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姿态》文学网刊2012/夏季号（首刊）

元辰

5

走出包间，穿过庭院，在服务台那里结了账，两人一起穿过前厅从餐馆里走出来。一路上两个人都没什么话。似乎是，离开了那些旧事，就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了。一走进校园阙静就和他道了再见，拐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他俩都知道，只有这样彼此之间才更为自在一些。

他径直回到宿舍。寝室里空无一人。他在书桌前坐下来，打开手提电脑，在键盘上噼哩叭啦地打起字来。他打算把今晚阙静讲的那些记下来。干了约莫半个小时，走廊里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许多人纷纷朝楼下跑去。

“出什么事了？”他来到走廊里。

“爱的表白！”有人回答说。

的确是爱的表白，而且是不同寻常的表白：与女生宿舍楼遥遥相对的一幢男生宿舍的前面，出现了一个由许多窗口灯光组成的又大又亮的“©”。一群男生聚在楼下，朝着对面的女生楼一齐高声叫喊着阙静的名字。阙——静！阙——静！阙——静！接着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一连喊了三遍。随后，一只吉他响了起来。

这是何磊。禹斌的室友。虽说是室友，他俩却没怎么说过话。这也不奇怪。他们几乎就不是一路人。按章彦的说法，他是一个孤僻者；何磊呢，则完全是一个活动家，校园名人。何磊加入了好几个社团，吉他协会、跆拳协会，辩论协会什么的。

今晚的主角无疑正是这个活动家。他似乎听谁说过，何磊一直在追阙静。阙静却似乎没有那样的意思——她对谁都没有那样的意思。而且，除了何磊，似乎也没有谁对她有那样的意思。因此，整个事情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徒劳无益的奇特表演了。

表演已经开始。何磊被一群男生包围着，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起了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寻遍了却偏失去


未盼却在手

我得到没有
    ……

何磊是一副破嗓门。但唱这类歌似乎还就需要这样的破嗓门。它的蛊惑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越来越多，人人都有点兴奋：让上百个窗口该亮的亮，该灭的灭，呈现出一个大大的“©”，也并不是每天都可以见到的。和这个比起来，在女生的楼下弹个吉他，拉个小提琴什么的，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再加上这首歌是他们都会唱的。一时间，许多人一起唱了起来。

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没料到我所失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

……

许多女生把头从窗口里伸了出来。其中一个还有节奏地挥舞着两支胳膊，似乎下面这一切均在她的掌控中。但没能掌控多久，学校方面就来了几个人。功夫不大，他们就在一阵嘘声中把何磊带走了。

次日，校方有关部门在校园网上发了一个声明，说学校并不是一般性地禁止这类浪漫活动，而是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胁迫他人一起浪漫。

事后禹斌听人说，那些窗口的灯光与一起纠纷有关。先是何磊的一个“女哥们儿”在餐馆吃饭时与邻桌的几个男生发生口角险些挨了打，随后那女哥们儿在跆拳馆找到了何磊。何磊当即带了两个人闯进帮人的宿舍楼里，顺着走廊，把房门一个接一个地踹开了。谁知那几个人早已得到消息，一个个都躲了——他们都知道他：黑带一段，这个段位可以参加全国性比赛了。过后，作为道歉与和解，他们提出摆一桌酒席，将此事作一个了结。何磊先是接受了，但随后又改了主意，因为他发现那幢宿舍正好就面对着阙静所在的宿舍楼。所谓胁迫，就是这么来的。

几天后，禹斌从章彦的一个小老乡那里听到了更多的消息。章彦的这个小老乡尽管是入学才半年的新生，但学校里许多人都已认识了他。他常常到禹斌他们寝室里来收废品，易拉罐、啤酒瓶、纸板箱、废旧书刊、报纸什么的。每次来，他总是先和人套近乎。比如，他知道一点有关章彦和禹斌之间那种时脱时黏的关系，因此，每次见了禹斌总是先来上一句，“怎么样呢？这一阵还好么？”说着还像一个极为熟稔的哥们儿那样对他眨眨眼睛。那意思是，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是不是？

这天晚上，禹斌正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小老乡”来敲门。照例又是那一套。“怎么样呢，这一阵？见着咱大姐（他总是把章彦称做咱大姐）了吗？”

禹斌淡淡地敷衍了几句，随后重新回到电脑上。“小老乡”却没有立刻就走的意思，磨蹭了一会儿，问他是否有什么要扔掉的东西？

他还来不及回答，“小老乡”已蹲下身去，在他的床底下搜寻了起来。床底下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空的啤酒瓶。“小老乡”趴在地上，扭动着身体，一边伸进去半个身子朝外扒拉，一边说，“我知道，你就是这个床位。你和咱大姐那么好，你的东西当然要归俺亲自处理了，是不是？”

一边说一边把啤酒瓶乒哩乓朗地扒拉出来。接着，他自己也出来了。拍拍身上的灰尘，拿一只脚把那些滚开的啤酒瓶归到了一起，问：“怎么算？”

这也是“小老乡”每次都要说的一句话。

他照例说，“拿走吧。”

“小老乡”从衣袋里扯出一个随时预备着的塑料袋，把啤酒瓶一个一个地装进去之后，似乎觉得还应该和他说点什么作为回报，于是讲起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何磊的女哥们儿怎么怎么跟人发生了口角，怎么怎么险些挨了揍。何磊怎么踹门。“嗨！你真该看看那三个哥们儿，全都穿着军大衣，就跟黑手党似的。”

黑手党当然并不一定穿那种军大衣，但他的意思禹斌是知道的。“小老乡”还在继续说着：“知道么，她也不是他的什么女哥们儿，而是他的马子。死缠着要做他的马子，可他还不答应，这样的事，你能想得到吗？”

“小老乡”模仿着什么人，摊开两手，做出一副无奈而又不平的样子来，说，“你看这事儿，咋整？”说过了咋整，又豁开嗓门儿笑了两声，说“嗨！你说说，这叫什么世道？！”

这一说一笑，禹斌就有点明白他是在说谁、笑谁了。那是新闻系的一个名叫朱晶晶的女生，高挑、苗条，长得像电影明星。朱晶晶是学校时尚同盟的负责人，不时在校园网上发表一些有关时尚的言论。有传言说朱晶晶一直在追何磊，但何磊却只是把她当成一个能够拍肩打背的女哥们儿。在禹斌看来，这两个人看起来应该是蛮般配的一对儿，但不知怎么却搞得有点不尴不尬。

“小老乡”的嘴巴还没有停下来：“嗨！咱要是有这么个哥们儿罩着就好了。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你说是不是？”

“小老乡”的意思是，他早在刚刚入学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些。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刚入学，他就给自己制定了几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一、认真搞好各门课业——这是不用说的。二、想方设法地挣钱。既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也能为将来的发展积累经验。三、争取竞选学生会干部。四、在学长中寻找一些可以帮他、罩住他的人。到目前为止，前两条他都做得不错，但后面两条还不怎么成功。不过他不急。

“不怕没机会，就怕没准备，你说是不是？”

“小老乡”说着，从地上提起装了啤酒瓶塑料袋，朝着门口走去。刚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他最近又开辟了新业务：帮人跑腿买东西；在图书馆和自修室里帮人占座儿，一个座儿三块钱；也帮人打开水，一次可拎四个开水瓶。有人讥笑他，说看上去像个挂满了导弹的攻击直升机！

“攻击直升机也没什么不好，有钱赚就行！”“小老乡”说着又朝禹斌打一个手势，说，“要是你老兄有需要，所有的服务一律打对折！”

想到自己经常是偷用别人的开水，禹斌不由得笑了笑，但还是谢了他的一番好意。

“小老乡”走后，他又重新回到了电脑上。但却无心继续干下去了，思绪开始飘了起来。像一个飞盘，在好几个人之间飘来飘去：阙静，何磊，朱晶晶，章彦以及她的那个小老乡。加上他自己，就有六个人了。如果他打算在剧本中设置七个人的话，那么就只差一个了。可是，为什么就一定是七个呢？七个，正好与他们那个小城中的“七君子”对应起来。可是，为什么就一定要形成这种对应呢？一切不都才刚刚开始吗？想到刚刚开始，他就给阙静发了个短信。

两天后他俩在“马房”再次见了面。这一次，他们谈的是发生在他的大伯和阙静的外祖母之间的“丑闻”，它发生在文革“大串连”之后。

“你知道，”阙静刚刚坐下便开口道，“你大伯和我母亲是中学校友。大串连的那会儿，你大伯念高三，我母亲念初二……”

元辰

6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个红卫兵小将从他们那个小城出发去北京。七个人当中就有禹斌的大伯（十八岁）和阙静的母亲（十四岁）。他们先是在省城活动了几天，随后乘火车去北京。车站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是穿着军装，戴着袖标的红卫兵。全是大、中学生。每一列车厢都已爆满，可仍然有无数的人在往上硬挤。车门壅堵着。车窗也是。不少窗口挂着半截身子。一个人的上半截已插进了车窗里面的人缝中，下半截还挂在车窗外面，像是五线谱上的两个倒挂的八分音符。人人手里都拿着由免费提供食宿的接待站发放的标有日期和车次的临时乘车证，可谁不按规矩来。

七个人被人流冲散了。其中五个上错了车，被拉到别处去了。禹斌的大伯和阙静的母亲由于动作太慢，反而因祸得福。可也难说是什么福；他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了缀在列车尾部的一节敞开的瞭望厢。已是十一中旬，寒流已出现在北方的大地上。列车向前飞奔，冷风呼呼地吹着。七八个小时以后，挤在瞭望厢里的一堆人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格格响。有人开始砸窗。只要砸开了与之相连的那扇隔门上的玻璃窗，他们就有机会钻进封闭的车厢里去。

禹斌的大伯也参加进去。他随身带着的一个军用水壶帮了大忙。玻璃窗终于砸开。一个一个地往里钻。哪里都挤满了：过道里，茶几上、椅子背上，座位底下……不时从哪里传来了行李架断裂的声音，趴在上的某个人发出了一声惊呼，但很快便被一阵歌声淹没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谁要不革命，就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几支歌交织在一起。看不到任何一个空隙，但他们还是往里面硬钻、硬挤，从别人的身上往里爬。

