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水简史（1919.5—2005.12）

李绍新

五、 城镇改革开始起步

（一） 改革企业管理体制

1、 改善所有制结构

“文革”期间，把个体工商户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大批大砍，城镇个体工商户几乎被砍光斩尽，1975年全县只剩下十几户。1979年后，全县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中央政策，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扶持个体经济的发展，对凡从事市场需要的个体商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陆续批准开业，到1980年底，全县个体经济突破一千户。1985年，全县个体工商户达到11037户，是1979年163户的67.7倍；销售总额6515万元，是1979年的34万元的191.6倍；零售额3280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5.85%，成为流通和服务领域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给全县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2、 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9年7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扩大国营工商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应山县开始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后，多余的生产能力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由安排生产，多余的产品可以自行销售；允许企业根据经营的好坏提取留成利润，企业可以自行安排利润留成建立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折旧基金大部分归企业使用，在保证修理的前提下，企业有权将折旧基金、大额维修费和生产发展基金结合起来使用；实行固定资产有偿占用制度，企业对多余和闲置的固定资产有权转让或出租，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制度；鼓励企业发展新产品：企业有权向有关部门申请出口其产品，并按规定取得外汇分成；企业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决定其机构设置，任免中层及以下干部；企业有权按国家劳动计划指标择优录取职工，有权依职工表现对其进行奖罚。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上撕开了一个口子，由此而始，全县企业制度改革面不断扩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改革不配套，传统体制下的严重条块分割，企业自主权还不能完全落实。

3、 试行经济责任制

经济责任制是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而发展起来的。全县工业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起步较早，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0年，县水泥制品厂、广水搬运站等部分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和奖惩办法，突破了不敢讲物质利益的框框，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上半年，全市工交战线及时总结经验推广了化肥厂的百分算奖法和瓷厂的内部经销制，丰富了责任制的内容，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解决企业内部的“大锅饭”、“铁饭碗”问题，起了促进作用。1982年，在企业整顿中，全县把推行责任制作为企业整顿、综合治理的关键环节来抓。11月，地委、行署派出工作组来应山办经济责任制试点，解决一些带政策性的问题。通过试点，总结经验，由点到面，稳步推进，至1983年5月，全县工业战线25个国营和3个大集体工业企业全部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财贸战线310个站、组、门店、批发部有251个实行了承包。

企业承包责任制主要有四种办法：一是对产品定型、生产稳定、有盈利企业，实行定利润基数、超利分成。风机厂等12户企业实行这种办法；二是对增收潜力不大的微利企业，实行上交利润包干。自行车零件厂等8户企业实行这种方式；三是对发展潜力大，急需进行技术改造，当年资金有困难的企业，实行利润不上交、国家投资和贷款不减少；四是对产品不定型，任务不饱满，负债过重的企业，实行亏损补偿包干、超亏不补、减亏留用。企业内部，则把企业总目标层层分解，具体落实到各个车间（站、店）、班组和个人，并根据各个职工岗位的不同、责任的大小，完成任务的好坏进行奖惩。

