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农民写小说上瘾，5年1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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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天亮之前
       
田地里实行着种、管、收三道程序，山岗上演绎着青、黄、白三色变化，人世间贯串着生、老、死三步轮回。从能天落地的那天算起的第七个年头，亓家迎来了第四个孩子——这是一个宝贝女儿。孩子落地时那声响亮的啼哭声惊出了她婆婆一身冷汗，因为云中大山上从天没亮的时候就在过兵，知道会不会从黄岩屋冒出来一股？听山上逃下来的人说，国民党的溃兵或三三两两，或十人八人，或杂乱无章的几十人百把人，一会儿过一批，一会儿又过一批，你以为他过完了吧，隔上个把时辰又来几个，这时候还没断呢。老人家出来吩咐全佐说：“你把磨杠抽出来放在随手拿得着的地方，这些被打散了的国民党的逃兵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我去打定心蛋。”
“家里也没什么可拿的，那些逃兵来了顶多把能吃的拿去吃了，或是脱下那身老虎皮，把男人衣服翻出来拿去穿了，还能怎样？”
“你呀，就是缺心眼，你没听见你三婶今天一早说什么来着？”
“天不亮我就去找接生婆，回到家她（接生婆）又让我转身去拿东西，忙得脚不点地，我能听说什么啊？”
全佐不知道，可是外面都传开了。昨天国民党的溃兵在小龙河一带抢东西，然后翻西山垭去了。这时候丘老四夫妻俩正躲在垭口下面的树林里耲树叶子，女人耲男人背。大约快吃中饭的时候，丘老四背了一筐树叶子下山去了。女人正低着头耲树叶子哩，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四五个溃兵进了树林，一下子把个女人按倒在树叶子上，就来扒她的裤子。一个女人怎敌得过四五个如狼似虎的男人？正当他们快活的快活，狞笑的狞笑的时候，丘老四背个空筐子上来了，猛然听到女人的呻吟和那几个畜生的狞笑，丢下背篓，提着打杵子赶过去，那几个家伙中有一个见他气势汹汹的样子，连忙把枪端起来对着他：“你想怎么样？老子一枪送你上西天。”另一个一手按下他的枪：“使不得的，让山下听见了就坏事了。”又回头阴笑着对丘老四说：“老兄，对不起了，弟兄们出门在外，不方便，借你的用用，你放心，用不坏的。”丘老四气炸了，上去照着他的脑壳就是一打杵子，可是没等他的打杵子落下来，就被另一个把他箍住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被那几个畜生糟蹋，干着急。直到他们一个个心满意足地丢下他走了，他方才捡起打杵子追上去，其中一个戏侮地说：“兄弟，别追了，追上了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啊？快去看看你的媳妇吧，保证没少一点。”另一个说：“用秤称，兴许还有多的呢。”嘻嘻哈哈地出了林子去了。丘老四回头见媳妇没了声息，连忙一把扯起来，背了回去，放在床上，只见她有出气，没进气，慌忙喊道：“妈，你快来帮我陪着她，我去请医生。”
“也不知道丘老四的媳妇怎样了？”全佐嘟哝道。
他妈边往厨房走边说：“听你三婶说，他去找到那位老先生，老先生说：‘这既没有伤，也不能算是病，我行医三十几年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先生也没有教过，你回去给她洗洗，熬点粥什么的她喝喝，将息几天——恕我无能。’今天还不能下床呢。”
“这些畜生。”全佐骂道，“那我们也躲躲吧，如果遇到丘老四那样的情况，靠我一条磨杠打得赢？”
“还有我哩，屋里有刀，有锄头。”老人家说，“搬到野外，月母子怎么受得了？还有这一点点大的孩子哪里禁得住折腾？”
“那，万一……”
“早晨你二婶三婶过来，我就给她们说了的，他们几家都躲在这屋后最密的那一片林子里，万一有情况，张巴一声，他们就来了——那些散兵游勇到底架不住人多，他敢和人对打？”
“那我去喊一声能天他们不要乱跑，最好也躲到林子里去。”
“等这时候？你去接生婆家拿东西的时候我就把他弟兄几个托付给他二婆婆了。”
“怪不得我跑前跑后的，一直没见他们呢。”
这时候玉花在屋里叫全佐，他连忙进去，俯身拍拍婴儿身上的被窝，问道：“你要喝水么？妈给你打定心蛋去了，这就来。”
“不是，我说全哥，你和妈也去躲躲。你没听说，男子汉被他们拉去当夫，有的跑回来了，有的被裹胁去了四川，还有的……去吧，我不要紧的。”说着用手指指枕头下面，全佐不知道什么意思，把枕头轻轻掀开一点，倒是把他吓了一跳，枕头下躺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玉花笑道：“那些发瘟的不一定走到这里来，万一进了这屋，我就顺手一刀砍过去。”
“你什么时候拿来的？”
“早晨疼得厉害了，进卧室之前我就去了一趟厨房——三婶说得怪吓人的。”
这时候老人家端了定心蛋进来，见如此说，连忙说道：“你快别这么想，我和全佐哪儿都不去，要死，咱娘儿几个死在一起，何况这屋后的林子里就藏着四五个精壮的男子汉哩。”
总算风平浪静地过去了，黄岩屋毕竟偏离大路，散兵游勇一个都没有走到这里来。
像一把大扫帚横扫过去，人们望见一队整齐的队伍从云中大山“扫”过去了。从那以后，人们感觉到地方陡然清净了，没有兵，也没有拉夫的，甚至时有出现的土匪，也在好长时间里销声匿迹，不知所踪。
其实云中大山的“棒老二”是随着国民党的溃败烟消云散了，而那些打闷棍的都是本地的地痞流氓，有的甚至有家有业，或是种得有田。他们没有跑，听说县太爷在西山乡滕家大院又把县府的牌子挂起来了，说是要和共产党划江而治，江北是回不去了，他们要为党国保住江南这半壁江山，于是纷纷前去朝拜。这县太爷还真像那么一回事似的，封厉秋扬为突击大队长，拼凑了一支以地方上作恶多端的地痞、流氓、土匪、恶霸组成的乌合之众；还有一些地方上的乡保长、乡绅之流，县太爷就让他们回去组织神兵，设法暗杀农会干部，暗杀工作组，掌握地方政权。到时候和突击大队互相配合，分路进兵，先夺取大龙河的粮库，有了粮饷，有正规军退走时留下的武器，足以和共产党抗衡。谁知道这帮人根本不经打，三下五除二就被解放军打了个落花流水，连厉秋扬也悄悄逃回东银去了。
全佐找了十来个人扳苞谷。其实扳苞谷这活儿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也可以干，但是丰收的喜悦大家都愿意和乡亲们一起分享，所以每个人都喜欢找人干，大家都乐意互相帮忙，青壮年下田扳苞子，老人小孩忙完家务以后就来这家帮着撕苞子。
扳苞子的人带着几个大背筐，一个个装满，插个螺丝转顶，足足有四百多斤，四抬四帮地让一个人往家里背。有人轻声嘀咕：“勤人跑成槽，懒人压成痨。何不少装点，快去快回。”立刻有人回奉他：“试试力气嘛，一年上头就快活这几天。”这时候从抬筐子的那里传来肆无忌惮的笑声，有人问道：“什么事啊，这么好笑？说来我们大家一起笑笑。”
有个小青年指指背筐子的说：“我们问他背得起不？他说呀，人受得住，就是草鞋受不住，大家就笑了。”
于是大家跟着笑，有人说：“下一个我背，我的草鞋结实。”
这时候三叔亓双铜说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有人接茬：“当然啦，你也是人比草鞋结实。”
三叔不理他的茬，接着说：“我前几天在河那边亓老六家遇到的事，一想起来自己就觉得好笑。”
又有人说：“那个糟老头子，一对三角眼，两条倒挂眉毛，整天老着个脸，像谁借了他的陈大麦，还了老鼠屎似的。有什么事能使三叔开心哪？”
“你听我说嘛。我们是从河沿上那一块开始扳的。”
“我知道，那是亓老六最远的一块田，而且是触鼻子上坡。”有个小青年说。
“你别打岔。”三叔接着说，“我第一个背，汗爬水流地上到稻场里，空无一人。他说：‘请你帮我背进去，堂屋我已经收拾好了。’原来没半个人帮他撕苞子。我倒下苞子，且不去拿背筐，撩起衣襟揩汗，顺势拿下草帽扇扇风。他像早就准备着似的递给我两匹（片）上好的叶子烟，我随手去掏烟袱子，他又变戏法一般递给我一杯酒，说：‘老三呀，你我一笔难写两个亓字，今天我这几筐子苞子就全靠你了。’”
有人笑道：“这下好，老三最喜欢人家给戴高帽子，高兴了吧。”
“去，去，去。谁喜欢戴高帽子了？”三叔说，“那时我想，人都说这老头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我看也不是蛮吝啬嘛，到底是家门啊，一笔难写两个‘亓’字。”
“不是一毛不拔，是这时候不拔一根毛，谁去河沿上给他背那几筐苞子啊？”又有人笑道。
三叔却面无表情地继续说：“不管怎么说，人家对咱好，我也得对得起人家才是，那两匹烟一杯酒总是实实在在的呀，所以汗还没歇干我就背上筐子就走了。”
“那当然，我们三叔是遇到了知己之人嘛。”
三叔不理会别人的揶揄，自顾自地说：“到晚上，还没等我在同伴们面前炫耀，就有人对我说：‘老三你看，老家伙特喜欢我呢，我每背一筐苞子进门他就给我两匹烟一杯酒。’是啊，我看到了，他的衣袋里和我一样，一大把烟，而且走路摇摇晃晃的——其实他喝不了多少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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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受到优待的不只你俩吧。”
“是的，是的，我们互相一通气儿，原来背苞子的人人回来都是两匹烟，一杯酒。”
“这老头的趣事有一捎马子带一箩筐。”又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边扳苞子边说，“有一年——那时侯我和他都还年轻——他找了我们几个人给他锄草。大家都有点讨厌他，所以慢悠悠地，都不带劲儿，他打边，薅两行苞谷，前边去了，后面一人两行，要紧偏慢，一拖老远，他也没办法，毕竟不好意思吆喝嘛。一埸（易）薅到头，调头往回薅……”
“调过头来他可以撵着你们跑吧？”一个年轻人问道。
“哪里哟，他在后面倒是撵得蛮急的。”老头说，“可是前面慢条斯理地，他能怎样？这边是我打头，刚好我一抬头，和他对上眼了，他不失时机地伸出俩手指头向我晃了晃。‘有门。’我想，‘他大概是说今天给我开双份，两升苞谷哩’。于是我拉开了架势，加快了速度，就这样，我在前面打得快，他在后面追得急，中间的人想偷懒都不成；一埸出头，回过头来，他在前面打边，我在后面压过去，八个工的活，我们硬是六个人一天搞完了。”
“看这老头蔫不拉叽的，当狗——掌二拐还蛮够格的。”一个小青年本来要说“狗腿子”，但没有。
“晚上他给了你两升苞谷？”又有人问。
“你莫问起。”老头沮丧地说，“我等别人都走了，就说：‘六哥，你还只给了我一升呢。’他怔了一下，没事儿似的：‘是啊，都是一升啊。’‘你上午可是许了我的哟。’我说。他仿佛恍然大悟的样子：‘是啊，我是伸出俩指头朝你晃了晃。’‘这不结了。’‘你弄错我的意思了。’他说，‘我是说中午给你加俩洋芋，吃饭的时候不是从我的碗里给你夹了俩吗？’”没等老头说完，大家哄地笑了。
“可是你们知道吗？亓老六被逮起来了。”路其炯进山年把，已经融入其中，算一个地道的山里人了，他昨天去了小龙河，带回了最新消息。