禹斌的大伯和阙静的母亲终于钻了进去。他们像木楔子似地扎在人丛中，动弹不得。从省城到北京需要十六七个小时。吃的喝的都没问题。他俩事先已带上了馒头和水壶。问题是解溲。厕所根本进不去，就算进去了也是白搭，除非是从窗口扔几个人下去。

男生们开始就地解决。女生的情形却比较复杂。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避免把尿撒在裤子里（已经有人撒在裤子里了，还哭出了声！），只好满面通红地蹲到车厢底板上。但也有人顽固地不肯蹲下去。阙静的母亲就是其中一个。她已憋得满脸通红。既有生理上的原因，也是因为羞惭、羞辱和羞耻，更因为这一切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众人眼前。她头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屈辱以及对于屈辱的无能为力。她看上去就要晕过去、死过去了。这是他俩在大串连中所遇到的头一个重大事件。在这个事件中，禹斌的大伯充分发挥了他天才的想像力：他拿军用水壶跟别人换了一个军用搪瓷杯，接着用军大衣把阙静十四岁的母亲裹进自己的怀里。随后，她在一阵激昻歌声的掩护下，在那个搪瓷杯的帮助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松弛了下来。

第二个重大事件发生在北京的某个接待站里。他俩与其他人一起集中在这里，由解放军战士带领着进行检阅前的队列训练。一边训练一边盼着。盼着盼着，最最幸福的一天终于到来了。然而，就在这天早晨（凌晨四点）队伍准备出发时，阙静的母亲胃肠忽然剧烈绞痛（事后医生诊断为胃肠痉挛），她因此失去了此生中唯一的机会。因为不久后国务院就下发了停止串连的通知，那一次的接见也就成了最后的一次。

返回的列车上，他对她讲起了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情形。这一次是在西郊机场。由于人太多（二百五十万！）——人潮海浪般地涌来涌去，不仅嗓子喊哑了，许多人鞋也挤掉了。地上到处是鞋。由于激动得忘了形，有人一边呼喊着一边拿鞋子往天上扔！禹斌的大伯也是其中一个。这是发生在大串连中的最后一个事件，但并不是最不严重的一个。几年后，阕静的母亲把禹斌的大伯告发了。此是后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禹斌十八岁的大伯和阙静十四岁的母亲从北京回到了的小城。这一段不同寻常的共同经历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联系。他们开始了频繁往来。由于这种往来的掩护，没有人注意到禹斌的大伯和阙静的外祖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到一起”去的。

就连阙静的母亲也没能注意到。她所看到的只是那一男一女不时在一起交谈。其中一个是她的母亲，已是四十六七岁了；一个是她的红卫兵战友，二十一二岁。从年龄上看，他们不是同一辈人。可他俩在一起时却比同辈人之间更为亲密。他们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

一开始是阙静的外祖母对禹斌的大伯提起了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的一些旧事。禹斌的大伯则对阙静的外祖母讲大串连。随后，她对他讲起了延安。当她讲到延安时，他就无言以对了。可事情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了变化。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禹斌的大伯也开始讲起了延安。延安的城墙，城外的野狼，延安的宝塔，宝塔下的延河，河边有人在散步。男的，女的，一个个都穿着灰色军装。动手改造军装的是鲁艺的女学员。她们把腰掐进去，让曲线凸出来。白衬衣的领子也翻了出来，再把帽子略略歪向一边，看上去像是一顶贝蕾帽。傍晚时分，她们三五成群地在延河边散步。晚霞落在延河的水面上，迸射着五彩的光芒。她们当中的一个开始唱歌了。接着，其他人也一起唱起来。她们唱的是《延安颂》：“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禹斌的大伯讲着讲着，唱了起来。他这么一唱，阙静的母亲就愣住了。显然，他的延安比她的更具体，更生动，而且，声情并茂。比较起来，她的延安是那么有限那么苍白：它主要来自那个燕大青年最初的一封来信。而且，真正说起来，信里谈的还不是延安，而是西安。加上那时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尚未颁布，通往延安的道路上也还没有设卡；所以那六个人几乎是一路顺利。他们顺利地到达了西安，顺利地找到了七贤庄一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顺利地被招进了几个不同的学校。所以有关这些并没有太多好说的。而且，由于再也没有来信，所以实际上，对阙静的外祖母来讲，她的延安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还没有真正进入延安就结束了。

渐渐的，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禹斌年轻的大伯开始变成了有关延安的发言人，主讲者。他讲得是那么具体，那么生动，就像是他在那里生活、战斗过多年似的。而且，有关的话题，说不完，也说不尽。渐渐的，阙静的外祖母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听众，一个极其热心的、永不厌倦的听众。

只不过，她并不是唯一的听众。已经开始有一些中小学请禹斌年轻的大伯去学校里做报告，去给他们讲延安。他甚至比一个曾经去过延安的老红军讲得更好。那位老红军讲得过于简短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艰苦啊，没油水。”再不就说，“时间长了，好多事都记不起来了。”

禹斌的大伯却能讲出艰苦的具体情形以及艰苦以后的事情。是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主席为自己确定的生产任务是年产一担二斗。周恩来学会了纺线。朱老总一手提筐，一手拿铲。干什么？拾粪！南泥湾，大生产。遍地荆棘。从一人多高的芦苇和野草丛中钻出来了野羊野猪，钻出来狼和豺狗。男的开荒种地，女的纺线线、纺线线还有一首歌。它是这么唱的——禹斌年轻的大伯说着就在主席台上唱了起来。

他的名声就这么传了出去。请他的人越来越多了。渐渐的，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个老红军的后代了。事情弄到了这一步出问题就只是迟早的事了。

终于有一天，由于阙静母亲的告发，禹斌的大伯让有关部门给逮了起来。随后，更多的问题逐一揭露了出来：北京的西郊机场，他在欢呼声中把鞋子扔上了天！他和一个可以做他母亲的人成天搅和在一起。他已经承认，他和她干出那种猪狗不如的勾当！随后，这两个人被一起押到了批斗台上。半年后，阙静的外祖母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禹斌的大伯则被送进了劳改农场。

猪狗不如的勾当自然属于无中生有。让禹斌不解的是，告发他大伯的为什么会是阙静的母亲？他们不是有过一段共同的难忘经历吗？把她从那无能为力的屈辱困境中拯救出来的人不就是他吗？嫉妒，或者，更高的原则，就可以把这一切轻易抹去吗？

“最早，” 阙静说，“我也这么认为，我认为她是出于嫉妒。可后来，我觉得更像是出于某种更高的原则，而嫉妒反倒是她要克服的东西，牺牲的东西。她要克服了它、牺牲了它之后才能走出去告发你大伯。嫉妒是什么？嫉妒也就是情感。当然你可以说它是一种低劣的情感。但谁能肯定它从来就没有和高贵的情感混在一起呢？她爱他。我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否则她干嘛一辈子不结过婚？……为什么这么看我？我是她的侄女，过继的，你不知道？”

禹斌摇摇头。

“也不奇怪。”她继续说，“想想吧，她要告发他，她就得首先舍弃自己的爱。不过这在她们那个年代并不太难。革命和路线高于一切。难的倒是她自己，她以后的生活。不过呢，这种生活大概也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悲惨。不错，她是牺牲了自己的爱，但这种牺牲所产生的崇高感足以让她自豪一辈子。她会认为她所做的一切是光明的，磊落的。请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带着讥讽在说着这番话。其实，我们和她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罢了。”

“这么说起来，她倒成了一个女英雄了？”

“如果不含讽刺。”

“可究竟是谁在讽刺呢？时代？一个时代讽刺另一个时代？”

“我不反对你这么说。”

“不过，我是倒有另一个想法。会不会是因为屈辱？她差点尿了裤子，他帮了她，这不错，可他也是此后唯一的见证人，她会不会因此反而恨上了他？她会不会把此后的坏运气，比如胃肠痉挛什么的一古脑儿地归到他的头上？再加上这正好是她的第一次，她是第一次出远门，对吧？”

“又是那个‘行动受挫’？”

“你不觉得这种挫败感有时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终生的影响？”

“我倒没这么想过。”

“想想你的外祖母吧。她在临行前改了主意。可她没有想到，她此后的一生全都活在一种奔波的旅途中。她是奔波在去延安的路上。在他们那个年代，延安就是理想，就是生活的意义。延安代表着民主，自由，新的中国。至少，对相当一部分青年来讲就是这样。”

“‘虽然，镣铐锁住了两脚，心还是奔驰的？’”

“正是。”

“只是……”

“只是？”

“这一切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尤其在我们今天看来。我不知道，你把这些搬上舞台，别人会怎么看？会不会觉得有点怪异？”

“十九世纪的医生常常用蚂蟥给人放血。让我们想像一个美丽贵妇，她秀美的额角上横七竖八地趴着几条蚂蟥，那该是个什么样子？”

阙静笑了笑，端起啤酒杯，将里面剩下的半杯啤酒一口喝了个干净。

元辰

7

接下来他俩又见了几次。到了这一年放暑假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该去见见两个当事人了。阙静的外祖母，已于十几年前，也就是她七十二岁的那年外出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因此，所谓当事人，除了阙静的母亲（姨妈，养母），另一个就是禹斌的大伯了。

禹斌的大伯，七十年代末得到了平反。然而，平反后他却不愿回城，宁可呆在农场附近的“新人村”里，在那里落了户。种地，养猪。以后，土地分了，他也得到了一份。仍然是种地，养猪。

小时候，禹斌由父亲带着到大伯那里去过几次。他知道，父亲他们兄弟八个，父亲是最小的一个。父亲和大伯之间相差了十四岁。大伯没有结过婚。“要不然，”禹斌的父亲说，“他的孩子也不会比我小多少。”

见了面，禹斌发现，他那个大伯看上去完全是一个老头子了。一个喜欢和猪说话的老头子。在那里，他看见大伯不时跳进猪圈里，拿一只手在一头烦躁不安、乱嚎乱叫的猪的身上轻轻地抚摸，抓挠。猪的脸、猪的耳朵背后。一边抚摸、抓挠，一边和猪说话。父亲说，猪发情了，大伯那样做是为了让它们安静下来。禹斌不知道发情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说，等他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了。说着，禹斌看见父亲和大伯都笑了起来。

