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农民写小说上瘾，5年1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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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能玄回山

省城就是省城，什么事情都走在前面，各大红卫兵组织都有了自己豪华的办公室，各组织头目的名称五花八门，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等级森严，高级头头都有自己的专职司机，专职秘书，专职警卫员，一应俱全，比走资派还走资派。能玄就是本校钢派头头的专职司机，一天24小时待命。这天正要出车，头儿已经端端正正地坐进了车里，能玄转动车钥匙，汽车发出“呜”一声响，他的脚刚松开离合，办公室的门开了一条缝，电话员伸出一颗脑袋，叫道：“亓能玄。”接着伸出一只手向他招了招。能玄停下手里的动作，回头望望头儿。头儿点一下头，能玄于是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叫我啊？”“你的电话。”电话员已经站在台阶上了。能玄又回头望了一下头儿，头儿说：“去吧，接完赶快走。”能玄立刻推开车门下了车，一步跨上台阶，走进办公室。
接完电话回到车上，能玄蔫头巴脑地重新启动汽车，打了几遍才打着。
头儿问道：“什么事啊？”
“我二哥来电话，说我妈病了。”
“哦，听你说过，老人家才40多岁呢——什么病，不要紧吧？”
“电话里没说什么病，只说快不行了，让我回去一趟，迟了怕是见不着面了——我二哥是医生，他说不行了大约……”能玄没有再说下去，头儿也没有做声。能玄再一次启动汽车，划了一个半圆，驶出校门。
头儿和他同班，能玄只知道他是一位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曾经被打成黑帮，伟大领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就拉起一支队伍，几经发展，现在已经有数千人了。能玄一再告诫自己的思想不能开小差，这是在开车，可是脑袋里满是妈妈的影子，一会儿是喜笑颜开给自己打理行装的样子，一会儿是挥汗如雨辛勤劳作的样子，一会儿又幻化成蜷曲在病床上有进气无出气的样子……
其实头儿这时候出来并没有什么事，只是这几天不打仗，坐在办公室里闷得慌，想出去透透气，散散心，欣赏欣赏自己指挥的“弹洞前村壁”这样的光辉业绩而已。见能玄一直闷头开车，一改往日边开车边讲笑话、趣闻什么的，三四个人的笑声能传到车外老远的地方，大约他想起了能玄接电话的事，头儿吩咐把车开回去。能玄没听见，他正回想着哥哥说过的一句话：“妈妈就像是指挥着一艘简陋的船在惊涛骇浪中行驶，可是却能不触礁，不偏离航线，要是我啊，绝对会晕头转向的。”是啊，别说哥，就是我这个大学快要毕业的知识分子，把四个子女赶下山，赶进城，怕也是很难完成的。头儿又说了一遍：“回去吧，不转了。”这下能玄听见了，不觉一惊：不集中注意力会出事的。他把车开上一条横街，调转车头往回开，心里还在不停地祷告：“妈妈，亲爱的妈妈，您可一定要挺住，儿子一定设法回来看您。”车停在办公室门前的地坪上，能玄拔出车钥匙。
头儿说：“把钥匙给贾秘书吧，你明天回去。”
能玄心里一直在想着怎样向头儿开口，见头儿如此吩咐，就像平常说一声“开车，去某地”那么简单，那么随便。能玄茫然地望着头儿，怕是听错了。
头儿历来不肯多说话，读书的时候是如此，当了司令也是如此。前几天那场武斗，双方剑拔弩张好几天了，能玄看得出来，我方已经有了意志消退、偃旗息鼓的意向，头儿抿着嘴，半闭着眼睛在办公室里转了几圈，猛一拳砸在桌子上：“给我打！”一场血肉模糊的街头巷战瞬间打响，一个小时后才各自抬着自己这一方的死者和伤者离开，留下一滩滩血污和狼藉的街面。头儿见他没有反应，又说了一遍：“回去吧，看看妈妈，代我向老人家问好，早去早回。”
能玄这次听清楚了，喉头哽咽，用只有车里的四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谢谢。”
能玄气喘吁吁地爬上最后一步礓礤子，踏上稻场坎，熟悉而又倍感陌生的一溜四间草房呈现在自己面前。它像一位苍苍老者，颤巍巍地立在那里，盖屋草似乎薄了许多，而且上面长满了青苔——其实以往他是没有在意，屋上，特别是两间老屋早就长青苔了——多年没有修缮的墙体展现出当初夯筑时的样子，墙皮脱落，牛子眼黑洞洞的，好象深藏着多少秘密；稻场似乎比阶沿坎子低了许多，还是小时侯看见爸爸背好多土倒在稻场里，然后套上石磙把它碾平，这时候能玄最喜欢帮着爸爸吆牛，拿上一支树枝，嘴里“哇——哇——”地吆喝，不过牛并不听他的，而是随着爸爸手里的牛鼻绳的抖动转圈子……可是现在，苍老而忙碌的爸爸只能在滴水沟里铺一些土，这些新土看过去就像一个大大的“一”字。
能玄正要一步跨过“一”字迈上阶沿坎，屋里走出一位姑娘，笑嘻嘻地说：“三哥，你也总算回来了。”
能玄一惊，一步没跨上去，退回来说：“妹妹你也回来了？妈妈呢，妈妈好一些了么？”
“妈妈上工去了。”
“你说什么？”
“妈妈上工去了。”
“不是说妈妈病了吗，怎么上工去了？我问二哥，他只是说妈妈回去了，让我赶快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说妈妈病了，你能回来？”
“真是不可理喻，革命正处在紧张关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妈妈是个农村妇女，不懂得国家大事，你是学生，高中生，也不知道么？”
“你才不可理喻呐，革命？革谁的命？谁去革命？听说你们当街对阵，死伤无数，那些死的都是反革命么？妈妈把我劫持回来，起初我只是不想伤妈妈的心，不想伤舅舅的心，后来听说了你们那些‘英雄事迹’，我似乎明白了，妈妈再一次作对了，跟着瞎起哄的人越多，破坏性越大。”
“那你就回来这么在家里猫着？”
“妈妈让我上午在家读书，复习功课，到时候做中饭，做家务，下午出工干活。”
既然回来了，就安心地帮家里挣几个工分吧，爸爸妈妈不容易啊。尽管大哥有时候帮衬几个，可他自己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二哥抬大头，担当着自己和妹妹的大部分费用，可他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该成个家了；爸妈困在生产队里，三角几的分值，老俩口累死累活，一天挣不下8角钱，想起来真叫人心酸，头儿抽一包烟，两老要不迟到、不早退、不吃、不喝干三天才够，可是全生产队、全大队、全公社甚至更大范围的农民都是这么干的，人们都麻木了。白天出坡生产，晚上听造反派讲革命形势，接着是走资派或者革命干部安排第二天的生产。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如此数天，能玄恨不得去找一面大锣或是大鼓，爬上云中大山之颠，彻天彻地地敲上一通，大喊一遍：“醒醒吧，乡亲们，你们过的这是什么日程啊！”可是，回来躺在床上，静下心来细想一遍，我们在省城里又干了一些什么呢？我是一个学农的，掌握了有关农业的理论，懂得了农业技术，不是开着一辆拖拉机去耕田，却是开一辆小汽车在街上兜风，让头儿透过车窗察看街情，物色下一个作战地点，制造新一轮的流血事件，给不知道哪位或是哪几位同学的爸爸妈妈留下丧子之痛苦，丧女之悲哀，谁不是爹生娘养的？不，我不能再去参加这样的战斗了，我要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山乡，正好趁此机会找找这深山里贫穷的根，拔掉它！只是……凭我一个人的力量，行吗？不，我不是一个人，我不应当是一个人，有这么多群众，或者如他们所说，有这么多贫下中农，和大家一起拔穷根，栽富根，这才是山乡的当务之急。只是……只是穷根在哪里？怎么拔？富根是什么？怎么栽？哎，一时半会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就不想，还是先去挣工分，在劳动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吧。
能玄回来首先受益的是能黄，那天妈妈和二哥让她带上课本，她就带上了，说实在话有点赌气的成分，在学校里学习上遇到问题可以随时问老师，同学之间也可以互相探讨，回去了弄不明白的地方该问妈妈呢还是问爸爸？这下好，回来了一个专职教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能玄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挣工分”上，从中找到乐趣，找到出路。对比开车，挣工分是要苦得多，对于他这样一个农业大学的学生，比起那些城里的同学，在学校的实验基地他处处都是“劳动模范”；比起乡亲们，哪一项农活对他来说都是超负荷的。他再一次想起了城里的惊险刺激的两军对垒，现在想来，好后怕哟，那子弹不长眼睛，棍棒没有轻重，死了凭头儿一句话：烈士。可是对方死了的算什么？这一派那一派的，他们为了什么去战斗？他们为谁失去生命？想通了，也就安心了，安安心心挣工分，在挣工分的同时寻找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生活的途径，谁让我是学农的呢？
这天在二墩岩挖红苕。对于他们生产队或是大队来说，二墩岩是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在分水岭的那一面，从能玄他们家屋后——从别人家也一样——穿过树林斜着向东登上分水岭，翻岭就是或险或缓的山崖，往下去那一片缓坡都叫二墩岩；从这里再往下，就是一道壁陡的大岩，叫做百丈岩，它贯通南北，其间只有几条羊肠小道，在岩的隙缝中蜿蜒而下，从这个岩墩拐到那个岩墩，有些地方只是在岩壁上凿了几个刚能放下半个脚掌的石级，通到岩下，那里是大溪河的主河道，距岔河口30里，两区以这道大岩为界（而不是分水岭）。这里的几户人家虽然一直属黄岩屋管辖，实际上是自种自收，承担一定数量的公、余粮任务和生猪、核桃、漆油、土菸、苎麻等等的派购任务，本来相安无事，也挺好的，可是前年“四清”运动进村，说他们这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解决这个路线问题，这几户就被“就近”划入了各个生产队，能玄他们这个生产队也“分”到了一户。这夫妻俩自从划进来之后，每天不等天亮就得起床做早饭，做家务，然后忙不迭地跑过来，勉强跟上大家一起出工；放工以后别人到家了吃过晚饭坐在火笼边喝上了茶，这夫妻俩大约还没到家呢；等他俩深一脚浅一脚摸到家，女的急急忙忙地生火做饭，男的手忙脚乱地去剁猪草、喂猪，再去把拴在山坡上的羊牵回来，吃过饭上床睡觉，别人怕是梦都做过几回了吧。
今天给了这个家庭极大的方便，就在他家的屋角上挖红苕，大伙儿用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一块挖完了，走了。队长让能玄和保管员过秤，就算是交给这家了。原来春天这家就多次要求队长安排在他家的屋角上插一块红苕。队长想了想说：“也好，免得你大老远到山那边去背，不过，秋收的时候，东西多少都给你，抵你的口粮指标——滞重货，没人愿意大老远从这边往家里背。”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这家人高兴得了不得。
第二天能玄和队长一起干活，问道：“路叔，人家每天大老远跑过来干活，每一个季节，我是说每一道农活大家也要日远巴远地去他那边干活，我们生产队本来就面积大，居住分散，大家都不方便，为什么不能让他自己种那点田啊？你省事他也高兴。”
“我说我的大秀才吔，你读了那么多的书，连这么一点政策都不知道？你想让他包产到户呀？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不知道？”队长惊讶地望着他，不认识似的。