“为什么？他一个种田的，怎么就被抓起来了？”有人问，大家也都不相信。
“你们还不知道呢，前两天小龙河刚刚成立了农会，就有人举报亓老六打闷棍。新国昆——他现在是农会主席——带民兵去一查，果然有人打死了一个逃兵，把尸体藏在神仙洞里。”
一时大家哄堂大笑：“神仙也谋财呀，可是他不该害命啊。”
“哪里是神仙谋了财，是一个国民党的兵没带枪，却带着一件大衣和一大包银洋、金银首饰到亓老六家借宿，被亓老六给做了。”
立刻有人不同意路其炯的说法：“只看见尸体，谁知道是亓老六干的？”
“新国昆是谁？大军过后没几天，他在西山垭坎下看见一个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而且面如土色，一见他就‘噗’地跪倒，他一问，才知道刚刚遭了土匪，他二话没说，赤手空拳赶上去，那土匪——其实就是个打闷棍的——还没跑多远，躲在一个背湾里翻刚抢到的包袱哩。他大喝一声，走拢去扫腿一脚，那家伙被这一声吓懵了，爬起来没敢回头就跑了。这新国昆大摇大摆地走回来，那人瘫在地下还没爬起来，他把包袱往他面前一丢：‘看看，少了什么没有？’”
“这事我们听说了的，新国昆不是当天去的，而是第二天和那个人一起去的——怎么，今天他跑过去一声大喝，亓老六就认帐了？”
“哪里，当晚他带着俩民兵叫开亓老六的门，只是威风凛凛地说道：‘我们来找一件大衣。’亓老六就全部招供了，并且交出了那些东西。”
二叔慢条斯理地说：“这亓老六说起来算我们的远房兄弟，为人做事的确有点不地道，时不时上西山垭打闷棍。有一回山那边的鲁劁猪匠过西山垭，在快上垭的那片林子里，猛听到背后一声大喝：‘把包袱放下，走人！’鲁劁猪匠学过几手拳脚，脚下一旋，顺势一个扫堂腿，亓老六面对面跌了个嘴啃泥。尽管一脸的锅烟子，鲁劁猪匠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哟，老六哇，开玩笑也不是你这个搞法嘛。’他也认出了这个终年吹牛角串乡的劁猪匠，连忙说：‘呀，是鲁师傅，今天我在这山里烧洋芋吃，弄得满头满脸的黑。’”
入夜，全佐在门上挂一盏马灯，在稻场里的苞谷堆旁边也点上一盏马灯，老老少少这些撕苞子的人，有上午就开始的，也有扳完苞子按上一袋烟就坐拢来的，像在开会，又不像开会，有相邻两人边撕苞子边拉家常的，有隔着堆子呼唤问候的，有大声议论天气的，有述说邻里坊间逸闻趣事的，还有的在轻声哼着歌，开始是年轻的姑娘媳妇们，这个哼的是《牛贩子歌》，那个哼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哼别的歌子的，某一只歌越哼声音越大，以至盖过了其他的声音，于是大家都来哼这支歌，形成了混声合唱，显得十分热闹。不过大家手里无一例外地不消停，撕掉苞叶子，露出金灿灿的苞谷棒子，丢到面前的撮箕里或是筐儿里，全佐就忙着把它们收集起来，背上楼去，倒在火笼头上的栅子楼上，到冬天也就该炕干了。“打种呀，别把种苞子的叶子掰掉了。”一老者轻声吆喝道。“知道。这个不用您嘱咐。”有嘴长的应道，多数人在唱歌，无暇理他。“人多呢，有人记得有人不记得，说一声的好。”老者说完把一个撕开了叶子的十分饱满的苞谷棒子扔到前面的苞谷堆子上，全佐就抽时间把这些扔上来的苞子收集起来，打算明天白天再仔细挑选以后把苞叶子两两相对接起来，挂在火笼头上的横杆上炕着，来年作种子用。
厨房里热气腾腾，全佐妈在准备晚饭或者说是消夜。晚上吃饭的人多，玉花刚落月，二婶放下背篓——她也在帮忙扳苞子——就进了厨房：“大嫂，我来给你打下手？”
“好啊，我一个人正有点忙不过来呢，只是左右邻舍有个红白之事，都是请你作大厨，给我打下手太委屈你了。”
“嘿，一家人还说上礼行话了哪。”
“那好吧，你帮我切菜，腊肉我洗好了的，放在碗柜上筲箕里。”
二婶转身把筲箕端下来：“我看到了。”
“哎，只是大家熬更守夜地帮我做事，酒都没得，真对不起人。”大妈遗憾地说。
“都一样，这兵荒马乱的，谁有心思煮酒？”二婶压低声音说，“有好些人家饭都吃不上，老三家就悄悄向我借粮了。”
“老三这几年也是运脚不好，去年春天被拉去当夫，耽误了春种，等大家把自己的种下土再去帮他，又赶上连阴雨，生生地误了农时，收成短了一大截，下半年一场病，又亏空不小，得亏他三婶支撑，总算熬过来了。”
“今年收成还不错，转运了。”二婶感叹地说。
“都好哩，你没看到收粮收款、抓兵拉夫的今年一直没动静，没了那些保丁咋咋呼呼瞎吆喝，倒像缺了点什么。”
“大嫂没出门呢，解放了，小龙河那边成立了农会，还抓了个土匪，保长算什么？他还敢抖威风呀？保丁就更别说了。”
“嗬嗬，世道真的要变了么？”
“那是……”
老妯娌俩正说得起劲，玉花走了进来：“我的妈妈呀，除了厨房，就是孙子，今天关心起世道来了？”
“可不是嘛。”二婶抬起头来说，“玉花你怎么起来了？身子还虚着呢，快去躺下，这里有我们来弄。”
“大家都来帮忙，我躺不住啊——要不，我坐灶下着火。”
“呀，你是不放心二婶哪还是不放心你妈？”
玉花被二婶拿话一激，看看自己也确是插不上手，于是就出来了。坐月子的人自然不便去撕苞子，老辈子说，苞叶子有“风”，大约是怕感染了或是怎么着，她只得去火笼里坐着。一坐下来，她就发现了活儿，加柴把水烧开，重新泡了茶，一手提炊壶，一手用一个木茶盘托着一盘杯子，给撕苞子的人挨个筛茶，于是又惹得场上的大妈婶子们好一阵埋怨：“晚上外面风大，听话，快到屋里去歇着，落下病根可是一辈子的事。”玉花只得乖乖地回到屋里去，坐在那里休息。
正在这时，只见能天弟兄几个还有另外几个孩子——他们的父母都在稻场里撕苞子——从这屋穿到那屋的疯跑，边跑边打闹。这时候不到三岁的能玄跌倒了，大哭，能天回头来拉，越拉，小家伙越撒赖，就是不起来。玉花只好站起来，连哄带拉，小家伙见妈妈给他这么大的面子，也就乖乖地站起来了。玉花又叫住准备跑出去的能天：“你看，全佳叔叔和你一般大，在帮我们撕苞子哩，让你带着他们玩儿，就要好好照护他们，知道吗？”“知道了，妈妈。”人早就“飘”到了屋外。其实谁也没去照护谁，一个跑到苞谷堆子上，扯下几绺苞谷须子，贴在嘴唇上，再从柴堆里找出一根棍子拄着，装老头，别的孩子连忙也去装老头，只是不经意间用手去捋“胡子”，一下子就抹掉了。干脆连“拐杖”也不要了，跑去撕下几片苞叶子作钱币，互相作“生意”去了。“生意”作不成，又打起来了，不过还没等拳头落到身上，又跑着跳着追逐着疯去了。疯累了，玩儿厌了，厨房里的饭也熟了，正炒菜哩，玉花去盛了饭来，又从煨着腊肉的沙罐里舀出一些来，让他们吃，然后给他们一个个洗脸洗脚，等把他们都扶到床上睡下的时候，撕苞子的也基本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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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扬眉吐气

全佐清早起来，把稻场里的苞叶子散开，趁着今天天气晴朗，晒一个太阳，晚上回来打夜工把它捆了，送到草楼子上储藏起来，这可是喂牛的“精”饲料呀。接着在稻场的一角铺上晒席，把屋里应该晒的黄豆呀，蔓豆背出来倒在晒席上，然后背上背筐走了——今天给二叔扳苞子。
玉花也起床了，她边洗脸边朝厨房里说道：“妈，您过去帮二婶做饭吧，她一个人忙不过来的。”
“不要紧，三婶会帮忙的；挑水、劈柴的事，俩小子都十几岁了，能做的。”
“我不是说挑水劈柴的事。”玉花一边把洗脸水倒进污水桶，放下脸盆，提起快满了的污水桶打算倒进厕所去，一边说，“我是说三婶刚和二婶闹了点别扭，怕是不会来帮忙，十几二十来人的早饭，二婶一个人忙得过来？”
“你放着，等一下我来，月母子不能使抻劲儿的。”老人家望见玉花去提污水桶，连忙说，“她俩呀，早和好了。偌大一匹山就这几十户人家，大都是单家独户的，像他们这样几户共一个屋场是福气，说话有个商量，作事有个帮手，不过是句把话对不上榫，掐起来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冤呀仇的，谁老是绷着？”
“那天我正好在岭上做事，听到她们吵起来了，一个比一个声音高，连忙去解交——我怕她们打起来了就糟了。”
“不信你去看看，这时候三婶一准在帮二婶切菜，山里人都粗声大嗓的，不奇怪。”
“那当然好。”玉花说，“我在街上见过一些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过后几年见不得面，好呢，一个脸朝东一个脸朝西，像不认得似的擦身而过；如果眼神不对或是一方找个茬儿马上掐起来，一条街的人都能听到。”
“唉，几十年一个人，何必呢？只有今生没得来世。”老人慨叹一声，又说，“吃过早饭我过去帮忙撕苞子，中午你和孩子们就自己热了吃，啊。”
“您放心吧，妈，家里有我哩。”
“妈妈，我带着弟弟跟着婆婆过去玩儿，好么？”能天央求道。
“你呀，快七岁哩，就知道玩儿，能不能学着出息点儿。”见儿子一副委屈的样子，玉花又柔和地说，“上午读书，写字，吃过中饭再去玩儿，要不要得？”孩子立刻来了精神。
收罢秋，玉花月子也坐完了，她突然感觉到这一个多月很有点不同。这一段时间太忙了，自己家里忙秋收，乡亲们之间互相帮忙，收完了秋全佐就抓紧时间耕冬田——冬耕比春耕好，犁埂子一冬被凌得酥酥的，来年肯长庄稼又好干活。但是再忙，玉花还是让他去了趟东银，这个闷把葫芦，带回来的消息只是说：镇上设了区政府，码头上组织了工会，东银组织了农会，厉秋扬龟缩在家里，连街都懒得上了（妈说怕是不敢上街了吧），只有刘老爷家的自鸣钟到时候还照样响起。玉花知道，刘老爷也就是一个商铺而已，据说他上辈人中过举，在外地做过官，后来回东银颐养天年，翻修了房子，人们都称他刘老爷。后来老刘老爷死了，大家就把并不年轻的少爷叫成了老爷，连厉秋扬要敲诈他也是客空气气地说：“刘老爷，您看弟兄们维护地方治安也够辛苦的，您赏几个？”他就乖乖地给人家钱，因为老刘老爷说过：“这种疯狗，给几个钱了事，别和他计较，蚀财免灾。”
“蚀财免灾。”妈妈原先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把一爿铺子蚀完了，灾祸仍然没有避免，这是为什么啊？难道弱者永远是弱者，土霸王永远是土霸王吗？现在出了新奇的事，厉秋扬都不敢上街了（老人不知道，厉秋扬是同解放军交火被打散以后逃回去的）。玉花忽然想到，新奇的事多着呢，那天全佐他们去给东家送租子，东家破天荒地留他们吃饭，他家已经吃过中饭了，专门给他们几个送租子的做的，往年哪，即使正吃饭也不叫他们顺便吃一口的。东家还说：“不要送这么多的，抗战的时候就说二五减租，一直没减，明年说什么也得减，你们如果送多了我可要你们背回去的哟。”那天是请了二叔三叔帮忙送的，叔侄仨回来在路上边走边议论，东家这是怎么啦，干吗这么客气？吃晚饭还在边说边笑。玉花也觉得纳闷，这世道真的要变了么？还有保长，从那天云中大山过兵以后就没见他露过面，往年这时候可是收秋征、催马料、抓兵、拉夫最“忙”的季节啊。咳，不来就不来呗，还牵挂他不成？就像三九天的风，打在脸上生疼，觉得本应该如此，没啥奇怪的；一旦风息了，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一方面觉得舒服，可是又觉得有点不适应。她想，这世道变了，一定要弄清楚，变在哪？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可是问谁啊？对了，小龙河成立了农会，新国昆当了农会主席，接着就带着民兵上云中大山捉土匪。棒老二跑了，打闷棍的——其实并没有几个，就像一座山中有了老虎，十里八乡的人都紧张；一说起山里有土匪，大家都感觉不安全。他们捉了两个，连同亓老六一起送区里去了，山上顿时风平浪静了。去问问新国昆吧，可是怎么开口啊？我认得他，他知道我是谁呀？还是去问问妈合适一些，对，让全佐明天去东银看看。