在父亲眼里，大伯每次说的都是同样的话。转来转去就那么些，延安怎么怎么，延安怎么怎么。禹斌倒觉得大伯每次说的都是他没有听到过的新鲜事。大伯说，在延安，猪不好养。没这么安逸。狼多啊。大狼小狼都有。大狼一来两三个，小狼呢，一来一大排。就跟小孩子似的，喜欢成群结队。大冬天里，你正在窑洞里睡着，突然听到从猪圈里传来一阵尖叫声。那时候，你就得赶紧起来，操家伙，打狼。毛驴也得照着点儿。延安的毛驴多。老乡们都爱骑毛驴。省脚力，还养精神。

这一次说的是猪和驴，下一次呢，就说到了虱子。延安虱子多。窑洞潮湿，洗澡也不方便。所以，谁的身上都有虱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连那些看上去漂漂亮亮的女兵身上也有。虱子在延安叫“抗战虫”。连毛主席身上也有“抗战虫”。毛主席一边和斯诺说话，一边松开裤带，拿一只手伸进裤子里去抓虱子。

禹斌的父亲听他说起这个，就说，“你还在扯这些，苦头还没有吃够吗？”

原来，在劳改农场，大伯最早是和其他犯人一起被狱警押着在大田里劳动。刚开始，他们看他有点文化，还让他当犯人头儿。让他安排农活，让他带着犯人学政治，学文化，搞大批判，搞斗私批修。可后来，他却开始胡言乱语起来。动不动就和人说起了延安。延安的宝塔有几级，延河的水面有多宽。《延安颂》是谁写的，怎么写的，谁的词，谁的曲，它最初的名字，后来的名字。中国工农红军什么时候叫了八路军，什么时候到的陕北吴起镇，什么时候进的延安。延安人吃什么，穿什么，在哪里洗澡，洗衣服，在哪里谈恋爱，有了小孩子怎么办……他要光是说说这些也还罢了。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和人说起延安有虱子，更不该说毛主席身上有虱子。哪怕是叫了“抗战虫”，可虱子还是虱子，虱子总是虱子。为这个，农场组织了批斗。批斗完了，就让他呆到猪圈里去了。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养猪，以免继续向其他犯人“放毒”。

阙静听禹斌说起这些，就盼着和他一起去见见他大伯。可是，等到见了面，她，还有他，都多少有些失望。禹斌的大伯不大理会他们的问题：当年，在他和阙静的母亲和外祖母之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些年来他都想了些什么？以后，他去看过她们吗？为什么不去？

一概不予理会。东家葫芦西家瓢。甚至连延安也谈得不多。延安？是啊是啊，史沫特莱还在延安教过毛主席跳舞呢！话题一下跑到史沫特莱身上去了。史沫特莱也在跑，从上海跑到北京，跑到了斯诺（他在燕大做兼职教师）的家里。一九三五年，常有学生去斯诺家谈论国内局势。燕大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军警不敢擅入。谈到华北的局势时，斯诺夫人建议扎一个稻草人。刚刚说到稻草人，一会儿又扯到“拖尸”游戏上去了……

对于这一次的探望，不管是阙静，还是禹斌，他们都感到有点失望。他们的初衷，并不是只想听听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作为一个经历丰富而又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们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对于历史、对于人生的感悟；然而这一切全都没有。或者，有是有的，可不愿跟他们谈。

甚至，当阙静说出她是谁的养女时，禹斌的大伯也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并没有问一句，当年那个跟着他一起去串连，那个险些尿了裤子的十四岁的青涩少女，那个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告发了他的人如今怎样了？他的冷漠和麻木让阙静颇觉尴尬。

不过，阙静似乎很快就把这一切抛开了。因为，在她的“母亲”那里也出现了同样情形。同样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同样没有什么感悟和反思；而且，当禹斌告诉她，他大伯是谁谁的时候，阙静的“母亲”同样也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并没有问一声当年那个运用天才的想像帮她解决了大难题的人，那个由于她的告发吃了许多苦头的人如今怎样了？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冷了下来。是的，事情到这里差不多就算是结束了，再没什么好谈的了。阙静默默地把他送出门外。终于，他说，他恐怕得一个人先走了，他临时有点事情，不能按照原先的约定和她一起返校了。说罢，他感到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松了一口气。

元辰

8

禹斌觉得，他也并没有说谎。章彦打来了电话，说希望他早点返校。她急切地想知道有关的进展。然而，等到见了面，他发现，她似乎并非像他料想的那样在意有关的采访和构想，她更关心的似乎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他通过这件事怎样了？那么，他怎样了呢？通过这件事有了点什么改变吗？

她对他说这番话时，他俩是呆在她租来的一套房子里。这是离大学城约莫二三地的一个小村庄。从前，这周围有许多农田、树木、沟渠和小水凼。现在，迅速地出现了一大片做工粗糙的红砖平房。既有单间也有套间，均带有厨卫。

住在这里的主要是那些大一新生的家长。他们来这里陪读。给孩子做点儿好吃的，给他们熬中药，就近关注他们的思想动向，以确保他们是走在正道上。有一些孩子似乎不怎么在意这种陪读，有一些则坚决反对，还有一些则希望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处于半地下状态：他们不反对不时过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但不要和他们在公开场合碰面，就是碰了面也不要和他们打招呼。

对于这些，章彦很不赞成，但又表示理解。她指的是那些做家长的。不过，这些都不是她想要讨论的。她想说的是别的事情：假期中她没有回家，租住在这里，其目的是想利用这段时间扩大校内外的交际圈，加强与校友和职场人士的来往，开辟谋职的多种渠道。眼看也就剩下一年时间了，不得不早做准备。要知道，一切机遇，都要在来临之前把握；一切隐患，都要在爆发之前铲除；一切竞争，都要从设计的时候开始。不仅是她，在她看来，他也应该早做打算。那么，他有什么打算么？

章彦穿着一条胸前钉有一大排扣子的素花棉布连衣裙，斜插着身子坐在他对面的一只旧沙发的扶手上，一支手臂搁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橙汁。

这套房子虽说只是带有厨卫的一个单间，面积却也不小。约莫二十平米的样子。除了一张宽大的席梦思、一个电磁炉、一个用来褒汤的电沙锅是她新买的，其他均是房间里原有的东西：一张书桌，一张餐桌，两把椅子，一大两小三只旧沙发，一张旧的双人床。章彦嫌那床垫不好，买了一床席梦思搁在上面。

“有些事不能马虎，”章彦笑道，“一个是吃，一个是睡。还有呢，就是吃好睡好过后所面临的问题。那么，你真的没有考虑过吗？”

没有。他说，至少眼前还没有。眼前他一心所想的就是这个剧本。他没有想到写一个剧

本竟是这么难。他的确很想以那些旧事作素材。然而，许多事情也许根本就没法弄清楚。一切都显得那么遥不可测。就像你举起头来望着上面的天穹，苍蓝，高远，繁星闪烁，明亮耀眼，可是，如果你想伸手去逮住它们却是不大可能的。弄不好，你一眨眼，它还消失了。现在，他能做的，大概只能是就汤下面，能搞出个什么样子就是个什么样子。

按照他的设想，整场戏中舞台始终保持不变。它分成两个部份：一个低舞台区，一个高舞台区。高舞台尽量高一些。这个平台放置在舞台的右边略略靠后的地方，它看上去要像是一个阁楼。有一扇窗（弄一个窗框就够了）居高临下地朝向左边的低舞台区，一个楼梯从阁楼上伸展下来，伸展到舞台的右前面。

幕布打开时，一个女人坐在高台即阁楼上，面对观众坐在窗口旁边，她面前有一张小小的圆形藤桌。桌上有一杯茶，一本书。桌子旁边有一个立式挂衣架，上面挂着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三个头套：一个银白，一个花白，一个黑的。是的，她将一个人扮演几个不同的角色。

幕启时她正戴着银白的头套，坐在桌前，一只手支着脸颊，半低着头，目光朝下，似乎是在读书，但看上去更像是陷入了沉思。忽然，从后面哪里传来了一阵喧闹，×——×——×，我——爱——你！一个男生的叫声。耶——！一阵叫好的起哄。接着是一个吉他的声音。

《一生何求》歌声响起来。“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先是一个男生的独唱，接着众人应和。

高台上的老女人抬起头来，叫着一个人的名字：“××，外面在闹什么？”

“妈妈！”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从后台响起：“一个男生在向一个女生求爱呢！”

老女人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阁楼上的窗口旁，朝下望去。下面，低舞台区，灯光骤亮，一大群像是骤然从地里冒出来的男生和女生正面向高台，面向刚刚出现在阁楼窗口的老女人。其中一个挎着吉他的高个子男生率先高喊：“×——×——×——，我——爱——你——！”接着，其他人一起喊，“我们——爱你——！”吉他响起来。男生先唱，其他人一起应和：“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

“妈妈！”突然，从下面的人丛中传出一个女孩子的一声惊呼。阁楼上的老女人顿时惊觉。急忙转身，从挂衣架上取下一个黑的头套，换下了头上的那顶银白的头套。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少女。接着，她重新回到窗口，加入了下面的合唱。她一边唱一边挥舞双臂，为下面的人打着节拍。

歌声骤然转换成《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低舞台区变暗。适才的男女生唱着《松花江上》撤出舞台，歌声持续着，转到了后台。越来越悲怆，激越。高台上的少女从挂衣架上取下那条羊毛围巾，围在脖子上。面向观众，朝着楼梯所在的这一面，一只手拿着讲演稿，一只手举着一个用硬纸板做成的喇叭筒，大声道：

“亲爱的同胞们！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同胞们，大家赶快联合起来吧！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我们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

从后台传来一阵阵歌声，其中夹杂着一阵阵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保护华北！” “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反对防共自治运动！”“立即停止内战！”“人民！武装你们自己！”

高台上的女孩子仍在演讲：“亲爱的同胞们，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低舞台区灯光渐亮。几个人坐在几把椅子上，给人的感觉是呆在一个房间里。其中一个外国人，那是斯诺。一个高个子金发女子，那是斯诺夫人。她正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挥舞着一只攥紧的拳头，逐一走到另外五男二女七个学生的面前：语调激动地说：

“有什么不妥？嗯？扎上一个稻草人！写上华北二字！给它送葬！让大家看看，华北就要完了！大家再不起来就要完了！……有什么不妥吗？”