“啊，敢情让他自己种田还是个路线问题呀——你一说我也明白了。难道就不能想想办法吗？你看人家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跑路上，多辛苦啊。再说，大家都这么跑来跑去的，是一种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呢。”
“过了这阵风再说吧，区里揪走资派，公社揪走资派，大队揪走资派，连我这个生产队的走资派也刚解放没几天，谁敢在这个风头上犯错误呀？”
“你也算走资派？”
“他们说是走资派，那天我说他们定义不够准确，建议他们用规范的叫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能玄笑道：“你真会开玩笑。”
“是开玩笑么？”队长也笑道。
队长家和能玄家只有一岭之隔，两个人常常出进都走在一起。这天两人刚走出队长家，能玄站住，望望眼前的田野，若有所思，问队长说：“你说这些平埫田、慢坡田能用拖拉机耕种吗？”
“那恐怕不行。”队长口气十分坚决，“办初级社那年我当社主任，上面说我们这个社搞得好，让我当模范，带着我们去外地参观。天哪，我算是开了眼界了，几千几万亩土地，一展平阳，我们去参观的那天人家正在割麦子，那叫个什么机呀？”
队长半天没有想起来，能玄说：“是联合收割机吧？”
“对，对，对，是叫联合收割机，十来年不提起，记不起来了。那家伙从对面开过来，只望见一片麦子乖乖地进了那机器的肚子里，割、打、扬、筛一趟水完成，我们身旁停着一辆解放牌，那机器走到解放牌身旁停下，‘哗’一下子，灌了满满当当一车厢，金灿灿的麦粒儿。我爬上车看了的，没一点麦糠，没一点土，拉回去晒一晒就可以上仓了。把我们都看得呆住了。”
“我们这几亩几十亩一块的田，用那大家伙是不要想了，不过单项的总能用上吧，比如说用脱粒机脱粒，比用牛拖个散磙快吧？”
“那是，那是，我们麦子种得不多，还是用连枷打的呢，速度就更慢了，而且受天气影响，刚铺到场上，要下雨，手忙脚乱地往屋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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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脱粒机构造并不复杂，农机公司应当有卖的，可是我们生产队甚至多数生产队仍然在用连枷打麦子，赶磙打谷子呢。”
“你说得轻巧，只是不知道人家的脱粒机、柴油机要钱不？”
“这倒也是，集体经济是个空壳壳，这是个大问题呢。”
两人正说得热和，突然能黄跑过来说：“三哥，你找地方躲一躲，有人找你来了。”
“谁？”
头儿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见能玄回家多时没有归队，而且电话也不打一个，信也不写一封，很是挂念，于是他找来俩战友，对这两个人说：“你俩和能玄是一个县的，辛苦一趟吧，去看看能玄他妈妈的病痊愈了没有，代我问候一声，顺便催能玄归队，一旦有行动，我们不能丢下战友不管啊。”
这俩人虽然和能玄是一个县的，但是一个住县城，另一个在江北一座小镇上，和能玄又不是一届，哪里知道能玄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坐船乘车，到大龙河下车就只得开步走了，把个小龙河几十里河坝跳出来，人累得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找人一打听，幸好都知道能玄——山里出个把两个大学生，凤毛麟角呢，谁不知道——家住黄岩屋，还有十来里路。
总算找到了能玄的家，家里只有一位姑娘在做饭，是啊，是该吃中饭的时候了。两人接过姑娘递过来的茶——他俩知道了姑娘就是能玄的妹妹——边喝边到处张望。从过档门望过去，窗子下的三屉桌上摆着课本、作业本、笔和圆规之类的东西，但是没人。其中那个高个子问道：“能黄妹妹，你妈妈的病好了吗？”没等能黄答话，他就说明了来意。
能黄耳朵听着，心里就有了主意。等他说完，她说：“我把饭蒸在锅里了，刚好要去喊他们回来吃饭，你们稍等一下，就在我家吃中饭——我去去就来。”
两人本来就走得腰酸腿疼脚起泡，坐下去就不想站起来，好容易找到了能玄的家，自然顺水推舟：“那好，那好，只是打扰了，实在冒昧。”
“说什么打扰啊，你们是我三哥的同学，理应招待嘛。”能黄嘴里说着，人早就到了稻场外沿。
地里干活的人很多，能黄到地头一说，妈妈就埋怨她：“我说黄女子你好糊涂，你不该说你三哥在家，另外，不是我舍不得顿把饭，你把这两个人留在家里干什么？见了你三哥他不缠着要他去？”
“我没说三哥在家，也没说不在家，留他吃饭嘛，人之常情，三哥的同学呢。”
“这女子还有点心计。”妈妈听能黄这么一说，也就放心了，“只是玄儿啊，我留得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你自己决定吧。”
“不去了，我肯定不去了，只是这时候我该去哪儿啊？”
队长说：“这好办，就在我家，他们走了，你晚上回去，他们不走，你就在我家住下来，虽然只隔着一条岭，他能寻到这里来？”
“那就打扰路叔了。”能玄说。
“只是干活就在大路边，万一他俩不从原路返回而往这边走，不是被他看见了？”能黄说出了她的担心。
“不要紧，吃过中饭在我家背上背篓拿上刀，上山和副队长他们那一班人砍楂子去，没人指引他会找到那么远的树林子里去？”
能黄和爸妈回到家里，她很随便地往厨房那边望去，说：“哎，灶里火熄了，你们也不说帮我加把柴。”
“对不起，我们……”
“算了，也不能怪你们，我走的时候忘了告诉你们。”说着就进厨房去了。
这俩人连忙向俩老打招呼：“这是伯父伯母吧，我俩是能玄的同学，我们的司令派我俩来慰问伯母，您的身体痊愈了？”
“难为你们领导那么忙，还关心我一个老婆子，谢谢，谢谢。”
没见能玄，俩人自然不好见面就问，直到上桌子吃饭，他俩才问道：“能玄同学怎么没回来吃饭？”
“啊，你们还不知道呀，他走了。”能黄妈妈很随便地说，又回头问能黄，“你没告诉两位同学，你三哥早晨走了？”
“我哪儿知道啊，吃过早饭我就打猪草去了，我出门槛他还没下桌子呢——闷把葫芦似的从不说一声。”
“是啊，是啊，她是不知道。”妈妈说，“能玄早晨就走了，说到大溪河码头赶船直接去省城，我让他顺便去县城看看他二哥，他都说来不及了，回来不少日子了。”
话说到这里，两人还有什么可说？吃过饭，道过谢就走了。
这俩小子也够认真的，出门槛原路返回，往小龙河方向，走过了二老爹他们那个屋场，高个子说道：“兄弟，这件事也太蹊跷了吧，刚好我们来了他走了，而且他妹妹竟然不知道，你信么？”
“头儿指定你负责呢，你不信我也不信。”
“那好，我俩返回去看看。”
“只是，只是，如果见不着能玄，而是碰见他家里的其他人，多难为情啊。”
“我们只从大路走，谁会猜到是你我啊，只要望见能玄，下面的话就好说了。”
第一站自然是能玄的家里，如果他是躲着我俩，他见我们走了也该回来了。
到门口一看，没人，连他妹妹也不在家，铁将军把门。两人继续往前走，翻过一道小山岭，前面地里有人干活，远远望去，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俩故意做出高谈阔论的样子，配以肩上时髦的黄挎包，像极了俩下乡检查工作的干部，随意但很认真地望去，没有能玄的影子，他俩又往前走了个把小时的样子，干活的倒是望见几拨，也没有能玄，是啊，能玄怎么会去干活呢？他妹妹只是在家里做家务，他是大学生呐！问问再说吧。一打听，两个人大吃一惊，已经走过能玄他们生产队老远了，急忙往回走。也不知道是在那里走错了，走的竟然不是来时的路了，不过也好，如果碰到的不是能玄而是他的爸爸，或是……多尴尬。谁知道沿着脚下这条路越走越往下，竟走到一条河谷里去了，这里人烟稀少，找人问问路都很困难，远处山坡上有几拨人干活，看来走拢去并非易事，好容易见一户人家门开着，家里有一位老太太，经过询问，才知道从这里已经是岩屋河大队的地界了，不论走哪条路去小龙河都很远，最近的还是返回亓家再向西走，两人顿时面面相觑。老人十分热情——山里人都这样——又问他俩去小龙河找谁，当她听说是去县城的时候，老太太笑着说：“你们怎么不早说啊？从这里往外走，出麻雀子河到岔河口，那里有车到码头，赶船向下可以去省城，向上，3角钱的船钱就到县城。”他俩只好沿溪河往外走了。
出了河口，正往前走，猛听得旁边一栋房子里传出“踢蹬踢蹬”的声音，矮个子说：“这里有个铁匠铺。”
“是啊，一定是个铁匠铺，那里一定能找到开水喝。”尽管一路上满溪清水，两人在城里生活惯了，不习惯喝生水，于是踏着石级，向铁屋走去。走到门口，听见一个声音问道：“亓师傅，别的师傅打铁，一天或多或少总有件把两件不过关，有夹灰，用着用着就两张嘴了，您为什么不出夹灰？”另一个——明显就是那人所说的亓师傅——答道：“其实学了铁匠的人都知道，两块铁煮火或是粘钢的时候，那夹层里总会有点杂质的，是时候把它磕出来就没事的，有的人嫌麻烦，随便磕一下就算了，要不，我给你出一件有夹灰的？”“不，不，不，我就是随口这么一问——这么简单呀。”“你以为蛮复杂呀。”接着是一阵爽朗的笑声。就在这时候，两人闯了进去，说明来意。
帮锤的连忙从顿在挡火砖上的铜罐里倒了两碗茶给他俩，随口问道：“你们不是岩屋河的人呢，去那深山里做什么？”
高个儿见师傅们很热情，便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使命。
只见那铁匠开始沉默了一会儿，待把打过一轮的铁块送进炉里，回过头来说道：“你说的这个人是我弟弟，他不能跟你去了——如果他从我这里经过，我会拦住他——你摸摸良心问自己，你们在省城作的是些什么事啊？打人、开枪、整干部，乌烟瘴气，我不能让我弟弟跟着你们去造孽。”
两人见他如此说，不敢久留，谢过茶，转身就走，只听得背后说道：“听说大地方闹得不叫名堂了。”是那位拉风箱的声音。“什么大地方小地方，这些人就是吃了饭没事干，也不干事，你看我们学校的老师，跟着他们今天这里造反，明天那里揪走资派，就是不干正事，我女儿现在闲在家里，帮她外婆打猪草，你说这叫什么事啊？”两人没敢再往下听，赶紧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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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新婚之夜

这俩学生和能玄是高中前后届同学，进的又是同一所大学，关系一直不错。高个儿说：“当前是革命的关键时期，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钢派的，你说是吗？”“是啊，胜算的把握不说百分之百，起码也有百分之八十，积聚更多的力量才有更大的把握。”矮个说。“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能玄，我不希望胜利的旗帜下有人缺席。”“我看有一个地方，最有可能是能玄的落脚地。”“哪里？”“医院里有个亓能地医生，你认识吗？他是能玄的二哥，我估计能玄会在那里，你想想，在家里看着爸爸妈妈汗流浃背地劳作，自己又帮不上忙，那心里是什么滋味？躲在县城里看不见不就好受一些吗？”矮个自以为十分了解他的战友。“对，去能地家找他，一准在那里。”
来到医院宿舍楼，找到能地家。能地家里有客人，高挑个儿，鹅蛋脸，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顾盼生辉，两条黑油油的辫子垂在胸前，穿花格短袖衬衣，蓝色裤子，由于她正向门外走去，一只脚露出黑色圆口布鞋，见有客人进来，她连忙收住脚步。
“这不是伏……我是该叫你伏同学呢，不，该叫伏老师了。”矮个同学说。他俩见来了客人，也就不再往外走，能地招呼客人坐，拿杯子沏茶。
“哟，省城来的造反派，搞串联的吧。”这位说，“还是叫我伏熙珊吧，还是班上那个小女生。”
“当了老师还谦虚上了，你属于哪一派呀？”
“你们不是看见了吗，我和能地是一派。”说完格格地笑了起来。
能地给他俩沏好茶，插嘴说：“她呀，先前是激进派，现在是逍遥派。”
“是啊，我就躲到这里逍遥来了，两位老同学深感意外吧。”
“据我看，是亓医生拉拢腐蚀我们的革命战士，使她的意志消沉了咯。”矮个对这两位都有好感，说话很随便，也很亲切。
“就算是吧，不过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啊。”能地也笑着说，“我去腐蚀你们俩，能被我拉拢过来么？”