从去年起，除去大农忙的时段，玉花总要教儿子认字，写字，打算盘。她没读多少书，尽自己知道的教他。她把从娘家拿来的她小时候读过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教材，又买了笔墨砚纸，还从娘家拿来一把算盘。家里有两把算盘，一把旧的大约是上辈人传下来的，磨得锃光瓦亮，只是掉了一桥，她还记得，那一根竹棍儿有一点点短，用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可还是掉过几回，有一次又掉了，没有及时装上去，两岁多的弟弟看着圆圆的珠子好玩，拿了两颗去玩，等妈妈得闲来装算盘的时候，怎么也找不着那两颗算盘珠子了，原来弟弟拿到街上去玩，弄丢了。差一桥，也能用，可是一个商家用一把残缺不全的算盘，让人看着笑话，于是妈妈买了一把新的，十七桥。玉花让全佐向妈妈把这把旧算盘要来，用它教能天学珠算。妈妈说：“新的我还留着，我不能老是给人家洗衣服，等时局稍微好一点，我还得把铺子开起来，住在街上，总要有个稳定的事做啊。”
能天拿来书本，其实就是一本手抄的《三字经》，“哇哇”地读了起来，不一会儿，看着俩弟弟在地下玩得高兴，他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俩的行列，等妈妈奶过小妹妹，把她放在床上睡着了出来，兄弟仨已经玩得忘乎所以了。“能天，读熟了吗？”妈妈站在卧房门口问道。能天一惊，慌忙丢下玩具，又捧起书来。“来，背给我听。”背书不是很难，读几遍就会，然后是写，打影本、描红这些套路，玉花倒也轻车熟路，运用自如，能天也很快进入了状态。这是深山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位先生，一名学生，像个学堂，又不像个学堂。好多乡亲们见能天小小年纪就像模像样地读书，很是羡慕。
去年秋后的一天，趁全佐、玉花夫妻俩都在家，三婶来到他们家，正儿巴经地说道：“没想到侄媳妇还是个秀才呢，我想让我家全佳跟着你读书，行不？”
“三婶，我不是秀才。我只读过两年书，也就是照葫芦画瓢，把我读过的《三字经》教能天读读……”
“我知道让你操心劳力的，学费不会少，你放心。”三婶急忙说。
玉花笑了：“三婶，自家人，我哪里会让您掏钱呢——您得空就让全佳弟弟过来吧，我怎样教能天，也怎样教他，来年送他叔侄俩一起去山外上学，也有个伴。”
“那好，那好。不过，尽管是一家人，我们婶侄间还是先小人后君子，学费多少，你说个数，山里人，大家都没有钱，以往有人在山外读书的，交学费也是交粮食，所以我也只能交粮食，你说个数。”
玉花再一次笑了：“看来您还真的把我当秀才了，别说是自家人不收钱，就是别的乡亲们把孩子送来，我也照常教，尽我所能。”
“那不白沾你的光了？”
“沾什么光哟，我不过尽我应有的一点力罢了——再说也不能常年教，一旦农忙，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活儿，我也要忙田里的事，真能认真读书的，也就一冬三个月吧。”
然而去年整整一个冬天，全佳断断续续来了四十天吧，还有几个孩子，有上了十天半个月的，有上了几天的，最少的一个来了两天，后来就没了下文。玉花自然不便于去催他们，只是来一天，她就认真地教一天。大家都没有书，玉花给每个人抄一页，教他们读，又吩咐他们回去买笔、墨、和纸，砚台可以用打破了的碗的碗底代替。可是一直没有人买笔买纸，玉花只好一页一页地抄给他们读，写字的，一个也没有，她就拿自己的笔墨砚纸让他们写，即便如此，坚持到底的只有能天一人。今年刚收罢秋，玉花的“季节学校”又开学了，不过学生还是只有一个人，不，算俩，能地天天也学他哥哥的样，咿咿呀呀地来上几句，算个附读生吧，不，说陪读也行。山外的先生倒是来“劝”过学，玉花也答应过年把，孩子大一点就送过去，可是这附近竟没有第二个人愿意送孩子去山外读书，都说读书有什么用啊？字儿种到田里长不成庄稼，还是算了吧。能天还小，铺床叠被都不会，又没个伴，没敢让他一个人去，加之兵荒马乱的，缓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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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佐去得不算早，但是第二天回来得却不晚，中午刚过就到家了。没进门就手舞足蹈，大声嚷嚷：“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玉花婆媳俩连忙站起来问道：“什么好事呀？看把你高兴成这样。”
“解放了，解放了。这是外婆（孩子外婆）说的。”
“什么叫解放了？”玉花问道。
全佐提起铜罐，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咕咚咕咚”喝下去，抹抹嘴巴说：“镇上设了区公所，管好几个乡呢。乡里有农会，区里也有农会，还组织了民兵，可威风啦。”
“上回不就是这么说的吗？”玉花问。
“你听我说嘛，你一打岔我就说不全了。前几天开了一个大会，在河坝里开的，满满一河坝人。说是镇压反革命，把厉秋扬拉出来斗了一整天，然后就枪毙了。”
“真的呀，真的把厉秋扬给毙了？那个在街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土霸王，站在街上把文明棍这么一捣，街两头就乱颤，威风凛凛的人，说毙就毙了？你说说看，怎么把他捉住的？那些打手没拢来护着他？”玉花急切地问，好象稍有松懈厉秋扬就跑了似的。
“嘿，你怎么比我还不开窍？有政府呀，妈说的，区长秀秀气气的，像个大姑娘，说话声音不高。他敲敲桌子，说道：‘去，把厉秋扬带过来。’那些民兵就把反绑着手的厉秋扬押上来。至于那些打手，妈没说，我也不知道，啊，不对，妈说了的，区长说，这些狗腿子，还希望大家检举揭发。有几个手上有血债的已经关起来了，等待处理。”
“怎么处理他们都闹腾不起来了。”玉花兴奋得像个小姑娘，边跳边拍手地说，“还说什么了？”
“大会上区长讲了话，说还要继续清匪反霸，接着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妈妈说，到那时，我们就不用交租了。”
“好事都串到一块儿去了。”玉花说着说着眼神黯淡了，停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对能天婆婆说，“妈，我想把孩子们带着，去看看我妈，能天都七岁了，还没去过外婆家呢。”“去，一定去，还有全佐。全佐给泊家当了这么多年的女婿，还没和你一起去过丈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亓家不懂礼行呢。”
当玉花一家人疲惫地走到东银街头河对面的时候，太阳已经上了半山腰。玉花突然想大哭一场，又想大笑一番，真不知道这时候是什么心情，不过，她没有哭，也没有笑，而是平静地走过跳石。望着河边那一排参差不齐的洗衣墩，还是那样一半浸在水中，一半露出水面，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洗衣服了，每一个洗衣墩前的小水塘里，清清的河水轻轻地打个旋儿，向下流去。弯弯的河水把灰白色的布满鹅卵石的河坝劈成不规则的两半，像是一个世界，又像是两个世界。走在街上，土墙屋和熟砖房子参差不齐，只是不再那么高大，不再那么气派，是岁月的磨砺让它们变得矮小了么？那些门，那些窗户，那些柜台，变得那么老旧，那么斑驳不堪，连窗户上糊着的皮纸都大洞小眼的，破纸头在晚风中“噗噗”作响。孩子们倒是觉得很新奇，能天问道：“妈妈，这么长的稻场怎么打场啊？你看石板和石板之间那么深的缝隙，黄豆掉在里面怎么扫得出来啊？”“这街上的人都作生意，不作生意的也有别的门路求生活，不种田的。”玉花告诉他。
忽然有一位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尖声叫道：“这不是泊家大闺女吗？快来看呀，泊家大闺女引了一群儿子回来了。”她不知道，玉花怀里抱着的是个闺女。
玉花已经习惯了山里平静的生活，要搁八年前，她会搂着人家的话把儿反唇相讥，可是今天她不知道是该自豪呢还是应该反击。正迟疑间，站在门口张望的玉花妈妈接上了人家的话头：“引回儿子怎么啦？我闺女有媒有证嫁了人，生了儿，又不是私货。谁像你，和厉秋扬鬼混了这么些年，鬼都没生出来一个。”说得对方关了闸板似的没有声音了，连什么时候进屋去的都不知道。这时候一些街上的女眷和玉花搭上了话：“这些年还好唦？”“从这里到你家有多远？路好不好走？”……玉花把孩子递给全佐，和她们一一答话。她们有的是姑姑、婶婶；有的是当年的女伴，如今也是为人妻，为人母了；还有一些不认识的姐妹，明显是乡下或是外地嫁过来的，望着玉花笑，不说什么。
进了门，自然又是一番唏嘘，母女俩虽然没有抱头大哭，却也泪眼婆娑，玉花一路想象的喜笑颜开的场面一直没有出现。老人家一边为他们烹茶一边说：“你们坐，喝茶，我去请一个人把金哥叫回来，全家人就算到齐了，八年啦，还没一起在这个屋里吃过一顿饭。”
玉花忙说：“妈，就别耽误弟弟了，他在上学，况且每年都见面的，不过不是在这屋里罢了——这下好了，扳倒了那些地头蛇，我每年都把孩子们带回来玩，想见面随时可以见的。”
“也好，金哥上中学了，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
“是吗？弟弟上中学了，听说上中学是要考的！”玉花高兴得随手抱起一个孩子，举起来，“你舅舅上中学了，啊！”
“今年上的，才一个多月。”妈妈平静地说，“他的成绩还算好，语文考前几名，算术，算术原来没学过，但是……但是我教他算过帐，居然也‘挣’了点分，过关了。”
玉花忽然想起了什么，也没听妈妈说完没有，“噔噔噔”跑上楼去，拉开抽屉，翻出一沓书来，拿下来递给能天：“快看，能天，这是你舅舅读过的书。”
第二天一早，能天就起床了。他站在外婆家的大门口，正好望见对面刘老爷家正面墙上挂着的自鸣钟，随着玻璃匣子里那个小锤不紧不慢地摆动，他发现，上面那个圆盘中的两根黑色的针有一根在不经不觉地走，当它的头指向正上方的时候，“当当当”，钟就响了，他数了的，一共响了七下。小能天觉得很有趣，很想到那屋里去看个究竟，而且不时有人从那屋里进进出出，他知道那是有人在买东西，小龙河就有这样的铺子。可是他一个人又不敢进去，怕人家问他买什么，那该怎么回答呀？弟弟们还没起床，爸爸在给外婆劈柴，妈妈和外婆在厨房里边做饭边说话儿，昨天夜里也不知道她们说了多长时间，反正一直在说。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能天一点也不知道，早晨醒来，她们早已在厨房里说开了，真不知道她们哪儿来的那么多话说。