她的声音使高台上的女子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回过神来，继续她的演讲：“亲爱的同胞们，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你们知道，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斯诺刚说了这么一句，他的声音就被从高台上传来声音打断了：“亲爱的同胞们，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此时，后台的歌声和口号声渐渐消矢。

“好了××，”斯诺转过头来朝高台上望去，说，“歇一会儿再练吧，先说说你的看法。你是否同意扎一个稻草人呢？”

高台上的女子正待回答犹未回答，突然，从低舞台区的左边，似乎是房门所在的地方，传来一声钝响。那是史沫特莱。她穿着一件羊皮短装，头戴貂皮帽，足蹬一双高筒马靴，看去像是一个精悍的女骑师。适才那声钝响是她用马靴在地板上弄出来的。看见众人的目光朝她转了过来，她大步走进来，说，“我听到你们在说稻草人。”

斯诺夫人快步迎上去，声音里透着惊喜：“亲爱的，是你吗？从哪里来的？”

“上海。” 史沫特莱简短地回答着，一边和斯诺夫人拥抱在一起，两人互相亲吻脸颊。

此时，高台上的少女沿着楼梯从阁楼上一步一步地朝下走。史沫特莱已同斯诺拥抱过了，此时手里正拿着一个打开来的金属烟盒，向她身边的学生让着。当高台上的少女走下楼梯，走到低舞台区，走进房间时，嘴角上叼着香烟的史沫特莱把烟盒朝她伸了过来。

“不，不！”少女窘迫地把两臂抬了起来。

“嗯？革命者不会吸烟？” 史沫特莱故作惊讶地扬起了一道细细的眉毛。

……

元辰

9

“好了，” 禹斌停下来说，“整个剧情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低舞台区是不断转换的场景；高舞台区则是不断转换的角色：时而是少女，时而是中年女人，时而是老妇人。一边是行动，一边是冥想。有时两者又交叉起来。高台上的女演员，以几个不同的角色，在各个不同的时空里穿梭出现。同时，一切看上去又像是在她的回忆和冥想中出现的场景……”他说到这里打住了。他已看出，章彦并没有想要继续听下去的意思。

“抱歉，等你全部弄好以后，行吗？”

章彦把那杯橙汁放到了铺着白色台布的餐桌上，转身走进厨房里去了。再出来时，她两手端着一大锅刚刚熬好的汤。

“帮我一下。”她走近餐桌，呶呶嘴，示意他把那些竹制桌垫摆摆好。

除了汤，还有两只凉菜，两盘热炒。不一时，全都弄好了，端了上来。碗、筷、高脚酒杯，一瓶王朝赤霞珠干红也已打开了。按照三分之一的容量，两只酒杯都斟上了。

两个人相对而坐。章彦拿几根手指叉起酒杯，隔着雅致的圆形餐桌和杯盘碗盏，朝他望过来，说，“好了，齐了，开始吧。”

禹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他差点拿起来就灌）。这也难怪。平时，他一般都只是灌啤酒，对于葡萄酒几乎是一无所知。不过，没关系，章彦就是一个好老师。

她教他如何查看酒的颜色：正如各种女子，成色不同，年龄，以及活力，也就不同。千万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如同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它也是一种有生命的液体，它会在各种不同的瓶子里呈现出自己各种不同的身段、身姿。她教他如何晃荡酒杯，如何把鼻子伸进酒杯，感受它那绝非单一的醇香。酒啜进了嘴巴里不要急着吞下去，舌头对于酸甜苦辣咸涩的感受是分了区域的，舌尖轻轻地翘起来，搅动，让那红色的液体环绕着它活动起来，如同接吻，如同男女之间的调情。当它通过他的喉咙轻轻地流进他的身体时，想像一下它的前生和它的出生地：山谷，阳光，葡萄园，葡萄架上的快乐日子。收获过后，榨汁机使它变了形，然后是在酒窖橡木桶里的漫长等待，如同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当他知道了这些，难道他还能把它囫囵吞下？那样做简直就是不负责任！她面带微笑，好让他知道，那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严厉。

这一番高论让他赞叹不已。就像是看到了一个与平时不同的章彦，一个懂得精致生活的章彦。

“为什么一定要回避精致生活呢？”章彦说，“在某种意义上，精致生活是一种必须，如同责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一样。”

他承认这话颇有道理。再说，这酒的确不错。虽说他还不能完全领会它的妙处，但他未必就不会有所长进，未必就不能陶醉其中。事实上，功夫不大，他似乎已有了几分醉意。他感到有点奇怪。他并不是这么不胜酒力啊。是不是他预先就有了醉的意识呢？……意识、思维，具有一种作用于事物的神秘力量。正如你想爱，你的这一愿望就证明了爱的存在一样。这种联想绝非毫无来由。这会儿，章彦跟他谈的正是这个：爱情。或者是，她的爱情观。

照她看，爱情可以期待，不可以制造。不要轻易说“我爱你”，可也不要等到泰坦尼克沉没的时候。爱，就勇敢地告诉她（或他），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爱一个人当然要付出代价，但不爱代价就更大。对于爱你的人，不管你是否接受，都应该表示感谢才对。如此等等。不过这会儿，她最想知道的是，他是否真的没有想过要找一个女朋友？

“也不是没有想。一多半，是别人没有想，没有往我这儿想。”这话是他说的？他怎么没感到吃惊？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她把高脚酒杯举在面前，从酒杯的上方朝他看过来。

他很想说谢了，或者：不必了。然而，他听到自己说的是，“好啊。”这一声好啊还说得相当诚恳，就像是他真的一直在眼巴巴地盼望着。

章彦的目光让他有点发窘。忽然，她莞尔一笑，说，“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他一时竟没能弄明白。

“你看，我怎么样？”这一次，她放慢了节奏，脸上仍然带着适才那样的笑容。

“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她似恼非恼地说。

……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事后，他总感到有点胡里胡涂的。先是他俩一起坐到了长沙发上。挨得紧紧的。后来他听到她说，“把它解开！”

轻轻的，可也是坚决的。像一个祈使，一个命令。他想无视一位女性的祈使么？他想违抗一位女性的命令吗？似乎还没来得及想清楚，他的两只手已经在那条素花的棉布连衣裙上摸索起来了。那一排钮扣，从她胸前密密麻麻地排下去，一直排到离裙摆很近的地方，少说也有二十来颗吧？可他就是解不开。放过了第一颗，他试着去解第二颗，放过了第二颗，他希望能解开第三颗……章彦快乐地笑了起来：“你不是真的醉了吧？”说着，他引导着他，把那裙子自下而上地掀起来，脱了下来。是的，那些钮扣不过是用来做装饰的。

可是，不要再去琢磨那些钮扣了吧。她的身体已展现在他的眼前了：白皙，丰润，光洁。两只乳房高高地挺立着，那么美！美中又带着点谴责。直到它们随主人一起在沙发上躺下去时，这才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了：它们朝周围洇开，松懈下来了。连腹下那粗实、浓密、黑亮的丝丝缕缕似乎也开始变得柔顺谦逊起来了。他从未看见过她的这个样子：这个守护天使，一直对他散发着强大内心引力的守护天使，现在却心甘情愿地收起了她的巨翅，倒在他的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是否就因为这个，这才激起了他的情欲？……可是，她为什么要在墙上挂上那样一幅电影招贴呢？

“天国来信”。这个字眼让他想起一个患了癌症的父亲，在将死未死之际，这个做父亲的在电话里对他幼小的儿子说，他是从天国里给他打来这个电话的，他只是想告诉儿子，他爱他。他希望他将来能够进入美国的一所著名的大学，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他的意思是，成功！成功！成功！成功的学业，成功的事业，成功的人生！——这是章彦给他讲过的《西点军校经典法则》里的一个小故事。

在那本书中，第一条讲的就是责任。一个人，不能不负责任。他做好了某种准备吗？他决定了要把某种责任放在自己肩上吗？……可是，那个做父亲的，为什么要说他已经到了遥远的天国呢？难道为了一点点抒情的诗意，就可以对孩子撒谎吗？

……

当然了，他也未必能够把自己身体骤然的萎顿归罪于那幅电影招贴。正如章彦所说，渴望是意志力的火焰。如果他缺少了对生活渴望，他又怎么能够左右自己的意志，又怎么能够指望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燃起那不灭的熊熊大火？

是的，出租屋中的失败险些使他失去章彦这个唯一的朋友。由于他的无能，他让一位女性陷入了尴尬境地。可也正是因为这无能，使章彦得以从尴尬境地中顺利地摆脱了出来：无论如何，他更为尴尬，还不止尴尬：作为一个男人，那差不多是奇耻大辱。很可能，正是这奇耻大辱，使她最终原谅了他。只是这原谅似乎并没有消除他的负罪感和耻辱感。

然而，很可能也正是这些，反倒使他焕发出了一种类似赎罪的热情，他带着这种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剧本的写作中。新学年刚刚开始，就已全部完工了。一共是三幕。演员也已基本物色好了。他想，除了剧社的那些人，最好能把何磊也拉进来。由何磊来饰演那个燕大青年，再合适不过了：他俩的身高、气质，包括吉他技术也都差不多吧？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就这个想法同章彦商量，同何磊本人商量，何磊就出了事。

元辰

10

校园中，何磊一向以其超人的活力为人所知。刚进大学的那会儿，他一口气加入了七八个社团。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冲着这句话，他要求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可人家对他说，你已经搞了七八个了，怎么顾得过来？何磊听人这么说，这才打住了。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到大二的时候，他的热情已不是那么高了。但这么说也不确切，他只是把热情集中到了三个社团上（其他都退掉了）：辩论协会，吉他协会，跆拳道协会。其中，他最为看重的是辩论协会。不看重也不行，他是会长。

自从他做了会长之后，他对辩论协会进行了一些改造。最早，和其他所有大学里的辩论协会一样，他们这个协会主要是进行辩论技术上的学习和训练：共许，自许，他许，命题，论证，反驳，演绎，归纳，假设，推论，模态逻辑，置信度，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以及各种简别语：应该、好像、很可能、不太可能、肯定、肯定不……如此等等，起初主要是把功夫花在如何耍嘴皮子上面。论题也主要集中商业方面。理由是，这是将来唯一的用武之地。从大学生的从业主流上看，不外乎三条出路：做学问，从政，经商。做学问用不着和谁去进行辩论，文人或学人之间的“打口水仗”其实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并不是真的要你跟人家在哪里脸对脸地去喷唾沫星子，而是“文”来“文”去地过招。从政呢，更用不着。你跟谁去辩？跟领导还是同事？只有经商才少不了这一武装到牙齿的技术。凡经商就有合作，有合作就有谈判，有谈判就有合同，有合同就有纠纷。谈判、纠纷，这就涉及到了辩论。因此，他们不把重心放在这儿，还能放在哪儿？——这话是前任会长说的。