“不开玩笑了，亓医生，我们是来求援的。”一直不曾开口的高个说。原来这高个和熙珊是初中同班同学，而且一直暗恋着她，可又不敢表白，后来他上了高中，她上了师范，不在一所学校了，他就大着胆子给她写了几封信，当然是谈学习，谈学校，谈抱负，开始熙珊没有理他，写得多了，她就礼节性地回了一封，说大家学习都很紧张，以后少写信。他看过之后，觉得其中并没有拒绝甚至是厌恶的话语，还是很有希望的，后来上了大学，又有新的佳丽进入他的视线，所以就把这一头放下了。可是今天一进门见这样的阵势，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而且看样子能玄不在这里，惆怅中多了点失望。
“什么要求，你说吧，能帮忙的我一定帮忙，除麻醉药以外什么药我都能帮你买到，找院里的哪一位医生我都熟。”能地一副夸张的大包大揽的口气，其实他看得出来二人不是来看病的，而且医院嘛，看病找医生，拿药进药房，不必走后门的。
“不，不是，我们不买药也不看病，是你弟弟回家了至今没有归队，请你给他说说——我知道，他最听你的。”
“我们兄弟之间感情很深，倒也无话不谈，只是……”
能地还没说完，那两位的这位伏同学说话了：“我看算了吧，不仅不要拉能玄去，你俩也不要去了，近来差不多天天有武斗的消息传来，真的如果砍树遇节，你算是为谁牺牲的？即使你们一方胜利了，就能算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么？一口锅里打饭吃的人，对方真的就是十恶不赦的敌人么？为什么不能动动脑子呢？”
“哎，哎，哎，我说我的老同学呀，你怎么就消沉得那么快呢？陷在温柔乡里就不要立场了，不要大是大非了？”高个对伏熙珊出现在能地的宿舍始终耿耿于怀。
“何必到处都搞得一股火药味呢？你没有想想你们都作了一些什么？当然你们具体做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学校我是了如指掌的，老校长我们先不说，就说泊校长吧，他从进城关中学代一个初中班起，你我可都是天天看见的，他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还用争吗？你们是大学生，也许很文明，你看我们这里的红卫兵，冲学校，冲县委，下面的更是肆无忌惮，供销社、商店也冲，人家是一手交钱一是交货的单位，什么意思嘛！老同学，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听与不听，悉听尊便。”熙珊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完，那两人一下子愣在那里，各自在心中回味她的话吧，一时都没做声。于是熙珊又补上一句：“另外，老同学，明天是我和能地结婚的日子，新婚志喜，希望你们能参加我们的婚礼。不过我事先声明：标准的革命化婚礼，举行个简单的仪式，然后给大家发点喜糖，仅此而已。”当然，三个人包括高个谁都听得出来，她是说给无端吃醋的高个子听的。
婚礼是在学校的大礼堂举行的。前来祝贺的有两家的家人和亲戚——夫妻俩都来自农村，所以他们都是从乡下赶来的——还有各自的同事、同学、朋友、能地曾经的患者（家人）和熙珊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派别，甚至在“战场”上大打出手，但是今天在一起却聊得甚是融洽，似有久别重逢之感，没有丝毫的尴尬与不安。最引人瞩目的是金哥和医院院长出现在婚礼上，院长作了主婚人，金哥代表男方家长讲了话，大家好象忘了他是个走资派似的。有点尴尬的是大厅四面墙上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都只贴了两上角，风一吹，纸片抖动，“噗噜噜”作响，真有点群魔乱舞的感觉。本来忘主任曾经建议，把大字报撤了，妥善保管，婚礼结束以后再重新贴好。这个建议立刻遭到了两派红卫兵的一致反对，说他企图调和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把个忘主任吓得再不敢出声，金哥连忙出面调停：举行婚礼也就个把小时的时间，这么多大字报揭下来再贴回去，多麻烦哪，劳民伤财，别动了。最后还是医院院长提了一条建议，多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把主席台上方“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泊金哥”的横幅取下来，婚礼结束以后重新挂上去。其实婚礼结束以后大字报的毁损十分严重，原因是人们在抢喜糖的时候或许是无心也许是有意胡扯乱抓，致使人群散尽以后忘主任带着几个人扫了几大筐废纸出去了。
吃过晚饭，大家簇拥着一对新人来到了能地的宿舍：新房。只是这宿舍太小了，有的进去转过身就出来了，有的在走廊上站会儿，说几句祝福的话，就告辞了。熙珊的爸爸妈妈虽说在农村，却不远，就在去烈士塔的路边儿上，蔬菜专业队，俩老坐了一会儿，和玉花夫妇以及能地的外婆、舅舅、舅妈等人说了几句礼行话，也走了。
玉花对能天、能玄、能黄他们说：“你们去把客人安顿好，自己也早点休息吧。”屋子里除了一对新人，只剩下外婆和舅舅夫妇俩了。
玉花说：“舅舅、舅妈啊，让你们操心了，能地他俩的婚事要不是你们张罗，我一个乡下老婆子，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呢。”
“老姐姐你就别说了，外甥的事我不管谁管？正好这一段时间让我靠边站，时间充裕着呢，要不是提倡移风易俗，”金哥故作神秘地说，“我会搞得十分讲究的。”
熙珊不失时机地说：“太谢谢校长了。”
“哎，我说，今天不要叫校长，叫舅舅，听见没有？再说，校长靠边站啦，没管事哩。”
这时候老太太，就是能地的外婆说道：“那可不行，该管的事还得管，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大家亲亲热热地说着话，只有一个人笑眯眯地“吧嗒”着烟袋，什么也不说：全佐。
桌子上闹钟的时针和分针朝上重合在了一起，几位老人——金哥夫妇虽然年轻，但是今天也归入了老人一族——一齐站起身，把时光留给这一对小夫妻，能地和熙珊一起送他们出门。
小夫妻俩回屋把屋子里稍作整理，能地走过去正要关门，猛然发现从走廊那头走过来一个人，惊讶地说：“爸，您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在这里？”原来是他老丈人。
“到屋里说。”老头率先进了屋，能地回头把门关上。“新书记你们认识吧？”老头坐下就问，显然他是问能地。
“我认识他，估计他不认识我，因为他在小龙河当干部的时候，我还是小孩子，我到诊所当学徒的那一年他调到区里去了，作什么，我不知道；到一区当书记，我还是听熙珊说的。”
“新书记有灾，你们看怎么办？”
“什么灾？”小夫妻俩同时问道。
区里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叫做“反潮流”，其成员有初中学生，还有一些小学生，但是真正管事的，起号召作用的是几名老师。这几位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是受打击的，有两个还被定为“黑帮”分子，风头一变，他们在第一时间就拉起了这支队伍，打出了“造反有理”的旗帜。后来，镇上又出现了一支队伍，叫做“11•26”，全称是“11•26”无产阶级战斗队，意思是说伟大领袖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是11月26 日，他们的组织成立得稍微晚一些，算是表示一点谦虚吧。组织的成员都是供销社、粮食、食品公司和区里其他企业的员工。司令叫浑明起，区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可是个人物，虽然30多岁的人了，仍然是那么帅气，五官端正，皮肤白皙，身材适中，衣着整洁，说话和气、斯文且不乏风度，群众来买点东西，他面带微笑，手脚麻利，从不出差错，整个一谦谦君子，常常有老百姓私下议论，这人怎么没提干啊？其实他是当过干部的。他曾经读过几年私塾，因为家庭贫困就辍学了，在家务农。解放后，农会主席让他当民兵，表现还好，赶上县里组织土改工作队，就让他去了，在县里学习了三个月，就作为工作队员被派下去了，那一年，他20岁。浑明起所在的工作队队长就是新国昆，他指派浑明起为组长，带了两个人负责一个村子，访贫问苦，扎根于贫雇农之中，发动群众斗地主，分浮财，查田定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只是在划分阶级的时候出毛病了，浑明起不顾群众的反对，也无视另外俩组员的批评，坚持给一户地主定了个小土地出租。两边相持不下，俩组员把情况反映给了新队长。新国昆从别村另外抽了俩组员来帮助他们，也就是说查查这户人家究竟该划个什么成分，这一查不要紧，这家既雇长工又收租，收租十石他只报了两石，至于家里雇的那个长工，这户更绝，声称那是他家招赘的女婿，秋后就要圆房的。凭他这一面之辞，浑明起一个人就给定了。调查结果一经公开，首先在农会里炸了锅：“一个村子里住着，谁种着他的田，交多少租，我们贫雇农谁不知道？是长工还是女婿，把那个‘女婿’叫来问问不就知道了？”至于收租，当场就把数字统计起来了。回头再一查，原来浑明起和这家闺女鬼混有两个多月了，怪不得呢。这下子浑明起只能卷铺盖走人了，也不知道该责怪那个老奸巨滑的地主老头呢还是该怨恨新国昆和同志们办事太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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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                新书记

        转眼又是岁暮，白天偶尔能听到低山传来的战天斗地的炮声，高山却早已是一片白色的世界。雾凇把山坡上的灌木和门前的竹子压得向四方分开，直到树（竹）尖着了地才罢手；太阳多时不曾露面，老雪上面又添新雪，北风一吹，硬邦邦的。不甘寂寞的孩子们出来打雪仗，哪儿也挖不出一撮雪来，倒是一个连一个地摔跟斗。连接各家各户是一串串雪洞，那是人们熟知的大路，不得不外出的时候踩出来的，第一天踩出一串脚印，第二天就冻得硬邦邦的，为了不至于摔倒，第二个人特愿意踩着第一个人的脚印走，所以就出现了这样奇特的雪洞之路。
        这天早晨天刚麻麻亮，玉花听到屋后好象有什么动静，仔细听又什么都没有了。“也许是风吧。”她想。可是明明听到了细小但是清脆的声音。“是野牲口吧，听说有一年雪太大了，麂子都钻到人家的磨房里去了，还传出了老太太捉住麂子的趣事。”全佐是不睡早床的，他已经摸索着下了床。“他爸，开门手里拿个棒棒，怕有老扒子。”其实她不过提醒丈夫注意一点，真有老扒子也会奔猪圈门上去，哪里会蹲在大门口呢？谁知道真的被她说着了，全佐一开门，俩浑身披着雪粉的人带着逼人的寒气要往屋里钻。
“你……你们……是谁？”全佐惊得直往后退。
“大伯，打扰您了，您别怕，我们是红卫兵。”俩人中那个矮胖子说，声音也是断断续续的，但听得出来那是冻坏了。
“红……红卫兵……你们要干啥？”全佐一听“红卫兵”仨字，知道来者不善，提高嗓音说。
这时候玉花在里屋问道：“他爸，谁呀？”
胖子撇开惊魂未定的老头，伸长脖子朝屋里说：“大娘，我们是县城里来的，红卫兵。”
“哦，我起来了，他爸，你生火让他们烤火嘛，大冷的天。”玉花说着又问道，“你们今天从哪里来的呀这么早？”
两人听说生火，就像溺水的人感觉到了不远处的一根稻草，也顾不得答应“大娘”的问话了，赶紧跑到火笼边的板凳上坐下，他们已经冻得浑身直打颤，牙齿嘣得“格吧吧”作响了。
        睡在右边头上那间屋楼上的能玄听到他妈和外人说话，胳膊一撑坐了起来，对和他同睡一张床的新书记说：“这声音听起来不大对劲儿，我想会不会是您们一区的人。”
新书记也坐起来了：“是啊，听起来声音挺熟的。”
能玄说：“您不要起来，他们大约是冲着您来的，我从后门出去，喊几个人来，以防万一——我妈不会让他们上楼来的。”说着穿好衣服下了楼，神不知鬼不觉地拉开后门。他一步刚踏出门去，似乎有人影在墙角那里一晃，他机警地站住，没有了，他若无其事地向厕所走去，边解小便边向那边望去，也许是猫、狗什么的，或者是自己眼睛看花了。他解完小便没进屋，直接去了队长家。