吃过早饭，外婆说要带他们上街转转，几个小家伙顿时欢呼雀跃，只有全佐说：“我就不去了吧，那个大树疙瘩还没劈完呢。”“去吧，你不去，玄玄谁抱呢？”玉花说，“疙瘩放着回来再劈嘛。”于是一家人浩浩荡荡地上了街。显然，孩子们还很拘谨，不管是抱着的，还是跟着走的，全都没了在家的那种欢快劲儿。其实街上也的确没什么好转的，大大小小的铺子，不是针线布匹，就是油盐酱醋，还有卖粮食的，卖肉的，还有几家饭馆里不时有香味飘出来，碗筷和桌子的碰撞声还有炒菜时勺子和锅的撞击声。“还没有我家里扳苞子撕苞子热闹呢。”能天想。总算有一家有一些小玩意儿卖，外婆为玄玄买了一个小拨浪鼓，给其他几个一人一件玩具，又为每个人买了一双袜子。
“妈妈，我和全佐就免了吧，他穿山袜，我还有——您一年挣几个钱啊，还要供弟弟上学。”
“放心吧，这点钱我还是有的——读书的，政府给一部分助学金，我拿不了多少。”
“自己读书政府还给钱呀？”玉花惊讶不已。
“我也不懂，前两天金哥回来找农会开证明的时候说的。”
“什么证明哪？”
“证明我家的收入情况呗。”
走在街上，不时有人同外婆打招呼，更多的人擦肩而过，行色匆匆。“怎么这样啊？”能天想，“在我们家里，在路上碰到人，认得的不认得的都要打招呼，有时候还要叫人家到家里喝茶甚至吃饭。”直到下了河，哥仨总算有了兴趣，先是能天捡起石子往水里扔，溅起团团水花，能地立刻跟着学样，紧接着能玄也从爸爸的怀里挣脱出来，加入他们的行列，接着又去玩沙子，往回走的时候，弟兄仨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圆圆的花花绿绿的石子。
回家的路上，照例在大龙河街上的那家茶馆里喝碗茶，让孩子们吃点外婆给带的东西，休息一会儿再上路。又走了六七里路，就到了小龙河汇入的两河口，这是一个小村落，散居着几十户人家，在岔路口有两爿铺子。
玉花说：“找地方坐会儿再过河，好吗？”
“好吧，只是在街上才坐了的，又坐，什么时候到家呀？”
“你还记不记得下面那个学堂呀？”
“怎么不记得？去年进山‘劝’学的就是他的儿子，我曾经问过一些人，都说这老先生教书蛮认真的。”
“是啊，这是离我们家最近的学堂啊。”
“你……你想让能天到这里来读书呀？小龙河峡里进去二十多里没人家，一旦行风走暴，山洪说来就来了，小孩子家家的知道往哪里躲哇！还有，从小龙河村子里到家还有十来里，一个往返60几里路，能读什么书啊。”
“自然不能早出晚归啦，得寄学，正月间送去，过端阳、过月半、放年假去接，你说呢？”
“只怕孩子太小，穿衣吃饭的事都弄不好，怎么读书啊？”
“先去问问先生吧，回去以后再问问别的人，看有没有作伴上学的。”
回到家里，在秋日明媚的阳光下，拂着和煦秋风，全佐耕田，玉花婆媳俩就去挖犁不到的田边地角（茆头），能天背着妹妹领着俩弟弟在家里玩儿。开始弟兄仨还能打打闹闹，不一会儿能天就觉得越背越沉，襻带勒得肩膀生疼，他摇摇晃晃地往地头走——其实他要是不攀爬这一段成人看来不太陡对他来说蛮吃力的上坡，也许还好一些——“妈妈，我背不动了。”小脸挣得通红。婆婆望见，连忙丢下锄头，跑过来解开襻带，把熟睡的小家伙接在手里：“我说能天他妈呀，你把孩子抱回去喂点奶吧，这点茆头今天挖不完有明天呢，又不是黄了麦子老了秧的紧忙活。”“才多大一会儿，又没哭。”玉花边说边走过来接过孩子，在熟睡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抱着往回走，边走边说：“妈，您也休息一会儿吧，不忙的。”“不急不急，我和耕田的一道回来——再挖一会儿。”玉花望着老人拖着一双小脚在齐膝的土坷拉中行走，看似稳健，其实艰难，心里不禁生出一丝内疚来，老人身体不像当年那么好了，让她不要下地她不肯，说她一辈子从来就是这么做的——一辈子就该这么做么？
玉花回家拿出一个洗澡盆，垫一些衣服，把能黄——小女儿放进去，围紧，回头说道：“能天，看着妹妹，醒了如果不哭，你就逗她玩儿。”“那她哭了呢？”“我听得到的，该喂奶的时候我会回来的。”说着回头向田里走去。“妈妈，让弟弟来和我一起玩儿，光看着妹妹，妹妹又不和我说话。”“要得，我喊他们，只是你是哥哥，不要跑远了，看着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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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小龙河小学

玉花想到的第一个人是全佳，三叔的儿子，全佐的堂兄弟，他虽然是叔辈却和能天同岁。她想，全佳曾经几次来跟自己读书，说明三叔三婶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上学的，年纪和能天差不多，又住得近，正好作伴。有一天，天下着雨，她婆媳俩做完家务，吩咐孩子们在家读书，自己去了三婶屋里。然而她是乘兴而来，扫兴而返，三叔不在家，三婶毫不犹豫地告诉她：“不可能，这么一点大的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读书，我不放心；送粮食，送菜，送油盐酱醋（其实山里人谁家用过醋），什么都得送去他吃，还要给先生那么多东西，疯了么？”玉花又去邀约别的孩子，虽然没有三婶那么激烈，但是结果是一样的：“我家父一代祖一代甚至往前数多少代都没有读书，不也吃饭？咱没那当官的命，就不去想吧。”这一段时间，玉花算是把村人们的心态摸透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个饱加一个倒，仅此而已。她每天去乡亲们家走走，回来就长吁短叹，不知道是没能为能天找到一个伙伴发愁呢还是为人们的愚昧而感慨？
谁知道不多时事情就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年前老天一直阴沉着脸，到除夕那天还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初一初二阴着，从初三起就是大晴天，艳阳照着白雪，使每一个出门的人都眯上眼睛。玉花站在阶沿上，看着黄中带青的稻场——稻场里的雪是随下随扫的，没有雪，但是还凌着；看着被雪压得弯到了地上的竹子；看着躲在核桃树枝杈里的红色的太阳，她扳在指头数了数：“呀，今儿个初九了，玉皇大帝过生日呢。”山里人就这样，忙起来脚不点地、没日没夜地忙，一旦被雪窖着，就扳着指头算日子。二叔过来了，听了玉花的话，接口说：“怎么，侄媳妇今年打算给玉皇大帝过个生日？”“还有您这个天牌呢，哪里就轮到我们这作晚辈的给玉皇大帝办生日啊——二叔过来走走？请屋里坐。”二叔是十分温和的人，孩子们一见，一拥而上：“二老爹来啦。”能地挥舞着手里的一张纸：“二老爹您看，是我写得好还是哥哥写得好？”老人一手接着，说：“好，好，写得好。”“您还没看呢，怎么就说写得好？”能地较真儿。老人连忙一双手把它展平：“好，好，确实写得好。”能天睨视了一眼，说：“二老爹尽糊弄人，倒拿着，还说写得好呢。”玉花端着一杯茶过来，抬眼一看，果然。她正要提醒能天不可对长辈无礼，二老爹不识字嘛。谁知二老爹却哈哈一笑：“这孩子，我还不知道这是倒的，我拿着给你看哩，你弟弟写得多好，你能比过他？”于是大家一起大笑起来，包括全佐。二老爹挥挥手说：“别笑了，我来告诉你们一件大喜事哩。”“什么大喜事？”大家一起望着二老爹，这时正打算给二老爹找烟的玉花偶然从大门向外一望，只见岗上有一个人径直向这里走来。这岗上到稻场里，也就百十步距离，玉花装过烟走出大门，那人就到稻场里来了。他棉衣外套着中山装上衣，黑裤子，蓝球鞋，戴一顶栗色棉军帽：不是山里人，也不是庄稼人。没等大家开口——听说有人来了，大家一起涌到门口来看，二老爹虽然知道是谁，出于礼貌也站起来了——那人先打招呼了：“新年好，这里是亓全佐亓大哥家吧？”
“是啊，您是？”全佐没开腔，玉花接口答道。
“哦，我是这小龙河小学新来的老师，刚才在岗那边问了你家户主的姓名。”
“快进屋，快进屋里坐，外头怪冷的。”玉花连忙邀请道。于是大家一起进屋，在火笼边坐下，全佐早给客人端上茶来，这全佐，口笨，胳膊腿儿可不笨，人家老远就知道了他是户主，能慢腾腾的吗？在客人接茶、却烟（他说自己不吸烟）的时候，玉花一眼就看出来，来人很年轻，绝对不超过二十岁，娃娃脸上有一对明亮的眼睛。
他喝了一口茶，抬起头来，再一次自我介绍道：“我是上面派到这里来的老师，我姓狄，叫狄建刚。”
“您是老师？就是教书的先生？”玉花欣喜地问道。
“是啊，是老师，过去那些教私塾的都称先生，我们现在是办新学校，叫老师——县城和沿江一带解放前就是这样的学校了，就叫老师。”
“我知道，我知道。我娃他舅就在学校里读书。”
“您……弟弟，在上学？”狄老师问道。
“是啊，他先上私塾，去年考上的县中学。”
“他叫什么名字？”估计老师也就是随口一问吧。
“叫泊金哥。”
“呀，原来是我的同学哩。”狄老师高兴地说，“我也是去年考进县中学的，不过他在初中班，我在简师班，读了一年就分配到这里来了。”
这时候老人早就去抓了馃子、核桃、葵瓜子，满满的一大盘端出来：“山旮旯里没什么好招待，您随便吃一点儿。”狄老师正要推辞，老人又说，“来，二老爹端着，大家都吃，吃完了再去抓。”
玉花也说：“老师您千万别客气，几点山货，不成敬意——您来了可太好了，我正愁几个孩子该上学了，怎么办？您可为我们解决了大难题了。”
“是啊，在岗那边亓全佳同学家里，就听说您打算送学生去大龙河上学——您有那个想法就不简单哪。”
“那不是没有办法吗？您说，几岁的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小龙河里路不好走，特别是危险，正两难呢。”
“自打一解放，党和政府就大力提倡办学校，要求逐年普及哩，这不，小龙河的学校就办起来了，听农会主席说，深山里这还是头一回呢。”狄老师说，“看来，您家里都很开通，不必我宣传学文化的好处了？”
“培养自己的孩子学本领嘛，还用老师来劝？”玉花笑了，大家都笑了。
狄老师高高兴兴地走了。能天婆婆说：“这位先生倒是个好人，只是人家的孩子上学，他高兴个什么劲儿呀？”
全佐的反映这下倒是出乎意料地快：“多一个学生就多一份学费嘛，他能不高兴？”
二老爹连忙说：“才不是呢，刚才在你三叔家，我也正好在那里坐着，你三叔说他全佳倒是应该上学了，只是家里穷，交不起学费，你猜先生说什么？”
“说什么？”几个人一起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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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是国家办学，老师的工资是国家发的，学生只要出书钱和很少一点学杂费就行了，你三叔这才答应让全佳上学。”
“啊，原来读书不交学费呀，怪不得都说共产党好，我还以为只是打倒厉秋扬那样的坏蛋呢，小孩子读书的事政府也管呀。”玉花高兴地说道，随手抱起能玄亲了一口。这时候，黄黄醒了，在床上哭哩，玉花连忙去接孩子。
二老爹吧嗒着烟，又说：“不止是小孩子呢，刚才我说呀，可惜我家全俨十五岁了，当把脚手了，不然我让他也去读几年书。谁知这老师说，一个乡才办一所学校，一名老师，也就四五十名学生吧，不过您别着急，上面已经布置下来了，结合土地改革，农村要普遍办冬学，凡是不能上学读书的，不论男女，不论年龄大小，都可以上冬学。我说，都老胳膊老腿了，还读书，当秀才？他说呀，那当然是自愿，上不了的，不愿上的，不强迫；即使七十岁，只要愿意学的，都可以读冬学，不耽误生产的。”
玉花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说：“我说他爸呀，你可听好了，如果真有这样的学校，你也去，我也去，咱俩都去，借钱也读。”
