唱家李谷一，则是在湖南花鼓戏《补锅》中记住的，二胡艺术家闵惠芬也是在那时记住的，她精湛的技艺、优美的音乐至今尤让我们感动。

   一场场的露天电影，使我对故乡大地的夜，有了更大的亲和力。那时为了能看上一场电影，总会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和激动。之中的许多情节，虽说现在已经有些模糊，但露天电影给我童年的快乐和满足，却永远地埋在我不再年轻的心里：夜色中的河流阡陌，田陇农舍，远村灯光，天幕群星，竟还是如当初那样的醉人。　　

露天电影场虽已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当初的喧嚣逐渐归于寂静，慢慢成为历史。但那些发生在露天电影场的美好故事，依然会被人时时记起。现在，看露天电影的机会是极少了。剧院里有柔软的位子，电影院里有舒适的空调，可无论氛围多么优雅，我总觉得，那味道都不及当年的露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