        不一会儿，能玄从原路返回，脱下山袜、草鞋，穿上线袜、布鞋，轻轻地掸去头上身上的些许雪粒，睡眼惺忪地走进火笼屋，这时候屋里又来了三个（其实刚才开后门已经打了半个照面的），五个人把火笼围得紧紧的，简直可以在中间顿上一口锅了。妈妈去厨房生火做饭，爸爸在圈外站着，看样子是想给火笼里加点柴，可是柴在他们里边的墙角落那里，他过不去，只是愠怒地望着他们。火渐渐变小，他们的包围圈也越缩越小。
能玄看了觉得十分可笑，但是没有笑出来，只是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各位战友早啊。”就在五个人一抬头的当口，他一眼就认出正对面坐着的那个正是在船上和他对峙的那个挎枪匣子的。
他倒是没认出能玄，遂问道：“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啊？”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两个月前我二哥结婚的第二天在城关码头上见过面的，我叫亓能玄，省城钢派的。”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也属于钢派的呢。”“枪匣子”这下子把几幅画面连贯起来了，看来那走资派当天是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就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了。他又想起了临出发的时候浑明起说的话：“他呀，八成是躲到小龙河去了，那是他的老巢，也不知道他给了那些老百姓什么好处，无论谁一提起他都竖大拇指——我不只一次地领教过。”当时，“枪匣子”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听那一番话的，让他出这趟差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来的，逮着了走资派自然是大功劳一件，逮不着总不能说我无能吧，凭什么说他一定会躲在小龙河呢，现在看起来，立功的机会到了。
        出这趟差挺不容易的，在家里总希望出去转转，没有赶上大串联，总不免心存遗憾，下乡转一转，大约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吧。谁知道乡下并不好玩，在大龙河一下车他就后悔了，走了几里路就进入小龙河，小龙河里哪里有路啊，从这个石头上跳到那个石头上，就够累的了，越走沟越狭，越走山越高，越走风越大，越走天气越冷，大龙河一带还青葱一片，走完小龙河峡谷已经是白雪皑皑了。更气人的是就像有人统一安排似的，大家都在家里烤火，有的还开着门，可以找人问句话什么的，有的干脆大门紧闭，听人家在屋里聊天像开讨论会似的，你在外面把门敲得山响都没人理你。
        在小龙河公社周围转了三天，一打听，才转了小龙河一个大队，这哪里是个头啊？小龙河公社八个大队转下来不得个把月？人早冻死在哪个山沟里了。五个人急得团团转，也不知道敲了多少门，问了多少人，天不生绝人之路，总算问到了新国昆的确切藏身之处。
        深山里一旦大雪封山，人们就开始猫冬，脱苞谷粒啦，打草鞋啦……时间一长，无事可做了，有的人闷头烤火或是聊天，有的人就聚在一起打牌。岑利吉属于打牌爱好者，常常是成天不着家。这天他照例吃了早饭就出了门，不一会儿他舅老倌来了，且有事要和他商量，见天快黑了他还不回来，他妻子就出门去找，一出门正好碰上“枪匣子”他们。
“大嫂，你去哪里啊？”“枪匣子”问道。
如果是个大地方人，一定会呛了回去：“你谁呀，我去哪里你管得着吗？”偏偏这女人是个饶舌妇，想找个人说说话还来不及呢，男人成天不着家，公婆也都是木讷之人，常常憋着满肚子的话无处倾诉，这时候见有人主动向她问话，立刻像开了闸门的水：“我去找我那死鬼男人啊，成天不着家，这个家就像是我一个人的，大事小事没个商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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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匣子”是有事之人，怎会在这雪地里听她絮絮叨叨，连忙截住她的话头：“你男人到哪里去了啊？我们……”
“他能到哪里去？我还能不知道。早晨出门槛说去找新书记，商量改变小龙河面貌的事，其实……”
“枪匣子”一听到“新书记”三个字，立刻兴奋起来：“哪个新书记啊？是不是你们公社原来的书记，后来升官到县里去了的那个？”其实新国昆并没有在县里任过职，“枪匣子”怕节外生枝，故意这么说的。
“是的，是的。不过最近回来了，说是搞什么……调查研究，对，是说调查研究，回来两个多月了。”
“他就住在你们小龙河么？我们有事向他汇报呢。”
“前几天还在这里，昨天到黄岩屋去了，我看见的，和黄岩屋大队的书记一道走的。”
“那么他会住在书记家里吗？”
“我听见他俩说话的，晚上住能玄家，说有事向他请教——你们不知道，那亓能玄可是个人物呢，在省城读大学，新书记还有我们公社的干部，常常称赞他。”
“枪匣子”自然很快就套出了能玄家的具体情况。
        “总算有了他的下落了，我们可以回那个小旅社安心地睡一觉，明天拿他回去交差了。”其中一个小个子说道。
“使不得的，你没听那婆娘说她男人是民兵连长，还常常和他们这个新书记商量工作吗？万一她男人回来发觉了我们的意图，晚上去给他报个信，我们不是要再扑一次空？发扬点精神吧，今天晚上去给他把屋子包围了，天一亮进去抓人，万无一失。”“枪匣子”说。
        能玄拿个脸盆从他们的头上伸进去，从炊壶里倒上水，洗脸、刷牙、整理衣服，然后从容地走过来，挤到屋角里拿柴往火里加，嘴里说道：“战友们，散开一点，我把火加大，屋里就暖和了，你看，我爸还一边站着呢。”其实他爸已经到厨房的灶门口烤火去了。这边火腾地燃起来了，火苗舔着炊壶，炊壶里的水“吱吱”地响起来，不一会儿就开了。五个人身上的雪粒升华成水蒸气，和着烟雾一起上升，十只手在火星子、飞灰中左右乱舞，既舒服又有点疼痛，这时候先不要去考虑什么完成任务，把冻僵的身体烤活泛再说。
        这时候从稻场外面走进来一个人，能玄礼貌站起来打招呼：“队长早啊，这么早去哪里？”
“昨天听说云中大山的土匪下了山，我转一转，大家都在屋里猫着，不晓得，怕吃亏啊。”好象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屋里坐着几个陌生人，“你们这几个人是哪里来的？”
“城关。我们是县城的红卫兵……”“枪匣子”站起来说。
“胡说，县城里的红卫兵哪一个我不认识？”
“县城的红卫兵几千人呢，您……”“枪匣子”急忙辩解。
“县里哪一次造反我没到场？叫不上名字是有的，可是哪一个的面相我大致还能认出来，你信不信？”队长说，“不信你们到稻场里来，五个人我会一个都没见过？”
“不是，我们真是县城的，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小个子急忙辩解，“枪匣子”迅速而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他立马住了口。
队长说：“不敢了吧，我就知道你们不是好人。”
五个人见他如此说，只得乖乖地站起来——真不想离开这热乎乎的地方，尽管烟熏火燎身上落满灰尘——向门口走去。
刚刚来到稻场里，突然他们发现两边山岭上各下来了六七个青年小伙子，手里拿着木棒，嘴里喊道：“抓土匪哟，土匪往能玄家里去了，快去抓土匪哟。”一下子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
“不，不，不，我们不是土匪，现在革命形势大好，哪里会有土匪？”五个人五张嘴几乎同时辩解道。
“谁说不是土匪，那一个，”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指着“枪匣子”说，“前不久我在云中大山还看见他来着，脸上涂着锅烟子，你把锅烟子洗了我就不认得你了？”
“他是土匪，那几个能是好人？”立刻有几个人附和。
“要不是我们来得及时，能玄家怕是要遭殃了。”又有人说道。
五个人见众口一词是他们是土匪，慌了神了，趁着有几个人往门口去，“包围圈”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缺口，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带头，撒腿就跑，不辨东南西北——昨天晚上打着手电筒到这里的，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沿着雪中一串脚印跑了。那是深可及膝的一串雪洞，呈“之”字型直通沟底，在沟沿上才发现了一户人家。“枪匣子”对小个子说：“你先去，问问路。”
“我？”
“是啊，你。总不能五个人一窝蜂拥进屋里，人家再把我们当土匪怎么办？”
不一会，小个子出来招手，大家一起走进屋里。这家只有俩老，姑娘嫁了，儿子分家单过，就在隔壁。老人告诉他们，这里属于岩屋河大队，从这里过沟上对面山上的垭口，翻山下去就是小龙河，十五六里路。老汉是个热心肠，又说：“你们如果没别的事就不必去小龙河，可以就近直接回县城，从这里出麻雀子河也就20来里路，从麻雀子河到岔河口乘班车到大溪河码头，比从这里爬雪山去小龙河便捷多了，因为这一段还有一些花搭子雪，走一段下了溪河就没有雪了，路好走一点而且近得多。”“枪匣子”见老头很和善，又没问他们从哪里来，做什么的，胆子大了些，又提出请老人家弄顿饭吃，给钱给粮票，老人家欣然同意了，从昨晚开始的这一场噩梦总算告一段落。
        在老人的火笼屋里烤着火等饭吃的时间，小个子不合时宜地提了一个问题：“头儿，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呢。”
“那有什么办法，不是没找着人吗？”四个人差不多同时说道。
“哪里是没找着人啊，人就在这个亓能玄家里。”
“从昨天到今天早上，一直没见着——莫非你看见了？”
“是啊，昨天晚上我们来的时候他们火笼屋里不是还有亮光吗？他们还没有睡觉，要是那时侯叫开门抓着就跑，也许我们就得手了。”
“你只是说人家没睡觉，怎么知道他人在这里？”
“你们不是最先让我在屋后守着吗？那里有个后门，后门往左一点紧靠檐墙是厕所，有两方用细木棍绑成栅栏拦了一下，原先我不知道那是厕所，就在栅栏边站着。不一会儿后门开了，只听见亓能玄说：‘新书记，您把罩子灯拿着。’那走资派说：‘谢谢。’”
“你没看错人？”
“相隔那么近，隔着栅栏他就蹲在那里，还有一盏罩子灯顿在那里，我能看错了？”
“你咋不喊一声，就在厕所里，我们五个人一拥而上，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
“你说得倒简单，看着他蹲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大便，臭气肆无忌惮地透过来，我倒是想走开，可是我站得离栅栏太近了，稍微动一下他就能听到、看到，我只好紧靠墙壁站着，大气都不敢出。”
“那倒也是，晚上把他惊动了，更不好办，他随便往哪里躲藏一下，我们就很难找着他。”“枪匣子”说。
        能玄和队长他们站在稻场坎上看着这些人狼狈逃窜，并不追赶，只是大声吆喝，直到下了岩坎望不见了才转回头来，邀请大家进屋：“快烤火，一清早就去惊动大家，不好意思。”
大家望着站在台阶上的新书记说：“只要新书记没事就好。”
“谢谢同志们，有你们作我的铜墙铁壁，我能有什么事呢？我感觉我的革命信心更足了。”
本来大家打算打个招呼就走的，见书记说“谢谢”，又想起了五十年代那种亲密无间的情形，就一个二个最后大家一起进屋坐下，都想和新书记多说会儿话。
        也难怪大家一听说有人要来加害新书记，大家立即赶来了，幸好对方识相，没有打起来，如果真要动手，这五棵豆芽怕是不够一盘咯。大家都知道，新书记年轻时候身手不凡，曾经紧追十几里，徒手在二十四道拐抓住过土匪，不过他的传奇故事多着呢。