二老爹又说：“说了的，不要钱，不光不要学费，书都是发的。”
第二天，玉花去了一趟小龙河，原先一直考虑送能天去大龙河读书，现在近了，就在家门口，能地也上，能地七岁了，该上学了，兄弟俩一起上。她先到铺子里买了毛笔、墨和纸，家里有，但是只有一份，既然买，就买两份，家里那一份留着，有用。二叔说成年人要上冬学，全乡总有几千人吧，这冬学得有多大呀？也不知道办在哪里，一下子去哪里找那么多先生，哦，现在不叫先生，叫老师。玉花做梦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随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蓬勃开展，乡农会主席新国昆派她和十几名跟她一样略微识得几个字的农民去区里的一个识字班里学习了七天，回来她就作了黄岩屋这一片的冬学老师。真的是冬天学，农闲学，一点也不耽误干活的。
玉花把买好的东西放在随身背着的背篓里——这是山里人的习惯，有人笑说，山里人除了吃饭和睡觉，到哪里都随身背着个背篓——然后去了学校，她要看看学校是什么样子，和她有点熟悉的私塾有什么不同。她知道，学校和这个铺子就在这同一栋房子里。这是两个天井的大房子，不是街上大户人家那种两进的院落，而是两个天井并排的四合院，由于都是刘家的，所以两院是相通的。户主人叫刘富起，有十几亩地出租，又经营着这个铺子，大家都叫他刘掌柜的。铺子在南头的第一间厢房里，在墙上开了一个大大的窗户，买卖东西就在这个窗口进行；转过墙角是厅屋门，也就是这栋房子的大门；越过大门继续往前，玉花看见一位瓦匠师傅正在给一间屋子开窗户。这里本是北头这一套四合院开厅屋门的地方，主人大约是为了使用上的考虑，这间屋子没有门，只在临天井的那一方装了板壁，这板壁是由两两相对的三合门组成的，把门都关上是一趟完整的板壁，打开哪一扇都是门，把门都卸掉就和天井乃至堂屋连为一体了。她走上去问道：“师傅，这间就是学校么？”
“是啊，这是学生娃读书的地方，先生住在楼上。”瓦匠师傅说，“先生说屋子太暗，要开个窗户，还要大，其实正对着天井有大门，暗什么暗啊？”
“师傅你不知道，学校不比住家屋，学生是要在里面读书写字的，暗了可不行，天井的那一点光有点暗——只是刘掌柜的允许在他的墙上挖洞开窗户么？”
“咳，你是哪个大组的？新大哥开会讲了的——你知道新大哥是谁吗？”
“你说的是农会主席新国昆么？”
“是他。他说，马上要进行土地改革了，到时候不管是山外地主的土地，还是刘家的土地，统统都要分给贫雇农，没有土地的分土地，没有房子的分房子，他刘富起还敢呲牙么？”瓦匠师傅的话使玉花笑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呢——我们黄岩屋除了自耕户以外，都种山外东家的田。”
“应当想到啊，山外的地主剥削人，刘富起也剥削人，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瓦匠师傅豪迈地说，“山里的，山外的，凡是地主老财的土地、浮财都要分，还要开斗争会，诉苦，罪大恶极的，枪毙。”
十三这天又是个大晴天，金灿灿的阳光照过来，把云中大山分割成鲜明的三种颜色：阳光照着的地方是鲜亮的白色，太阳还没有照着的地方是暗暗的白色，从雪中突兀而出的岩石和树林是灰黑色，从全佐他们的稻场里望去层次分明。全佐和玉花从屋里抬出一件红彤彤的家具——抽屉放在稻场里，这是他俩结婚时全佐他妈请木匠师傅打的，十年了，它还鲜亮如新。玉花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又细心地把它抹干净，连柜底的点点蛛丝也不放过，然后两个人把它抬到阶沿上顿着的背篓上，挨着墙靠稳当，吃过早饭就要把它送到学校去，作兄弟俩的课桌。玉花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进屋去拿出两个敲得整整齐齐的碗底放进抽屉的屉子里。一身新衣新鞋的能天、能地兄弟俩正在凌光光的稻场里追逐、玩耍，能地眼尖，问道：“妈妈，放两个碗底干什么啊？”
“给你们作砚台啊，家里有砚台，留着你们放学回来用，那两个放在学校里就不必带回来了。”
“你买了笔、墨、纸，怎么不买砚台啊？”能天问。
“我说能天啊，和长辈说话要称‘您’，不要‘你’呀‘你’的，要有礼貌，对老师也是这样，师如父母，记得吗？能地听见了没有？”兄弟俩乖乖地应声：“是。”其实玉花是打算给他们买砚台的，谁知道铺子里卖布、卖盐、卖香、烛、纸（土纸），也卖毛笔和写纸，惟独没有砚台卖，正犯愁呢，从三婶稻场里经过，见三婶正蹲在石磙旁边敲一个破碗，原来她在给全佳制作“砚台”，连忙回家作了两个，虽然看着有点粗糙，能用就行。这时候，能天婆婆在屋里喊道：“吃饭了，能天。”于是大家一起往屋里走。
快上桌子了，从来不主动开口说话的全佐说道：“哎，我说。”孩子渐渐大了，夫妻间的称呼也不知不觉由“全哥”“妹妹”变成了通用的“哎，我说”。
玉花惊奇地回头看着他：“哎，你说，我听着哪。”
“我，我想……”又是半天没有下文。
“你想什么呀？吞吞吐吐的。”玉花笑着端起碗。
“我想，我想，送他俩上学还是你去吧。”
“为什么？”
“我去了，见到老师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咳，真是的，要你说什么啊，老师上门来劝……啊，不叫‘劝学’，叫动员，老师动员来着，你去了老师自然会告诉你抽屉往哪里放，他哥俩坐哪，还有老师问什么或者要什么你估摸着答应不就行了。”
“可我还是怕……”
“怕什么？怕回答不上来还是怕老师掐了你的舌头？”玉花提高了嗓音说，“等会儿路上化了，偏岩子下去有些滑，我是怕跌倒了把个抽屉摔坏了，你……”
全佐“呵呵”一笑：“我没说我不去啊，抽屉我背着，你领着他兄弟俩就行。”
“你呀你，我说你什么好呢？”
学校，应当叫做教室的那个大大的窗子已经安好了，窗子四周的泥巴还是湿的，呈深黄色，和周围退了色的白墙壁不太协调，不过并不刺眼。玉花隔着窗户齿望见老师正向面前站着的父子俩问话，边问边往本子上写。她连忙带着能天兄弟俩转过墙角，从侧面的一个巷子——左边是一排栏圈，母子仨从右边的侧门进入厢房，在天井里和从教室里出来的父子俩相遇。
“大哥送孩子上学？”玉花打个招呼。
“是啊，托毛主席的福，我岑家也要出读书人了——大嫂是作大事的，一次送俩呀？”
“是啊，到点儿了嘛。”说着就进入了教室。
刚合上本子的老师抬起头来问道：“大嫂，您送学生上学？”
“是啊。”玉花把小兄弟俩推到前面，说道，“先生，就这俩小子，费您心了，老师。”说着拿出一块削得平平整整的竹片，双手递过去，“老师，这是戒尺，孩子如果不听话，尽管责罚。小孩子嘛，不打不成材。”
“大嫂，这个我不能收。”
“为什么？您是说这是应当由他爸送来才合适，对吗？他爸……”
“不是的，谁送我们都不收。”老师耐心地说，“现在是新社会，要用新制度管理学校，用新方法教育学生，不准体罚学生的。”
“体罚？什么是体罚？”
“简单地说，就是不准打骂学生，不仅不能打，骂学生都是不允许的。”
能天兄弟俩不知道什么时候躲到妈妈背后去了，从妈妈背后偷偷看老师，见老师说话蛮和蔼，又说不打学生，俩小家伙轻轻地笑了。玉花回头瞪了他们一眼，又转过来说：“嗯哪，孩子不听话怎么办？这可不是一个两个啊，在家里，一母所生的还扯皮呢。”
“您放心，他们都是祖国的花朵，国家还等着他们来建设哩。再说，小孩子就该活泼啊，蹦蹦跳跳的，或是互相之间扯点小皮，不要紧的，您放心。”接着老师就问了孩子的姓名、年龄、住址等等，并在本子上郑重地记下来。
玉花清楚地看到那本子封面上写着“报名册”三个大字，只是左右各有一行小字没看明白。其实那两行字很简单，左边顶格写的是“曲县三区小龙河小学”，右边落款是“1951年春季”。
接着老师又说：“您两个学生应交书杂费11000元（旧币，合1.1元），如果带来了就交给我，没有呢十六那天也就是元宵节的第二天上学带来也行。”
“您是说两个孩子才11000元，一个人5500元？”
“是的，县里统一规定的，高山地区一、二年级学生每学期也就是半年收学杂费2000元，语文、算术两本书2700元，两个本子，每个400元，加来就是5500元，另外笔、墨和写大字用的纸是要自备的。”
“啊呀，就这点钱，您是说我俩孩子一年才22000元？”
“是的，是这样，不过随着年级的升高会多一点，低山、沿江一带经济条件相对好一点的，杂费略微高一点，另外家庭特别困难的，可以向政府反映，国家会酌情减免的。”
“不用，不用，我家卖点粮食，卖点核桃什么的，就交了。”玉花欣喜地说，“竟有这样的好事，这不是白让我们的孩子读书吗？”
“大嫂，现在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嘛。”
“是啊是啊，还要进行土地改革，种田不用交租了，还要组织我们学文化……”玉花喜极而泣，她一把抱起能地，把头埋在孩子的胸前。
那么大个乡，七个大组，每个大组又分三、五个小组，全乡3000来人，竟然只凑了不到40 名学生，小龙河小学就算开张了。狄老师把孩子们分成两个年级，能天他们七八个大点的孩子上二年级，剩下的念一年级。一年级的都是发蒙子，连书的倒顺都不知道的。二年级的可就不同了，能天跟着他妈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正读《千字文》哩，能背书，会写字，还会打算盘，斤求两，加、减、乘、除都会，甚至六归七二五除都学了一遍的。全佳呢，能天“上学”他也“上学”，但是他妈妈常常安排作一些家务事，小孩子贪玩，做了事就忘了上学，作父母的也不管管，上学的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文房四宝一样没有，只能在能天家用他的写一写，回家了什么都忘记了，不过毕竟有一定的基础。还有一个叫刘贵生，刘掌柜的儿子，十岁（恰好三个人都是十岁），他是这些学生中唯一一个送到街上正儿巴经地读了一年书的，字写得比能天还好。除此之外，另外五个纯粹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得已让他们读二年级，他们中间十三岁的有两个，十二岁的一个，十一岁的有两个。
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刚出校门，面对除了一间教室什么也没有的这样一所学校，面对近四十名学生和他们面前形状不同、高低各异的课桌，狄老师开始了他的处女航。他先给二年级上课，然后让能天和贵生带着他们坐在天井的一角读书，该做作业了，就悄没声儿地“溜”进教室，做完了又“溜”出去读书或是玩儿。一年级有点麻烦，老师得像个私塾先生似的，一个一个地教他们如何打开课本，再教他们读（能地除外），常常是在黑板上认识了，在课本上却找不着位置，七八岁的孩子，能把一头牛放得膘肥体壮，却好几天不知道书的倒顺，更别说把黑板上的字和书上的对号了。会读了还得写，别说执笔，就说向砚台里注水、磨墨，稍有疏忽，不是这个孩子打湿了书，就是那个孩子弄得满本子是墨。帮助了这个，又去纠正那个，尽管室外还覆盖着厚厚的白雪，狄老师额头上常常布满了细细的汗珠。“哎，一年级，应该让他们用铅笔的。”他想。可是除了他自己，谁也没见过铅笔，别说小龙河铺子里，就是大龙河街上也没有卖铅笔的。第三天，终于全面地完成了一次作业，狄老师高高兴兴地坐下来批改作业。咦，忘了一件大事，本子上没名字，该怎么发下去啊？第二天只好一字排开，让同学们各自来认领，然后一个个为他们写上名字，再开始新一天的课程。
