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农民写小说上瘾，5年1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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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得正好，告诉他们我该代他们哪门课啊。”
“你们听他瞎吹，他代哪门课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晚上他住这。”他指着能玄的床位说，于是几个人一齐大笑起来。也难怪几位同学把他误认成了老师，能玄25岁的舅舅个子还没他高呢。
前年，大约也是这个时间吧，金哥拿着一纸介绍信，推开学校办公室虚掩的大门，见里面座无虚席，还有老师在发言。他连忙说：“对不起，打扰了，我等会再来。”校长的座位正对着大门，见这个个头不高却英气勃勃的年轻人彬彬有礼，大致猜到了他的身份，遂问道：“你找谁？”
“我是新分来的教师，我叫泊金哥。”
校长此时心里一动，说：“快进来坐，我已经接到通知的。”
“各位领导在开会，我还是等会儿再来吧。”
“不碍事，你坐，我正有话对你说呢。”
学校高中部原有两个班，新招了两个班，两个年级四个班——当文教局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去城关中学任教的时候，特意介绍了这一情况的。金哥想，有可能经我的手送出城关中学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呢。可是，学校的分工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原来，学校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初中部，每个年级六个班。每年新生名单一到手，学校就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操行评语进行比较均衡的分配，各个班既有品学兼优者，也有相对差一点的，可是这个初一升初二的六个班，老师们普遍反映，“我这个班上某某学生太调皮”，“我这个班某某学生底子太差”……诸如此类，一句话，没法教，这几个学生拖了全班的后腿，说得更严重的是搞得别的学生也没法安心学习。校长统计了一下，六个班竟有二十几名这样那样的差生，一咬牙，说：“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人数不够的在各班再抽几名差生，凑一个班，让他们互相影响去吧，别一只老鼠坏一锅汤。”当场就把名单给定下来了。为了不让他们一开始就蒙上心理阴影，定为初二四班，给人一个“中等”的印象。一切都设计得天衣无缝，忽然大家发现，忽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谁来作这个班的班主任？原来二四班的班主任肯定不干，其他几个班的班主任更是不干，这下乱了套了。正当大家慷慨陈辞，各抒己见的时候，金哥不早也不晚地出现在门口，校长眼睛一亮：“来，来，来，快坐，小泊老师。”说着站起来给他倒了一杯水，看似很随便地问道：“泊老师啊，对你的工作有什么要求，或者说有什么希望？尽管说，只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金哥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的安排，至于要求嘛，也说不上要求，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请领导分配工作的时候适当考虑我的专业。”
校长顿时眉开眼笑，说道：“泊老师，你是名牌大学来的，又是高才生（说实在话他还真不知道这小泊老师是不是高才生），给你一个锻炼的机会，作初二四班的班主任——要知道一般新老师作班主任是没有先例的。”
金哥本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地进入高中部，作班主任还是科任老师倒无所谓，但是自己已经表了态，领导也安排了，金哥略一迟疑，说：“谢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和各位科任老师一起把这个班带好。”
校长终于松了一口气，看起来一道无解的难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至于能不能把这个班带好，校长心里有数，其他领导心里有数，各位老师心里也有数。
在举行了开学典礼然后走进教室的那一刹那，一场较量就开始了。上课铃响过，走过那一排鸦雀无声的教室，金哥来到初二四班教室门口，里面乱哄哄的，同学们还在激烈地争论一个什么问题，根本没有谁注意到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了。金哥打了几次招呼，大家仍然置若罔闻，有的面朝后面，有的面朝前面，但是朝前面的也没有理会老师，而是在互相争论；有的甚至下了位，在过道中挥舞着双手讲着什么，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金哥大致看了一下课桌和学生，估计至少还有十名学生没到。他再次轻轻地敲着讲桌：“同学们……”仍然没有人理他，不过他看出来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坐在座位上，无动于衷，没有一般教室里那种循规蹈矩的声音：“老师好。”但是也没有参加那些同学的“讨论”。金哥灵机一动，夹起本子，转身慢腾腾地向门外走去，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有一个学生说了句：“看你们，把老师气跑了，怎么办？”
金哥回过头来，不等下面再说什么，走上讲台，说：“我没有跑，更没有哪位同学气我，我看到同学们虽然只是分开了短短的一个暑假，见了面这么亲热，我很高兴，同学们如此地团结友爱，如此地坚持真理——认识有个过程嘛，我们暂且不去评论谁手里掌握着真理——给了我信心，我们有这样好的班集体，何愁不能把我们班带进学校的先进行列呢？你说是不是？”他指了指面前第二排的一位同学。这个同学脸色绯红，显然是刚才激烈的争论者之一，这学生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提问，相反他一开口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老师，上学期我在一一班，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把我转到四班来？还有，张昊在全年级是上了榜的差生，四门功课不及格，让他在六班呆着不是很好吗？凭什么搞到我们这一班来？……”
“好，你提了几个‘为什么’了，等我回答以后你接着提好不好？”
这个学生没做声，但是大多数同学异口同声地说：“好。”
这时候门口有几位同学打报告，金哥一一让他们进来，坐好，然后说：“同学们，我是昨天才报到的，从前天往回数，你们似乎叫我金哥同学才合适。”一时大家都笑了起来。等大家笑过了，他接着说：“学校为什么要重新编班？据我所知，各年级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我想，应当属于正常吧，领导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就不要去深究；作这样的调整也给我们的交往提供了更宽阔的平台，有什么不好呢？”他停下来，看看大家，见没有人表示有发言，接着说，“至于张同学，哪位是张昊同学，我们认识一下？”
短暂的沉默之后有人说：“老师，他还没来呢——他呀，我原先和他就是一个班，知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散漫惯了。”
“啊，没有来，在寝室呢，还是去了哪里？”
“不是，他是这街上的，走读。”
“谁知道他的地址吗？”金哥说着朝下面看了一看，“看来不止张同学一个人，还有几位同学也没有来，下课以后请熟悉他们的同学告诉我地址，我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他顿了顿，望望全班的同学，忽然转换了话题，“同学们都知道《永不掉队》那篇课文吧？”没有人吱声，但是金哥知道这是上学期的一篇语文课文，接着说，“我们是一个集体，大家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督促，大家一齐前进，不让一名战友掉队。”
开始是稀稀拉拉接着是热情激烈的掌声。
金哥环视整个教室，用手压了压，让大家安静下来：“这就算我和大家的见面礼，我说的第一句话，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一个纪律涣散的团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要批评我们有的同学，无视学校纪律就是不尊重集体，不尊重他人的劳动，其实也轻贱了自己，认为今天只是举行开学典礼就可以擅自旷课、迟到和早退——当然，有特殊原因的除外——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养成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习惯。”
这时候有同学举手。
“好吧，你说。”他点了一名同学。
“我错了，老师，今后我改。”
“好，好，知错就改，这就是好的开端，有相同意见的就不必举手了，过了的，就不再说了，以后大家务必以《中学生守则》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为行动准则，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位同学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现在我说第三句话，也是我们这个开场白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的班委会，那是我们班集体的核心，我不打算今天就搞一个选举，那太草率了，当然，我更不会不负责任地随意指定几名同学充任。我希望大家用书面的形式推荐班干部，可以推荐别人，也可以推荐自己，说明谁适合哪个岗位，如果推荐自己还要说明我上了某个岗位将会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做好工作，竞选失败了我又会怎么作？不过有一点大家要注意，被推荐者必须是我们这个班集体的一员，否则，我可没法满足你的要求。”
同学们顿时笑了起来。
下午，金哥按照那位同学的指点，来到张昊的家里，这是城外河街的上街背街依山的一排小土屋中的一间，土墙上还残留着一些烟火燎过的痕迹，不知道是得罪了祝融君呢还是？金哥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恐怕这还是当年日本飞机的杰作吧。破败之象触目惊心，屋上盖的前一半是瓦，后一半是茅草，楼栿明显是拔掉原有的重新拿原木穿过的，墙洞历历在目，还没有挂泥和粉刷，一看就知道在这个贫民窟一般的小巷里也属最差的。
张昊不在家，家里只有一个小姑娘和一个躺在床上形容枯槁的中年男人。
“张昊同学在家吗？”金哥进门问道。
这时小姑娘正在给中年男人喂水或是喂药吧，见有人进来，小姑娘站起来：“我哥跟着我妈到码头上背脚去了——您是谁呀？”
“我是他的老师，今天他没上学，我来看看。”金哥说，“你多大了，上学了吗？”
“我十岁，上四年级，今天去上学了。”小姑娘说，“我哥的学费还没凑齐，昨天去没报上名。”
“小兰，请老师坐，给老师倒茶。”
要不是近在咫尺，金哥真以为是从古墓里发出来的声音，他连忙跨前一步，说：“大叔，我是您儿子的老师，来看看他的——真不知道您病得这么厉害。”