        人常说，山大了什么鸟兽都有，云中大山就是这样，不过它的名头响是因为它是周围数县各大山系的“根”，它向四周伸出了几十条支脉，东抵江边，西连恩施和四川，从本县江南的任意一座码头溯溪而上，都可以登上云中大山，踩梁子西进，可到建始、恩施……鬼子侵占宜昌的那几年，这条路曾经是东到沙道观，南至湖南，西去四川云阳的大路，后来渐渐荒废了，这不仅是长江通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山里有打闷棍的——人们从这条路上经过，都是结伴而行——从云中大山的最高点往西，整整60里没有人烟，人称六十里荒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一个叫做门象住的人经常在这荒山的中段羊胡子崖一带出没，专干打闷棍的勾当，有两个湖南的挑布客就着了道儿，一个死于非命，另一个捡了一条性命，胡跑乱撞，竟跑到新国昆家里去了。血气方刚的新国昆听了，说：“你先在我家休息休息吧，莫着急，慢慢想办法。”
        第二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挑货郎担子的来到羊胡子崖，这是几十里荒山最险恶的一段，上面是一道羊头似的山崖，一条羊肠小道（其实它是连接川鄂两省的要道）从崖中穿过，小道以下的山崖上宽下窄，就是所谓的羊胡子。
正走着，猛然间一条大汉拦住去路，大喝道：“哪里去？”
货郎担子似乎早有防备，眨眼间丢下担子，抽出扁担，嘴里说道：“你就是人们说的门象住吧。”扁担早已扫了过去，那家伙不过是凭着一副身板在荒山野岭之中抢劫而已，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本事，早已被扫倒在地，连手中的棒子都给扫飞了。货郎担子趁势一脚踏住他的胸脯，喝道：“昨天那挑布客的东西在哪？”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在窝棚里，还没动。”
货郎担子回头喊道：“人我都捉住了，你还怕什么呀？”草丛中慢慢地钻出一个人来，心有余悸地说：“大哥，咱们报官吧，我还得回去给我伙伴家里报信。”
这个货郎担子就是新国昆。
        这还是解放前的事，刚解放那会儿，反动派组织的反共突击大队被打垮以后，残余分子在大地主刘协成的带领下，上了云中大山，不时下山骚扰，土改工作队员杨成就是被他们捉去残忍地杀害了的。区中队几次上山清剿，收效甚微。那时还是小龙河乡民兵队长的新国昆向区长建议：联合三县八乡，分兵把口，使匪徒无路可逃。他自告奋勇把守西山口到羊胡子崖一带，冒着蒙蒙细雨，在山里蹲守了七天七夜，终于擒获了匪首刘协成，其他匪徒只得下山自首，云中大山才算平静了。
        土地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外乡当工作队长的新国昆忙碌了一天，回到根子家里的时候，弟弟已经等候多时了，一见面就说：“哥，今天岑家和花家打起来了。”
“为什么呀？”
“为分胜利果实呗。”
“都是贫雇农，这不是太掉底子了吗？”
“可不是吗，大家劝都劝不开，最后工作组长拍板定案：‘谁也不许争了，按旧社会受剥削的程度，排出顺序来，从一号开始，一个一个来，如何？’”
“最后谁排第一？”
“我们家啊，还能是谁——你说我们该拿点什么？”是啊，新国昆八岁给刘家放羊，十五岁正式成为他家的长工，一直干到解放；老父亲租种着他家几亩薄地，住个庄屋，艰难度日，他家排第一谁也不会说个“又”字。
“老二啊，我家就要那个庄屋，原有的田估计达不到平均数，随便补一点就行了，别太计较，另外，金银首饰一件也不要，那是身外之物。”
“他们建议我家住刘家正屋呢。”
“我们就住庄屋吧，给他们说，如果安排得开，把刘家大屋留出来，今后乡政府、学校都用得着的。”
        互助合作运动开始的时候，新国昆已经在外地当了干部。这年春节他回家过年，晚上乡亲们来他家聊天，他看到60岁的花伯来得最早，却很少开口说话，就问道：“花伯，分了田，入了互助组，您好象还有不开心的事，能不能说来听听，我们一起设法解决。”
“我哪里入了互助组哦，人老了，劳力差了，家里人口又多，谁要？”
新国昆沉默半晌，又问道：“像您这样的困难户还有几家？”
“有两户是寡妇，带着几个孩子生活，还有一个哑巴，一个邪子（精神病患者），都比较困难。”
新国昆又不做声了，过了一会说道：“花伯，您看这样好不好？您先把这几户组织起来，哑巴与人沟通难点，邪子需要人多看着点，这两点正好寡妇和她的孩子们能做到，寡妇家劳力弱一点，和那两个人刚好可以互补，这几家共同的弱点是没有主心骨，您正好可以挑这个头，怎么样？”
花伯想了想说：“你说的这个方法很好，我也愿意挑这个头，只是我的身体本来就不算好，像这样能撑多久啊？”
“您还不老呢，一定能帮着这几位寡妇把孩子拉扯大，再说，秋后就要试办农业社，到那时就好办了。”
        谁知道办农业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新家是参加了花伯的互助组的，这是新国昆的主意，他对父亲和弟弟说，这样既帮助了那几家困难户，又为花伯壮了胆，何乐而不为呢。酝酿中的农业社就是在这个组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可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最突出的一条是缺一名党员，这是有硬性规定的，办农业社至少要有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是花伯亲自出马，找新国昆讨法子来了。
新国昆笑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有答案了，您就放心吧。”
“你有什么好办法啊——现培养是来不及了，也怪当初我们的觉悟低。”
新国昆说：“我把这头辞了，回去不就有了一名党员了？”
“使不得，使不得，你已经是吃皇粮的人了，怎么能为我们几十户人家耽误了你的前程呢，这是万万使不得的。”花伯连连摇头。
“这有什么使不得的，为人民服务不是从一家一户一件事作起的吗？小龙河差我一个就办不成，这头我打个报告就会有人来接替我的。”
        不过新国昆在社长这个位置上只干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全乡人民用自己手中的选民证把他捧到了乡长的位置上。上任伊始，他就想到，要把粮食生产搞起来，改变那种一到春末夏初，有的上山打野菜，有的下低山借粮，甚至红苕种都得去低山背。“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可是怎么变呢？深耕讲了，多施肥也讲了，苞谷种子换成了“金皇后”，能自给自足的多了，但不是全部。更要命的是农民只有卖了粮食、漆油、生猪……之后，才能购买盐、煤油、布匹的，哪一项都得多生产粮食才行。
        有一天新国昆去区里去开会，走到小龙河口，他忽然眼前一亮，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门路吗？原来这小龙河一出峡谷口，山势陡然开阔，每年夏秋之际随山洪裹胁而来的沙石泥土，立即在这里沉积下来，年复一年，形成了一个几百亩的大沙坝，长满了灌木和杂草。历来就有人小规模地开垦、种植，但不是被山洪压了，就是因为归属不清而互相争吵以至损毁青苗，况且大家都不缺田种——旧社会谁也没精力、没兴趣去为别人开荒，土改以后分了田，还是把自己的田种好了再说——新国昆就看上了这个大沙坝。他想，大多数人冬天都猫在家里，集中40个劳动力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兴建一条足以抵御小龙河洪水的大堤，也就是说每社抽5个人就足够了，其他的人就可以改田，每个社划一块，这样大家都在低山有了几十亩田，岂不是解决了大问题？
        现在，这几百亩田早已成了各大队的当家田，每年上半年背麦子，下半年背稻谷，每到收获时节，打杵子和石头撞击的声音和着人们的欢声笑语响彻小龙河峡谷。有人开玩笑地说：“要是能在峡谷里修一条公路，用车子，就是用板车给我们运粮食该有多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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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莫言的《蛙》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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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冰将破

        大家喝着能玄妈妈泡的茶，和新书记一起嗑着瓜子，聊着天，因为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大伙聊得特别起劲。聊着聊着，队长忽然对一个小青年说：“你爸不是说不理新书记了吗，你怎么今天也来了？”
“我爸是说，请新书记吃个饭就像拉新娘子上轿一样，我没有别人的面子大，干脆不理了。”小青年就像十分委屈似的说，“爸常常说：‘一看到柜里白洒洒的大米，我就想起新书记领着我们改河打水田的事，没别的方法表示谢意，唯有请新书记吃顿饭，可这一点小小的心愿也难以实现。’”
“这好办，我们排个班次，一户一户地请，不要争。”队长说。
“那不行，刚才我爸还说了：‘玉花婶婶家被坏人盯上了，让新书记到我家来，我家偏僻一些，他们很难找到这里来。’”小青年说，“我爸还说：‘小顺子呀，你可要记住，新书记上了咱黄岩屋，咱得把眼睛睁大点，我看谁敢动他一指头，除非他的小命儿不要了；要是那个王书记呀，我才懒得理他呢。’”
新书记和大家一起都笑了。
能玄不知就里，问道：“王书记怎么啦？”
“你在外面读大书，近处的事自然不知道。”队长说，“这王书记没别的爱好，就好盯着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而且屡屡得手，所以人们都不喜欢他，避着他。武斗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头头吩咐：‘去，把走资派老汪抓来，先给他退退火气再说。’谁知道执行者中有一个人的妻子被这王书记睡过，他带人闯进王书记的家，不由分说把他拉出来，在一个背街上把他揍得鼻青脸肿，胳膊脱臼，然后带到会场。那个头头看了大吃一惊：‘怎么抓的他？’那人轻飘飘地说：‘你不是吩咐我们去把老王抓来，先退退他的火气再说吗？’”
        正在队长说话的当口，玉花对能玄耳语一番。队长他们和新书记正说着话，发觉了老俩口的“阴谋”——两间屋仅一门之隔，女主人加米加菜自然瞒不过大家的眼睛——先是队长站起来告辞，并且走出了大门，其他人见状也都往外走，有的出了大门，没打招呼就跑了。能玄他们一家三口拉住了四个人，可是等他们去拉稻场里的另外几个人，这几个又跑了。正当他们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听见大队孙书记拿个土喇叭在后面腰路上喊话了：“大家都听着，没起床的赶紧起床，早点吃了早饭上基建工地，大雪大干，小雪小干，冰冻三尺更要加油干，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新书记不解地问：“年关将近，不是放假了吗，怎么还干？再说这冰天雪地的，怎么干啊？”
能玄说：“下第一场大雪的当天还干了一整天的，当晚就说：‘明天开始放假，开春再干；大家回去消消停停地杀年猪，只是今年破四旧立四新，杀年猪不要请阴阳先生论日期了，管他红杀日、千斤杀什么的，哪天杀猪佬有时间就哪天杀，不要给我惹麻烦’——我估计那边又来人了。”
新书记问道：“你是说公社林书记他们？”
“他们几个靠边站了，现在是几个革命小将在那里发号施令。”
“可年总得过吧，历来都是年前这十来天准备的。”
“准备什么啊？往年这时候大家都在打豆腐、磨魔芋、熬苞谷糖、炸馃子，有些人家还煮扳甑子酒，今年怕是不允许了，三十那天把个猪脑壳煮了，蒸上一大甑子饭，就算过年吧。”