4、 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1983年5月全县国营企业利改税工作会议召开，研究部署全县国营企业利改税和稳定、完善企业承包责任制的工作。从此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按两步利改税办法执行，由上交利润改为上交所得税和调节税，以税的形式确立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方式，以法的形式确定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使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激发了企业搞好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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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革教育管理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经过各项改革，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从1980年开始县人民政府为解决民办教师报酬、维修中、小学校舍和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曾多次发文，先后采取过三项改革措施：一是1980年开始，采取“压缩高中、控制初中、发展小学”的方针，1981年对全县中学进行调整，高中由72所压缩为18所，初中由131所压缩为99所。初中编余教师2000余人调到小学任教，提高小学师资力量。二是1981年暑假对全县民办教师进行全面考试、考核，辞退不称职的民办教师1064名，选聘234名社会优秀青年担任民办教师，对民办教师的报酬采取分乡统筹，按月发给。三是进行了学校分级管理、校长民主选举、教师校长聘请等探索性改革。1983年城关、广水两镇小学和各乡镇中心小学改五年制为六年制，1984年秋季起，农村全日制小学新招收的一年级都改为六年制。经过几年的调整，至1985年底，全县有小学564所，初中83所，高中3所。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1978年春，广水师范恢复招生。与此同时，各类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逐渐得到发展。至1985年，全县有8所职业学校和5所职工学校。电大、函授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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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革政治管理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也开始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一是恢复和筹建县政府、人大、政协机构，推进县、社选举。1980年11月4日县委按新选举法的规定，以及省、地统一部署，研究决定县社（镇）实行选举，同时从11月初开始到1981年1月底结束。1980年12月，经省委批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应山县委员会开始筹建。1981年1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设立应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应山县革命委员会，恢复应山县人民政府。随后，应山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应山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召开。选举杨怀春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林为县人民政府县长，胡隆春为政协主席。

二是调整乡镇政权体制。1979年2月，根据中共孝感地委、地区革委会关于合并公社的批示，将南新公社与驼子公社合并，成立广水公社，撤销太平公社，分别划入李店公社和杨寨公社，骆店公社并入陈巷公社，兴隆公社并入余店公社，同时撤销广水镇公社、城关镇公社，恢复镇的建制。通过合并，全县由原来的19个公社减为13个公社、两个镇。1981年1月，根据县九届人大的决定，将公社革委会改为管委会。1984年1月，遵照中发[1983]35号文件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和省、地有关设区建乡的指示，撤销公社，恢复区、乡建制，同时将十里并入城郊区，李店并入杨寨区，将马坪改为县辖镇。至此，全县辖城郊、东篁、杨寨、陈巷、长岭、余店、关庙、蔡河、郝店、吴店10个区和城关、广水、马坪3个镇。设区建乡后，为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县委决定在长岭乡进行村民委员会试点工作，将大队、生产队改为村和村民小组建制，并按照新《宪法》的规定，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随后在城乡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员会、街道居民委员会。1987年9月，根据鄂办发[1987]43号文件精神，撤区并乡，将全县的10区3镇61乡（镇）组建成14个镇、9个乡。

三是调整领导班子。1979年6月，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邓国政调湖北省工作，朱光梁接任县委书记，王福林接任县革委会主任。从1982年开始应山县逐步开展了领导制度的改革，按照解除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培养“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等原则，制定了干部调整方案。两次对领导班子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一批年事较高的老同志相继退居二线或离职休养，一批年轻干部被选拔上来。1982年10月27日至28日，县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全会，会议根据孝感地委的决定，分别对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新老交替调整。金富贵任代理县长，王治泉任县委副书记。杨怀春等职务有变动的9位同志都作了表态发言，表示要服从大局，听众组织安排。11月1日中共应山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五届一次全会选举朱光梁为县委书记，金富贵、王治泉、姚家璋、朱朝英为县委副书记。1983年2月25日至3月3日，县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金富贵为县人民政府县长。1984年1月4日根据地委安排，县常委会班子按照“四化”要求进行了调整。刘友凡等4位年轻同志，被选拔进入县委常委班子，杨光胜任代理县长。1984年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中，全县离退休36人，退居二线92人，提拔中青年干部64人。为了提高干部素质，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干部培训班。

四是改革党政机构。为了减少领导班子人数，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1984年1月，县委出台《应山县直党政机关改革初步方案》，将51个政府工作机构精减到30个，县直党政机关总数由73个减少到50个。这次机构改革，虽对机构、编制、领导职数和干部队伍宏观控制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时隔不久，由于上下机构不对口等原因，机构和干部队伍又出现盲目膨胀的现象。至1987年底，局级单位增加18%，局级干部增加79%，县直二级单位增加23%，股级干部增加24%，人员总数增加8.8%。