“我没啥，老病嘛。”边说边挣扎着想坐起来。
金哥伸手按住他：“您躺着吧。好好休息，别着急，等会您儿子回来，让他明天去上课，钱不够以后再说。”
“谢谢您，老师。还劳您老远来看他。”断断续续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他娘俩今天背一天，大概就可以凑齐了，明天一定上学的，再困难，我不能耽误了孩子们哪。”
从张家出来，金哥的心情非常沉重，初中生扛码头，个中滋味他能不知道吗？他去找了几名学生一打听，仅城里像张昊这样的情况就有三名，班上还有吗？因为家里有实际困难却又不肯告诉别人，影响了同学们甚至老师们对他的看法，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学习成绩——这些学生，不论成绩好坏，都不能把他们当作差生！
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金哥和几位科任老师还有一些同学的前任老师交流，还抽出三个下午和一个星期天，下乡走访了一些生产队和家庭，发现像张昊这样的情况有14名，无疑这批同学是要从解决实际困难入手的。
一下子找到了全班三分之一的“差生”的“病根”，金哥信心大增，乘胜追击，排查出二十几名学生是因为成绩比较差，而且大多是某一科的成绩差缺乏信心的，要知道他们都是经过角逐进入初中的，他们不是笨蛋！百思不得其解。忽然，灵光一闪，他想起了学医生的外甥亓能地，想起了他们常常提起的狄老师，也许他们的看法有些偏颇，但是由于某老师不负责任造成学生某一科成绩差的情况大约是有的，现在去埋怨他们显然不是办法，。金哥和各科老师商量，有针对性为他们补课，鼓励他们，这部分同学很快就赶上来了。二四班有了一个大的突破，剩下的那几个大名鼎鼎的调皮生居然也变“乖”了，学习成绩都有了一定的进步。金哥想，他们不是天生的调皮蛋，他们希望引起老师的注意，他们需要得到尊重；学生不是敌人，不能把学生当敌人，老师是园丁，老师是人梯，老师是学生进步的催化剂。
金哥接手二四班的第一学期，真的拿了个年级第四，在散学典礼上校长当众表扬了二四班，就在操场上，大家顿时跳起来了。第二学期，排名上升到年级第三。到初中毕业，二四班的成绩居然名列年级第二，同学们那个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不过那应当算是另外几位老师的功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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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冰将破

        大家喝着能玄妈妈泡的茶，和新书记一起嗑着瓜子，聊着天，因为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大伙聊得特别起劲。聊着聊着，队长忽然对一个小青年说：“你爸不是说不理新书记了吗，你怎么今天也来了？”
“我爸是说，请新书记吃个饭就像拉新娘子上轿一样，我没有别人的面子大，干脆不理了。”小青年就像十分委屈似的说，“爸常常说：‘一看到柜里白洒洒的大米，我就想起新书记领着我们改河打水田的事，没别的方法表示谢意，唯有请新书记吃顿饭，可这一点小小的心愿也难以实现。’”
“这好办，我们排个班次，一户一户地请，不要争。”队长说。
“那不行，刚才我爸还说了：‘玉花婶婶家被坏人盯上了，让新书记到我家来，我家偏僻一些，他们很难找到这里来。’”小青年说，“我爸还说：‘小顺子呀，你可要记住，新书记上了咱黄岩屋，咱得把眼睛睁大点，我看谁敢动他一指头，除非他的小命儿不要了；要是那个王书记呀，我才懒得理他呢。’”
新书记和大家一起都笑了。
能玄不知就里，问道：“王书记怎么啦？”
“你在外面读大书，近处的事自然不知道。”队长说，“这王书记没别的爱好，就好盯着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而且屡屡得手，所以人们都不喜欢他，避着他。武斗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头头吩咐：‘去，把走资派老汪抓来，先给他退退火气再说。’谁知道执行者中有一个人的妻子被这王书记睡过，他带人闯进王书记的家，不由分说把他拉出来，在一个背街上把他揍得鼻青脸肿，胳膊脱臼，然后带到会场。那个头头看了大吃一惊：‘怎么抓的他？’那人轻飘飘地说：‘你不是吩咐我们去把老王抓来，先退退他的火气再说吗？’”
        正在队长说话的当口，玉花对能玄耳语一番。队长他们和新书记正说着话，发觉了老俩口的“阴谋”——两间屋仅一门之隔，女主人加米加菜自然瞒不过大家的眼睛——先是队长站起来告辞，并且走出了大门，其他人见状也都往外走，有的出了大门，没打招呼就跑了。能玄他们一家三口拉住了四个人，可是等他们去拉稻场里的另外几个人，这几个又跑了。正当他们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听见大队孙书记拿个土喇叭在后面腰路上喊话了：“大家都听着，没起床的赶紧起床，早点吃了早饭上基建工地，大雪大干，小雪小干，冰冻三尺更要加油干，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新书记不解地问：“年关将近，不是放假了吗，怎么还干？再说这冰天雪地的，怎么干啊？”
能玄说：“下第一场大雪的当天还干了一整天的，当晚就说：‘明天开始放假，开春再干；大家回去消消停停地杀年猪，只是今年破四旧立四新，杀年猪不要请阴阳先生论日期了，管他红杀日、千斤杀什么的，哪天杀猪佬有时间就哪天杀，不要给我惹麻烦’——我估计那边又来人了。”
新书记问道：“你是说公社林书记他们？”
“他们几个靠边站了，现在是几个革命小将在那里发号施令。”
“可年总得过吧，历来都是年前这十来天准备的。”
“准备什么啊？往年这时候大家都在打豆腐、磨魔芋、熬苞谷糖、炸馃子，有些人家还煮扳甑子酒，今年怕是不允许了，三十那天把个猪脑壳煮了，蒸上一大甑子饭，就算过年吧。”
        黄岩屋也有人叫它黄岩头，是从云中大山分出来的一条支脉，它不是一座山头，而是这一架山大小几十个山头，这些山头大半是石头山，长满了灌木和杂草，还有东一棵西一棵的核桃树、漆树，总体来说算是放牛场吧。一条腰路穿行其间，和与之平行的、连接各家各户的大路构成了全大队的交通骨架。所谓的基建工地，大队作了统一规划，就是这些山头，把它们全部开发出来，远远望去，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就像是一架架登天的梯子，该是多么的壮观啊。这里原来的耕地都是一些平埫田、缓坡地、围屋田，大家舍不得改，也不用改，但是学大寨就得改田，不改田算什么学大寨呀？这可是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于是人们把目光瞄上了腰路上的这些山头，这里是公山，大家放牛、放羊、砍柴、砍粪楂都在这山上，所以它就成了光秃秃的荒山，石峰裸露，支离破碎，拿它开刀也在情理之中了，至于其中的核桃树和漆树，没办法，让它们作点牺牲吧，房前屋后、田头路边，多着呢（其实对照老百姓的需求和上面下达的派购任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这是一道十分壮观的挡土培，从贺家屋场（贺家早已搬走了，这里住着队长路其炯，但是人们仍然习惯地叫它贺家屋场）背后起，沿腰路蜿蜒向西，连接着四座山头，足足有一公里长，一丈来高，从下往上看，不论站在哪个角度去看，都像是一面城墙。已经来过几拨参观的，公社组织各大队主要干部来看过，特别是区里组织的那一次，有各公社、大队的干部，还有各大队的群众代表，队伍拉起来刚好有这面“城墙”那么长。
        新书记和能玄他们几个从一个特意留出的缺口——那是顺着“城墙”的方向砌就的几步礓礤子——登上“城头”，见队长他们几个已经来了，看着白雪覆盖的平展展的第一道梯田，新书记高兴地说：“路队长啊，你气魄不小呢，就这一个墩，就有十亩开外吧。”
“新书记还没看到一个大问题呀，雪太厚了，等雪一化您就看出端倪来了：这大一块田，没得土，紧搜慢搜，铺了不到三寸厚的土，当公路可以，种庄稼不成。”
“是啊，三寸厚的土，底下是响石窖，到了春三月，一个大太阳晒过就可以拿来磨面了——你们动工之前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吗？”
“怎么没有？我提过，另外几个队长也提过——他们改的田跟我们这里一个模式，而这个墩本来就属于两个生产队——我们都反对把放牛山开了，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来孙书记也赞同我们的看法，可是那一班小将一窝蜂地批判孙书记右倾，作落后群众的尾巴，没有一点革命豪气，听说他们还搞了个举手表决，不过我们这些当队长的就不知道他们争论过程了。”
新书记沉吟一阵说：“麻烦，后面的麻烦还要大。”
        大家踏着厚厚的积雪走过这块“田”，来到工地，第二道挡土培刚开工，它的规模当然和第一道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几个山头再也不能连缀在一起了，只好各自为政，绕山砌一道半圆的培（山的东面十分陡峭，有的甚至和下面的百丈岩一体相连，在那一面改田是不可能的），再向上……不过，既然是打造上天的梯子，困难总是有的，硬着头皮也得上！
        先到的人已经开始扫雪，准备打炮眼；砌挡土培的社员拿着一把树枝去扫石头上的雪，可是这雪就像长在石头上一样，树枝只能给它挠痒痒，他站在那里，不再去扫，也不走开。新书记见他连手套都没有一双，怎么去摸裹满冰雪的石头啊，褪下自己的手套递给他。他久久地望着新书记，然后说：“谢谢您，新书记，可是这几十号人都是赤手攥空拳，您心疼得过来吗？”嘴里说着，手套终究没去接。新书记也没有强塞给他，他说得对，一双手套就能解决问题吗？正在这时，大队孙书记和一帮人也登上“城墙”，向这边走来。新书记迎着他走过去，打过招呼以后说道：“老孙啊，你也种了几十年田了，改出来的这种田该怎么种啊？”
“老领导你说我愿意这样做吗？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我们这深山老林里不缺田种，只当没有的吧。”孙书记无可奈何地说。
队长在旁边插嘴说：“那天作的决议还有好多没执行呢。”孙书记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没有惊奇，也没有反对。
新书记望望孙书记，又望望队长，问道：“还作了一些什么决议啊？”
队长显得有些心气不平，说：“彻底割资本主义尾巴，交自留地，交自留山，交猪圈，交厕所，就差交当年那个姓张的说什么来着，交老婆……”
在场的人一阵哄笑，有一个中年汉子说：“当队长的人，这么一句话就说不明白，他当时是这么说的：‘集中，集中，什么都要集中，就是老婆不集中，但是不一定，大家听通知。’你怕是舍不得交吧。”
其实这句话的出处新书记比他们更清楚，他心里不觉打了个寒战：“可不能又闹到那个样子啊。”
一阵沉默之后，还是那个嘴快的男子说：“谁愿意交谁交，我是坚决不交，你们不是讲自愿么？我就不自愿，我就是个落后分子，怎么啦？”又是一阵沉寂，大家也没有上工的意思，的确，除了打炮眼以外，别的什么活儿都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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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莫言的《蛙》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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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淑薇