刚刚加入进来，何磊就和这个前任会长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论题是，他们的重心是否应该是胡塞尔所说的那个业已被人遗忘了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意味着存在，意味着对存在的意识，意味着独自选择和承担责任，意味着人的自由。而他们的协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话也不是他说的，而是马克思说的。他只不过把马克思的话稍稍改了一下。马克思的原话是：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何磊一下子就抬出了两位德国人，两位德国人形成了前后夹击，使前任会长腹背受敌。这还不算，前任会长的前面还站着何磊，而后面，协会里的那帮人又对他大声起哄。一看这情形，前任会长一甩手，不干了。

当了会长之后，何磊不仅将协会的重心改变了，而且连协会的名称也改了。叫做：“宰我”。

“宰我”是孔子的学生，姓宰，名予，字子我。“子”是古时候对男子的尊称，因此，起“字”时，前面往往加上一个“子”字。这个“子”字常常可以省去，因此，“宰子我”又常常被人称作“宰我”。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又二。七十二个贤人中又搞了个前十排名。宰我赫然在列。这还不算，按照言语的类型标准，宰我又排在第一位。但这仍然不是何磊拿“宰我”做协会名称的最大理由。最大的理由是，“宰我”是个怀疑论者。人的自由正是从怀疑中来。“宰我”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意义上的自由人。宰我常常向老师发问，甚至发难，而且能言善辩，词锋犀利。父母去世，按照古礼，儿子要守丧三年。宰我问老师，一年行不行？如果不行又是个什么道理？孔子说，只守一年于心难安。宰我说，为什么一年难安，三年就安了？这是个什么道理？孔子讲仁。宰我问老师；一个人掉进井里去了，这个仁者怎么办？是不是也该跟着跳下去？

孔子一生气，也说些“朽木不可雕”之类的话。可等到静下心来，又觉得宰我也有他的好处。比如，和颜回比起来，孔子不得不承认，颜回虽“不违如愚”，但“也非助我者也。”所以常有论者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够道出许多精妙之语，与宰我的发问、诘难，也是不无关系的。但在何磊看来，这个评价还只是仅仅把宰我当成了一个小小的精神助产士。实际上，宰我还是中国历史上头一个合格的学生。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所以呢，”何磊说，“协会的名称必须、而且只能叫做‘宰我’！”

至此，辩论协会算是名至实归，一时间声名大噪。每次开辩论会，教室里都挤得满满登登的。协会越来越庞大，旁听者也越来越多。原来的活动场地就显得太小了。何磊于是向校方申请借用某个大教室。校方不仅未予批准，有关人员还顺便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其中一些是针对“宰我”这个名称的。宰我？什么意思？反讽？

的的确确，这个名称让不少人产生了误解。尤其是，当它出现在T恤衫上之后。协会为了控制开会的人数，订制了一批印有“宰我”二字的T恤，以代替入场券。可是，没想到这一招几乎在校园里引发了一场时尚风潮。一时间，人人都穿上了宰我衫。一上街，过路行人少不了要指指点点的。尤其是那些商埠、店家，莫不掩口而笑。校方认为这就产生了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败坏了学校的声誉。好几次要求他们收回、甚至销毁宰我衫。“宰我”（协会）的回答是：这有个什么道理么？这还不算，何磊又为协会写了一首《宰我》歌：“宰我宰我宰我宰——我！”前面的几个“宰我”非常急促，就像是一个人抖抖索索地举起了一把鬼头刀，接着是拖长了的一声宰杀令，再接着，咔嚓一声！收住。其中有两段是这样的：

孔子说——了，

（念白）守、孝、要、三、年——呐！

宰我说——

一年成不成？

孔子说——

那哪成——啊！

宰我宰我宰我，宰——我！

孔子说——了，

（念白）为、人、要、仁、义——呀！

宰我说——

不仁成不成？

孔子说——

那哪成——啊！

宰我宰我宰我，宰——我！

……

这不是拿孔子开涮吗！学校方面很恼火。等到何磊去申请去借用场地时，有关负责人不仅直截了当地驳回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抓住机会给了他一通训斥。

随后，何磊就带着协会里的几个人坐在学校的一幢办公楼前，进行无声抗议。参加无声抗议的一共是七个人。朱晶晶和章彦的小老乡也在其中。七个人全都穿着宰我衫，坐成一长一短两列纵队。才坐了不到十分钟，从办公楼里出来了一个人，把何磊请了进去。这一进去就没再出来了。半个小时后，从办公楼里又出来了一个人。不，不是一个，而是十二个。他们前后脚地相跟着，一个一个地走了出来。走到剩下的六个人身边，发一声喊，一齐动手，拉的拉，扯的扯，拉扯着他们进了办公楼。

不一时，消息就传开了，各学院的网站上都出现了不少贴子。很快，消息就传到外面去了。不少大网站上都报道了这条消息。

“大学还是大学吗？”同样的一句话，表达的却是两种不同的疑问。

一开始，校方打算开除何磊。但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未必明智的做法。但又放出风来，何磊必须就此事向校方作出书面检讨。检讨可以不在校园网上公布，但他必须有个态度。

何磊的态度是：开除学校！不是学校开除他，而是他开除学校！何磊在校园外某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布从即日起，他将这个学校从他的生活中永远开除出去！在他看来，它已不再是他心目中的大学了。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大学问。而最大的学问应该是、无疑是、肯定是，如何学会怀疑的学问！——他在论述这个命题时加上了一大串简别语，充分显示出某种举重若轻的辩论技巧。

由于埋头在那个剧本中，禹斌几乎是事后才知道这一切的。

何磊就要离开学校了。一大帮人在“马房”给他饯行。听说整个“马房”都要挤爆了。人喊马嘶。也没有马嘶，是众人在唱歌：《十送红军》。经刀郎翻唱过的这首红色经典几乎人人会唱。“……秋风里个细雨，介知个缠绵绵；……树树里个梧桐，叶呀叶落完。问一声亲人哪，……几时里个人马，介知个再回山？”这首歌刀郎唱得很好，那唦哑的嗓音，一声一声，就像是在撕扯着一块粗布，撕扯着一块有人不肯放手的粗布。刀郎会撕，他们也会，一声又一声。撕心裂肺。朱晶晶自然也去了。由于何磊事先说了谁也不许哭（一哭就显得像是学校开除他，而不是他开除学校了），她于是只好忍着，拿牙齿咬着嘴唇，那样子不免有点难看。

一送二送三送，直到十送，送了一遍又一遍。人人手里都抓着啤酒瓶，边喝边唱。唱着唱着，就唱混了，也不知送到什么地方了，“包——谷——种！子！介知个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担！”到最后，就剩了这么一句在那里滚来滚去的。啤酒喝完了一箱又一箱。

不过，他们也并没有闹到很晚。晚上约某九点来钟，何磊喝完了最后一瓶啤酒，像扔一个包谷棒子那样把酒瓶顺手扔到地上。接着，带着他的吉他和简单的行囊，在一阵喧闹中走出马房，沿着校外的那条脏兮兮的马路，头也不回地朝前走了。由于何磊不让再送，所有的人只好站在马房前面目送他远去。

“你不知道，”章彦的小老乡说，“那会儿我感到就跟提前吃了散伙饭似的。”

和上次一样，又是“小老乡”为禹斌带来了消息。何磊走了，肯定会留下一些废品，“小老乡”是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拿走的东西。当然有，旧书、旧报、纸板箱、空酒瓶、穿坏了的旧鞋子……其他就没什么了。拿“小老乡”的话来说就是，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小老乡”终于还是找到了一样，一条表示跆拳道段位的黑腰带。不知为什么，何磊没有带走它。不知是忘了，还是有意扔下的。能得到这条带子，“小老乡”很高兴。他一直希望找到一个能罩住他的人，花了很多功夫，才靠了近去，谁知何磊转眼间又走了。但能留下这么个纪念品，也不错了。

“不过，照我看，他也太不现实了。‘宰我宰我宰我宰——我’，这不是摆明了让人宰吗？”

“小老乡”说，在马房给何磊送行的那一天，他本来是不打算去的。那次无声抗议，他们被弄进去之后，一个个都被隔开了问话。有人对他说要分清是非，不要跟着别人瞎起哄，瞎胡混。他才上大二，还得在学校里呆个两三年，不要影响了自己的前程。所以一开始他有点犹豫。但想了想还是去了。“不管怎么说，我敬着他那样儿的！”

和上次一样，“小老乡”走后，禹斌好长时间都未能平静下来。他感到有点遗憾：何磊走了。可三年多来，他俩几乎没能说上几句话。似乎是感觉到了他的遗憾，何磊在离校不久忽然给他来了一封信。

元辰

11

何磊的这封信写得十分简单，他希望禹斌好好爱她。爱她？爱谁？当然不会是章彦了。那么，是阙静了？

就这样，他俩开始了通信往来。他告诉何磊，他和阙静只不过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才发生了一点联系。是的，为了一个剧本。随后，他把剧本的电子版通过E-mail传给了他。很快，何磊就发过来他的读后感。

信里说，他感到禹斌是想表现与行动、冥想、讲述等有关的一个什么主题。行动（尤其是青春行动）潜入冥想，而后又从冥想中冒出来，看上去就像是从冥想中伸出来了一只手。这只从年轻到衰老、从光亮到起皱的手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来，伸出来再缩回去，缩回去再伸出来，似乎是想从已逝的岁月中抓住点什么。然而，抓住了什么吗？也许，只是抓住了讲述？在讲述中，行动变成了冥想的行动，冥想变成了行动的冥想，而讲述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行动和冥想。可是，除了嗟叹、缅怀，自怜自伤、自哀自悼之外，从它们当中生长出来了什么吗？