1978年12月以来，应山县委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轨道上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所有制结构逐步改善，出现了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等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新的生产关系调动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全县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1984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4.2亿元，在1980年2.09亿元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380多元，比1980年增长1.8倍，城镇职工工资总额2300多万元，比1980年增长25%；城乡储蓄4100多万元，比1980年增长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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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在理论上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县委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导向，在积极搞好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同时，全面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一、 巩固农村改革成果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给农村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时出现了一家一户自身难以解决的新问题。县委及时出台新政策，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生产责任制。

（一） 完善农村经营承包责任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出现了“多种经营专业户，无力耕种的缺劳户，务工经商的非农户，转为城镇户口的商品粮户”等，这部分人无力大面积耕种责任田，同时一部分种田能手又无更多的田可种。针对这一实际问题，县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完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若干意见》，要求按照群众意愿，兼顾各方利益，做好责任田的调整转包工作，其方式主要有自行转包和村组统一安排两种，让富余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

在荒山荒水承包开发问题上，县委、县政府在政策上给予倾斜，用工纳入集体投工范围。承包时间，采取一定30年或50年不变，允许继承承包，也可以中途转让。承包方式，可以单户承包也可以联户承包，并可以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让外来人口承包。

在抗旱问题上，实行灾区所在党组织和政府负责制。抗旱资金采取按受益面积分摊和集体补贴两种途径解决。集体的抗旱机械，平时承包给机手、电工，发生旱情时，由集体统一调配。抗旱用工纳入集体投工范围，实行单项结算，当季兑现。

在农业技术问题上，1983年底，全县普遍建立了农作物植保技术承包责任制，县里办植保服务总公司，公社办植保服务公司，管理区办植保服务站，每个大队、生产队都配备一名农技员，并层层建立了测报点，准确及时发布病虫情报，积极推行新品种、新机械、新技术，指导病虫防治。畜禽疫病防治主要推行“包防疫、包治疗、包阉割、包药物，因兽医责任事故畜禽死亡赔偿”的“四包一赔”技术承包责任制。

在解决劳务用工和农民负担问题上，1983年9月，县委规定：劳务用工正常年景劳平40个或人平20个，并按人或田比例划分到户，分段安排。全年指标，允许以钱代工，允许请劳力投工。集体提留一般应控制在当年农副业承包总收入的5——7%，并且一定三年不变。1988年，县委对农民负担实行定项限额，规定在上一年农民实际收入的3——5%以内，任意增加的部分，农民有权拒付。

农村集体财产和财务问题是农村实行责任制后，面临的又一突出问题。自1984年开始，全县大部分地方按照县委要求对实行责任制以来的债权债务、集体提留、承包收入的使用情况和集体固定资产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处理，对1976年以来集体欠国家的债务逐笔进行了清理，明确了化解债务和还贷的办法，大部分分摊到户偿还。同时以管理区为单位，成立了会计服务公司，大队成立了会计服务站，行使管理监督村级债务职责。蔡河、吴店、郝店、关庙、余店、兴隆6个乡镇会计服务公司后逐渐演变为农村合作基金会，名为利用农村闲散资金入股，实为存贷业务，存贷额高达数千万元，虽为服务农村经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因管理不善，亏空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不利于社会稳定。

农村推进承包责任制后，出现了承包不联产、承包无责任的现象。为了鼓励农民种地养地，使有限的土地发挥更好效益，1988年3月，县委推行土地目标管理制度。根据原来划分责任田时所分的土地等级，并参照近几年的生产水平，对耕地进行分等定级，依等级定产量、定投入，按等级负担公粮、定购任务和水费。正常年景，超过目标产量的，给予奖励；达不到的，给予处罚。退包或转包时，对地力进行评估，依照等级升级，给予补偿或惩罚。弃耕抛荒的，按当年应收入的数额收抛荒费，连续两季抛荒的，收回另行发包。