金哥教了一年初中，暑假开总结会过后，校长叫住了他：“泊老师哇，这一年哪，为了让你熟悉学校的情况，从大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也需要个过程，所以给你的担子轻了点，从下学期起，你就该驾辕了。”校长还没说完，金哥急忙说：“校长，我还是先敲敲边鼓再说吧，坐在这个办公室里的大多是我的老师，我怎么好出风头似的抢在前面挑挑拣拣呢？”校长笑笑说：“正因为这里大多是你的老师，大家更加可以亲密无间的商量，开诚布公地讨论，倾心尽力地互相帮助——好啦，说正题吧，下学期你给我们带一个高中毕业班，这可是我们县破天荒第一届，这场戏我们可不能给演砸了呀。”
也就是这个暑假，金哥领着一位齐耳短发的姑娘回到了家里。本来从街上过来是可以从门里直接进屋的，他却领着她朝前走了两步，来到当作柜台的窗口，朝里面说道：“妈妈，我给您把媳妇儿领回来了。”姑娘站在他的右侧老人望不见的地方，在他的肩头轻轻地掐了一爪，用只有他俩能听见的声音说：“你拿什么证明跟你一道走的是老人家的媳妇儿？”金哥嘻嘻一笑，指了指两人的胸口：“证据藏在这里边呀，你不信？”没等姑娘再开口，老人家早已春风满面地探出头来：“快进屋里坐，外面怪热的。”姑娘连忙上前脆生生地叫了声：“伯母好。”“好，好，快屋里坐。”
进门向里，算是厨房，尽头靠墙是单灶、碗柜、水缸之类，相对的这边墙角有梯子上楼。从楼梯口望上去，后檐墙上正中有一个窗子，所以楼上很亮堂，甚至可以从窗子里望见大龙河对岸的一户农舍，以及它周围的一些庄稼地、竹林、柑子树，就像在那里挂了一幅风景画。前面则是老人家赖以为生的小卖部，自打一解放，政府就帮老人家把个铺面恢复了，本来办供销社的时候老人可以把小卖部作价给供销社，持有股份，自己进供销社当售货员，但是老人说：“哎，老了，自己干，干一天算一天，哪天干不动了就关门。”
后墙的正中也是个窗子，如果站在屋后的河坝里望过来，楼上楼下的窗子正好在一条直线上。从这个窗子望出去，菜地和菜地里零星的柑子树一点也望不见（刚才从街上走过来透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间距能清楚地看到这些），倒是远处的溪流、鹅卵石和那一排高大浓郁的柳树历历在目。三个人在窗前坐下，河风吹进来，不算太热，老人家又递给姑娘一把蒲扇：“搧搧，我去烹茶。”金哥连忙说：“妈，我来吧，您坐会儿，和您未来的媳妇儿聊聊天，好不？”姑娘羞赧地望了他一眼，抿嘴儿一笑。老人家其实并没有真正坐下来，她只是把椅子拖了拖，作了个准备“坐”的姿势就边说话边拿火柴去点火，嘴里说道：“还是我来吧，你们一年上头不着家，摸头不是脑的。”姑娘听得出来，老人家说的是“你们”，已经把自己当作家里人了。其实边烧茶边聊天，不耽误的，同一间屋子，中间又没有隔墙什么的。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妈，说起她的名字，她的家族，您可得坐好了啊。”金哥笑嘻嘻地说。
“那是为什么？”
“伯母，您别听他瞎说——我叫厉淑薇。”
“厉秋扬的侄女呢。”金哥又笑。
“真的吗？”老人惊异地抬起头望着他俩，手里划着的火柴停在那里忘了点火，火焰燎着了指头，微微一惊，慌忙丢掉。
“大约是同一位落叶公吧。”厉淑薇看见了老人家手里的动作，装作没看见，继续说，“我们厉姓人家在本县户数不是很多，这厉秋扬的事我听金哥说过；我爸是码头工人，我妈在居委会工作。”
“没什么，没什么。”老人家重新点火，“就是厉秋扬的儿子姑娘，还不是同在一条街上住着，早不看见晚看见的。”
这时候外边有人喊道：“泊妈，打斤酱油。”
“来了。”金哥连忙站起来，转过货架：“哟，是刘妈，您好。”
“呀，金哥回来了，几时到屋的？”
“刚到。刘伯伯他们都好吧？”
“好，好，劳你挂念——毕业了吗？”
“毕业一年了。”
“在哪里高就？”
“在一中，教书。”
那刘妈灿烂的笑容顿时僵住了：“哟，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我还以为你大小要弄个官儿当当呢，教书还用读这么多年？街西头小河边徐家小子小学毕业去县城读了一年，回来在镇上的小学里教了几年了。”
“刘妈，我读的就是师范，从进学校就是准备教书的。”
“不值得，不值得。”刘妈提着打好的酱油，一边走还在一边嘀咕，“哎，这也难怪，这么一点点个子，没个当官的相，当个先生也好，一辈子吃碗轻松饭。”
金哥听了，微微一笑，转身回后边聊天去了。
说起姑娘和金哥相爱，她爸应当算是牵线之人呐。城关搬运社有一名年轻人是从东银码头上来的，和金哥很要好——从一块跳板上走出来的朋友嘛。金哥就凭着这点关系，顺利地到码头挂上了号，每个星期天去码头上黑汗白流地干一天。就凭这，加上寒、暑假挣的，三年初中他基本上没要妈妈掏一分钱。码头上的活儿很苦，一个半大孩子——金哥上初中已经十五岁，年龄不算小了，只是个头不高——能去干这种活，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厉淑薇的爸爸厉秋田，他常常有意无意地帮助他，呵护他。一开始金哥知道他姓厉，而且排行和厉秋扬一样，就本能地避着他，可是渐渐地他发现这位大叔挺和蔼的。码头上干的都是力气活，关键时节有人帮一把，那总是很惬意的。
有一次抬一台柴油机下船，那家伙700多斤呢。有人说用六个人抬，有人说得用八个人，大家轻松一点，下跳板也安全一点。
可是有个章姓小伙子望望在场的刚刚八个人，其中有俩女的，张口就说：“什么轻松不轻松，安全不安全，你不就是想让她们进来混一份吗？要钱嘛，叫声‘大爷’，我那份给她；混钱？没门儿。”他的矛头其实是对着其中一名单身妇女的。
没想到却惹恼了另一名刘姓青年：“什么八抬，六抬？驾四抬！你来一个，我算一个，再来俩，我就不相信豆汁子是酸的。”原来在场的另一名女的是他媳妇，更主要的是他一直看不惯这章姓青年在力气大的人面前像条狗，在弱小者面前像头牛。
“四抬就四抬，谁怕谁啊？”小章自然不肯示弱。
可是还缺俩啊，硬抵硬每人负重差不多是200斤，从颤悠悠的跳板上下来，每一步都要十分小心，而且要相互配合默契，稍有闪失，把人家的柴油机掉到江里去了可赔不起哟。谁都知道这其中的利害，谁也不再吱声，倒把个柴油机‘晾’在一边了。厉秋田本来是倾向于八个人抬的，有钱大家挣，何必把某一个人或是某几个人排除在外呢？可这架势是不行了，俩女的还有另外俩男的早已下了船，走过沙坝，在一棵柳树下乘凉去了。可人家的货还得搬哪，厉秋田拍拍金哥的肩膀：“怎么样，凑个勇？”
金哥看看柴油机上的铭牌，说：“我……我怕我不行。”
老厉知道，这小青年有点胆怯，可他又不想放弃这活儿，因为工钱不是按800斤订的，而是甩坨子：12块，四个人分，他名下整整三块钱啊！这孩子太需要这三块钱了，那能供他生活十天。谁不是汗珠子掉舱板上“叭叭”的，一整天难挣到这个数啊。“来，小伙子，我俩共一根杠子，别怕。”老厉说。
有这句话，金哥一下子信心倍增，心想：“上吧，冷静点，坚持住，只要走下跳板就好了。”
一个牛缳从柴油机上的吊环中穿过，当那俩小伙子斤斤计较你那头的杠子长我这头的杠子短的时候，老厉却把牛缳扒到离自己近得不能再近的位置了。
“大叔，您没必要过分照顾我，我行。”金哥又把牛缳往自己这边扒了过来。
老厉又把牛缳扒了回去：“我心里有谱，你就别和我争了——小小年纪压病了我咋向你父母交代？”
一句话说得金哥快要掉眼泪了，他想：原来父爱就是这样子啊。他俩终于确定了一个适当的位置，既不在正中，也不是太靠近厉叔。
当把这个个头不大、重量不轻的铁家伙抬下来顿在沙坝里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叔”“侄”俩的褂子、短裤（大家都只穿着平脚短裤）全都汗湿了，向下滴水。
那天厉叔还让金哥顺道到家里喝茶，金哥也就大大方方地去了。到家里才知道，这位大叔还有个宝贝女儿在上学，他认得，叫厉淑薇，比自己低一个年级，一一班的，每次学校举行活动，总是以她的独唱作压轴戏，墙报上也时有她的画作，只是这时候不在家。家里只有大婶一个人，也是刚回来，她在街上的线厂做工，产品就是大婶大妈缝衣服、做鞋用的线和索子。
这线厂的“车间”在街边或是平坦的沙坝里，在一定距离的两根横杆上牵一排纱线，这横杆下面的四脚立柱是可以前后移动的，在纱线的一端各吊一个栗子大小的铜（铁）锤，用两块搓板搓动锤把，小锤就飞速地转动起来给纱线上“劲”，到一定的时候把纱线两两（或三、四股）相合，反搓小锤，一条线就制成了，这样每一次可以出产品（线）五到八条。金哥差不多每次下河都能在沙坝里见到大婶的身影——只要当天不下雨。大婶就在这样的“车间”里干活，不过听大叔说，她是街道积极分子，还兼着个居民小组长。金哥暗笑：我又没说这活儿低人一等。不过第二年的一件事情证明了大叔所说不假：大婶当上了居委会主任，脱产干部。
金哥端上大婶倒的茶正在喝，大叔又递过一把蒲扇。
“您搧吧，我坐门口，有风。”金哥推辞。
“搧搧，我这里还有一把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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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老远传来一个清脆的、甜甜的声音：“妈妈，我回来了。”一位齐耳短发的大眼睛姑娘飘然而至，轻盈地踏上台阶，老远就望见坐在门口的金哥，四目相视，认得是位同学，她还在努力回忆他的名字，他已经先开口了：“厉淑薇同学，打扰了。”
“啊，我想起来了，你是二二班的——泊金哥，对吧？”
“谢谢你能在芸芸众生中记下我的名字，谢谢。”
“你的学业成绩，你的刻苦精神，如雷贯耳，怎么会不知道呢？”
“哪有你的名头响啊，前几天庆祝‘五一’你还领唱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嗓子不行，让你见笑了。”大叔见俩孩子谈得投机，就到厨房里帮大婶打杂去了。
自此，金哥每次从码头干活回来，都要在厉叔家坐坐，喝茶、休息，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能和小妹妹说说话。两个人谈学习，谈理想，谈求学的艰辛，谈受到老师表扬后的窃喜……金哥告诉淑薇，自己将来想当一名人民教师。他说：“你看，县城周围就有好多少年儿童还没上学，乡下就更不得了，我姐姐她们一个乡3000多人，土地改革快结束的时候发《土地证》，竟找不到一个能填写《土地证》的人——其实就是在表格里写上姓名、地块名、界段和日期，多简单的事情啊——结果让学校里仅有的一名老师停了三天课才把这一点点事做了。以后国家还要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人才怎么行？没有教师谁去培养人才？”淑薇静静地听他说，不时插上一句，对于将来作什么她倒不十分在意，作什么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她感兴趣的是东银小镇上的石板街，小龙河峡谷里千奇百怪的石峰，黄岩屋的苞谷林，云中大山的银色世界……她被金哥带入了一个个童话般的世界。
再一年，金哥考取了地区高中。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选题摆在了无忧无虑的淑薇姑娘面前：我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或者说，我这一辈子该作什么呢？她还真没有仔细想过。
中国有句老话：时间到，事物了。到淑薇初中毕业参加升学考试该填志愿了，她毫不犹豫地填写了金哥所在的学校。“反正他在前我在后，高中毕业后仍然是他填什么学校我填什么学校，不会错的。”她想。