“是的，”何磊说，“这是一个抒情剧。而这正好也就是中国戏剧的一个传统——与西方戏剧完全不同的一个传统。在西方戏剧中，情节总是表现为人物的自由意志的展现，是人物支配事件。中国戏剧则正好反过来，人物被事件所支配，而他们的意志往往显得比较被动。西方戏剧中，人物有着更多的事前的理性选择；而中国戏剧中，则有着更多的事后嗟叹，甚至是悲叹。如果说西方戏剧是叙事的，中国戏剧则是抒情的。戏即人生。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某种文化下的品种之一，这种本质上的抒情性正好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很可能，正是它阻碍了我们的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的发展。”

在接下来的几封信里，何磊一直都在谈着这个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历史，自我，非我，生活世界，人的存在，选择，行动，担当。

“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年轻的王子，不幸生了个大驼背。一天，他叫来一个雕刻家，让他给自己做一个雕像，除了那个大驼背，其他都得跟他一模一样。雕像弄好了，王子没有把它摆在城堡的前面，而是放在御花园中隐秘的一角，随后他每天去那里跟雕像会面。早、中、晚各一次。时间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了。随后，奇迹就这么发生了。王子的驼背消失了。似乎是，那个雕像在不知不觉中移进了他的身体，或者是，他移进了那个雕像的身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事情就这么简单。只是，在我看来，讲故事的人未免还是太乐观了一点。

“因为，还并不是一个驼背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早已成了煮熟的鸭子。然而，人生的智慧也正是从这里体现出来：煮熟的鸭子飞了！要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就推断出了南极洲的存在。他们不是根据探险家的经验，而是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即在已知地区的反面必有另一块土地。果然，两千多年以后，探险家们发现了它。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已知生活的反面，必有另一种生活。换句话说，在你所谈到的那个宇宙思维和涌流力之外，一定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宇宙思维和涌流力。这就是你自身的思维和涌流力。它是从你自身的行动中生发出来的思维，是从你自身的思维中涌流出来的力——行动力！一个自主的思想者和行动人，意味着在自身的思想中行动，在自身的行动中思想。在当今世上所有的探险中，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种探险了。因为它所有的险境都只存在于你自身的思想中，行动中。其实，真的人生也就是一件事：在探险的思想中行动，在探险的行动中思想。

“你告诉我说，你读过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那里面的一个说法：‘藏骸所’。最初看到这个字眼时，我非常震惊。‘藏骸所’在哪里？是的，它就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很可能，它还是我们自身。这是说，一个没有觉醒的人无疑是呆存在意义上的‘藏骸所’里，而且他自身也构成了一个‘藏骸所’，在他自身的‘藏骸所’里囚禁着他的自我。他什么时候解放这个被囚禁的自我，取决于他什么时候开始思想和行动。自由就在行动之中！除了行动，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想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被编码，不想被安排在某种预设的坐标中，不想被某种力量抛来掷去，不想被它撕碎了吞进肚子里再从大肠中拉出去，那我们就得有自己的思维和涌流力，就得有自己的方向、形状和速度。我们不能让青春这匹快马随意地抓住我们，带着我们肆意狂奔，而后又在某个地方出其不意地将我们甩下来；而是要由我们去抓住它，让它带着我们去我们想去的地方。

“请想想这些吧！” 何磊在这封信的最后说，“同学几年，尽管我们很少交谈，但我能感觉到你的孤寂和落寞。要知道，那些一直就呆在‘藏骸所’里并满足于呆在那里的人，是不会感到孤寂和落寞的。而且，他们呆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快乐就越大！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藏骸所’里的舞蹈！我已看出，你无心加入那个舞蹈队。我觉得，我大体上能知道什么不是你想要的，只是，我还大不知道什么才是你想要的。

“所以，现在你所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要使那个囚禁在你身体里面的那个小人儿（它也是个巨人）彻底清醒过来。让它帮你弄清楚你的愿望。愿望即道路。等你弄清楚了，那么你的逃亡路线，或者换一个说法，你的寻宝图也就大致有谱了。”

让禹斌感到惊奇的是，和章彦一样，何磊也谈到了身体里的小人儿或巨人，谈到了行动，谈到了愿望和寻宝图。他记得，章彦曾谈到过狮和羚羊的奔跑，而何磊几乎也说了类似的话：被撕碎，吞进肚子里，然后再从哪里拉出去等等。只不过，同一种话语，表达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他想，这是否是说，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知识、思想（作为一种知识的思想）早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这是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禹斌和何磊开始了频繁的网上通信。在其中一封里，何磊说，离开学校之后，他跑了好几个地方，也试着干过几种不同的工作，但都没干上几天。主要是，他觉得未能找到他真正想要的。直到半个月前，他才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安顿下来。

这是一座怪石嶙峋的高山，山上住住一百来户村民。这里土地稀少，包谷和红苕地挂在陡峭的山崖上，就跟挂在天上差不多。直到几年以前，才修通了一条不到两米宽的碎石道。当地人称为骡马道。因为许多生活用品要靠骡马驮上去。而此前许多年，村里人上山下山只能依靠挂在山壁上的一些藤条。有一年，一条铁路经过半山腰，修路的人们看他们实在艰难，就帮他们在山壁上弄了一道铁梯。

也许就因为这个，山上至今没有电。只有极少几户村干部和在外经商的人自家安了发电机，利用从山崖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发电。

村小学破破烂烂的。孩子们念完小学就没法上哪里去念初中了。要念初中就得去山下很远的地方。住读，交不起住宿费；走读，交不起车费。因此，大多数孩子一念完小学就外出打工去了。

他是偶然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这个小山村的。随后他去了那里。经过许多次转车之后，花了大半天时间，爬上了那座高山。见到了那些孩子们和一位多年在那里当孩子王的当地的民办教师。经过几天的考虑，他作为一个志愿者在那里呆了下来。

在那里，他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说普通话，教他们说英语，教他们唱歌，教他们打球，带着他们在学校周围开荒，学着种菜。没有工资，也没有组织关系。县教育局说，他们不能让他作为一个组织上所委派的教师留在那里，他没有毕业证，甚至连身份证也没有带上。这让他再一次真切地感到他是被甩到了那个宇宙思维和涌流力的外面。然而这一切正好就是他的选择。他得自己担当起来。

“我不想说，我所做的这些全是为了那些孩子。不，在很大的程度上，我是为了我自己。我需要这些，它使我的选择和行动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知道，选择和行动也并不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你并不能保证你的选择和行动就一定是正确的，也并不保证你的选择和行动不会被你自己或外在的一种什么力量所改变。我读过一点历史，我感到，历史似乎是一个具有某种意志的东西，有时它站在你的对面，对你来硬的；有时它又徉装站在你这一边，似乎是你的同伙，可是，就在你这么想的时候，它却悄悄地牵着你的鼻子，把你引向一条与你的初衷大异其趣、甚至完全的相反的岔路上去。因此，选择和行动，其实也充满了风险。然而舍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一旦开始，好歹都得由自己担着。我们所要做的，一是相信自己，二是对自己保持适度的怀疑。另外，对于这个叫历史的东西，始终保持警惕。尤其是，不要害怕被甩到历史的缝隙中。

“我也知道，改造世界也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也许最好叫做经过思考之后的行动的外在表达。我记得有谁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行动人其意不在于改造世界，而在于拥有它。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尽量干得好一点，表达得好一点。

“现在，你可以说，我是以一种以出世的精神，在干着一桩入世的事业。如果说我想要一种什么哲学的话，那它应该是行动哲学。对我来说，哲学不是清谈，而是行动。有一个叫文盲的歌手，他在一首歌里说，‘我们在行动中/不动声色/无声胜有声/声音容易暴露目标。’我现在所做的也正是这样。尽量不要暴露目标。

“然而，要完全做到也不容易。比如，我想给村小学安上一台发电机，安上电灯，想给他们弄上一台电视，想给他们把那个黄泥地的球场铺上水泥，想给他们买一些体育用品，买一些图书、乐器，甚至想给他们募集起一些资金，以便他们小学毕业后能到哪里去念初中。而要做到这些就不得不暴露目标。前一阵，朱晶晶来这里看我。我请她利用课余的时间开一个网站，将这里的情况在网站上发布出去，以征得社会各界的帮助。你看，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两难的境遇中？”

何磊也没忘了他的剧本。在这封信的末尾，他问起排练的情况。他们开始排练了吗？又建议他将剧名改为《行动》。“《一九三七年的情节剧》虽说不错，尤其是，这个题名让我想起你在剧本里写到的那些延安鲁艺的女兵，她们把帽子略略歪向一边，这可能比端端正正地扣在头上更好；但是，改为《行动》则更为显豁。”

然而，这一切已用不着了：剧本已被毙掉了。

元辰

12

校方打算将今年的一二·九纪念搞得更隆重一些，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下面又设有艺术指导审评组。作为重点节目，艺术指导审评组优先审读了剧社打算推出的话剧剧本，这一审就审掉了。

审评组的意见是：这个剧本，题名叫做情节剧，但却没有情节，也缺少戏剧冲突，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万花筒，许多五光十色的碎片在玻璃棱镜里闪来闪去的，很难看出作者想明确地表达什么。更主要的是，作者本来可以把这个题材处理得更积极一些，更引人向上一些，遗憾的是，他没有。谁都知道，这样的纪念不是为纪念而纪念，而是要引导当代大学生向先辈学习，使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使他们将青春和热情倾注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中去。按照这个标准，这个剧本无疑还差得很远。

禹斌本人也参加了会议。而且也给他留出了发言的时间。他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没有何磊的那些信，他也许会争辩一下。但在经过了那样的通信之后，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无论如何，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这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剧本。

作为剧社社长，章彦也参加了会议。她的意见与审评组基本一致，只不过在表达上显得更委婉一些。会后，她安慰他说，这个剧本也还是有许多优点的，只不过大家来不及谈到罢了。比如他的那些手法，就相当新颖啊。就算最终没能搬上舞台，但无疑已给他们留下了印象。更主要的，经过这次写作，他的生活态度已经多多少少地发生了一些改变。照她看，这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禹斌自己的态度却有点复杂。起初，他对此事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不热情。但随着采访的步步深入，随着剧本一点一点地形成，他的热情似乎慢慢地给勾引了出来。就像俗话说的，就是一块石头，也捂热了嘛。何况还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他和阙静共同投入了心血的东西。有点像是他和阙静的孩子。阙静尽管没有参加直接的写作，但她的那些谈论对他不无帮助。现在，剧本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毙掉了，她会不会也像他一样，有那么一点点难过呢？