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县委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如：乡镇企业、多种经营基地招标承包、风险抵押经营的探索；完善承包合同，实行法律公证的探索；土地目标管理和两田制的探索。推广了东篁镇对14家镇属企业实行风险抵押承包的经验，带动了全县乡镇企业管理制度的深化，还得到了省地领导的肯定和赞扬。郝店镇合理完善多种经营承包合同，全面推行法律公证，既解决了山水经营责任制不够完善的问题，又为全市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蔡河镇的中心村、城郊乡的跑马场村、杨寨镇的丁湾村、平靖关镇的麻穰市村和东篁镇的高塘埂村坚持因地制宜，尊重群众意愿，积极试行土地目标管理和两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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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全“双层经营体制”

1987年8月12日，县委办公室转发了县委政策研究室《关于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若干意见》，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把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力发展经济，当作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重要内容来抓。发展经济要把兴办企业作为重点，要消灭空白村，实现全县村村有企业。按照县委要求，城关、广水、马坪三镇的15个近郊村，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把主攻重点放在工业企业的发展上，大力兴办建材、轻纺、采矿和食品等工业企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城关镇的10个村有9个村办有集体企业，由于集体经济发达，农民只需要负担国家任务，提留统筹实行全免。有些资源丰富的村，依托本地资源，兴办林果业、畜牧业、水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砖瓦、矿石等企业。村办企业只要管理较好的，产品适销对路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有一部分村由于受自然条件、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制约，盲目上项目，举债办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企业就被市场淘汰，负债累累，成为村级包袱。

全县各级组织发挥统的功能，部分农民也从中得到启示，自发组建各类优势互补的经济联合体或协会，政府也因势利导予以鼓励。其联合的方式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大锅饭”型，他们本着“一户牵头，多户入伙，共担风险，均衡收益”的原则，自找对象，优化组合，取长补短，规模经营，共同承包或开发某一项目。另一类是“龙头型”，他们大都以“鸭司令”、“猪状元”等土技术员、专业户为“龙头”，以各类技术协会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联合体的作用主要是搭建载体，相互转让技术，交流信息，协调各方关系，组织劳务协作和农产品销售。第三类是“氏族型”，这种形式主要表现在农忙季节突击用工上，相当于“互助组”，他们大都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短期联合体。尽管这些合作组织大都是自发的、松散的，但已从多方面显示出联合的优势和活力，解决了政府与农民间的“断层”，弥补了集体“统的功能”某些不足，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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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

1985年1月，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统一了对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认识，决定取消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统购政策，实行多种渠道经营，改粮棉油统购为合同定购。5月，县粮食部门组建粮食议价公司，按照“定购定价，超购议价”的办法开展议购议价销售业务。全县共计开设粮食收购网点120余处。在实施这一改革过程中，县委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一是国家任务优先完成的政策。全县在新粮上市时，优先安排粮食部门收购，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并落实财政给予政策性亏损的适当补贴，在完成国家定购任务以后放开粮食市场；二是多渠道收购粮食的政策。允许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实行多渠道多形式经营，使富余粮食进入市场，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1985年粮食市场放开后，全县从事购销粮油的国营商业8家，私营商户63家，出现了粮油品种丰富、市场活跃的新局面；三是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要求粮食部门千方百计筹措收购资金，充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在议购价低于市场价时，要以保护价的形式敞开收购，不准压级压价，不准向农民打“白条”，切实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四是落实粮棉油“三挂钩”政策，即粮棉油定购任务与化肥、柴油和预购定金挂钩。到1986年4月，全县粮食、供销部门普遍与农民签订并落实了双边定购合同。