不算初中，从高中到大学，七年的相依相伴，七年的花前月下，七年的憧憬期盼，七年的海誓山盟，就等瓜熟蒂落的那一天了。金哥回到母校，站到了三尺讲台上；淑薇还在作最后的冲刺。在这个空档，一位姓娄的学长出现在淑薇的面前。在一起学习了三年，淑薇对他还是有一点了解的。他来自邻县，土地改革的时候是一名乡干部，52年土地改革结束以后插班读初三。也许是该县教育基础好一些吧，他在本县上完初中考入地区高中，又和淑薇同一届进了华师。应当说，他对于淑薇和金哥的关系不会一无所知吧？金哥在这里的时候他不曾有任何动作就是证明。进入大四，这位娄同学好象把功课放到了一边，接二连三地向淑薇发起了冲击，一般每天一封信，星期天两封，雷打不动。信的内容也很广泛，除了每一封都有的抒发对淑薇的爱慕之情，大都是他毕业回乡以后如何改变家乡环境，改变人们落后思想的愿望和办法，淑薇每次随便浏览一下就往字纸篓里一丢，轻蔑地一笑，从不回信。不过其中两封信使她对他有了比较全面或者是深刻的了解。一封信中他写道：“……对你，我不想隐瞒什么……我曾经有过一个妻子，长得并不难看，对我也还算可以，而且我们有了一个儿子。但那是我父母送给我的礼物，我和她之间没有感情，或者说我一点也不爱她，所以去年我和她离婚了，孩子归她……”“原来如此，她给你孝敬父母，抚育儿子，供你读书，临了，你该大学毕业了，就一脚把她踹了！你还是人吗你？”淑薇不回信，他就锲而不舍地写，不久，又一封信使淑薇对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以我的资历，学成以后回归故里，迎接我的将是机关办公室而不是三尺讲台……我希望能和你在那宽阔的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戏剧来。”淑薇招架不住了，用一张明信片给他回了一封信：“心有所属，请勿打扰。”一个月以后，大家各自揣着一张《毕业证》，揣着各自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各自的新历程。
淑薇回到生她养她的小县城，回到让她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成高中生、大学生的母校，回到让她梦萦魂牵的金哥身边。刚刚办完工作手续，她就和金哥手牵手去了东银，听说从码头经过东银到大龙河修了公路，那公路像去省城的公路一样平坦、一样宽阔么？东银街上的石板还是那么明光光的么？还有，老太太长什么样儿啊？她真的像金哥说的那般慈祥么？
一切都充满阳光，除了没看到云中大山的皑皑白雪、玉砌银装之外，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寒假里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金哥和淑薇回到东银街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在提倡移风易俗的风气之中，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其实并不怎么隆重，既没有传统的陪十姊妹、陪郎、哭嫁、唱令歌子乃至大红花轿迎亲，连时髦的请领导主婚，讲一席话，祝福祝福都没有，就是请亲戚们来聚一聚，吃顿饭，比较远的如舅舅、姨妈特别是姐姐玉花一家，自然是留下来过夜。
倒是谁也没有预料到，婚礼上还来了一位普通而又特殊的客人，令大家吃惊不小。谁？厉万焘，厉秋扬的儿子。厉秋扬被镇压以后，接着就是土地改革，他的赌场，他乡下的土地，他的浮财被没收，但是保留了他的铺子。国家有政策，坚决保护工商业。后来区上办供销社，厉万焘经营的铺子，自然也公私合营了，他自己也成了供销社职工；后来他的弟弟妹妹长大了，有的在镇上找了事做，有的嫁到乡下去了；他的妈妈，也就是厉秋扬的遗孀，一直跟着他一家过日程。
这厉万焘一进门，正好金哥妈妈陪着舅母、姨妈、亲家母拉家常，他也顾不得有外人无外人，“扑通”一声跪下去给老人家磕了个响头，说：“亲妈，您老人家大量，我今天过来一是为妹夫妹妹新婚致喜，二来为家父当年的罪恶勾当向您赔罪。本来早就应该过来向您赔罪的，可是……”老人家连忙拉起他，说：“这些事怎么能怪你呢？虽然那时侯你已经成年了，可是对于这样一个混世魔王——我这样说你不介意吧——你又能有什么办法？一条街上住着，早不看见晚看见，何必老是耿耿于怀呢？我对着你念一千遍，金哥他爸就能回来了？”这时候金哥小夫妻俩也走过来，一个装烟，一个筛茶，虽然事发突然，但这时候礼节是最重要的，正如妈妈所说，何必老是耿耿于怀呢？只有玉花远远地望着，不说是也没说非，没带笑容也没怒目相向，从内心说，看见儿子就想起老子，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夜一天，想起了这十多年来在那深山的茅草屋里烤木柴火，吃洋芋果；想起了夏天一身泥，冬天满头灰；想起了冬天上学的孩子们那红通通的小手小脚；想起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老爸……心里能平静吗？但是在弟弟的大喜日子里，在妈妈的家里，人家是那样的虔诚，又是道喜，又是赔罪，伸手不打笑脸人，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开席了，金哥妈妈又让人去把厉万焘的妈妈请来一起入席。那已经是一位花甲之人了，来了就向金哥妈妈赔罪，老人家连忙拦住了她的话：“谁做的事谁承担，他做的那些坏事怎么能怪到你的头上来呢？开开心心地活着就好，比如我那不成器的老头子，要是还活着，不也是个伴儿？”
本来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听老人一提起“不成器的老头子”，玉花姐弟俩都垂下了头，二十年了，快二十年了，一家人哪一天忘记过呢？好在外面的鞭炮声响起，大家连忙站起来，看是谁这么晚了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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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孙书记打破僵局，问队长：“你们生产队的那造反派呢，怎么没来？”
“他呀，你是知道的，他和他那个富农伯伯住一栋房子，分堂直出，厅屋正屋两家各一半，包括神龛、祖宗……”
“怎么？他要和他伯伯把神龛、祖宗分掉？”有人戏噱地问。
“怎么啦，两家干仗了？”新书记怕他们打起来，赶紧问。
“没有。”队长说，“那厅屋门和堂屋门上方的过桥不是都雕有一排牙子么？”
“其实也就是木匠用洗凿挖了曲曲弯弯的那么一排图案，一没写个字，二没画个画，什么都算不上。”有人接腔。
“就是那排图案，他说带着人去把他富农伯伯的那一半拿斧子削掉，说那是‘四旧’——昨天晚上找我借斧子，这时候大约在那里忙活吧。”
“他自己这边的一半呢，不算‘四旧’？”
“没说，他只说削那一半。”
“是的，是的，富农的那一半么，是‘四旧’，当然得削；他自己这半边，属于贫下中农，应当是……”说话的人故作沉吟，“应当是革命的牙子吧。”
大家一时又哄笑起来，不过两位书记一个都没笑。
像以往上工一样，只要不是立即开工，就有人去捡了柴生起火来让大家烤。新书记看着大家围成一圈，有说有笑地烤着，可是看着他们一个个穿着单裤，棉衣不论新旧，一律把腰间扎上，有用草绳的，也有用帕子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他们是在用聊天，用笑声来抵御寒冷——他不禁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紧，于是他使个眼神，孙书记和队长随他走了几步，他说：“我们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这种天气，该放假就得放假。”
        冬天天短，吃早饭大约10点钟左右吧；下午太阳快落山了吃中饭，连中带夜，即使干活，也是如此。大家正上桌子吃饭呢，能黄回来了。能黄用三天的时间转了一大圈。
        早年孩子们小的时候，每年有两个日子是全佐必去丈母娘家的，一是玉花她娘过生日，他总得去的，送不起蛮大的礼物，但是一定送上一份女儿女婿的祝福；第二个不可失礼的时间是过年，腊月间，小年前后，必须去向老人家辞年，风吹不摇，雷打不动，至于正月间是不是去拜年，倒是可以看情况而定，万一有事去不了，老人也不会见怪的。后来孩子们渐渐大了，这些差事就让他们去，从不马虎。今年本来安排能玄跑一趟的，但是能黄说：“我去吧，我看过外婆，再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学校里成什么样子了。”接着她又说，“我还想绕道大溪河，看看菡菡。”她妈妈说：“那也好，一举两得——记着去接二哥二嫂回家过年。”
        能黄从二哥家出来，径直去了学校。一进学校大门，第一眼望见的就是操场里扔了一地的桌子腿、破凳子、木棍之类的东西，连忙去看教室和寝室，只见大多数都上了锁，从窗户里望进去，井井有条，桌椅整整齐齐的，像一排排整装待发的士兵，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墙上的大字报是抹不去的风景；还有几间教室门是开着的，有的甚至没了门，屋内一片狼藉，桌椅东倒西歪，有的身首异处，有的缺胳膊少腿；墙上贴着的大字报，或整张、或半张、或只剩下一个角，无不被寒风吹得“噗噗”作响；黑板上方的大横幅标语也残缺不全，根本看不出是在“炮轰”谁，“火烧”谁，还有“进行”什么的，叫人摸不着头脑。能黄不忍细看，暗想自己幸好早早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当时如果人在这里，谁能保证棍棒不落在自己身上？她要去舅舅家，在大礼堂东边的宿舍里。从大礼堂的窗子里望进去，天哪，这哪里还叫大礼堂？原先整整齐齐的条椅没有一件是完整的，乱七八糟或一堆或一件，或歪着或倒着，全没个样子；墙上的大字报重重叠叠、上上下下，除了贴不到的地方，哪里都是，有的一层又一层，她知道，那是几派的言论，张三不同意李四的观点，就写一张大字报把他的盖上，李四不服气，又写一张把张三的盖上，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新的“革命动向”产生。主席台上方的大横幅上在舅舅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赫然入目，十分刺眼。主席台上除了一些散乱的桌子腿、木棍、纸屑以外，就是几滩变黑了的血迹，触目惊心。她不忍细看，三步并作两步去了舅舅家。
        只有舅妈一个人在家，小瑜在外婆家她是知道的，昨天晚上还是跟她睡的。“舅舅哪里去了啊？舅妈。”
“开会去了，到县里开会去了。这是从靠边站以来第一次通知他开会，太阳从西边出了呢。”舅妈到这时候还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舅妈，这才是太阳从东方升起哩，那样的时候才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月亮往东边落，一切都乱套了。”
        正高兴着，舅舅回来了。能黄连忙上前行礼，舅舅简短地回答了一声，就滔滔不绝地向她们讲述开会的情况：“这下好了，县里成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给学校派来了工宣队，也要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直到他绘声绘色地说完，端起缸子喝水的时候，能黄和舅妈才回过神来。
“真的吗？我们终于可以回学校上课了。”能黄本来是坐下去了的，这时候又站了起来说。
“校园被弄得乱糟糟的，一下子怎么恢复得了啊。”舅妈也担心。
“哪里是说一声复课就恢复得了的。”舅舅说，“明天工宣队就进驻学校，召集各派力量在一起开会——光这一点估计就不会很顺利——那几个小小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有的会明目张胆地伸手要权，有的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惟恐天下不乱，当然大多数教师学生本质上是好的，是个团结教育的问题：这是人武部政委在作会议总结时说的。”
        在能黄的眼中，舅舅一直是一个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长者，今天却像个孩子似的，边说边笑，手舞足蹈，惹得舅妈连连提醒:“你看你看，别说像个校长，连一点点普通的师道尊严都没有了，明儿个怎么去教学生?”