        黄岩屋也有人叫它黄岩头，是从云中大山分出来的一条支脉，它不是一座山头，而是这一架山大小几十个山头，这些山头大半是石头山，长满了灌木和杂草，还有东一棵西一棵的核桃树、漆树，总体来说算是放牛场吧。一条腰路穿行其间，和与之平行的、连接各家各户的大路构成了全大队的交通骨架。所谓的基建工地，大队作了统一规划，就是这些山头，把它们全部开发出来，远远望去，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就像是一架架登天的梯子，该是多么的壮观啊。这里原来的耕地都是一些平埫田、缓坡地、围屋田，大家舍不得改，也不用改，但是学大寨就得改田，不改田算什么学大寨呀？这可是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于是人们把目光瞄上了腰路上的这些山头，这里是公山，大家放牛、放羊、砍柴、砍粪楂都在这山上，所以它就成了光秃秃的荒山，石峰裸露，支离破碎，拿它开刀也在情理之中了，至于其中的核桃树和漆树，没办法，让它们作点牺牲吧，房前屋后、田头路边，多着呢（其实对照老百姓的需求和上面下达的派购任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这是一道十分壮观的挡土培，从贺家屋场（贺家早已搬走了，这里住着队长路其炯，但是人们仍然习惯地叫它贺家屋场）背后起，沿腰路蜿蜒向西，连接着四座山头，足足有一公里长，一丈来高，从下往上看，不论站在哪个角度去看，都像是一面城墙。已经来过几拨参观的，公社组织各大队主要干部来看过，特别是区里组织的那一次，有各公社、大队的干部，还有各大队的群众代表，队伍拉起来刚好有这面“城墙”那么长。
        新书记和能玄他们几个从一个特意留出的缺口——那是顺着“城墙”的方向砌就的几步礓礤子——登上“城头”，见队长他们几个已经来了，看着白雪覆盖的平展展的第一道梯田，新书记高兴地说：“路队长啊，你气魄不小呢，就这一个墩，就有十亩开外吧。”
“新书记还没看到一个大问题呀，雪太厚了，等雪一化您就看出端倪来了：这大一块田，没得土，紧搜慢搜，铺了不到三寸厚的土，当公路可以，种庄稼不成。”
“是啊，三寸厚的土，底下是响石窖，到了春三月，一个大太阳晒过就可以拿来磨面了——你们动工之前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吗？”
“怎么没有？我提过，另外几个队长也提过——他们改的田跟我们这里一个模式，而这个墩本来就属于两个生产队——我们都反对把放牛山开了，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来孙书记也赞同我们的看法，可是那一班小将一窝蜂地批判孙书记右倾，作落后群众的尾巴，没有一点革命豪气，听说他们还搞了个举手表决，不过我们这些当队长的就不知道他们争论过程了。”
新书记沉吟一阵说：“麻烦，后面的麻烦还要大。”
        大家踏着厚厚的积雪走过这块“田”，来到工地，第二道挡土培刚开工，它的规模当然和第一道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几个山头再也不能连缀在一起了，只好各自为政，绕山砌一道半圆的培（山的东面十分陡峭，有的甚至和下面的百丈岩一体相连，在那一面改田是不可能的），再向上……不过，既然是打造上天的梯子，困难总是有的，硬着头皮也得上！
        先到的人已经开始扫雪，准备打炮眼；砌挡土培的社员拿着一把树枝去扫石头上的雪，可是这雪就像长在石头上一样，树枝只能给它挠痒痒，他站在那里，不再去扫，也不走开。新书记见他连手套都没有一双，怎么去摸裹满冰雪的石头啊，褪下自己的手套递给他。他久久地望着新书记，然后说：“谢谢您，新书记，可是这几十号人都是赤手攥空拳，您心疼得过来吗？”嘴里说着，手套终究没去接。新书记也没有强塞给他，他说得对，一双手套就能解决问题吗？正在这时，大队孙书记和一帮人也登上“城墙”，向这边走来。新书记迎着他走过去，打过招呼以后说道：“老孙啊，你也种了几十年田了，改出来的这种田该怎么种啊？”
“老领导你说我愿意这样做吗？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我们这深山老林里不缺田种，只当没有的吧。”孙书记无可奈何地说。
队长在旁边插嘴说：“那天作的决议还有好多没执行呢。”孙书记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没有惊奇，也没有反对。
新书记望望孙书记，又望望队长，问道：“还作了一些什么决议啊？”
队长显得有些心气不平，说：“彻底割资本主义尾巴，交自留地，交自留山，交猪圈，交厕所，就差交当年那个姓张的说什么来着，交老婆……”
在场的人一阵哄笑，有一个中年汉子说：“当队长的人，这么一句话就说不明白，他当时是这么说的：‘集中，集中，什么都要集中，就是老婆不集中，但是不一定，大家听通知。’你怕是舍不得交吧。”
其实这句话的出处新书记比他们更清楚，他心里不觉打了个寒战：“可不能又闹到那个样子啊。”
一阵沉默之后，还是那个嘴快的男子说：“谁愿意交谁交，我是坚决不交，你们不是讲自愿么？我就不自愿，我就是个落后分子，怎么啦？”又是一阵沉寂，大家也没有上工的意思，的确，除了打炮眼以外，别的什么活儿都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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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孙书记打破僵局，问队长：“你们生产队的那造反派呢，怎么没来？”
“他呀，你是知道的，他和他那个富农伯伯住一栋房子，分堂直出，厅屋正屋两家各一半，包括神龛、祖宗……”
“怎么？他要和他伯伯把神龛、祖宗分掉？”有人戏噱地问。
“怎么啦，两家干仗了？”新书记怕他们打起来，赶紧问。
“没有。”队长说，“那厅屋门和堂屋门上方的过桥不是都雕有一排牙子么？”
“其实也就是木匠用洗凿挖了曲曲弯弯的那么一排图案，一没写个字，二没画个画，什么都算不上。”有人接腔。
“就是那排图案，他说带着人去把他富农伯伯的那一半拿斧子削掉，说那是‘四旧’——昨天晚上找我借斧子，这时候大约在那里忙活吧。”
“他自己这边的一半呢，不算‘四旧’？”
“没说，他只说削那一半。”
“是的，是的，富农的那一半么，是‘四旧’，当然得削；他自己这半边，属于贫下中农，应当是……”说话的人故作沉吟，“应当是革命的牙子吧。”
大家一时又哄笑起来，不过两位书记一个都没笑。
像以往上工一样，只要不是立即开工，就有人去捡了柴生起火来让大家烤。新书记看着大家围成一圈，有说有笑地烤着，可是看着他们一个个穿着单裤，棉衣不论新旧，一律把腰间扎上，有用草绳的，也有用帕子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他们是在用聊天，用笑声来抵御寒冷——他不禁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紧，于是他使个眼神，孙书记和队长随他走了几步，他说：“我们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这种天气，该放假就得放假。”
        冬天天短，吃早饭大约10点钟左右吧；下午太阳快落山了吃中饭，连中带夜，即使干活，也是如此。大家正上桌子吃饭呢，能黄回来了。能黄用三天的时间转了一大圈。
        早年孩子们小的时候，每年有两个日子是全佐必去丈母娘家的，一是玉花她娘过生日，他总得去的，送不起蛮大的礼物，但是一定送上一份女儿女婿的祝福；第二个不可失礼的时间是过年，腊月间，小年前后，必须去向老人家辞年，风吹不摇，雷打不动，至于正月间是不是去拜年，倒是可以看情况而定，万一有事去不了，老人也不会见怪的。后来孩子们渐渐大了，这些差事就让他们去，从不马虎。今年本来安排能玄跑一趟的，但是能黄说：“我去吧，我看过外婆，再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学校里成什么样子了。”接着她又说，“我还想绕道大溪河，看看菡菡。”她妈妈说：“那也好，一举两得——记着去接二哥二嫂回家过年。”
        能黄从二哥家出来，径直去了学校。一进学校大门，第一眼望见的就是操场里扔了一地的桌子腿、破凳子、木棍之类的东西，连忙去看教室和寝室，只见大多数都上了锁，从窗户里望进去，井井有条，桌椅整整齐齐的，像一排排整装待发的士兵，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墙上的大字报是抹不去的风景；还有几间教室门是开着的，有的甚至没了门，屋内一片狼藉，桌椅东倒西歪，有的身首异处，有的缺胳膊少腿；墙上贴着的大字报，或整张、或半张、或只剩下一个角，无不被寒风吹得“噗噗”作响；黑板上方的大横幅标语也残缺不全，根本看不出是在“炮轰”谁，“火烧”谁，还有“进行”什么的，叫人摸不着头脑。能黄不忍细看，暗想自己幸好早早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当时如果人在这里，谁能保证棍棒不落在自己身上？她要去舅舅家，在大礼堂东边的宿舍里。从大礼堂的窗子里望进去，天哪，这哪里还叫大礼堂？原先整整齐齐的条椅没有一件是完整的，乱七八糟或一堆或一件，或歪着或倒着，全没个样子；墙上的大字报重重叠叠、上上下下，除了贴不到的地方，哪里都是，有的一层又一层，她知道，那是几派的言论，张三不同意李四的观点，就写一张大字报把他的盖上，李四不服气，又写一张把张三的盖上，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新的“革命动向”产生。主席台上方的大横幅上在舅舅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赫然入目，十分刺眼。主席台上除了一些散乱的桌子腿、木棍、纸屑以外，就是几滩变黑了的血迹，触目惊心。她不忍细看，三步并作两步去了舅舅家。
        只有舅妈一个人在家，小瑜在外婆家她是知道的，昨天晚上还是跟她睡的。“舅舅哪里去了啊？舅妈。”
“开会去了，到县里开会去了。这是从靠边站以来第一次通知他开会，太阳从西边出了呢。”舅妈到这时候还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舅妈，这才是太阳从东方升起哩，那样的时候才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月亮往东边落，一切都乱套了。”
        正高兴着，舅舅回来了。能黄连忙上前行礼，舅舅简短地回答了一声，就滔滔不绝地向她们讲述开会的情况：“这下好了，县里成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给学校派来了工宣队，也要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直到他绘声绘色地说完，端起缸子喝水的时候，能黄和舅妈才回过神来。
“真的吗？我们终于可以回学校上课了。”能黄本来是坐下去了的，这时候又站了起来说。
“校园被弄得乱糟糟的，一下子怎么恢复得了啊。”舅妈也担心。
“哪里是说一声复课就恢复得了的。”舅舅说，“明天工宣队就进驻学校，召集各派力量在一起开会——光这一点估计就不会很顺利——那几个小小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有的会明目张胆地伸手要权，有的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惟恐天下不乱，当然大多数教师学生本质上是好的，是个团结教育的问题：这是人武部政委在作会议总结时说的。”
        在能黄的眼中，舅舅一直是一个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长者，今天却像个孩子似的，边说边笑，手舞足蹈，惹得舅妈连连提醒:“你看你看，别说像个校长，连一点点普通的师道尊严都没有了，明儿个怎么去教学生?”