随着农村第二步改革的深入，粮食市场的放开，农民种田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物资需求迅速攀升，市场管理体制、部门服务和农民本身一时很难适应，农民拦路抢购化肥就是流通领域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的典型反映。从1986年10月9日开始，连续10多天，应广、平洑等主要公路沿线的农民在公路上堆砌石块，阻拦交通，强行抢购县供销社生资公司调运途中的化肥，前后43起，参与农民数千人次，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的恶性后果。事件发生后，县委采取紧急措施，加紧化肥生产和外采，统一安排货运和调运，向农户供应秋播化肥35000多吨，占双边合同的136%，并调整地产化肥价格，实行淡季旺季差价，以保护和调动化肥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事后，县委、县政府召开化肥产销专题会议，县工交、财贸、物价部门会同供销社、生资公司、化肥厂等单位共同总结秋播化肥供应的教训。会议认为造成抢购事件的原因是各级组织商品经济意识淡薄，市场需求预见不足，部门服务没有跟上；加上全县化肥与周边地区形成“盆地”，少数人利用地区价格差，转手倒卖，造成化肥外流。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反映了当时农村改革的脱节，农村改革呼唤上层建筑和城镇工商业等领域配套改革的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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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实行农村家庭责任制后，一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潜力正在日益明显地发挥出来，推动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和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为此，县委加快了城镇各方面的改革步伐，推动农村、农业单项的、局部的改革发展成为全面的、系统的、协调配套的综合改革。

（一）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1984年6月，全县综合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出台了《关于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全县各个经济领域管理体制的改革由此开始。

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对全县工商各税收入，实行定期、定额、定递增比例，包干到区（镇），由各区（镇）向所在地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体户征税，超收部分由区（镇）留用，短收部分由区（镇）的各项财政经费抵补。县对各区（镇）财政支出及县直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开支，继续实行分灶吃饭、包干使用、节约留用、超支不补的管理体制。

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扩大了市场成份和比重，对经济区域、主管部门和企业简政放权。下放了工业生产计划管理权、技改项目审批权、企业留利使用权、小型维修费、固定资产折旧费的管理使用权、物资财产管理权等，给企业“松绑”。

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实现多成份、多层次、多渠道、少环节流通。打破行业界限，以本业为主，兼营其它，进货渠道可以不受限制，逐步撤销商业系统的三级批发站，千方百计搞活流通。

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变“官办”为民办，加快还社于民的步伐，努力把供销社办成独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并开展扩股工作，突破入股限制，鼓励各方面投资。建立集体经济性质的财务管理体制，不负担政策性亏损。

改革物价管理制度。做到有管有活，优质优价，劣质低价政策，1984年县物价局将商品变价权、削价权下放给了生产经营单位，并明确规定510种小商品订价权下放给基层单位，允许企业在价格总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自行浮动价格。同时还确定，商品批零差价、季节差价、质量差价、地区差价等，由企业在规定范围内自行决定。从而为发展商品生产和搞活流通开了“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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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革企业内部管理

在分配制度上，改平均报酬为浮动工资，端掉“大锅饭”。实行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到1984年全县有80%的企业实行了工资全额浮动，有效地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干部管理制度上，改上级任命制为群众选举、法人组阁制，搬掉了“铁交椅”。1984年工交战线以建设“四化”领导班子为目标，先后三次采取选举、自荐、组阁、委任等形式对28家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共提拔47人，免除和调离领导岗位36人，启用了一大批年纪轻、文化高、懂技术、善经营、群众信得过的能人，使企业干部队伍素质有较大的提高。商业系统也对大部分企业领导班子进行了民主选举，让能者为头，效果明显。

在劳动用工上，改组织上统招为企业自选聘用，打破“铁饭碗”。县委规定企业有权招收新职工，集体企业招工由企业自己决定，不受任何限制；国营企业除接收国家统一招工或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军转干部外，需增加职工可以自己决定，公开招聘，择优录用。无论国营或集体企业，招收新职工一律实行合同制。取消“接班顶替”和“内招”等传统招工制度。全新的用工和分配制度，加快了人才引进的速度，对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企业经营决策上，在1979年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县委作了进一步改革。在财务方面，允许承包企业实行独立核算，可以在银行单独开户，办理结算，申请贷款；留用资金可以在财务制度和承包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财政等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不予干预。在经营方面，要求经营范围以本业为主，但也可以跨行业兼营其它；进货渠道和层次不受限制，让企业择优进货，对呆滞积压和残次商品，给予一定的削价处理权。由于采取这些措施，使企业经营权利扩大了，初步出现了公平竞争、灵活经营的新局面。