“这不是高兴吗？这不是在家里吗？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们就别扫我的兴了。”说着说着还唱起来了，“高举革命的大旗……”
能黄是第一次听舅舅唱歌，他那男中音是那样的浑厚而有磁性。
        吃饭的时候，能黄问道：“舅舅，看样子新书记也可以回来了？”
“那是自然的，都要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一区能没有他？”
“只是那个浑明起还掌握着一班人呢——我听二哥说的——他如果暗害新书记怎么办？”
“这个是要注意的，不能入了他的手，不过革命群众总是大多数，就是他那一伙也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直说要相信两个95%么？”
        果然，能黄回家的第二天，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个是二嫂的哥哥，护送新书记逃走的那位；另一个……能黄一见，又惊又喜：“怎么会是你？你什么时候去一区当了红卫兵？”见他只是笑而不做声，能黄抽出和他握着的手，“大串联回来就不见了你的踪影，原来你去一区当了红卫兵，快说，是多大的一个官儿？和浑明起是什么关系？”
对方依然笑眯眯的：“先不说我当没当红卫兵，你且猜猜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你姓新，叫新家扬，难道……”
这时候新书记在旁边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能黄，你不知道，他是我的儿子呀。”
        原来这新家扬和能黄是同学，在小龙河上小学，去大龙河上初中，两人都是同班同学，后来能黄转走了，新家扬则在大龙河念到初中毕业，并且考进了城关中学，又和能黄分在一个班：高一一班，所以是再熟悉不过了，只是交往不太多，都是大男大女了嘛。
        两人是来接新书记回去的，一区也要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了。
        屋里正亲亲热热地说着话，腰路上的土喇叭又响起来了：“各家各户都听着，明天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大家忆苦思甜，要作好三件事：一是请老贫农诉旧社会的苦，二是学习语录，三是吃忆苦饭。原本打算全大队集中搞的，考虑到风大雪大天气冷，老的、小的集中起来不容易，影响教育效果。现在分队去搞，各生产队由贫协组长负责，请大家要端正态度，认真对待，这是一个革命态度问题，一个无产阶级立场问题。”
能玄笑道：“正好，新书记参加我们的忆苦思甜大会，吃了忆苦餐再走吧。”“不了，我藏在这深山里逃避革命，时间也不短了，还是早些回去吧。”
        生产队的队屋的位置大致是全队的中心位置，离各家各户都不算远，但那是一处独立的房子，屋里扁担、箩筐、风斗、晒席……应有尽有，可就是没有锅灶、碗筷，不具备做忆苦餐的条件；虽然和队长家相距不远，但是队长家人口不多，也没多少炊具。于是队长和能玄他二老爹、三老爹商量，借他们家搞一下，一是位置不算太偏，全队集中起来比较方便，二是一个屋场两户人家，房子虽然没有队屋宽敞，还算可以吧；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基本够用。贫协组长是个忠厚人，自然没有异议。
        吃过早饭，大家陆陆续续地来了。队长望望几名红卫兵战士——说实在话他们以至本大队整个红卫兵组织的成员，野心不算太高（他们最大的欲望是当个会计或是民兵连长），能力不算太大，受大气候的影响，斗了斗当权派，基本上偃旗息鼓了——见他们没有发表意见的意思，就说：“上面布置了，我们就要认真地执行，把这一顿饭做好，吃好，对青年人也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教育，对我们这些老家伙……”
于是有人插话：“你还不老呢，30几岁，年纪轻轻的说什么老啊，正是前途无量的时期。”
“是啊，我还不老，不过属于在旧社会吃过苦的那一类人。至于前途，我的理想就是和大家一起白天能吃上三顿饱饭，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就可以了；要说前途，像能玄他们几个，有个能力强的爸妈托着，都捞个金饭碗端着，才算前途，恐怕我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能玄妈妈连忙说：“哪里哟，无非是下人们的造化，赶上了社会主义这个好时代，我俩口子什么能力哟，他呀，三棒头打不出一个屁来；我呢，在东银呆不下去了，逃进这深山里的，这算有能力的人吗？”
人们顿时哄堂大笑，特别是青年人笑得更响，因为人们都把她进山自己作主嫁给全佐当作一段传奇来讲，来听，并且常讲常新，百听不厌。
“矮子里头拔将军，你俩总是我们山里人的英雄。”队长说，“说正题吧，吃忆苦餐，首先要忆苦，我们这些人在山外或因为租子过重，或因为天灾人祸混不下去了，躲进这深山里的，我们生产队乃至我们大队大致都是这样，用流行的话说叫苦大仇深，队伍倒是很纯洁的。二叔，”队长叫着能玄的二老爹，“你给大家作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都是自家人，别紧张。”
二老爹憋得满脸通红，方才说了句：“都过去几十年了，说什么呀？”
队长想了想，也是，硬让他说几句，也是有头无胳膊的，就又说：“那三叔说吧。”
能玄望过去，三老爹的脸更红，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挣出了一句：“我，忘记了。”是啊，老人心重，自从全佳死后，老人变得更沉默了，几乎不大开口说话。
队长知道自己一时疏忽，点错了名，解嘲似的说：“算了，我替他俩说吧。老人们三兄弟是民国25年因为遭受大旱交不起租吃不上饭才逃进深山的，原来指望打一杵，缓和年把两年搬回去，谁知道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占了宜昌，低山高山一个样，兵荒马乱的，回不去了；而且天下乌鸦一般黑，种这里的田交了租，还得应付兵夫粮款，节衣缩食也只能维持生活，拿什么搬？就这样今年望明年，直到解放，分了土地，也就安心在这深山里过一辈子了。”
“你这是说的亓家，你自己呢？把你的传奇经历讲给我们听听。”青年人起哄。
“大同小异，大同小异，没什么讲头。”队长连忙说，“这冰天雪地的，蒿子、白叶还没发芽，狗心草挖不出来，我们就把黄豆叶子拿来拣干净，把漆枯（饼）拿来筛过，就用这两样东西和上面，蒸一甑子饭，打一锅懒豆腐，吃过了大家早点回家，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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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能天

原来是能天，师傅这几天病了，可是已经给人家客户许下的日期又不好再改了，他就放下自己的活儿去给师傅当替工。能地回去通知他今天舅舅结婚，他已经上炉了，经过和客户协商，把紧要的一些农具打了就放工了，洗完澡，换个衣服出来，小学生已经放学了。紧赶慢赶，到东银还是天黑多时了。
能天参加完舅舅的婚礼回家，还在屋左边的小山岭上，就望见一个人在他的稻场里走来走去，像是等待主人回家似的。能天连忙迎上去问道：“请问您找谁？”
“哦，我找亓师傅，铁匠师傅——我在旁边路队长那里问过的，所以知道亓师傅住这里。”
“我就是亓能天，您快请屋里坐。”说着打开门，把来人让进屋里。
“您认识路叔？”
“他是从岔河口搬来的，出来进去都从我门口经过，能不认识？”
为来人敬过茶，奉过烟，能天问道：“大叔我好象在哪里见过您，您住哪儿啊？”
“我是麻雀子河的，我叫徐远春。”来人说。“哦，我想起来了，我的外婆、舅舅和姨大都在麻雀子河，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去过的，大约是那时侯见过您。”“是的，他们有的和我家一个大队。”徐远春说，“前些时路大哥从我门口过，歇歇脚——您也许知道，我那里是出峡口第一家——我就向他问起您师傅的近况。他说：‘你想请师傅打铁啊？’我说是，他就介绍了您。说了您莫见怪，我又让他下次带几把锄头我看看，前几天我真的见到了您的杰作，所以今天我就赶来了。”
“您是说要打几件农具？”能天有了一点印象，他不仅知道这徐远春的住处，还知道他是生产队长。
“不是，我是想请您去我们生产队打一段时间。”徐队长说，“我们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大约要打两个月；按历年的情况，周围几个生产队会跟梢，一般是半年开外吧。”
正说着，能天爸、妈回来了。
经过二老爹家门口，老人正好出门拿柴，于是说道：“全佐你们回来了，坐会儿？”进屋坐下，老人就埋怨道：“我说全佐你真不晓事啊，玉花的弟弟娶媳妇这样的大事也不和我们说一声，怎么说我们是一家人嘛，该去凑凑热闹的。”刚好三老爹也过来坐坐，同样一通埋怨：“亲戚们甚至旁人会说，亓家真没规矩，老的一个都没来，起码的礼尚往来都不知道。”玉花没等全佐开口，连忙解释：“俩老莫生气。是这样的，按外婆的意思，能天他舅舅结婚是应当把亲戚们都请到，好好庆贺一下，但是舅舅说他是党员，应当带头移风易俗，所以就没有张扬，还请您们谅解。”解释了多半天，才算脱身出来。
一进门见有客人，连忙打招呼。谁知这客人一见面就笑道：“嫂子，你认识我么？”
玉花端详了半天，说：“不好意思，我这老眼昏花，真没想起来大兄弟您是谁了。”
客人又是一阵大笑：“当年你进这岩屋河，第一个碰见了谁呀？”
“哟，都快二十年了，我还就想不起来……哦，我刚一进峡就碰见一帮小青年背柴往外走。”
“想起来了吧，那第一个就是我；还有，你还得谢谢我爷爷，你在峡外河坝里看见一位白发白胡须老人吧？”
“是，那是，老人家还带着一个三四岁小孩呢。”
“那是我弟弟。”客人说，“我爷爷说，他问你到哪里去，你说你自己也不知道哩。”客人又转向全佐，“全佐哥子啊，你得感谢我爷爷呢，他要是说一声：‘峡里去不得呀，有土匪。’她不是往别的地方去了——也是你好福气，捡了个媳妇，就把个家闹得红红火火，热气腾腾的。”
没等全佐答上话，玉花先笑了：“他哪里是捡了个媳妇，纯粹就是我犯贱，自个儿送上门的。”
“那是——啊，不，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老徐说，“可惜我那时还小——其实也有十六七岁了——要是那时侯我一把拉着不让你走，好事就轮不着全佐了。”
“幸好你那时没伸手拦我，不然我会咬你一口的，而且我怀里还揣了一把剪刀，说不定就派上用场了。”
两人大笑，连能天父子俩也不自然地笑了。
笑够了，能天才说：“妈吔，徐大叔让我去他们那里打铁，您说我去吗？”
“去。”他妈脱口而出，“徐大叔接你是看得起你，要用心，打每一件器具都要打好，出了毛病的要用心修整，还有，有不过格的不能凑合，跑一步去问师傅。”
“是，我记住了。”能天说，“只是有几户说要打铁，我都答应了人家的，怎么办？”
徐远春连忙说：“那好办，现在离过年还有个把月的时间，我的本意也是想现在说好了，明年开春动工，您正好用这段时间把这些事做了，两不耽误。”
“这样好，两边都照顾到了。”能天说。
这边喝茶聊天，那边玉花连忙生火做饭，吃过饭天快黑了，一家人挽留老徐歇了明天走，他倒也撇脱：“只是初次相识，多有打扰了。”“看你说哪里话来，我们黄岩屋的人打扰你还少吗？”玉花说。