“这不是高兴吗？这不是在家里吗？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们就别扫我的兴了。”说着说着还唱起来了，“高举革命的大旗……”
能黄是第一次听舅舅唱歌，他那男中音是那样的浑厚而有磁性。
        吃饭的时候，能黄问道：“舅舅，看样子新书记也可以回来了？”
“那是自然的，都要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一区能没有他？”
“只是那个浑明起还掌握着一班人呢——我听二哥说的——他如果暗害新书记怎么办？”
“这个是要注意的，不能入了他的手，不过革命群众总是大多数，就是他那一伙也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直说要相信两个95%么？”
        果然，能黄回家的第二天，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个是二嫂的哥哥，护送新书记逃走的那位；另一个……能黄一见，又惊又喜：“怎么会是你？你什么时候去一区当了红卫兵？”见他只是笑而不做声，能黄抽出和他握着的手，“大串联回来就不见了你的踪影，原来你去一区当了红卫兵，快说，是多大的一个官儿？和浑明起是什么关系？”
对方依然笑眯眯的：“先不说我当没当红卫兵，你且猜猜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你姓新，叫新家扬，难道……”
这时候新书记在旁边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能黄，你不知道，他是我的儿子呀。”
        原来这新家扬和能黄是同学，在小龙河上小学，去大龙河上初中，两人都是同班同学，后来能黄转走了，新家扬则在大龙河念到初中毕业，并且考进了城关中学，又和能黄分在一个班：高一一班，所以是再熟悉不过了，只是交往不太多，都是大男大女了嘛。
        两人是来接新书记回去的，一区也要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了。
        屋里正亲亲热热地说着话，腰路上的土喇叭又响起来了：“各家各户都听着，明天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大家忆苦思甜，要作好三件事：一是请老贫农诉旧社会的苦，二是学习语录，三是吃忆苦饭。原本打算全大队集中搞的，考虑到风大雪大天气冷，老的、小的集中起来不容易，影响教育效果。现在分队去搞，各生产队由贫协组长负责，请大家要端正态度，认真对待，这是一个革命态度问题，一个无产阶级立场问题。”
能玄笑道：“正好，新书记参加我们的忆苦思甜大会，吃了忆苦餐再走吧。”“不了，我藏在这深山里逃避革命，时间也不短了，还是早些回去吧。”
        生产队的队屋的位置大致是全队的中心位置，离各家各户都不算远，但那是一处独立的房子，屋里扁担、箩筐、风斗、晒席……应有尽有，可就是没有锅灶、碗筷，不具备做忆苦餐的条件；虽然和队长家相距不远，但是队长家人口不多，也没多少炊具。于是队长和能玄他二老爹、三老爹商量，借他们家搞一下，一是位置不算太偏，全队集中起来比较方便，二是一个屋场两户人家，房子虽然没有队屋宽敞，还算可以吧；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基本够用。贫协组长是个忠厚人，自然没有异议。
        吃过早饭，大家陆陆续续地来了。队长望望几名红卫兵战士——说实在话他们以至本大队整个红卫兵组织的成员，野心不算太高（他们最大的欲望是当个会计或是民兵连长），能力不算太大，受大气候的影响，斗了斗当权派，基本上偃旗息鼓了——见他们没有发表意见的意思，就说：“上面布置了，我们就要认真地执行，把这一顿饭做好，吃好，对青年人也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教育，对我们这些老家伙……”
于是有人插话：“你还不老呢，30几岁，年纪轻轻的说什么老啊，正是前途无量的时期。”
“是啊，我还不老，不过属于在旧社会吃过苦的那一类人。至于前途，我的理想就是和大家一起白天能吃上三顿饱饭，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就可以了；要说前途，像能玄他们几个，有个能力强的爸妈托着，都捞个金饭碗端着，才算前途，恐怕我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能玄妈妈连忙说：“哪里哟，无非是下人们的造化，赶上了社会主义这个好时代，我俩口子什么能力哟，他呀，三棒头打不出一个屁来；我呢，在东银呆不下去了，逃进这深山里的，这算有能力的人吗？”
人们顿时哄堂大笑，特别是青年人笑得更响，因为人们都把她进山自己作主嫁给全佐当作一段传奇来讲，来听，并且常讲常新，百听不厌。
“矮子里头拔将军，你俩总是我们山里人的英雄。”队长说，“说正题吧，吃忆苦餐，首先要忆苦，我们这些人在山外或因为租子过重，或因为天灾人祸混不下去了，躲进这深山里的，我们生产队乃至我们大队大致都是这样，用流行的话说叫苦大仇深，队伍倒是很纯洁的。二叔，”队长叫着能玄的二老爹，“你给大家作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都是自家人，别紧张。”
二老爹憋得满脸通红，方才说了句：“都过去几十年了，说什么呀？”
队长想了想，也是，硬让他说几句，也是有头无胳膊的，就又说：“那三叔说吧。”
能玄望过去，三老爹的脸更红，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挣出了一句：“我，忘记了。”是啊，老人心重，自从全佳死后，老人变得更沉默了，几乎不大开口说话。
队长知道自己一时疏忽，点错了名，解嘲似的说：“算了，我替他俩说吧。老人们三兄弟是民国25年因为遭受大旱交不起租吃不上饭才逃进深山的，原来指望打一杵，缓和年把两年搬回去，谁知道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占了宜昌，低山高山一个样，兵荒马乱的，回不去了；而且天下乌鸦一般黑，种这里的田交了租，还得应付兵夫粮款，节衣缩食也只能维持生活，拿什么搬？就这样今年望明年，直到解放，分了土地，也就安心在这深山里过一辈子了。”
“你这是说的亓家，你自己呢？把你的传奇经历讲给我们听听。”青年人起哄。
“大同小异，大同小异，没什么讲头。”队长连忙说，“这冰天雪地的，蒿子、白叶还没发芽，狗心草挖不出来，我们就把黄豆叶子拿来拣干净，把漆枯（饼）拿来筛过，就用这两样东西和上面，蒸一甑子饭，打一锅懒豆腐，吃过了大家早点回家，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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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                新家扬

        新年过后，能黄就去学校了，她先去学校报了名，回头就去看舅舅。舅舅不在家，进山买课桌去了，学校的课桌损失很大，不够用了，县城几家木器社的存货搬完了，而且加工能力有限，本来只需要总务处去办的事却成了校长的当务之急，他一早就动身了。
        舅妈和小瑜在家，能黄上前请过安，见舅妈在忙着写东西——是啊，开学嘛，估计是教学计划什么的——就进了小瑜的房间。
“你在写什么哪，小表妹？”
“哟，黄姐姐来了。”小瑜十分高兴，“来，黄姐姐写一篇字，好吗？”原来小瑜在写毛笔字。
本来几位哥哥上学都用过毛笔，刚好从能黄上学起，老师说可以不必用毛笔了，一律改用铅笔，三年级以后用钢笔，她压根儿就没用毛笔写过字。见小瑜让她写，兴之所至，也写了一篇，拿来和小瑜的一比，能黄自觉惭愧：“我的毛笔字比不上小瑜呢。”
五岁的小瑜见表姐夸奖自己，连忙说：“每天上午妈妈教我画画，画半小时；下午，教我写字，第一天教我磨墨，第二天教我执笔，第三天才教我写字，也是每天半小时，不许偷懒。”
能黄故意撅着嘴说：“我舅妈偏心眼儿，还说喜欢我呢，教小瑜写不教我写。”
“你可以让你妈妈教你，你妈妈不教你吗？”
“教，怎么不教？我妈妈呀，一支笔这么长，”能黄用手比了个挖锄的长度，“在地上写字。你听说过入木三分吗？我妈妈写字入地一尺。”
“我不信，下回你妈妈来了，我让她写给我看。”
能黄用手刮着小家伙的鼻子：“我妈妈是谁啊？”
“我姑妈，你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金哥应当去安排学校复课的事。工宣队长是个锻工，上过一年初中，算是工宣队里文化水平最高的，所以派到本县最高学府——城关中学来了，人还是蛮和善的，粗大的个子，胖胖的圆脸，人称弥勒佛。他十分尊敬金哥，学校的事虽说由他这个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拍板，其实他都是或公开或背后问过金哥才作决定的。买课桌的事，他说：“这些杂事应当我去跑跑，毕竟没什么技术含量嘛。”金哥说：“算了吧，谁不知道你那疝气三天两头的犯，一旦犯了走平路都吃力，能爬那山？”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希望另一位副组长，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邹老师跑一趟——金哥要管的事实在太多了。偏偏这时候他声称他的妻子病了，要陪她去医院。谁不知道呢，前几天他去调戏一位刚来上学的女学生，闹到工宣队长那里去了，他妻子一气之下，回乡下娘家去了：分明是不想出这趟苦差。
        工宣队长在学校里，倒也没闲着，他去请了两名木匠来作指导，组织学生修理桌椅。当他推开大礼堂的门，血迹斑斑，一片狼藉，队长“哗”地一把撕开自己的衣襟，露出一起一伏的胸膛：“像过了日本人似的，王八蛋！”同学们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声不吭，忽然，像一群麻雀子，一哄而散，找扫帚、撮箕和铲子去了。
        数学老师是高中部自然科学教研组组长，业务骨干，可是据说他又是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师，57年差一点没划成右派，这次运动一开始就把他作为牛鬼蛇神拉出来斗了一通，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没找出他有什么反动言行，不过就是说话尖刻一点，比如有一次在校办农场给苞谷地锄草，一个名叫都琳瑙的同学拄着锄头站在树阴下不干活，而其他同学正挥汗如雨地干着，这位老师刚好锄到她身旁，没头没脑地说道：“你难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也许匆忙之中他没有去想想这句话的伟大出处，脱口而出，酿成了一大罪状。还有一次，一位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同学把一盆洗脚水随手泼了出去，溅起的泥点污染了对面墙上一片新刷的白色墙面。不早不迟，这位老师偏偏在这时候经过这里，顺口吟道：“勤劳泥工涂雪壁，师生本应特珍惜，贪图轻便一女士，盆水溅起万点泥。”一首小诗，引起的波澜也不比那几点泥浆大多少，不巧的是被讽刺的竟是一位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女儿，这还得了？虽然在批斗会以后他反复向被他“伤害”过的学生道过歉，当事人也原谅了他，但是小将们能原谅他么，或者说能放过他么？被斗、陪斗、游街让他感觉颜面扫地，只有听到上课铃响了，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因为如此，即使进了课堂，有时候也不免尴尬。有一天上课，都琳瑙问他：“老师，你说我们学了几何，能知几何啊？”谁知道这位老师脱口而出：“不学几何，安知几何？收收心吧，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过今天讲的是《三角》，不是《几何》。我讲完了以后请同学们认真做作业，然后两两相对，互相检查，当然，如果有同学一定要让我过目，我也不拒绝。”
这是复课以来的一项重大改革，为了给老师们留出足够的参加“斗、批、改”的时间，为了增强同学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消化能力，各科作业由学生互相交换检查、批改，他一个数学老师有什么办法，只能点到为止了。不过在能黄的印象中，这位老师讲课还是十分认真的，比起某些老师来那是大相径庭的。
        能黄和新家扬同桌，班主任这个不经意的安排成全了两位上进心强的青年。他俩在互相检查作业的时候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收获的不仅是作业本上的满分，而是对知识的真正的融会贯通，这种经过互相切磋、反复订正还一遍又一遍往老师的办公室里跑，当然，包括数学老师的办公室。他们掌握知识的喜悦岂是一般同学能够理解的？它的外在的、量化的表现就是期中考试成绩门门优秀。
        期中考试结束以后，班上举行了一个“又红又专，不让一位战友掉队”的主题班会，班会是利用星期六晚自习的时间举行的（按惯例星期六晚上不上自习）。会前，班长都琳瑙特地通知能黄和新家扬，希望他俩能在会上发言——由于造反刚刚开始的时候能黄就逃离了战场，当了可耻的逃兵，她已经不担任班上的任何职务；有红卫兵这个组织发挥作用，学生会之类的全校性的组织自然不必恢复；新家扬由于是从大龙河考进来的，基础差，从进校就没有担任过干部，他自己好象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几年来一直埋头学习——能黄想，是啊，期中考试的成绩太糟糕了，好多同学有多门功课不及格，某一门课得几分或是几十分的不止一位，成绩优秀者更是凤毛麟角，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成绩差的同学成天议论的不是如何听讲做作业，而是某老师讲某个地方应该联系政治讲，突出政治；某老师讲某课程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暧昧；某老师穿着漂亮，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而且大家都只有一丈五尺布票，她凭什么……能黄很想借这个机会和这些同学交换意见，奉劝他们把眼光盯到书本上来，把心放在学习上，用合格的成绩迎接祖国和人民的挑选。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新家扬，他说：“我也有同感，我们在班会上一起说说吧，不过要注意态度平和一些，用词委婉一些，不要像斗走资派那样火药味十足，结果会适得其反的。”“是啊，现身说法，介绍我们的学习经验，心得体会，比提醒别人的不足要好一些吧。”
