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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尉
诗情画意的坚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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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北京市 2013-1-3 17: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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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方的风景画是“某一时段”——条件色彩下的某处照片式的真实描绘。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中国山水画是理想的、浪漫的,是画家集中把大自然的美,通过艺术“提纯”的“反映结果”;而“诗情画意”更是突破了时空上的束缚,将视觉艺术转变为精神追求,开启了人们对真、善、美(理想世界)——“世外桃源”(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情画意是灵动的、是“有生命的”和不朽的;他根至于每个喜爱中国文化的人们思想之中。而风景画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他是相对静止的(犹如风景照片一般),物质的。刻画中的“日月山”,表现的既是一个自然的观念,又是一个历史的时期。人们能够将它们合为一体,就已经表明了对自然的独特的认识方式。中国艺术中关于自然的观念可以说是先天的,这种先天的因素是精神高于物质、思维高于存在。哲学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关于自然的定义,宗教则为哲学方式增添了生命和精神。天地与我并生,天地与我合一,庄子打开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屏障,人开始与天地精神往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质有而趣灵”( 质有,形质是有。趣灵,其趣向,趣味,则是灵。与道相通之谓灵。),因此,圣人、贤者、高士必有山川之游,轩猿、尧、孔无不如此。而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等名山又演绎了千古佳话。“优游”是生活也是文化,他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爱好,也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联结自然与文化的方式。眷念庐衡,契阔荆巫,山水的价值得到了历史的确认。含道应物,澄怀味象。在以精神为第一性的山水里,人们并不关注所显之象,而是重视所含之道。形而上的道弥补了生活中的诸多缺陷和不足,故“以形媚通”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哲学。
庄子对老子提出的“涤除玄鉴”的美学命题作了极丰富的发挥。老子指出:“涤除玄鉴”是把握“道”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观照“道”必须有一个虚静空明的心境,即主体必须有一个审美心胸。庄子对此的发挥是提出了“坐忘”,“心斋”等一系列的美学命题。诚然,这种虚静空明的心境对后世人们欣赏自然山水时审美意 象得以产生,其影响是极至深远的。而“涤除玄鉴”、“心斋”、“坐忘”——即建立审美心胸,这一核心范畴被引入绘画领域并且有重大贡献的美学家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炳。诚然,这与魏晋玄学之兴起有极密的联系。艺术无疑是以表现人生,表现人之心灵世界,表现宇宙万象作为对象和目的的。至魏晋南北 朝,老、庄之学大兴,不管是在诗歌领域,还是在书画领域都纷纷地倾向于“师法自然”,“表现性情”,以通向对“道”的观照和把握这一特点。从而把自然当作至美,至真的对象来如以描述和表现。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魏晋玄学推演了山水观念的转换,迁想妙得使山水获得了新的美学意义。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神超形越之外,玄对山水,自然的山水成为山水的自然。人们关注山水,寄希望于山水的表现,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为了实现这时代的理想,时尚澄怀清谈的魏晋圣贤又发明了“卧游”的方式。这种具有理想色彩和积极意义的方式,促进了中国山水画的独立和发展。宗炳发前人所未言,给中国山水画的成因以一个合乎实际的诠释:“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丢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素以远映,则昆仑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宗炳的思想建立在中国山水画发展的过程中,他把以往过于精神化的山水理念,引向到视觉的理念之中,从而为山水成“形”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宗炳还提出了“应目会心”、“ 应目感神”、“神超理得”,这是他对中国山水画作出的具有本质意义的界定。千年以后,画家百代,然中国山水画的准则却千古不移。山水脱离了宗教的神,中国山水画引入了人的神,自然在神会之中体现了文化的意义,这是历史的飞跃。“神飞扬”,“思浩荡”,山水激发了人的精神,中国山水画实现了人的生活理想、扩展了人的生活空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
唐代始于吴道子,成于李思训、李昭道的“山水之变”,其本质是由山水精神的追求转向山水意境的表现。王维以诗人的学养发挥画家的气质,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中国山水画意境表现中的一个准则——画中有诗(诗情画意)。由精神而意境,不是垂直的历史线索的过渡,而是一个线索的分枝,是美学上的平行关系。中国山水画中意境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山水画在发展过程中侧重点的转变,是在美学上的完善。北宋时期的郭熙说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晃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解释为:北宋时期的郭熙说道:“君子之所以非常喜爱山水,是因为什么呢?丘园,是我因为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我常常来此;泉石(泉石:指山水、泉石名胜之处),山泉飞泻、风啸森林的声音是很美妙的,所以我常常感到快乐呀;渔夫、樵夫他们自由自在的隐居在此,很快乐呀;猿猴、飞鹤它们与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自由自在地飞翔、鸣叫,是人们感到亲密呀。尘世间的喧嚣和缰死的关系,象锁一样禁锢着我们的心灵,这是人们所非常讨厌的呀...云烟环绕、彩霞升起的仙境、圣地,是人们非常想去的地方,但是,却是看不见的呀。然而,人们向往山林、泉石的志向,追求与云烟环绕、霞光万道的仙境相伴,是梦寐以求的,这些是耳听不到,眼看不到的呀;现在幸亏有绘画高手,(他们)经过非常艰苦的训练才能画出中国山水画,(他们)没有时间去休息,甚至吃饭都是很简单,(他们)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努力地画着泉石与沟壑,(他们画得非常形象)猿声鸟啼好像是在耳边响起,山光水色晃漾夺目,看了这些画怎么不让人赏心悦目、非常快乐呢?这些画让我称心如意呀,是世上非常难得的,因此,这才是画中国山水画的本意呀。”)五代宋初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完善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表现,并把中国绘画中的中国山水画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峰。中国山水画在这一时期成为时代的主流 艺术。被称为“百代标程”的五代宋初中国山水画,在表现领域中将山水的物理和技巧结合起来,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话题,传统中国山水画对精神和意境方面的关注经此而转向于技术层面——形式(诗情画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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