从能天家到麻雀子河，大约三十来里路，出门下岩坎，对河两岸都属于岩屋河大队——这时候中央出台了《六十条》，生产队、生产小队改叫生产大队、生产队了——从岩屋河往外走，大致以河为界，河西属小龙河公社，河东属五区，封火山，名叫共兴大队，出河口就是麻雀子河，叫共勤大队。这是一个小盆地，小河从盆底蜿蜒而出，河两边是或大或小、高低错落的水田，一直延伸到半山腰，和旱田、小树林犬牙交错，绿（柑、柚）树掩映的房舍点缀其间。清晨，能天站在徐家的稻场外沿，遥望明丽的阳光从山顶缓缓“走”向山腰，“走”向青翠的豌麦田，“走”向水平如镜的秧母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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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麻雀子河，就住在徐远春家，铁炉也立在这里。
早晨，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怯生生地问徐婶：“伯母，铁匠师傅起来了么？”
“起来了，刚才在稻场里，你去屋山头看看。”
听见屋里说话，能天说：“我在这儿呢，走吧。”于是相跟着去了。
不远，穿过一小块菜地，一蔸丛竹，两棵柚子树就是。男主人见师傅来了，连忙起身装烟倒茶，和主人还有帮锤的稍微聊了几句，就上桌子吃饭。
能天一眼就看见桌子上顿着满满的一瓶酒，那瓶子跟火锅一样高，便说：“我吃饭。”指指帮锤的，“看这位老兄喝不喝，不喝呢就把酒撤了吧。”
“专门为师傅准备的呀。”女主人说，“老师傅（指能天的师傅）也是为我们打过铁的，饭菜倒是不挑剔，但酒总是免不了的。”
一路走来，那个小男孩已经和能天混熟了，觉得这师傅挺年轻挺和善的，也来劲了，学着老师傅的样子，指指嘴：“从这里进去，”又指指身后，“从这里出来，那才叫享受，其他的，都是他妈的天上的云彩，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然后摸一把“胡须”。
他妈连忙呵斥他：“小孩子没礼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能天说：“师傅本来就是这样的么，也不能怪小孩子说。其实他一直教我不要喝酒，不要贪杯，不要上瘾。”
男主人说：“做艺嘛，酒还是要喝一点的，拿住量就行。”说着拿起瓶子酌酒。
能天按住瓶子说：“我真的是滴酒不沾，没这个福分。师傅在这个上面好象有一种依赖性。师母常常责怪他不该喝酒，可是哪天打加工，她早早地把一瓶酒放在桌子上，于是师傅笑眯眯地坐过去，嘴里说道：‘还是婆婆子……’”
吃过饭，回到徐家，打开铁屋门，从此开始了日覆一日、红红火火、“叮叮当当”的日子，每一天或者两天换一位主户，他们早晨背着大块的煤，各种形状的铁随着能天进来，晚上背着漂亮的挖锄、镰刀和菜刀回去。当这些主户进来的时候，后面常常跟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有自家的，也有邻居家的，他们不像深山里的孩子那么腼腆，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有一天，一个嘴角笑得向上翘着的男孩向能天说：“师傅叔叔，你能给我打一把裁纸刀么？”
能天笑着说：“又当师傅，又当叔叔，而且你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按说我是应当答应的，只是今天当家的是他（他指了指拉风箱的），你得请他批准才行。”看在师傅的面子，一般孩子的愿望都能实现。
在这些看打铁的人中间，有一个人与众不同：她十七八岁年纪，梳两条黑油油的辫子，明眸秀眉，嘴角挂着一丝浅浅的微笑，卡其布春装里露出红色毛线衣的一角。差不多每天的午饭后和晚饭前，她都准时出现在铁屋里。每当能天从炉里夹出火花四射的铁块时，她就往帮锤的背后站站，三五个回合，不再有火星飞溅，她就站过来，静静地看着能天的手臂一上一下地挥动，看铁块在他的手里或圆或方，或长或短，或弯或直，变成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具，倒也不说惊讶，因为往年她看过别的铁匠师傅打铁，那些动作也基本相似，只是今年看这能天，那神情，那动作，特别是挥锤打铁的那动作，简直就象学校里那位音乐老师指挥唱歌的手势那么优雅，那么挥洒自如；那轻闭的嘴唇，又关着多少秘密？那从铁砧转向炉火，又从炉火转向铁砧的视线，给人一种凛然和目不斜视的感觉。姑娘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双手，那双灵巧的手，那双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手，随着掌钳子的手有节奏地翻动、旋转和拖拽，小锤子恰到好处地落下，“叮——咣——叮——咣——噔”！简直就是一曲美妙的音乐。姑娘看得心里痒痒的，趁着能天把铁件送进炉里，帮锤的边擦汗边退到门边吹风的时候，她一把将大锤抓在手里。能天抬头看了看她，稍显诧异地说：“妹子，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铁件拿出来往砧子上这么一摆，钢花四溅，小心把你烫了，我可不好向徐婶交代。”
“你别唬我，锤把压得低低的，钢花就会往两边潽，很少会落在帮锤的身上。”她眼疾手快，一把抓过旁边柱子上挂着的一个备用的生羊皮围裙系上，“这下更保险了吧？”
“使不得的，这铁热烫烫地搁砧子上，靠帮锤的一下一下砸出来呢，力气活儿呀；再说，你没抡过大锤，一锤下去砸在砧子上——说了你莫见怪——我这半个家当可就没了。”
“你放心，我知道砧子是生铁铸的，脆的。”
正说着，铁烧“发”了，能天也顾不得和她打嘴仗，一钳子夹出来就这么往砧子上稳稳的地一搁，紧跟着就是一小锤子，姑娘手里的大锤跟着就砸了下来，不偏不斜，稳稳地落在小锤子“指”的位置，接着就是“叮噔叮噔”有节奏的声音，直到能天的小锤子在砧子上这么轻轻一磕，姑娘立马放下大锤，伸出手臂用袖子去擦脸上的汗。能天用小锤子把铁件整理一遍，重新送进炉里，回过头来，见姑娘气定神娴地站在那里，脸上红扑扑的，就像一簇盛开的桃花，配上那一对迷人的眼睛和两角微微上翘的嘴巴，他几乎忘了自己是站在炉边，好半天才问道：“妹子，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一手，在哪里学的呀？”
“在哪里？去年搞‘三治’（治山、治水、治土），砌麻雀子河这一段长堤，哪有这么多现成的石头？我们铁姑娘队和男孩子一起在河边那个山嘴上打眼放炮，开山炸石，再愚笨的人，一冬三个月也学会了。”正说着，外面传来姑娘她爸，生产队长徐远春的声音：“红子，上工去了。”“哎。”姑娘丢下锤出去了，她叫徐嫣红。
能天跟着师傅打铁，认识的人有限，更是极少接触女性，特别是青年女性；后来回家打铁，仍然很少有和女青年交往的机会，而且在山里，不分老少，不论男女，冬天都被厚厚的棉衣包裹着，夏天，男人可以打赤膊，女人——不论是大姑娘小媳妇还是婶子大妈——大家一律都是满大襟衣服，一条麻不溜秋的长帕子包在头上，很少有摘下来的时候。到了麻雀子河，到了徐家，看到了这位嫣红妹妹，他心里为之一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丽的姑娘。不过性格酷似他爸的能天也不过就是多看了一眼而已。人家给他敬茶，他哆嗦着双手接过，却忘了说一声“谢谢”。只是从这天，从她帮锤的这天开始，能天一天见不着这位嫣红妹妹，心里就觉得没着没落的，好象有什么事情要办又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直到这嫣红妹妹往门口这么一站，他立刻信心百倍，感觉手里的钳子和小锤子是世界上最称心如意的工具。他能凭感觉知道她们生产队在哪个方向干活，干什么活，什么时候该回来吃中饭了，他能从众多的脚步声中感知那轻快的脚步什么时候能踏进铁屋的门槛，尽管那是一双穿着带袢儿的布鞋的脚，走起路来悄没声儿的。
对于家里住进一位新成员，准确地说是一位临时成员，嫣红并没有什么特殊感觉，铁匠师傅嘛，就是打铁的，和种田的没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往年也不是没见过打铁的，泥塑木雕一般，上桌子喝酒，下桌子吸烟而已；也不知道过了几天，或者说从什么时候起，姑娘发现这位铁匠师傅和他们大不相同，他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个子不算高但也绝不算矮，用他自己的话说，标准的五尺汉子；那一双不算大但也绝不算小的眼睛老是半眯着，看什么都不上心似的，可是他却能从通红的铁块中看到里面有没有夹灰，而且能轻而易举地把它清除掉……嫣红起初只是出于好奇，偶尔去铁屋里看看，她甚至对铁屋有一种本能的害怕或者说是抵制，那是她九岁那年，一位铁匠在旁边一户邻居家支炉打铁，她去看打铁，见地下有一块剪口铁，她想，拿着它剜野菜是再好不过了，于是伸手去捡，谁知那铁匠黑着个脸，声音不大却极威严地喝道：“放下。”吓得她连忙丢掉了。那铁匠又说：“药铺里莫乱开口，铁屋里莫乱伸手，懂不懂规矩？”从那以后她就很少进铁屋，九年了，一直是这样，即使和小伙伴们打打闹闹误进了铁屋，她立即逃也似的跑了出来。可是这个铁匠与众不同，一是铁炉支在自己家里，想躲都躲不开，而且那“叮当叮当”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悦耳，特别是每当他打好一件器具，拿起来在铁砧上轻轻一敲，那清朗的声音拌和着他憨厚的笑声：“如有夹灰，包换。”简直是天籁之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心里老是放不下这个人，有时候手里干着活，眼前却出现那一双灵巧的手，拿着个小锤子，从容不迫地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噗，噗”作响，那不是敲击砧子的声音，而是敲击着她的心房。那一次她冲动地抡起了大锤，尽管嘴里应对如流，心里却“咚咚”直跳，是对自己这几锤信心不足呢还是……她自己也不知道。待放下大锤，看到的是一个赞许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赞许更深远的目光，她不禁心花怒放，她真想就这么一直看下去，偏偏不识时务的老爸这时候喊什么出工。老爸是生产队长，喊出工那是命令，而这时能天正聚精会神地从炉里夹出铁来，准备第二遍的锤打。姑娘没意识到，能天也没意识到，爱情的种子已经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萌发。没想到的是，也就在这个当口儿，冷不丁地闯出一匹黑马，这会冲散他俩吗？
全佳从糖厂回来以后，和大家一起参加生产。没过多少时候，经会计提议，让他当记工员。一般地说，生产队记工员都是会计兼的，但是会计说他底子薄，脑子不够用，想一股脑儿推给全佳，但是社员们不肯，因为他办事公道，不像有的人，叫花子烤火——往自己怀里扒。他原本是一个小社的会计，后来几个小社合成一个大社，有一名十分稳重的年轻人适合作大社会计，他就主动作了小队会计，现在看全佳回来了，又想让贤，跟队长商量。队长说：“这孩子年轻，有文化，这是他的长处，但是心正不正，还得看看再说。”于是全佳作了记工员。这记工员的工作技术含量不高，就是有点繁琐，必须每天把每个社员所做的工作，所得的工分记下来，月底汇总报给会计。说实在话，全佳作这点事不在话下，他不仅能做好本职工作，还帮会计把两个预算（春、秋两季预算）一个结算（年终）弄得妥妥贴贴的。但是会计还是发现全佳在“不经意间”给自己和他的爸爸妈妈多记了一点工分，虽然不是很多——多了不就被发现了吗？队长和会计一合计，这班暂时不能交，敲打敲打他，看他能不能自觉地改正，真的，不希望他越滑越远，毕竟山里文化人不多，这不，要买帐本（全大队的），而且公社、区里的供销社没有卖的，必须去县城买，于是派他去了。
全佳吃过早饭出门，到麻雀子河已经晌午了，脚板皮也走疼了，于是上两步礓礤子走进一户人家，打算歇歇脚，讨杯热茶喝了再走。这栋房子是大三间带一偏厦子的格局，一上稻场坎从右边第一间的窗户望进去，人家正吃着中饭呢。全佳略一尴尬，想退回去也不可能了，人家隔着窗子已经望见了他，“进去吧，我又不是来守嘴的。”他对自己说。第二间（中间）是堂屋兼作火笼屋。
他刚跨进大门，已经有一位姑娘从厨房里迎出来了：“请问您找谁？”