狄老师的家就在大龙河街上，有祖传的房屋，还有十几石米课，算个小地主吧。他老爸是个享福人，自己不种田，按说可以开一爿铺子，位置好，也有本钱，可是他嫌做生意满身铜臭气，污秽了他的书香门第，其实他也就是读了十几年书，并没有考取什么功名，整天在家里看看书，咏诗作赋打发日子，他最大的爱好是写对联，自联自写。他的确写一手好字，过年过节或是谁家有个红白之事，都请他写对联，有求必应，有的给他封个封子，他收下，有的只是说声“谢谢”，他也不计较，下次求着他，照写不误。谁知道把福享倒了，人到中年，四十来岁，世道变了，共产党来了，来了就来了呗，好象与他无涉，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问都没有人来问他一声。是啊，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有时候还能帮别人一点小忙的人，谁来找他的麻烦？谁知道麻烦事还真的来了，要实行土地改革，他这个靠收租吃饭的人自然首当其冲。农会组织贫雇农开会，他没有资格参加，也没有兴趣，满脑壳草屑满腿子泥的穷光蛋，开几个会就富起来了？但是他的人缘好，很快就知道了这些穷光蛋要干什么，而且是政府，具体说是农会领着他们干的。这下老“秀才”慌了神了，跑到街上把政府的布告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想了想，就去找农会主席——这是个曾经请他写过对联的人——说他愿意把土地交了，房子、财产交了，当个开明地主。那农会主席又请示了工作组，于是大龙河街上产生了一名开明地主。这老“秀才”的另一件骄人成绩是培养了建刚这样一位人民教师，其实什么培养啊，建刚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就被他送进私塾，后来又让他上了小学。刚解放，县中学招生，在招初中班的同时，招了一个简师班，培养小学教师，学制一年。狄建刚就这样进了简师班，毕业以后就上了小龙河。
四十天过去了，区文教助理员组织了一次考试，全区六所学校，除中心小学外，新建的几所学校成绩都不是很理想。三个月过去了，大家都大有长进，60 分以上的占了不小的比例。到放暑假的时候，各学校的平均分数都达到了60 分以上，小龙河小学是78 分，狄老师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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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扬起先用胳膊肘碰碰能黄，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了，可是不管用，突然他冷不防一手按住能黄的肩膀，使她不得不坐下去，自己缓缓地站起来，说：“谢谢同学们的帮助，我们一定深刻检讨，认真向同学们学习，尽量向同学们靠拢，作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能黄几次试图站起来，都被他紧紧地按住了。“革命派”自然也不想继续同这个不可理谕的刺儿头纠缠下去，顺水推舟，草草收场。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陆续走出教室；能黄气鼓鼓地坐在那里，不动也不说话；家扬也坐着，也不动，眼睛注视着黑板上方那一排用白色粉笔粗粗地写上又用红色粉笔填出一种立体效果的大字：“又红又专，不让一位战友掉队”。
最后一位同学刚刚走出教室，能黄就气愤愤地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那叫又红又专么？什么白专道路？我们错在哪里了？”
新家扬的眼睛仍然盯着前面，像要把这一行字铭刻在心里一样，嘴里说道：“你没看那架势，是讲道理的场合么？你又红又专的标准是什么？人家的标准是什么？能一样吗？”
“起码也要进行辩论。你没有注意到吗，多数同学没有发言，只是他们那一伙几个人在说话，如果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大多数同学会支持我们的。”
“不会。会场是他们操纵着，甚至一言不发的班主任也是向着他们的，不管他的内心想的是什么。”
“就这么算了？那不是不明不白地打了个败仗吗？”
“你还要怎么样啊，谁叫你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啊？那些没发言的同学对你已经是一种无言的支持了，还不够么？”
短短的一个学期很快就结束了，让能黄大跌眼镜的是，整个毕业班的同学（当然包括高三二班和所有初中毕业班的）统统拿到了一张红彤彤的毕业证书。
毕业典礼上，胖胖的工宣队长宣布：所以农村来的同学，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有城市户口的，听候分配，在一个星期以内，可以向学校提出要求，你希望去哪个公社，哪个大队，领导上会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
从主题班会那天以后，能黄就不大理会新家扬，虽然两人共用一张书桌，同坐一条板凳，但是能黄故意坐到板凳的尽头处，以至中间空出一大段位置。家扬知道她是在为班会上未能尽情辩论生气，可是能由着她的性子来么？但他也不便找她去解释，所以就一直这么绷着。可是今天毕业了，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一时大家都绷不住了，不只是他俩，而是和每一位同学都有了说不完的话，有执手相叙的，有拿个小本本请对方题字的，有互赠纪念品的……
能黄主动问家扬：“你去哪里呀？”她再也绷不住了，家样去哪里对她十分重要，为什么重要，她也说不清楚。
“我想回小龙河老家。”
“一区哪一个大队的条件都比小龙河好啊，你爸是区革委会副主任，你就是想去河边大队也不是不可能啊。”
“既然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还是离爸爸远一点为好，再说，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小龙河吗？”
能黄陡地脸上一红，说道：“你欺负人，我不和你说了。”逃也似地跑开了。
小龙河大队根据上面的精神，在离大队会不远的地方盖起了一栋房子，用来安置上面分配来的十名知识青年，所以起名“青年之家”。这十名青年中，新家扬是土生土长的小龙河的人，只是几年前就随父母迁走了，爷爷奶奶也相继故世了，原来属于他家的房子让给叔叔了，那房子只是一座庄屋，并不宽余，新家扬只好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和另外九位住在一起。这里向四方展开，连接着五个生产队，所以他们十个人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分在五个生产队干活。由于新家扬被开过主题班会，那主题，那过程，同学们能不知道？因为不是同一个班，展转相传，越传越玄乎，越传越神奇，大家倒把他和能黄当成了英雄，自发地选他作这个青年之家的“家长”，当然，他是本地人，比较地熟悉情况，便于沟通，也是重要原因。
“同学们信任我，我自然义不容辞。”新家扬说，“只是这名义上是个家，到底是一个特殊的家，千万不能叫‘家长’，叫组长吧，或者叫会议召集人也行。”
“说‘家长’不确切，可也不能只是个会议召集人啊，对外，你要代表我们这个集体去争取我们正当的权益；对内，你要协调大家的关系，比方说，每天要有人做饭吧，总不能高兴了大家一窝蜂去做饭，大家都没兴趣了那天就不生火了？还有，亲兄弟，明算帐，‘家’里的收进支出也要记个帐，作个分配吧。”于是，新家扬作了这个特殊家庭的组长。
新家扬把大家安顿好，自己独个儿去了叔叔家。他一上稻场坎，第一眼望过去，心里就一阵颤动。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家人口比较多，老少几辈人，他叔17岁，还没结婚，自然都住在一起。他家是雇农，本来可以要求去刘家院子分房子住的，但是家扬他爸说：“算了吧，庄屋虽然破旧，我们总算有个家，缺房户多啊，可供分配的就那么几间房，还有乡政府、学校都需要房子啊。”后来，家扬他爸调到一区去，就全家迁走了，把自己名下的一股脑儿给了老弟——就是家扬他叔。可是现在这屋，站在屋外，飞檐上都能望见漏子；那墙，更是惨不忍睹，上部，屋檐能遮住不致飘雨的地方，还有点老墙的样子，平平整整的；往下这一段，整个一个大麻脸；到楼栿头子以下的墙面上更是惨不忍睹，道道沟壑，能清晰地看出当年打墙的时候形成的一板一板的痕迹，纵横交错，牛子眼个个展示出深邃的内涵；黑褐色的大门裂开无数或长或短的口子，就像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时日的艰辛。叔一家刚吃过午饭，他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喝茶。家扬走进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大门，叫了声“叔”，他叔这才发现来客了：“啊，家扬……快坐。”岁月沧桑使这位30来岁的汉子变成了60岁的老头。九岁和七岁的俩妹妹在帮着婶婶收碗、抹桌子，五岁和两岁的弟弟一丝不挂，还在吃饭，小弟弟看来还不太适应，撒得满地都是。尽管贫穷，一家人还是热情地欢迎他，其实，爷爷和婆婆健在的日子，家扬每个寒、暑假都要来的。
叔一见他就开始诉“苦”：“家扬啊，这人的命是犟不得的，我和你爸一母所生，他咋就能当干部，吃香的喝辣的，你兄弟几个走出来人模人样的；你看我这样子，我和你婶婶累死累活地干上一年，糊不住六张嘴，两个读书的，马上就要放假了，每人几角钱的书钱还欠着……”
“妹妹们还没放假么？”新家扬对叔妇人般的唠叨司空见惯，找着个机会插上一嘴。
“快了，今天上午考完试，放两天假，大后天去拿成绩单。”
俩妹妹已经很懂事了，对老头（其实他才30来岁）见谁就诉苦大约很反感，同哥哥打过招呼就都出去了。
家扬目送婶婶挎着篮子和妹妹们一道走出去，回头对叔说：“叔，我还是个学生，刚毕业到这里来落户种田，没带多少钱，俩妹妹所欠的学费和下学期开学的钱，我去问问老师，得多少，我交了。往后哇，我也在这儿种田，我们一起来改变小龙河的面貌，好日子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哩。”
“怎么争取呀，你说这又要造反又要种田，折腾到几时才是个头啊？”
“您是贫下中农，还是贫协组长，要发挥一点作用，这‘反’是不能再‘造’了，倒是该让大家在一起想想怎样改变这山乡的面貌，要手里有东西才好说话哩。”
“是啊。”叔若有所思。
家扬接着说：“您不信啊，我咵个白您听吧。前几天我回去刚好看见我们那边一区的河边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一起来找我爸说事，您猜说什么吗？”
“你快说啊，我怎么猜得着？”