1984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应山出台工商企业改革措施最多的一年，也是经济效益较好的一年，工交企业总产值、产品质量、上交税利、职工收入，商业系统商品品种、业务销售金额、经营服务质量、经济效益都有所上升。这一年，全县完成工业产值1.4亿元，比1980年增长109%，实现利税2299万元，全县工交企业无一户亏损，一举摘掉了近10年的亏损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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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下发后，县委确定由经工部组织有关部门，先在县风机厂、化工厂、印刷厂、自行车零件厂、水泥制品厂、烟厂、化肥厂7家企业进行领导体制改革试点，实行厂长负责制。

1987年4月3日，全县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全县工商企业普遍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次改革一方面帮助企业建立企业管理委员会，从组织形式和制度上落实厂长（经理）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统一指挥权、决策权和干部任免权，另一方面确定了党、政、工各自的职责、权限，建立了稳定的工作程序和联系制度。同时还健全了“职代会”制度，加强了企业民主管理，使职工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在参与企业决策、管理监督干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方面得到了实现。

1988年3月，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若干意见》，重点进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配套、完善、深化和发展，把企业真正推向自负盈亏的轨道。坚持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积极探索租赁、参股、合作、联营、产权有偿转让等多种经营形式，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系，以骨干企业为依托，以名优产品为龙头，积极组建烟草、陶瓷、包装、建筑等企业群体和集团。

1989年为了适应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气候，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广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1989年度深化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决定在继续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和工资效益挂钩两项改革。

在全员风险抵押方面，从1988年底到1989年初，全市乡镇企业搞了34户，预算内工业企业中，广水卷烟厂、陶瓷公司、工业物资公司、第二汽车运输公司以及建材系统的16户企业，也都试行了这种承包办法，参加风险抵押的干部职工达4851人，抵押金额达90万元。从1989年4月开始，风险抵押承包工作全面展开，到年底，市属工业企业，全部实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

1989年，宏观紧缩的大气候使全市许多企业投入不足。为了合理配置资产存量，提高企业整体经济效益，全市有15家企业先后实施兼并，通过企业兼并，推动了资产存量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进了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让部分企业先后走出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应山县委、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企业改革措施，这十几年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放权、让利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和经营方式进行的。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对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全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但是，这些改革还只是一种修修补补的改革，扭秧歌式的改革，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此后改革的路更长，步子更艰难。

李绍新

三、 加强党的建设

（一） 开展整党，实现党风好转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整党任务。通过学习和贯彻《决定》，全县党风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为1985年全面整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5月，县委按照地委统一部署，制定了《关于开展整党工作的意见》，决定从5月中旬开始，到1986年12月底结束，分六批开展整党工作。参加这次整党的共有1253个党支部、21242名党员。这次整党主要从学习、教育入手，着重抓了干部违纪建私房，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超支挪用公款，大吃大喝，滥发钱物，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办企业等问题。区（镇）乡两级还整顿了基层干部搞特权耍威风、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三股不正之风。村级整党主要围绕6个方面进行，即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否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性；有无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牢不牢；党性原则强不强；艰苦奋斗的作风丢没丢；是否成为劳动致富的带头人。在认真解决党员一般性问题的同时，对少数党员严重以权谋私和严重违法乱纪问题，进行了立案查处，全县立案189件，结案184件，181人受到党纪处分。

这次整党，较好地统一了思想认识，认真纠正了一些不正之风，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推动了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为实现七五计划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基本上解决了整党前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三个严重不纯”的问题。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少数单位和少数党员带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二是有的单位整改措施没有很好地付诸实施，改革和工作没有新进展；三是对存在的消极现象、“文革”中遗留问题和阴暗面揭露不够充分，特别是一些领域的不正之风解决得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