全佳猛一抬头，一下子惊呆了：天下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慌乱间他不知道说什么，竟忘了回答姑娘的话。姑娘只得又问了一遍：“你找谁？”
“啊，啊，我不找谁，我是路过这里，想找你寻点热水喝——我肚腹差，不敢喝生水。”
“坐吧。”姑娘说着从火笼里煨着的铜罐里倒了一杯茶给他。他接茶在手，且不喝，目不转睛地盯着姑娘看。姑娘被他看毛了，愠怒地一转身往厨房去了。
这时一中年男子从厨房过来。
全佳连忙放下茶，站起来：“打扰您了，大叔。”
“出门人找点茶喝，说什么打扰啊，请坐。”
全佳自然又自我介绍一番，和主人拉起了家常。但是男主人也不是个健谈的人，况且和一个不速之客能有什么谈的？倒是全佳一边喝茶，一边“拉家常”：“我是到县城去的，我们黄岩屋、岩屋河一带去县城有两条路，一是从小龙河到大龙河去东银码头赶船到县城，可是等我们赶到，班船早过了，只能过对河再走十来里路到县城；另一条就是从这里到大溪河码头，跟到东银码头的路程差不多，但是大溪河码头五点钟还有一趟去县城的班船，所以我们只要不到区里办事，去县城都从这边走。”主人边喝茶边听他讲，不时礼节性地插一句，冷淡了人家总是不好。全佳临走，出了门又回头说：“大叔您要不要从县城里买点什么？我可以帮您带，顺路的，一点不麻烦。”“不了，不了，前几天我家嫣红和几个女伴还一起上街来着——喔，就是去了县城。”全佳一直不好冒昧问人家姑娘的名字，这下好，无意之中知道了姑娘的名字：嫣红，一家三口，该不会是她妈妈的名字吧？不，这一定是姑娘的名字，只是再套一点情况更好，比如大叔的名字……哎，以后再说吧，知道地方，知道姑娘的名字，这大约就是天老爷有意成全，急什么呢？
嘴上说不急，心里火急火燎的，全佳神魂颠倒，心烦意乱，这麻雀子河离黄岩屋不是蛮远，但也不近，又分属两个区，这边又没个亲戚，想再过来看一眼都难。嘿，能天不是在那一带打铁吗？请……哎，想哪里去了，他一个男子汉，而且是个青年人，能帮上这种忙？对了，贺家兄妹几个不是在麻雀子河吗？可是麻雀子河河里、坡上分属几个大队，去哪里找他们啊？以往又不曾联系。没办法，跟俩老的商量商量再说。
老头也没辙：“你这不是想天鹅肉吃吗？”——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儿子是癞蛤蟆。
他妈一听就乐了：“亏你们还是俩男子汉呢，屁大点事就急得团团转——”说半截她打住了。
“哎呀，妈，您就莫卖关子了，我快急死了，要是这几天那姑娘走了别的路子，一桩好事不就错过了？”
“看把你急的。”他妈慢悠悠地说，“七队刘妈的娘家不是在麻雀子河吗？而且她又好给别人做个媒什么的，请她准成。”
尽管前几天见过的，可是徐家谁也没有印象。嫣红问道：“全佳是谁啊？没听说过。”当刘妈详细地介绍了全佳的家庭情况，还说这孩子现在当着记工员，而且会计有意让他接班，记工、算帐都是他在做，连队上买个帐本什么的都离不开他。一家人总算想起来了，就是前几天寻水喝的那小伙子。徐远春听了说：“听您说这家很富裕，而且这孩子 还很出息，就凭这我就把女儿嫁给他，那也未免太草率了吧。甚至您，我们也只知道是二十几年前从麻雀子河嫁出去的姑娘，其他的，一无所知，这倒也没什么不对，只是我女儿还年轻，一时半会还不想谈婚论嫁的。”嫣红妈也说道：“刘妈，你知道的，我只有一个女儿，是要留在家里吃老米的，不然，有朝一日我俩口子老了，谁来端茶递水，养老送终？”“妈，和人家说那么多干什么？”嫣红向妈妈撒娇。
媒婆告辞走了，正当徐家人坐在那里议论这个全佳以及这个媒人的时候，只见一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背着个行李卷，从稻场边向大门走来。嫣红疑惑地站起来迎上去问道：“请问你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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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脱颖而出

来人是能地，能天的老二，他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大姐，你知道黄岩屋来这里打铁的亓能天是不是在这一带？”
这时候老俩口也站起来了。嫣红笑道：“你算是找对地方了——不过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
其实老俩口已经从面相估摸出他是谁了。“红子，让客人进屋里坐嘛。”妈妈说。
“我叫亓能地，是……”
“哦，我知道了，是能天哥哥的弟弟，老二。”
“是。”
“快坐。”远春说。
嫣红妈妈早已倒了茶递过来。“谢谢婶子——您们知道我哥……”
“咳，你早一会儿来，说不定就能听到他的动静，这会儿……”嫣红还没说完，只见大门外走过来一行三四个人，嫣红连忙叫道：“能天哥。”这时能地也望见了，端着茶杯走出来。
能天出完炉，正和主人家一起去吃中饭，出铁屋门就望见大门外的台阶上的一条板凳上放着的行李挂包，好眼熟啊，正想多看一眼，嫣红和能地他们一起走了出来。
“哥，我考取了县卫生学校，今天报到，顺路来看看你。”
“呀，真行，全县那么多人参加考试，天上掉银子，刚好砸在你的脑壳上。”
“嘿，你弟弟我是谁呀，考算术我考不过别人，考给人看病，考识药用药，那些白面书生哪是我们这些当学徒出身的半吊子医生的对手？”
“别站着说话了，你们去吃饭，能地弟弟在我家吃饭，然后过来和你叙家常。”嫣红说。
“哪能在你家吃？师傅在我家，师傅的客人自然是去我家吃。”打铁的主人家赶紧说。
“我哪里都不吃。”能地说，“早晨我去看了一个病人，在那里吃了早饭就走的，没饿哩。”
“那哪儿成啊，过个门槛吃三碗，您走了三十来里路呢，何况也是吃中饭的时候了。”那主人家不由分说，提上能地的行李，边走边说，“正好您兄弟俩边吃饭边拉话儿，多好，还不影响您的行程，从我门口出去就是大路。”主人家见能地是医生，一口一个“您”。没办法能地只好告别徐家，跟上走了。
说卫校，准确地说应当是地区卫生学校在县里设的一个教学点，目的是短期培养一批医务人员。为了让学员就近学习，就近在县医院实习，所以就办到县里来了。
吃过中饭出来能地沿着麻雀子河往外走。水比开春时候大了不少，天气晴朗，水清见底，那种麻雀“叽叽叽叽”的叫声绵延不绝，真不知道是谁想出了个这么惟妙惟肖又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联想到峡内岩屋河到封火山这一段时而急切如鼓角齐鸣，时而细洒如珠落玉盘，仿佛置身于两个世界；想想峡内的青山巨崖，看看眼前的桃红柳绿，能地耸耸肩，让不算重但也绝不轻松的行李挪挪位置，继续前行。“麻雀”之声越来越大，听着这美妙的音乐，走这并不硌脚的石子路，想起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这个机会，他一个人独自笑了。
一个月以前，所长——诊所里三位先生，各带有一名徒弟。三位先生中间有两位包括能地的先生刘四先生都是地富出身，按年龄来说，两位都是该定为“分子”的，只有一直在家抓药的王先生家里是中农，所以就让他作了所长——去开会回来，传达上面的精神，推荐一名家庭成分好的年轻医生或是学徒去卫校学习半年，这人由所里推荐，公社党委批准，到县里参加考试，由县里择优录取。没想到第一关就让所长有点不好过，三个学徒都符合条件，派谁去呢？所长没了主意，两位同事也不肯让步，好在公社在同一个屋场，找到书记，书记也不好表态，请示区里，区长说：“大约是门槛太低，符合条件的蛮多，别的公社也是这种情况。”为表示公正，区长让区卫生院的院长在全区范围内组织了一次考试，能地有幸榜上有名，总算闯过了第一关。可是县里的考试才是正式的考试，各区的应试者挤满了各个旅社。能地和同室的几位交谈，发觉大家都一样，师从一位老先生，学历各有高低，跟师的时间各有长短，但对这次考试，个个都铆足了劲儿，势在必得，谁都知道，过了这一关就能接受正规的培训，然后就有可能成为吃皇粮的正规医生。他心里直打鼓，拼得过他们吗？拼得过要拼，拼不过也得拼，不能气馁，不能放过这短短的复习时间，那位拿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不是说“人生能有几次搏”吗？搏一把！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参加考试的百把名同行中，他总算成为入围的三十人之一。
当麻雀子河汇入大溪河，河水顿时增加了好几倍，大溪河才是这一区域的主要河流。在两溪的交叉口有一个小集镇，叫岔河口，由此溯大溪河上行三十来里，就是黄岩屋东侧山麓了，再往上，直上云中大山，其间山连山，山叠山，大山套小山，腹地很深，支流众多，形成了大溪河的主干。岔河口是麻雀子河这一带的中心地带，公社管委会所在地，旅馆、供销社、学校、诊所一应俱全，形成一条小小的街道。能地择一饭馆坐下，这里没有茶馆，饭馆代营了这一点点业务，三分钱泡上一杯茶，开水管够，过路的喝杯茶，歇歇脚，自不待说；附近的老人也来这里喝喝茶，聊聊天；甚至有人需要谈点事，公社干部找谁谈个话，都选择这里坐坐。
能地正有滋有味地喝着茶，只见一位老者一手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童走了进来，看样子是这小镇上或是附近的人，是找人聊天或是专为喝茶来的，因为老者进门直接在窗子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服务员不等他吩咐就端过一杯茶来冲上。这一老一少正好坐在能地邻桌，斜对面吧。能地边喝茶边向街上望去，他是要赶路的人，并不打算欣赏什么，只是看看出街口这路怎么走而已。当他收回目光的时候，不觉多看了一眼，原来他发现这孩子有些异样，能地和他爸他哥一样，不大多说话，但是出于职业的敏感，他盯着孩子多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很有礼貌地问道：“老人家，这是您孙子么？”
“看你说的，不是我的孙子会是谁的孙子？”这倔老头不知道是等的人没来呢还是心情不愉快，开口就带着火药味儿。
“啊，您误会了，我不是跟您讨论这是谁的孙子，这样吧，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个学医生的，还没出师，今天是去县里参加一个培训班，算是个还没报到的学生。”
老人这才注意到他身后靠墙的大板凳上放着的行李挂包。“原来是学医生的，那么也应当叫你先生吧——你有事吗？”
“冒昧问一句，这几天您孙子看过医生么？”
老人再一次发作了：“亏你还说是个医生，我孙子好好的，又没有病，找医生看什么？怕是你有病吧，年纪轻轻的，出门在外要说好话。”这一下引得邻座的茶客和吃饭的一齐掉头望着他俩，这些人有的是一开头就知道他俩说了些什么；有的是因为老头说话声音大了，方才回过头来，大家惊愕地望着，谁也没说什么。
谁知这能地不急不躁，声音不重但也不轻地说：“老人家，您听我说，我真的不是咒您的孙子，也不想讹您点什么——我是看您孙子两眼发直，两腮发红，口吐白沫，手脚颤动，我听我先生讲过宋朝名医钱乙所遇到的病例，跟您孙子的症状太相似了，很有可能是癫痫。您还是带您孙子去看看医生吧，我的话您可以说给他听，供他参考。”说完在茶杯旁边放上茶钱，站起来，伸手去拿行李，又回头说了一句：“您别看他现在跟正常孩子一样玩耍，但是也就这四六天的事情吧，您千万不要大意。”说完提着行李出了门。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大约是饭馆的负责人，也说不好，或者是个茶客问道：“这位客人，请留下姓名好么？”“不必了，我先生说过，行医之人慈悲为怀，愿天下人都健健康康的。”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培训班用的是医院的一间会议室，三十个人坐在里面，才占了一半多一点的地方。除了第一天的开班仪式，以后每天来讲课的都是卫生学校来的老师，开头讲医德，和刘四先生一样，讲作为一名医生应有的道德或者说行为规范。不过先生讲的是作医生要三稳：手稳，不偷窃；口稳，不该说的不说，要说的话紧开口，慢开言，宁想着说，莫抢着说，开口说话就要表达清楚；身稳，不调戏妇女。领导和老师们讲的是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又红又专，业务要精，无产阶级立场更要稳……大多数时间是上业务课，然后去病房实习，有时半天，有时一天或几天。