“不，我没什么好难过的。” 阙静说着看了他一眼，又补充说，“不过……也许是因为早就料到了吧。”

他不知，他是否仅仅只是对她的语气有所不满。早就料到了？！那么，她是否还料到了些别的什么？比如，在校园里出现的那些有关她的风言风语？

大约一个月前，新闻系传出一个女生在外被人包养。不久，同样的传言也落到了阙静的身上。只不过，两人得到的结果不大一样。经查证落实，前者被学校开除了。而对于阙静，由于查无实据，校方已在校园网上公开为她辟了谣、正了名。尽管隐去了她的姓名，但许多人都知道那事指的就是她。或者，正因为这样的一个辟谣和正名，反倒使得更多的人知道了那事还就是指的她。而且，像所有的辟谣和正名一样，人们不仅没有恢复对她的信任，相反却加深了对她的怀疑。饭堂、宿舍、操场、花园小径、教学楼、图书馆、报告厅……她走到哪里都有人对她侧目而视。似乎所有的目光都在说，这样的人，学校怎么还允许她到处乱走？怎么还不让她回家去？

事实上，校方的意见也是这样，让她回家去。不是劝退，而是，休学。很不幸，事情已经弄成这个样子了，她最好是能回家呆上一段时间。风言风语总会过去的，既然什么东西能够随风吹来，那它也一定可以随风吹去。但她却不愿走。相反，她倒是更多地出现在能够被人看得见的地方。

为什么要这样？有意要显示出她的勇敢和……反抗？无声的反抗？无声的行动反抗？就像那个文盲歌手说的：化愤怒为沉默，化沉默为行动？可是，这样做代价是否太大了一点？她能承受得了么？

“能不能承受得了那是她的事！”是的，这就是从她的眼神里透出来的意思。不过，她最终还是同意了和他一起去一趟延安。他俩各自找了个借口，请了假，随后乘火车去了西安，从西安换车去了延安。

在延安，他们呆了两天。哪里都看了看。延安市内的绿化搞得不错，与他们的想像颇不一样。延安是富裕的。公路上跑着油罐车。路旁的田野中，随处可见磕头机。不错，延安有石油，并因此而富了起来。

延安城里，到处高楼林立，各种洋品牌的时装店、皮具店、化妆品店，几乎应有尽有。美食、娱乐中心之类一样也不少。骑毛驴的乡亲自然早已见不到了。街头来来往往地跑着各种小车、的士和摩托。白羊肚子手巾和红腰带也还有，但主要是作为当地人的歌舞道具和外地人的纪念品。入夜以后，灯光在各处亮了起来。麦当劳，酒吧，高耸在夜色中的巨大的广告牌显得格外耀眼。广场上：人群、歌舞、灯光和音响，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喧嚣。

只是，延河里的水几乎枯了，干了。一线蚯蚓似的细流悄无声息地蜿蜒着。干涸的河床里生长着野草，还有，垃圾。入夜，延河边的灯光也亮了，显出了一种空寂。但不管怎样，这里总是鲁艺的师生们当年散步的地方啊。诗人何其芳在河边上慢慢地走着，一边用他那浓重的川东腔吟诵着刚刚写成的诗句：“我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开几个会的／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白天，如他自己所说，他像一个小齿轮一样运转于延安这个巨大的机械里。傍晚，他在这属于他个人的一隅，来一番精神的漫游。暮色笼罩下的延河之滨何其美好，何其芬芳！

革命旧址自然是重点。凤凰山。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头一次会面的地方。杨家岭。“延座讲话”。整风。抢救运动。讽刺笔法。有关“暴露黑暗”的问题。是否仍是杂文时代？老百姓究竟需不需要《茶花女》和《跳蚤之歌》（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根据歌德的诗配曲）？ 文艺创作究竟需不需要合乎主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主席对王实味被处决大为不满：“还我王实味！”一九四五年的“七大”会议上，毛主席脱帽鞠躬赔礼道歉，说本来只想给大家“洗个澡”，没想到“灰锰氧放多了”。

枣园。密密匝匝的果树。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幽静中，一架纺车显出了沉思的神态。张思德的墓石碑上写着：“为人民服务。”南泥湾，大生产，顺带改造二流子。不听改造，就给他戴上二流子徽章，带上白布条。还有相应的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过来了！”鲁艺旧址。空空的楼舍里似乎还回荡着当年的歌声。“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他俩已经吃过了“纤纤饭”（碾碎的黄豆混合小米熬成的粥），豇豆焖小米饭，已经尝过了延安的大红枣和用糜子面做成的油糕、黄馍，抽过了延安牌香烟。旅游指南上写着：“延安牌香烟融合了‘延安精神’所蕴含的不惧艰险、把握成功的必胜信念。”

小餐馆里，老板用面汤代替他们要的白开水。延安的水不好，老板解释说，白开水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从餐馆里出来，有人递给他们一份宣传单。这是一家婚庆公司的宣传广告。上面写着：

“来延安结婚吧！我们将为您营造出一个庄重而独特的盛典，一个神圣的仪式，一个梦，一个您将视为此生中最为重要的、让您永生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下面罗列着超长林肯、加长林肯、中卡、城市林肯、跑车、奥迪A、别克、本田、帕萨特等供人选择的多款车型……是的，延安给他们的感受丰富、复杂。

元辰

13

离开延安后他们又去了北京。这个念头似乎是临时冒出来的。他们发现这里有直达北京的列车。而且时间不错，到达北京正好是在早晨。

在北京，他们想寻访的是燕大旧址。当然，燕大已经不存在了。一九五二年，北大从原来分散在紫禁城东北的几个老地方迁进了燕大，将其收编了。不过，他俩还是想看看从前遗留下来的那些老建筑。

但进去后一连问了好几个学生，他们都不太清楚。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在燕园中找到几处旧建筑，并把它们和从前的名称对上了号。不用跟人打听的是博雅塔和未名湖。

建造博雅塔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供水。据说它的外形仿照了通州的燃灯佛塔。燃灯——由于这个字眼，似乎在无意中被注入了一种什么寓意。博雅塔有十三层，塔体中空，从螺旋梯上去，可以直达塔顶。

只不过，他们并没有试着爬上去，也不知道是否可以让人上去。其实，上不上去都没什么关系。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并不一定非得爬到高处才可以看到。它随时都在你周围，每走一步，它都跟着你。他们没有上去，而是沿着未名湖兜起了圈子。

湖边杨柳。博雅塔的倒影。横卧的石舫和湖中的小岛。“未名湖”三个字勒在一块石头上。已是深秋，天高云轻，水光潋滟，湖边的小树林里已经有了一些红叶。风吹过来了，竹林飒飒有声。

此前他俩已看过了位于湖畔的斯诺墓。斯诺于一九七二年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一部分骨灰葬在这里。这会儿，他俩在湖边走着，一时沉默了下来。似乎是，各种印象一下子来得太多，各种感受未及处理，充塞在脑子里，乱糟糟的，纠结成了一团。

一个俊俏的小男生，正眉飞色舞地和三个女生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在说着什么。小男生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那手势和脸上的神情忽然使禹斌想起了他大伯曾经讲过的一件旧事：“拖尸”。

这是从美国传入、曾在燕大校园里风行一时的一种时髦游戏：每年新生入学时，高年级的学生就在那里看着。看他们当中有没有让他们看不顺眼的。谁叫他们看不顺眼了，谁就会被选中为“拖尸”对象。一般说，那些能说会道的，善于在女孩子面前卖嘴的人，往往会成为首选目标。目标已经选中，而那个低年级的学生尚不知不觉，兀自站在那里，兀自兴兴头头地和那几个女孩子在说着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危险正悄悄逼近。等他觉察时已经太晚了：他的身体骤然脱离了地面——变垂直为平行或大体平行，腋下突然多出了一双手，就像两把钩子，钩起了他的上半个身子；他想踢腾几下，但两只脚已被另一双手死死卡住了。他琢磨着如何反抗。可还没等他琢磨出个眉目来，身体已凌空飞了起来，画一个抛物线，然后，砰！水花四溅——落在湖里了。惊惊惶惶之中又听到了两句英语：Toss!
Toss! 拿国语来说就是：拖尸！拖尸！

……

俊俏的小男生还在那里说着，手势也越打越快。三个女生呈半包围状站在他面前，眼神里透着惊奇和迷惑。

禹斌忽然停下了脚步，朝阙静看了一眼。他朝她看时，发现她也正朝他看。

Toss! 她说。

Toss! 他说。

一眨眼的功夫，他俩已飞快地来到小男生身边。再一眨眼，他俩把小男生抬了起来，抛进了湖水中。真是配合默契的四手联弹。

拖尸！

拖尸！

他俩手舞足蹈地跑到湖边，在那里快活地笑着，叫着。为那突然出现的灵机，为那刚刚在幻想中完成的一幕。

小男生停住了，三个女生也把目光朝他俩转了过来。

Toss! 禹斌笑着从小男生身边走过。

Toss？小男生眼神迷惑。

Toss! 阙静笑着从三个女生身边经过。

Toss!？三个女生目露惊奇。

就在这天晚上，他俩住在一起了。几天来，他们一直是分开住宿。规规矩矩的。但这天晚上，他俩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似乎真的把什么东西抛开了，扔掉了。刚进客房，两个身体就拥在了一起。两个人急急忙忙地脱光了衣服，急急忙忙地上了床。他吻着她的身体。不是吻，是舔。像狗那样舔。

为什么不可以像狗那样舔呢？第欧根尼就是拿狗当榜样。他带着一只狗和一盏灯，生活在木桶里。为什么需要一只木桶呢？木桶竖起来，可以让你蹲在里面如井底之蛙，或者让你站在里面像一个巨人。若是晴天，你可以把脑袋伸出来，晒晒太阳。夜里，星星出来了，你不用往外伸头，就可以看见星星。木桶倒下去，可以让你睡个囫囵觉。遇到下雨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木桶还可以滚动，搬家很方便。可是，为什么要拿狗当榜样呢？当然啦，狗是简单的，自然的。可是，狗也老是少不了一个主人呐！第欧根尼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还有，那盏灯！那盏用来在大白天寻找诚实人的灯！正如何磊所说，有了这盏灯，第欧根尼就把他的实在生活转变成了一种象征，而他所有的失败很可能就在于这种转变。很可能，正是由于这盏灯，苏格拉底对于他们这一路才说出了那样的话：“透过你衣服上的破洞，我看见了你的虚荣。”