“那书记说了好多恭维我爸，恭维区领导的话以后，忽然话题一转，说道：‘新书记啊，您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我爸说：‘什么事啊，你说吧，不违反政策的事我一定帮忙。’‘不违反政策，不违反政策。’那大队长说，‘完全符合多劳多得的政策。您知道，由于区委的正确领导加上天老爷的凑合，去年的柑子大丰收，还有其他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少呢。刨出四大提留，每个劳动日合九块多钱，可是方案报上来，公社不敢批，作为特殊情况报到区里，秘书看了看分配方案，大笔一挥：准于每个劳动日按3元分红。您说，这……’我爸说：‘你们不是通过涨30%的工分，外带这津贴那补助搞得差不多了吗？’那书记倒叫起苦来：‘我的好书记哩，您说涨30%，能分多少？津贴、补助我们也不敢乱发，因为怎么发都不平衡、不合理，日后我们几个干部也不好交帐……’听到这里，他们没笑，我倒先笑了，拿着钱不知道怎么分。叔，您说可笑不可笑？”
“要是我们碰到那个好事就好了。”叔不禁手舞足蹈，好象那分不了的钱可以由他们生产队支配似的。
“那是人家的劳动成果啊。”家扬说，“人家是挣了钱不敢分，怕违反了政策；我们什么时候也能为集体挣得盆满钵满，大家也就都有吃的，有穿的，有钱用了。”
叔不禁一下子又沮丧起来：“你说得五彩缤纷的，苞谷粒我知道从土里刨出来，可是钱从哪里来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回小龙河来了，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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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一年的成绩

金秋十月，孩子们上学快一年了。能天兄弟俩每天早早地起床，哥哥喂牛，弟弟扫地，吃了早饭就出发，约上他们的小叔叔全佳，叔侄仨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整个黄岩屋这么一大片，百十户人家，就这仨学生。是啊，读一年书，不能产一颗包谷，一粒黄豆，还搭上功夫倒贴钱，这种折本儿买卖，傻子才干呢。无利不起早，先生，啊不，叫老师，巴巴的家家到，户户落，动员人家孩子上学，说不定有什么好事，瞒着咱小老百姓呢。小叔侄仨自然听不到人们的议论，无忧无虑地翻过一道岗，又走过一道湾，再下一道坡，路边田头，叉过漆子的漆树只剩下少量的叶子在晨风中轻轻摆动，青色的核桃果实从日渐稀疏的树叶中钻出来，向人们报告丰收的喜讯，小家伙们不大注意这些，而是一溜小跑进了坡下的树林子，逗一逗树上的松鼠，然后去捡落在地上的瓦栗子，昨夜刮了风的，新落下的栗子都掉在落叶上面，不用扒开树叶去找的。叔侄仨的衣袋里装得鼓鼓囊囊的时候，能天忽然想起了什么：“糟了，要迟到了。”于是三个人飞快地向学校跑去。
当他们跑过小龙河的时候，意外地和岑利吉——能天报名那天碰见的第一位同学，他也上二年级——走在了一起。他赤着脚，衣袋里也装满了栗子，甚至还逮到了一只小松鼠。“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呢，你怎么逮到的？”能地十分羡慕。还没等利吉炫耀呢，能天催促道：“莫打花招了，要迟到了。”果然，在铺子这头就听见了上课的铃声。“报告。”四个人齐刷刷地站在教室门口。老师望望八只鼓囊囊的衣袋（利吉的松鼠早已藏在书包里了），什么都明白了：“进来。下课以后每人写一份检讨书交给我——能天写两份，帮能地写一份。”
检讨书怎么写啊？“检讨书”三个字是老师写在黑板上照着写的，下面让自己写，检讨自己的错误，这还不知道？贪玩，耽误了早读，还影响了同学们正常上课，可……老师看他们实在写不出来，就说：“算了，抽午休的时间每人写一篇大字交来。”放学以后，利吉还把松鼠放回树林子里去了，小小的书包里藏一只活物老师能不知道？但是他没点破，只是说：“什么东西都应当有它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要残害生灵。从此，他们再也不贪玩儿了，一是站在教室门口，同学们齐刷刷地回头望着你，多难为情啊；二是不多几天核桃就开始裂口，打过了核桃，瓦栗子也捡不到了，树林子里再也没什么好玩的了。
不经意间，大雪来了，先是雨里夹着雪，弄得路上泥泞不堪，特别是偏岩子那一段急下坡，稍不注意就摔轱辘子，有时候弄得裤子上、衣服上甚至头发上都是泥巴。利吉不走这一段，摔交的机会不多，但是能天看到 ，他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一直是一双赤脚，他甚至看到他赤脚去跞瓦栗子的苞壳。能天想，他爸爸为什么不给他打一双草鞋啊？不会打吧，不像，谁的爸爸不会打草鞋啊？
阴阴晴晴个把月，就认真地下起雪来了，起先是雪花飞舞，落在树上、屋上和耕过来的犁畈子上，再也不化了。第二天，第三天，大雪纷纷扬扬，漫天飞舞，云中大山、黄岩屋、小龙河……整个世界弥漫在混沌之中。等天晴了，太阳无力地照耀着皑皑白雪，使积雪熔融了一点，有人在雪地上踩出一串脚印，晚上冻住了，使雪变得坚硬起来，再也踩不出痕迹来了，能天他们就每天一步不错地循着这些雪洞走过去，直下小龙河，这里算是要道，走的人多了，雪洞变成了一道雪槽。小龙河早已停止了歌唱，大雪覆盖了早已没有流动的大大小小的由高到低的一串水凼凼。能天和全佳各提着一个烘篮子——就是用竹片编成的，里面放个火钵钵儿，冬天给小孩子炕尿布的那玩意儿——放在课桌下面，可以供两个人烘一烘手，效果不是很好，聊胜于无吧。有的同学的家长不像能天他爸那般心灵手巧，编不来烘篮子，或是有点懒，小孩子就干脆捧个瓦钵，里面盛点灰，放上浮炭，也行。狄老师敲过下早读的铃，站在教室门口，只见同学们大多带着火钵钵儿，有的捂手，有的烤脚。忽然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孩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岑利吉，他去上厕所，赤脚踩在天井里的冰渣子上，狄老师好象听到了“呲喇喇”的声音。他心里一紧，连忙顺着课桌间的过道一个个去看孩子们的脚，有的穿着布鞋，有的穿着山袜草鞋，最不济的也赤脚穿着草鞋，可是中间却有两双脚（包括刚进来的岑利吉的那一双）什么也没穿，也没带个火钵钵儿，通红的赤脚踩在冰凉的地上，连忙放下手里的东西出去了。不一会儿走进来，手里拿了两双鞋，一双布鞋，新的；另一双球鞋，很旧了，但是没破，洗得干干净净的。他把一双给了岑利吉，另一双给了那个同学：“穿上吧，大了点，总比没有强。”俩孩子说什么也不要，狄老师只好自己弯下腰去，给他俩穿上，然后开始上课。
天放晴了，四周一派清明，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早起的太阳没有一点温度，照在人身上，就像披了一条金色的纱巾，雪地上冻得硬邦邦的，走在上面不再是“嘎吱嘎吱”的声音，而是“咔嚓咔嚓”的，走在坡上一不小心就会猛地墩下去，滑出老远，摔得屁股生痛。能天他们走在路上，那些雪洞已经连成了一条青灰色的窄线，就像雪地的分割线，他们再也不左顾右盼，出门就直奔学校，在偏岩子还得格外小心，年幼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扳着指头数出几个在这里摔得鼻青脸肿甚至十天半个月起不了床的人。下了小龙河，又和利吉走在了一起。他穿着老师的布鞋，布鞋很大，他用一段绳子把它绑在脚上，走起路来“踢哒踢哒”的。本来那天放学的时候他俩脱下来还给了老师，但是老师一定要让他俩穿着，所以就一直穿着。利吉也和能天他们一样，弄了个烘篮子提着。“你爸给你弄的？”能天把自己的烘篮子从左手倒到右手，问道。“我妈请人弄的。我爹呀，睡个大早床起来，吃过早饭，夹上个烟袋就出门了。”“大雪天，做什么去了？”全佳一只手端着火钵钵儿，另一只手把挎着的书包向背后推推，问道。“抹牌呗，还能做啥？”“天天抹牌呀？”能天问。能地手里拿着一根树枝一会儿抽打雪地，一会儿凌空挥舞，这时候停下手中的“活儿”问：“那他为什么不给你打草鞋——我爸今天就在给我打草鞋。”“你爹不抹牌呀？”利吉很惊讶，原来当爹的还给孩子们打草鞋呀。
其实全佐今天没有打草鞋，他已经给全家每一个人（包括能天的婆婆和妈妈）都打了一双备用的草鞋，今天可是脱苞谷粒了。有时候他也去左右邻里特别是二叔三叔家坐会儿，聊聊天，说起家长里短，春种秋收，他还是蛮能聊的，看看人家主妇在拿火准备做中饭，才赶忙告辞回家。孩子们上学走了，玉花去收拾碗筷，全佐在火笼边支个团窝，把楼上炕干了的苞谷棒子背下来倒在团窝里，拿把火钳，把有环的一半坐在屁股下，伸出来的另一半就是脱粒的工具了。一家人——全佐夫妇、老人家还有四岁的能玄和一岁多的能黄——陆续坐下来脱粒。团窝很大，摆在屋当中，周围坐六个人脱粒都宽敞，可这是滴水成冰的冬天，只能摆在火笼边，坐两个人，能玄婆婆用筛子盛着，坐在火笼的另一边脱粒，小兄妹俩就拿着苞谷棒子满屋摔。全佐低头做事，视而不见；玉花见兄妹俩玩了一会儿了，说道：“玄玄，不淘气了，好么？”“妹妹也摔呢，净说我。”“可你是哥哥啊。”“我不是哥哥，是三哥。”“对，对，是三哥，三哥带头，三哥给妹妹作榜样，怎么样？”能玄把地下的苞子往团窝里捡，可黄黄还往地下摔，三哥泄气了，又摔。玉花站起来，去里屋一个小口大肚子的坛子里拿出两个黄晶晶的苞谷棒子，这是秋收时候挑选七八成熟的苞子密封在坛子里的。“我去烧苞子来着，谁听话给谁吃。”兄妹俩这才乖乖地坐下来。“你烤苞子，顺便泡壶茶来，今天还没泡茶呢。”全佐停下手中的活，抬头望着妻子说。“你呀。遵命。”夫妻俩相视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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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的窗子虽然糊上了皮纸，但是屋子里仍然像冰窖。带了烘篮子的同学不时把手伸过去烤一下，其实那只是心理安慰，不管用的，没带火的就更不用说了，教室里接二连三地响起“踢踢嗒嗒”跺脚的声音。同学们做完卷子上最后一道试题，交给老师。狄老师让他们回去，休息三天，第四天早上和家长一起来拿成绩单，举行散学典礼。
放学以后，狄老师去了乡政府，过天井上楼就是乡长的办公室。早先组织农会的时候，把办公的地方放在农会主席新国昆家里，因为他家是根子，县里来的工作组就住在他家里。那是一个庄屋，两间茅草房，的确小了点，十来个人开会，里边的人想出去一下，还得外边的人让道，所以改在一户中农家里办公。土地改革的时候，刘富起被扫地出门——当然没全扫，因为要保护工商业，给他留了三间房——乡政府顺理成章地搬进了刘家院子。新国昆正在艰难地写一份报告，见狄老师上楼来，喜出望外：“嗨，老师你来得正是时候，我这几个字还画着圈儿，打算等会儿一起去问你呢——你怎么知道我遇到了这么多拦路虎呢？”狄老师且不去谈自己的事，先帮着乡长（他仍然兼着农会主席）写报告，个把小时就弄好了。对于这个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乡长，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当他还在简师班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和民兵中队长上云中大山抓土匪的故事。