突然有一天，一位老大爷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进了医院的门诊部，逢人就打听一位年轻的医生，人家问他医生姓什么叫什么，他说不知道，人家见他带着个明显是有病的孩子，这么无头无脑地乱找，就告诉他小孩看病先到儿科看看再说，可是他不肯：“那位医生虽然年纪轻，但是他知道我孙子的病，找到了他我孙子就有救了。”这时候一位护士问他：“您怎么认识他的，怎么就肯定他在我们医院？”这一下提醒了老人家，他说：“我是在岔河口馆子里碰见他的，他说到医院来上什么培训班。”护士笑了：“老大爷，您说的人大约是培训班的老师，他们在三楼会议室上课，您到那里去找找看。”说完指给他路径。
老人拉着孙子上了楼，听见一间屋里有人讲话，过来把门一推，顿时愣住了：一屋子人，知道哪个是呀？当天也就面对面地说了那么几句话，还没拿正眼瞧人家。正当老人家站也不是，走也不是，又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讲课的老师停住了，因为他看见老人家直愣愣地望着他，有话要说的样子。
这时候坐在离门最近的一位学员站起来轻声问道：“大爷，您找谁？我们正上课呢，您等会儿来，行不？”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不就是找个人吗，碍你什么事？”
讲课老师见没法往下讲了，索性说道：“那好吧，您赶快找，我们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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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能地也望见了老者，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说：“老师，打扰了，他可能是找我的。”说着就往门口走。
老者见屋子中间站起个人说话，一下子就认出来了，连忙往里走：“哎呀，医生，我可找着您了，我问了好多人，上了几层楼……”
前面老师见状，问道：“亓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啊？”
“说起来很简单，他孙子有病，我带他去门诊，一会儿就来。”
老者连忙说：“没有这么简单哪，这位医生，简直就是神医呀。”
“老大爷，您快别这么说，我送您去门诊，回头我还得上课呢。”说着抱起孩子，和老人一起下楼去了。
经过七个月的培训，大家都拿到了结业证，能地和另外两名学员被留在了县医院，能地进了儿科作见习医生；还有十几名被分到了各区卫生院，其他的人就揣着结业证书回到自己的诊所。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大家接受了相同的教育，揣着具有相同效力的大红本本，一旦走出这个大门各奔东西，却走出了各自的辉煌与平淡。
能地上班的第一天下来就去了城关中学，他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舅舅，等星期天再回家告诉先生和家里人。
能地来到舅舅家，舅舅正在伏案写什么。
“舅舅，您好。”人还在门外，笑声早进去了。
见外甥来了，舅舅连忙放下笔，站起来，拉着能地的手问道：“结业了吗？”
“您猜猜？”
“这孩子，从你的脸上就能看出来，还用猜么。”
舅舅的家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是一个单间，准确地说是一进两间，后面的套间是卧室，当面一进门靠隔墙相对支着两张办公桌，连同几把椅子占去了室内一大半的地方。右边是通套间的门，左边的墙角是一个新书架，书架顶层搁着一个褪了色的大木箱，木箱长和书架差不多，但是宽出许多，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穿着新衣服，却戴着一顶大大的旧帽子。
“舅舅，您弄一木箱干什么？放衣服啊，那也得搁卧室里嘛。”
“你呀！那是我的书箱。你看，我这书架有点小，我和你舅妈常看的书就把它塞得满满的；那箱子里是我读过的课本、笔记本和作业本，有大学的，还有高中的甚至初中的——当然不是全部，放不下——别看一时半会不用它，可如果真的要翻一下，随手拈来。”
“您教学用的参考书啊？”
“参考书在随手拿得着的地方呢。”舅舅拍拍案头的一沓书说，“能地我给你说，再过年把你就是正规的国家医生了，也算是知识分子吧，要养成读书的习惯，你跟着刘四先生习的是《寿世保元》吧，要放在案头，随时看，精读；另外还要涉猎百家，把能找到的书都找来看看，你这七个月的培训呀，只是个入门。”
“舅舅说得是，先生也是这么教我，以《寿世保元》为主，配合着看一些别的书——只是医书都是文言文，难懂。”
“书到用时方恨少，吃到了不用心读书的苦头了吧——不要性急，从浅显的入手，由浅入深，一点一点地啃，据我想，关键是会意，那都是人家的经验总结呀。”舅甥俩正说着，舅妈挺着个大肚子回来了。
能地连忙站起来：“舅妈好，您这时候才下班呀。”
“当班主任嘛，这时候得辅导学生上晚自习啊。”舅妈把手里的一沓作业本放到办公桌上，回头问道：“培训班结束了？”
“结束了。告诉舅妈一个好消息，我被留在了县医院，今天已经上班了。”
“那好呀，祝贺你。我说金哥呀，这么大的喜事，我们应当上街，到馆子里请能地撮一顿，庆贺庆贺，表示一点舅甥之情嘛。”
没等舅舅开口，能地连忙说：“您们还没吃晚饭吧，我已经吃过了。”
“我们倒也吃过了，和你一样，到点了就上食堂，所以家里永远是冷冷清清的。”舅妈说，“那我可说了啊，星期天，这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出去吃。”
“这个星期天恐怕不行，我得回家去一趟。”能地说，“再说，我现在参加了工作，该我请舅舅舅妈下馆子哩。”
“那好吧，过一段时间，把你外婆接来了，我们一起上街。”舅妈说。
金哥给妈妈说了好几次了，接妈妈跟他们一块儿住，这不，星期天又去了。金哥说：“妈，您就去跟我们一起生活吧，您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上多有不便，假如有个伤风感冒，我们也可以递个茶递个水；您要是觉得闲着没事，就给我们做晚饭，大家一起热热和和地吃着多高兴。”
淑薇也说：“我们上班去了，您如果一个人觉得寂寞，可以去和我妈说说话儿——她马上就要退休了。”
“我倒不是怕寂寞，几十年一个人过惯了，怎么着都能过日程。”
“那不是很好吗？”金哥说，“把个铺面转出去，说走就走了。”
“我哪里是舍不得这个铺面，和淑薇妈妈也能处得很好，她作了十几年居委会干部，肯定很随和。”
“那是为什么啊？”小俩口一起问道。
老人忽然声音有些哽咽：“只要我在这里，你爸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总能找到这个家，一旦这屋子住了别人，他不真成了孤魂野鬼？”哎，人老了就是心重。金哥想，都二十多年了，爸肯定不在世上了，可妈还固守着这个家，希望爸能魂归故里。可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本地就有外地人在这里娶了亲，安了家，安知他老家就没有亲人了？妈妈啊，您能不能现实一点儿啊。
其实金哥曾经提过另一种方案：“把小卖部连同房子租出去，您如果在县城里呆厌倦了，又到这里来住上一段时间，眼看大龙河就要通班车了，夏天还可以到姐姐家去玩一段时间——您怎么能三百六十五天老守着个小卖部啊。”
“咳，你姐那里就不要说了，上回承人家司机的情，坐便车到大龙河，进小龙河上黄岩屋三十几里路是你姐夫他们用篼子把我抬过去的，拿人家的肩膀当大路，我不忍心。”老人总是处处为儿女着想，她不愿意去县城的另一个原因是儿子的房子太小。
“领导说了的，等新宿舍一盖好，就给我们换一套大的；现在您住里间，我和金哥在外间搭个铺。”淑薇说。
“等等再说吧。”老人的话不容置疑。
说归说，想归想，金哥也不想违背老人的意愿，随她吧，反正也不是很远，星期天多跑跑就是了。夫妻俩回到学校稍事休息，就各自进入教案之中。他俩和多数老师一样，教案是提前准备好的，有时间就拿出来琢磨一番，有时候还互相切磋，因此他俩所代的课一直深受同学们的喜爱而且成绩甚佳。正在这时，有俩学生进来向淑薇请教物理课上的问题——她代高二的物理课。不一会儿又有三名学生来向金哥请教语文课中的问题，一时间，小小客厅里七个人分两拨开起了讨论会，热闹非凡。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一个学生带着一个问题来请教老师，几乎是每天都有的，几个学生带着各自的问题来，就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金哥十分喜欢这种场面，他对淑薇说：“你看，这就叫教学相长。”该探讨的问题都弄明白了，时间也快到打熄灯铃了，学生们还是不肯离去，有讨论功课的，有说一些听来的逸闻趣事的。就在这时候，校长进来了。
宿舍的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各有一排房间。校长和金哥的宿舍在同一侧，相隔三个房间。只要有人在家而又没熄灯睡觉，大家的门都是开着的，所以校长直接就进来了：“嗬，开会呢，这么热闹。”校长打趣地说。
“你说对了，他们是来讨答案的，结果讲着讲着就开成讨论会了，没办法。”
“校长好。”学生们见校长来找老师，打过招呼就一起走了。
校长稍微寒暄了一下，就切入正题：“泊老师，学校党支部经过研究，然后报请文教局批准，打算请你出任高中部主任，我先给你吹吹风，希望你不要推辞。”
“校长，我参加工作才两年多，还是个学生呢。领导对我的信任我知道，也很感激，但是把事情办砸了就糟了——栗主任干得好好的换什么人啊？”
“你还不知道呢，栗主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职了。”
“他说什么了？”淑薇在旁边问道——校长没说让她回避，也没地方可回避。
“他呀，本来那些言论是在59年就暴露出来了的，那时侯领导上为了挽救他，多次找他谈话，他也表示要改正，谁知道上次开会他又老调重弹，连打圆场的机会都没有，一句话就给撤了。”
“59年他说什么了？”那些话虽然开会没有传达，金哥还是知道的，淑薇那时还在上学，自然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她问道。
“咳，他硬是走背时运，都是一些与他无关的话。”校长大发感慨，“说什么大跃进就是搞糟了嘛，男人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搞得大家没饭吃；还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等等等等，你说这三面红旗是能随便批评的吗？”
“哎，每次运动都要揪一批，上次运动我姐姐她们那里一个小学六位老师有两个是右派分子，这书谁教啊？”金哥大发感慨。
“泊老师你这种情绪不对呢，不过这屋里就你我几个，随口说说无妨——希望你不要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勇敢地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我还是希望领导上再考虑考虑，在老教师中间挑选一位德高望重的担当此任，虽说这不是个官儿，却关系着三个年级六个班的教学质量，我怕……”
“你怕什么啊？你不是个怕担责任的人，再说，你也知道，高中部就那么二十来个人，好几个自身业务都显得有点吃力，老教师中有的不适合作领导，有的还戴着帽子或是把个帽儿搁在旁边，真正能进入遴选范围的，你扳着指头算算，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