上课铃响了，班会开始。班长都琳瑙首先领着大家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就是班长发言，点明班会的主旨：“开学以来，我们班上逐渐形成了一股歪风邪气，最主要的表现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说白了吧，就是我们班上出现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钻到书本里出不来了，也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资产阶级存在，忘记了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忘记了一旦有机会就会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忘记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存在，特别不可思议的是某些同学动不动就往数学老师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那里跑，还有一点无产阶级立场么？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大家都像这样子，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我本不想点名，但是为了不使一个战友掉队，也不是和你们个人有什么不对付的地方，批判的只是一种思潮，一种现象。”
这时候有人说：“还是点名吧，难道你想帮助他们蒙混过关不成？”
“点名是为了帮助同学提高认识，又不是和他个人过不去。”
……班长将该说的话说完了，做出一种十分为难的样子，环视一周，缓缓地说：“那我还是点名吧，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新家扬、亓能黄两位同学，希望你们从思想深处寻找产生错误的根源，狠斗私心一闪念，悬崖勒马，不要走到革命队伍的反面去了。”
接着就有人替他俩分析产生如此严重错误的原因：“两位同学都是出生在贫下中农家庭，根正苗红，本来应该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的，只是你们忽视了自身的思想改造，在斗争的关键时刻逃避斗争，远离了组织，失去了改造世界观的大好机会，这对你们自己，对组织都是极大的损失。返校后又不主动向革命派靠拢，而是一头扎进了书斋里。看起来你们和大家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听着同一名教师讲课，做着相同的作业，但是你们思想上却和广大革命同学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以至越掉越远，甚至格格不入。好比走路，本来大家一同出发，但是别人走远了，你们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在倒退，特别是和那位貌似强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走得太近……”
他的长篇大论还打算继续演讲下去，没想到能黄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别说了，我没有错，我也没有什么好检讨的。”能黄尖声说，“自己不用心学习，同老师胡搅蛮缠，影响同学们学习，倒教训起别人来了，考试打50分、60分就是好学生了？就是革命的了？‘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我把你们常常挂在嘴上的这句话奉送给你们吧。”尽管在激愤中她并没有把话说满，她不想刺激那些成绩特别差的同学，人家跟不上有着各自的原因，有几位还十分着急。但是不管怎么说，能黄是捅了马蜂窝了，那些革命派的火力向来是十分猛烈的。能黄自然也不甘示弱，眼看战火就要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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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扬起先用胳膊肘碰碰能黄，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了，可是不管用，突然他冷不防一手按住能黄的肩膀，使她不得不坐下去，自己缓缓地站起来，说：“谢谢同学们的帮助，我们一定深刻检讨，认真向同学们学习，尽量向同学们靠拢，作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能黄几次试图站起来，都被他紧紧地按住了。“革命派”自然也不想继续同这个不可理谕的刺儿头纠缠下去，顺水推舟，草草收场。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陆续走出教室；能黄气鼓鼓地坐在那里，不动也不说话；家扬也坐着，也不动，眼睛注视着黑板上方那一排用白色粉笔粗粗地写上又用红色粉笔填出一种立体效果的大字：“又红又专，不让一位战友掉队”。
最后一位同学刚刚走出教室，能黄就气愤愤地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那叫又红又专么？什么白专道路？我们错在哪里了？”
新家扬的眼睛仍然盯着前面，像要把这一行字铭刻在心里一样，嘴里说道：“你没看那架势，是讲道理的场合么？你又红又专的标准是什么？人家的标准是什么？能一样吗？”
“起码也要进行辩论。你没有注意到吗，多数同学没有发言，只是他们那一伙几个人在说话，如果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大多数同学会支持我们的。”
“不会。会场是他们操纵着，甚至一言不发的班主任也是向着他们的，不管他的内心想的是什么。”
“就这么算了？那不是不明不白地打了个败仗吗？”
“你还要怎么样啊，谁叫你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啊？那些没发言的同学对你已经是一种无言的支持了，还不够么？”
短短的一个学期很快就结束了，让能黄大跌眼镜的是，整个毕业班的同学（当然包括高三二班和所有初中毕业班的）统统拿到了一张红彤彤的毕业证书。
毕业典礼上，胖胖的工宣队长宣布：所以农村来的同学，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有城市户口的，听候分配，在一个星期以内，可以向学校提出要求，你希望去哪个公社，哪个大队，领导上会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
从主题班会那天以后，能黄就不大理会新家扬，虽然两人共用一张书桌，同坐一条板凳，但是能黄故意坐到板凳的尽头处，以至中间空出一大段位置。家扬知道她是在为班会上未能尽情辩论生气，可是能由着她的性子来么？但他也不便找她去解释，所以就一直这么绷着。可是今天毕业了，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一时大家都绷不住了，不只是他俩，而是和每一位同学都有了说不完的话，有执手相叙的，有拿个小本本请对方题字的，有互赠纪念品的……
能黄主动问家扬：“你去哪里呀？”她再也绷不住了，家样去哪里对她十分重要，为什么重要，她也说不清楚。
“我想回小龙河老家。”
“一区哪一个大队的条件都比小龙河好啊，你爸是区革委会副主任，你就是想去河边大队也不是不可能啊。”
“既然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还是离爸爸远一点为好，再说，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小龙河吗？”
能黄陡地脸上一红，说道：“你欺负人，我不和你说了。”逃也似地跑开了。
小龙河大队根据上面的精神，在离大队会不远的地方盖起了一栋房子，用来安置上面分配来的十名知识青年，所以起名“青年之家”。这十名青年中，新家扬是土生土长的小龙河的人，只是几年前就随父母迁走了，爷爷奶奶也相继故世了，原来属于他家的房子让给叔叔了，那房子只是一座庄屋，并不宽余，新家扬只好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和另外九位住在一起。这里向四方展开，连接着五个生产队，所以他们十个人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分在五个生产队干活。由于新家扬被开过主题班会，那主题，那过程，同学们能不知道？因为不是同一个班，展转相传，越传越玄乎，越传越神奇，大家倒把他和能黄当成了英雄，自发地选他作这个青年之家的“家长”，当然，他是本地人，比较地熟悉情况，便于沟通，也是重要原因。
“同学们信任我，我自然义不容辞。”新家扬说，“只是这名义上是个家，到底是一个特殊的家，千万不能叫‘家长’，叫组长吧，或者叫会议召集人也行。”
“说‘家长’不确切，可也不能只是个会议召集人啊，对外，你要代表我们这个集体去争取我们正当的权益；对内，你要协调大家的关系，比方说，每天要有人做饭吧，总不能高兴了大家一窝蜂去做饭，大家都没兴趣了那天就不生火了？还有，亲兄弟，明算帐，‘家’里的收进支出也要记个帐，作个分配吧。”于是，新家扬作了这个特殊家庭的组长。
新家扬把大家安顿好，自己独个儿去了叔叔家。他一上稻场坎，第一眼望过去，心里就一阵颤动。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家人口比较多，老少几辈人，他叔17岁，还没结婚，自然都住在一起。他家是雇农，本来可以要求去刘家院子分房子住的，但是家扬他爸说：“算了吧，庄屋虽然破旧，我们总算有个家，缺房户多啊，可供分配的就那么几间房，还有乡政府、学校都需要房子啊。”后来，家扬他爸调到一区去，就全家迁走了，把自己名下的一股脑儿给了老弟——就是家扬他叔。可是现在这屋，站在屋外，飞檐上都能望见漏子；那墙，更是惨不忍睹，上部，屋檐能遮住不致飘雨的地方，还有点老墙的样子，平平整整的；往下这一段，整个一个大麻脸；到楼栿头子以下的墙面上更是惨不忍睹，道道沟壑，能清晰地看出当年打墙的时候形成的一板一板的痕迹，纵横交错，牛子眼个个展示出深邃的内涵；黑褐色的大门裂开无数或长或短的口子，就像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时日的艰辛。叔一家刚吃过午饭，他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喝茶。家扬走进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大门，叫了声“叔”，他叔这才发现来客了：“啊，家扬……快坐。”岁月沧桑使这位30来岁的汉子变成了60岁的老头。九岁和七岁的俩妹妹在帮着婶婶收碗、抹桌子，五岁和两岁的弟弟一丝不挂，还在吃饭，小弟弟看来还不太适应，撒得满地都是。尽管贫穷，一家人还是热情地欢迎他，其实，爷爷和婆婆健在的日子，家扬每个寒、暑假都要来的。
叔一见他就开始诉“苦”：“家扬啊，这人的命是犟不得的，我和你爸一母所生，他咋就能当干部，吃香的喝辣的，你兄弟几个走出来人模人样的；你看我这样子，我和你婶婶累死累活地干上一年，糊不住六张嘴，两个读书的，马上就要放假了，每人几角钱的书钱还欠着……”
“妹妹们还没放假么？”新家扬对叔妇人般的唠叨司空见惯，找着个机会插上一嘴。
“快了，今天上午考完试，放两天假，大后天去拿成绩单。”
俩妹妹已经很懂事了，对老头（其实他才30来岁）见谁就诉苦大约很反感，同哥哥打过招呼就都出去了。
家扬目送婶婶挎着篮子和妹妹们一道走出去，回头对叔说：“叔，我还是个学生，刚毕业到这里来落户种田，没带多少钱，俩妹妹所欠的学费和下学期开学的钱，我去问问老师，得多少，我交了。往后哇，我也在这儿种田，我们一起来改变小龙河的面貌，好日子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哩。”
“怎么争取呀，你说这又要造反又要种田，折腾到几时才是个头啊？”
“您是贫下中农，还是贫协组长，要发挥一点作用，这‘反’是不能再‘造’了，倒是该让大家在一起想想怎样改变这山乡的面貌，要手里有东西才好说话哩。”
“是啊。”叔若有所思。
家扬接着说：“您不信啊，我咵个白您听吧。前几天我回去刚好看见我们那边一区的河边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一起来找我爸说事，您猜说什么吗？”
“你快说啊，我怎么猜得着？”
“那书记说了好多恭维我爸，恭维区领导的话以后，忽然话题一转，说道：‘新书记啊，您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我爸说：‘什么事啊，你说吧，不违反政策的事我一定帮忙。’‘不违反政策，不违反政策。’那大队长说，‘完全符合多劳多得的政策。您知道，由于区委的正确领导加上天老爷的凑合，去年的柑子大丰收，还有其他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少呢。刨出四大提留，每个劳动日合九块多钱，可是方案报上来，公社不敢批，作为特殊情况报到区里，秘书看了看分配方案，大笔一挥：准于每个劳动日按3元分红。您说，这……’我爸说：‘你们不是通过涨30%的工分，外带这津贴那补助搞得差不多了吗？’那书记倒叫起苦来：‘我的好书记哩，您说涨30%，能分多少？津贴、补助我们也不敢乱发，因为怎么发都不平衡、不合理，日后我们几个干部也不好交帐……’听到这里，他们没笑，我倒先笑了，拿着钱不知道怎么分。叔，您说可笑不可笑？”
“要是我们碰到那个好事就好了。”叔不禁手舞足蹈，好象那分不了的钱可以由他们生产队支配似的。
“那是人家的劳动成果啊。”家扬说，“人家是挣了钱不敢分，怕违反了政策；我们什么时候也能为集体挣得盆满钵满，大家也就都有吃的，有穿的，有钱用了。”
叔不禁一下子又沮丧起来：“你说得五彩缤纷的，苞谷粒我知道从土里刨出来，可是钱从哪里来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回小龙河来了，大家一起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