何磊说，他现在最需要警惕的就是象征。他不能让他自己或别的什么人，把他的生活，把他在那个小山村里的生活搞成一个什么象征。他可以穿上一件破衣服，甚至可以让衣服上露出一个洞，但绝不能让人从那个破洞里看出什么虚荣来。他要的是实在，而非象征。但危险正在悄悄逼近。

由于朱晶晶的协助，由于网络，小山村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已经有一支驴友队伍骑着改装过后的山地车到达了那里。在那条陡峭的骡马道上，他们扛着山地车翻过怪石巉岩，然后在险乎乎的悬崖边骑行。头盔、风镜，护膝和护腕。他们在那所小学里兜了一圈儿，惹得那帮孩子冲着他们大叫：“铁驴子！铁驴子！铁驴子来啦！”他们在野地里搭起了帐蓬，在里面住了一宿。他们升起篝火，在那里唱歌。唱的是周杰伦的歌：“也许世界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走的时候，他们往课桌上扔下了一些钞票，他们对何磊说，“哥们儿，再见了！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来！”说罢，扣上头盔，走了。

县里的旅游公司正在考虑是否在那里开辟一条旅游线。一个开文具用品公司的老板已找上门来。老板想请何磊和孩子们为他做广告，代价是，他将免费为他们提供文具：练习本儿、铅笔、铅笔盒、削笔刀，橡皮擦子等等。何磊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和他签下那个合同。在信里，何磊说，他已经是处在两难的境地里了，这是他在刚开始时没有想到的。

……

这个夜里，禹斌和阙静谈起了何磊。谈起了何磊的那个小山村。他俩赤身裸体地躺在一起。他在说着，她在听。等他停下来时，她仍然在听。难道她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你想听什么？”

“什么都行啊。”

“可我……没什么说的。”隔了一会儿，她又说，“如果你想听点什么，你尽可以发问。”

他想发问吗？问问她和何磊是怎么一回事？问问她，那些风言风语又是怎么一回事？她对那个由众多窗口灯光组成的又大又亮的“”，真的就一点也不动心？那些风言风语真的是空穴来风？……不不，她若想说点什么，根本就用不着谁来发问。只是，他的确很想知道，她是否爱何磊，或者，爱过何磊。她怎么能够不爱他？或者，正是因为爱，她才不能爱？像他一样，她知道自己是一副毒药，一个陷阱，一个害人坑？或者是涂了毒药的匕首，落入陷阱的狐狸，掉进害人坑的害人者？再要么，毒药和毒药，陷阱和陷阱，匕首、狐狸和害人者才能搞到一起？

然而，一回到学校，她就和他分开了。发生在旅馆里那些就像是一个游戏。Toss! 英语。（音）译成汉语即成“拖尸”，意思是：抛，扔。

元辰

14

现在，他已明白，那个游戏，并不一定需要两个人的合作。一个人也可以玩。一个人可以把另一个人Toss!或拖尸！但问题是，这另一个人却往往无法抛开，丢开。正如他无法抛开或丢开阙静，他也无法抛开或丢开那个剧本。尽管它早已被毙，可他仍不时在脑子里，在不知不觉中对它进行修改、补充。他想补充进这样一幕：

左边的低舞台区。七君子读书会当中的六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在查看一张地图，在商量着如何去延安。路线，是否需要化妆等等。

右边高舞台区上，一个年轻女子随着从舞台后面响起的音乐，唱起了《再会吧南洋》。音乐越来越响。歌声也越来越大。

低舞台区，俯身在地图上的一个高个子青年（应该是那个燕大学生）转过头来，朝着高舞台区上的女子说了声，“声音小点儿！”

年轻女子的歌声和舞台后面的音乐同时变小。此时观众能听见低舞台区几个人的说话声。

高舞台区上，年轻女子唱着唱着声音又渐渐大起来，从舞台背后传来的音乐也是一样。渐渐压倒了低舞台区的说话声。

“声音小点儿！”高个儿青年提高了声音，再次朝着高舞台区说。

歌声和音乐声又骤然小下去。但没多久又渐渐大起来。

“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年轻女子唱到这里忽然惊觉，歌声（和音乐）一起低了下去。渐渐完全停止。此时低舞台区的几个人已经商量妥了，带着地图和桌子离开了舞台。走在最后的一个人问，“要关灯吗？”“关吧！”走在前面的某个人说。灯光骤暗。低舞台区霎时一片黑暗。

高舞台区上的女子被罩在圆形灯光中。她独自坐在圆形小藤桌后面的椅子上，出了一会儿神，又骤然惊觉，起身走近阁楼窗口，朝低舞台区望去。那里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清。

年轻女子从高台上沿着楼梯走下来，走到左边低舞台区一个虚拟的门前，于黑暗中发现几个年轻的红卫兵正堵在她的前面。她想挤进去，其中一个人推了她一把，说，“别挤，挤也没用。整个车厢都满了。不信你自己看吧！”

话音未落，低舞台区灯光骤亮，出现了许多身穿军装，臂戴袖标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是置身在列车车厢里。舞台上八只长条椅摆成两排，上面坐满了人，两两相对，仿佛车厢里的情形。两排椅子之间挤满了人，有的还坐在椅背上。由一个男红卫兵起头，众人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一个女生提议跳忠字舞。六个男生开始动手拆除那些长条椅当中的一把。六个人分成两拨，左边三个，右边三个，隔着一只长条椅，两两相对，一起伸出手臂，用力去推长条椅。椅子纹丝未动。

另一个男生（高个子，由扮演燕大青年的演员饰演）走过来，朝他们挥挥手，六个男生撒开了手。高个子男生一个人轻而易举地将椅子举了起来。众人鼓掌。有人说，“扔到窗外去算了！”举着椅子的高儿男生朝左右两边看看说，“扔吗？”大家说，“扔！”举着椅子的男生说，“这可是国家财产啊！”众人说，“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那男生举着椅子离开了舞台，没再回来。

“他去了哪儿？”一个女生问。

“甭管他！”

两男一女三个红卫兵小将在那拆除了椅子的空档处摆出了一个经典造型：一个男生，架着弓箭步，挥手指着舞台左边的方向。他的前面：一个女生，前腿弓，后腿绷，左手叉腰，右手搭着眼罩，朝远处眺望。她的一侧，一个男生同样架着弓箭步，右臂屈在胸前，左臂斜拖在身后，做出一种拱卫的姿势。

有人在喊着口令：一、二、三，预备——起！音乐响起：：“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三个人跳起忠字舞，众人合着音乐的节奏拍着巴掌。一起唱：“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嘿，万岁万岁毛主席！”

适才手搭凉棚摆造型、随后又跳起了忠字舞的女生这时停了下来，在渐渐小下来的歌声中问她身边的一个男生：“他怎么还没回来？”她显然是指适才举椅子的那个男生。

此时，高个儿男生身穿一件军大衣，从舞台右边沿楼梯走上了高台。此前，从高台上下来的那个女子，由于没能挤进车厢，又回到了高台上。他走上去后从窗口朝低舞台区伸出头去看了一眼。下面立刻有人发现了他。

“看，那家伙在那里！”一个男生说，

“瞭望车厢？”另一个男生说。

“哎呀，那可不要冻坏了吗？”适才发问的那个女生说。

“没事。”高舞台区上。高个儿男生离开窗口，转过身来，对高台上的年轻女子说。（她正用双臂抱住自己，冻得发抖）。“没事。”他又说了一遍，走近她，打开军大衣，把她拥进怀里。

音响效果。列车行进的声音。风的呼啸声。灯光转暗。低舞台区的人全部离开舞台，带走长条椅。列车的行进声增强，风的呼啸声越来越大。

“这是音乐！”高舞台区上。高个儿男生用两支手臂紧紧搂抱着被他裹在军大衣里的年轻女子。“音乐是空气的诗！”他说着朝上举起一支手臂，似乎是在感受那寒冷的诗。

“行啦！”

低舞台区。灯光再度亮起来时，出现了一只餐桌，两把椅子。一个年轻女子将两只高脚酒杯放在餐桌上，然后用开瓶器对付一瓶红葡萄酒。瓶塞被起出来。她把酒倒进两只酒杯里。然后，一手端一只酒杯，朝着高舞台区上的高个儿喊，“好了，快下来吧！”

高舞台区上的男生转过头来，通过窗口朝下望去，说，“就来。”

低舞台区。年轻女子一手托一只酒杯站在阁楼的楼梯旁边，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走上去。犹豫了一会儿，开始朝上走。听到脚步声，上面的一男一女很快分开了。从军大衣里露出头来的年轻女子忽然显出了满头白发！这显然让其余两个人大吃一惊！

“你？！”高个儿男生似乎是认出了另一个什么人。

走到楼梯中途的年轻女子突然停住。一只酒杯落地。随即从台后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

“出什么事了？”白发女子惊惊惶惶地说。

“快走！”高个儿男生从挂衣上取下一顶黑发套，帮她换下了那顶白发套。随即拥着她急匆匆地沿楼梯朝下走。楼梯中部，端着剩下一只酒杯的年轻女子试图阻拦，被他拿一只手隔开了。年轻女子将剩下的一只酒杯掷到地上，后台又响起一声爆炸的巨响。

低舞台区。一大群人从左边台口涌上舞台。

“出什么事了？”适才的白发女子、此时的黑发女子问一个刚刚走到她身边的青年男子。

“炸弹！有人在剧院里安了炸弹！”青年男子说。

“瞎扯！只不过是爆竹！“另一个青年男子说。

“我说是炸弹！“前一个男子说。

“是爆竹！”后一个男子说。

“炸弹！”

“爆竹！”

“好了好了，”高个儿青年打圆场说，“管它炸弹还是爆竹，都过去了。”

……

禹斌自己也知道，这些场景与先前弄好的那些相比，并无多少区别，并没有多大的改进。不管是何磊，还是审评组，都不会认可。可是，它难道就没有一点点价值吗？就算它只是一个万花筒，就算它只是一些五光十色的碎片儿，难道一点用处也没有吗？他面对着想像中的两个方面的对手，不断地为自己辩解着。

就在这期间，朱晶晶在校园里发起了募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