那是工作组进村不多时，刚刚被打散的反共突击大队的两个家伙夜袭新国昆的家。新家的房子不是很宽敞，新国昆夫妇带孩子睡楼上，工作组老张和小罗在楼下搭铺睡。那两个家伙破门而入，冷不防按住刚睡下的老张（那天小罗到区上去了），要他把枪交出来。老张被卡住了喉咙，无法出声，但是楼下的动静却惊动了楼上的新国昆，黑暗中他一时找不着一件可以作为武器的东西，顺手把床下的歪嘴夜壶提在手里，蹑手蹑脚地摸下楼来，照着一个人头砸下去，只听见一声“妈呀。”那人就像一段烂木头一样倒下去，卡老张脖子的那一个见势不妙，松开手就跑了。新国昆连忙去看老张，老张已经坐起来了。
“你不要紧吧？”新国昆问道。
“我还好。你要是迟来一分钟，只怕我就要吃亏了。”
新国昆点着灯，两个人来看满头满身尿臊气那人，只是把他打倒了，竟没伤着。
老张正狐疑间，新国昆憨憨地笑道：“只感觉俩人影晃动，我怕伤了你，没敢用劲。”
两个人动手把他捆起来，新国昆说：“你审他，我去撵那一个。”
“黑灯瞎火的，你去哪里找他？而且也很危险。”
“上云中大山就这一条路——我约上民兵队长，能在半路逮住他更好，逮不着，我们去探探虚实也好。”
就这样，两个人一路追上去，还在二十四道拐脚下，就隐隐约约望见五道拐上有一个黑影急急忙忙地向上走，两个人加快了脚步，在最后一道拐的拐角处，那人大约这时候发现了他俩，捡起一块石头回头砸来，新国昆在前边，望见一个黑糊糊的东西飞来，本能地把头一偏，石头砸在民兵队长肩上，他猝不及防，应声倒地。新国昆趁前头那家伙回身弯腰的一刹那，猛扑上去，把他压倒在地，谁知那家伙劲儿蛮大，一翻身又把新国昆压到下面去了，新国昆挣扎了好几次都没能翻过来。幸好民兵队长并无大碍，连忙爬起来帮忙，那家伙见势不妙，松开新国昆想跑，可是被新国昆抱住了他的腿，两个人纠缠着向下滚去。这二十四道拐是一面陡坡，坡上长满了厚厚的蕨草，一条羊肠小道自下而上成连续“之”字形蜿蜒其间。两个人就这么边打边抓向下滚去，民兵队长就沿着他俩滚出的“巷道”向下追，终于，在他俩大约滚到第十道拐的地方，民兵队长跑到了前面，两个人合力制服了土匪。
帮乡长写完报告，狄老师就向乡长汇报举行散学典礼的事。
乡长听完狄老师的汇报，没有做声，又站起来来回踱步，山袜草鞋在楼板上发出轻微的“嚓嚓”声。少顷，他说：“去，我一定去，在家的乡干部都去。咱贫雇农掌了权，政治上翻了身；进行了土地改革，拿到了土地证，经济上翻了身；现在办了学校，文化上也要翻身哩，千百年的大好事，我们就在你那个散学典礼的大会上站一会儿，也高兴。至于讲话，你看我连识字班带干训班上了三次，加起来也就二十多天，不到一个月，站在你们这些读书人面前，说什么啊？我看就算了吧。”
“您不要太谦虚了，给我们提提意见，说说希望，鼓励鼓励孩子们，就行。”
“好吧，那就说说。”
“另外还要评‘三好’学生，您知道，这些刚上了一年的学生，怕是说不上个所以然来，还是请您或是您指派一位乡干部和我一起定一下吧。”
“评学生？”
“是啊，也就是在形式上表扬几个表现好的，给大家树个榜样。”
“那，我们就更不好插嘴了，知道哪个孩子表现好，哪个孩子表现差？如果哪个干部的孩子恰巧有点调皮，你说他去了是给他自己的孩子评‘三好’还是评‘两好’啊——还是你自己酌情定一下吧。”
散学典礼那天，人到得格外齐整，三十九个学生到齐了不说，家长会开成了群众会，有的学生拉着爸爸，有的学生拉着妈妈，还有的拉着爷爷……夫妻同往的，祖孙三代一齐到的，也不只一户两户，没想到的是，好多家里并没有孩子上学的，也来了。
尽管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但是并没有给天井里带来一丝热乎气。教室里坐满了人，板凳上一排，课桌上一排，错落有致，大烟袋，小烟袋，杆杆冒烟，屋子里烟雾腾腾，就像一个上了汽的大蒸笼，但这并不影响大家交谈，姨妈好外婆安康？今年年成好冬天雪凌有点大……教室里坐不下了，后来的就把手笼在袖子里，在天井里踱步。狄老师无意中望过去，有的人没穿棉衣，用一根草绳系在腰里算是御寒，无论男女老少，无一人穿棉裤，看样子少数人穿着两条单裤，他忽然心中一阵悸动，乡亲们过得太苦了。他连忙招呼大家到堂屋里去坐，这时大家才发现堂屋空着，而且有两张拼在一起的八仙桌，四周摆着六条大板凳，于是大家涌进去，天井里空无一人了。
狄老师不时和新进来的乡亲们打招呼，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就去找乡长，打算正式开会，可是楼上楼下找遍了，就是没有乡长的踪影，问了几个人，才在烟雾笼罩的教室里找到他。他和几个与会者正谈得开心，见狄老师找他，连忙说：“人到得不少了，开会吧。”
狄老师站在堂屋门口，背靠一边的挡墙，正好兼顾上下两间房的听众，说道：“各位家长，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先请乡长给大家讲话，然后我来说说同学们一年来的成绩和明年开学的打算。大家鼓掌，欢迎乡长讲话。”于是噼里啪啦地响起了掌声。其实不是大家不热烈，只是一来大家还不那么习惯，二来好多人的手还笼在袖子里，胳膊肘上还别着个带荷包的烟袋，不方便拿出来，看到别人鼓掌才反应过来，等抽出手了，前面鼓掌的已经停下来了，只得作罢。
“鼓掌就不用了，乡里乡亲的。我也说不好，随便说两句。”乡长说，“在小龙河办学校，送孩子们读书，这是不得了的大事，开天辟地第一遭。咱山里除了刘富起他们少数几户地主崽子在山外读过几年书以外，谁上过学？是的，有过，那也只是在大龙河或是麻雀子河上过年把两年私塾，有上过三年的没有？”乡长环顾上下两间屋，没人应声，于是接着说，“我知道，没有。春上填土地证，我们几个干部奈不何，有人说让刘富起写，我们几个又怕他做手脚，私凭文书官凭印，马虎不得的，要不是狄老师帮忙，怕是要到山外去请人了。好，不扯远了，我说这些就是要你们晓得，送小孩子上学是我们翻身得解放的大事，和斗地主分田地一样重要的大事。有人说，不就是认几个字吗？它能变成苞谷粒儿？还真是的，有比字儿变苞谷粒儿更神奇的事儿呢。前些时候我们去县里上识字班，有一天老师问我们：‘你们住的旅社的房间里有臭虫吗？’‘没有。’我回答。‘为什么没有呢？’我想，老师怎么问这样简单的问题啊？但没敢说，还是恭恭敬敬地回答：‘多拿出来晒晒呗。’老师说：‘你说得对，不过还有一个办法。’他拿出一个小包，打开一看，有人说：‘这不是发了霉的苞谷面吗？瞧这气味。’老师说：‘不是，这叫六六六粉，在铺草上少许撒一点就把跳蚤、臭虫给消灭了。’于是我们问这东西是结在树上还是长在土里？老师说：‘不是，这是人工合成的。’他还说这叫‘西六……什么的（666分子式）。’”
狄老师接口说：“那是它的化学成分，不过我也说不清楚。”
乡长接着说：“你看，连狄老师这么大学问都不知道，那该多神奇？老师还说了好多，我不记得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种什么肥料……”
“是说化学肥料吧？”狄老师给他接了一梢。
“对，对，是说化学肥料，舀一小勺和在一桶水里去浇庄稼，当一担大粪，你说神奇不神奇？”
这时候烟雾里有人问：“乡长，你是说读了书的人就能造这东西呢还是说读了书的人才会用？”
“你说呢？”乡长向说话的人望了一下，接着说，“老师说那肥料看起来像盐，你能拿盐去浇庄稼么？”
于是大家都笑了。
乡长接着说，“以后我们还要召集各大组组长开会，布置下去，落到实处。我们乡7 00 多户，3000多口人，该上学的应当是多少？可是现在上学的有多少？39 人！那怎么行？我们都是睁眼瞎，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还作睁眼瞎吗？”
狄老师在讲话中首先感谢了乡政府和乡亲们以及各位家长对学校的大力支持，接着逐个公布了学生的成绩。
这时候有几位性急的问话了：“老师，我明年把孩子送来，行么？”
“我有俩，一个八岁，一个快十一岁了，今年就该上的，您可一定得收啊。”
……
乡长见老师有些迟疑，连忙说：“大家放心，明年一定把愿意上学的都收进来，我们该在文化上打个翻身仗了。”
狄老师也顾不得是在开会了，顾不得有这么多乡亲在场，连忙说：“乡长，还没哩，等您向上面再要一名老师来，才敢答应呢。”
“老师您放心，过几天去开会我就把这件事当个重中之重，非向他们再要一位老师不可。”乡长郑重其事地说，“万一他们没有给的，我们学生还是要招的。”
“不是我怕吃苦，乡长。”狄老师有些急了，“人多了——比如说有70 名或是80 名学生，教室就是个问题。”
“我想万一到了那一步，我们就把这间堂屋腾出来，分成两个教室，您在这个教室里上课，我就在另一个教室里看着他们写字，然后您又去那边上课，我再过这边来给您看着。”乡长认真地说，“不过您放心，他们一定会再给我们一位老师的。”
虽然扯远了，其实也没扯远，还是说的学校的事情，狄老师继续说：“在发成绩单之前，还有一件事情。本来，评‘三好’学生应当由我和同学们一起评的，考虑到天太冷，前天考完了就让同学们回去了，然后我个人越俎代庖，定了几名‘三好’生。我宣布一下，请大家议一议。”
“‘三好’学生，那总是最好的啰，您说来我们听听。”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特别是那些有孩子读书的，伸长脖子望着老师，希望老师点到他的孩子。
狄老师接着往下说：“二年级八名学生，经过认真比较，评了两名；一年级31名学生，评了五名。”
“您直接说名字吧。”脖子伸得更长了。
“好，我开始说，二年级，亓能天同学，学习成绩好，又肯帮助人，二年级多数同学基础差，刚开学的时候有的还不知道书的倒顺，要不是这几位同学帮忙，我真不知道能不能撑出现在这个局面。”
“这孩子我们知道，他妈妈教他读书，教他打算盘，还教他尊敬长辈，是个好孩子。”好几个人插话。
“可我还是他叔呢，我也帮助过别人，凭啥评他不评我啊？”全佳着急了。
“你急什么？二年级不是两个吗，老师还只说了一个，下一个就该是你了。”他妈安慰他。可是却听到老师说：“二年级还有一个，刘贵生。这孩子和前一个一样，自己学习成绩好，也肯帮助别人，他算是二年级没挂名的级长或者说是组长了。”
谁知道这个名字说完，谁也不做声，就像没听见一样。冷场了一会儿，忽然有一个稚嫩的声音冒出来：“老师偏心。”大家循声望去，原来是岑利吉，二年级的另一名学生。狄老师微微一愣，说道：“岑利吉同学，老师没有偏心。你想想，不说他帮助别人，刘贵生同学对你的帮助还少吗？”
要是别的孩子这样顶撞老师，他的家长一定会呵斥孩子或是自己直接向老师道歉，事情也就过去了，偏偏这位岑同学的爸爸妈妈是不大管教孩子的，今天根本就没来，别人自然不好多说什么。这孩子见没人拦着他，还来劲了，他不听老师解释，放了一颗更大的“炸弹”：“老师就是偏心，你自己是个地主，刘贵生也是地主，地主向着地主，一点也不把我们贫雇农放在眼里——刘贵生要不是地主，你会让他当‘三好’？”
这下触到了狄老师的痛指头，他本来就觉得自己家里是地主成分，旧社会剥削穷人，自己应当和家庭划清界线，好好改造自己，也许这正是他努力工作的动力之一吧。虽说是童言无忌，但他心里不免一“咯噔”，自己真的能和贫雇农站到一起来吗？
乡长见老师无语，也不好劝什么；又觉得这孩子太不懂事了，可是当着这么多乡亲，这么多贫雇农，他能去呵斥一个贫雇农家的孩子么？立场哪里去了？他只得站起来说：“老师，天不早了，又冷，您给他们发成绩单吧。”

铁石海

写长篇是一个煞费苦心的事情！5年100万字，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