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水简史（1919.5—2005.12）

李绍新

（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11月，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年下旬，省委和孝感地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自此，应山也和全国一样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初，应山的造反派认为夺权的“好时机”又来了，他们大肆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应山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面，攻击县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还大肆搜集整理县委的黑材料，攻击当时的县委主要负责人顽固执行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否定，一批坚决执行正确政策的县、社领导遭受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重新起来造反。派性斗争重新泛滥，全县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应山的广大干部群众，同全国人民一样，奔走相告，兴高采烈。22日，县委、县革委会在城关西门广场召开万人大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大会在雨中开了三个多小时，会后，1万多人冒雨举行了庆祝活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应山的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各项工作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应山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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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徘徊中前进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了。在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内，中共应山县委广泛深入地揭批了“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了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有牵连的人和事，逐步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开始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在科技教育文化战线上，进行拨乱反正，在经济领域内纠正“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混乱现象。但是，由于多年形成的极“左”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清除，应山在政治、经济方面还处于徘徊局面。

一、 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应山的帮派残余

（一） 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应山面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需要重建国家政治生活秩序，使各级政权正常运转；需要重振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等。但是，应山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的余毒还十分顽固。“四人帮”的余孽在有些地方和单位还有一定的影响，一些地区的动乱还未完全停止。县委根据中央、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1976年11月，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拉开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序幕。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学习传达中央有关文件，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12月13日，县委为深入展开揭批斗争，召开县直机关职工大会，传达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同湖北来京负责同志的谈话》和湖北省委《关于深入揭批“四人帮”，发展湖北大好形势的报告》两个重要文件。会后，工交、财贸、农业、文卫、政法、党群等系统分别举办了学习班。18日，县委又召开了全县揭批“四人帮”罪行广播大会，联系实际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在湖北、孝感及应山的帮派体系的罪行，十万多群众参加了大会。揭批斗争到1978年底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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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查和处理“四人帮”在应山的帮派残余

清查“四人帮”在应山的残渣余孽，是应山揭批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揭露和打击敌人，教育挽救犯错误的同志，逐步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

1977年1月，县委经请示湖北省委和孝感地委后决定，对本县与“四人帮”及其在武汉的帮派体系有牵连的有关人员采取组织措施隔离审查。6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开展“揭、批、查”，并组建清查专班，举办各种学习班，揭盖子，找矛盾，清查和处理揭露出来的问题。那些帮派骨干分子活动较多，影响较深的单位，多次召开揭发、控诉、批判大会。在清查过程中，县委严格执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对隔离审查、离职审查、停职审查等处理措施的批准执行程序作出严格规定，保证了清查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清查“四人帮”在应山帮派残余的任务到1978年11月底基本结束。这次清理运动，干净、利索地粉碎了“四人帮”在应山的帮派势力，扫清了应山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使全县较快地出现了稳定的政治局面。

（三） 整党整风运动

1977年5月12日，孝感地委根据湖北省委整党试点工作座谈会议精神，组成了由地委组织部牵头的20余人的工作组，进驻应山开展整党整风试点工作。

为了将整党整风运动引向深入，县委决定首先从自身整起，县委整党整风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摆出县委在思想、组织、作风上不纯的表现，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二阶段实行开门整党整风，请公社党委书记、县直部门负责人和城乡基层党组织代表给县委提意见，分清路线是非。1977年10月11日，县委整党整风大会召开，大会历时17天。省委整党整风工作队负责人刘林，地委副书记臧成德、张德润，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谷涛等，到会听取了汇报，并进行了具体指导和帮助。参加会议的除县委全体委员外，还有各级各部门的108名代表。代表们以高度的政治热情，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帮助县委整风，给县委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县委整党整风始终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集中解决县委成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围绕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树立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制定了整改措施。

1978年9月8日，县委在上半年自身整顿的基础上对县直机关开展整风运动进行动员和布置，并要求各公社对开展整风运动作出动员和布置。

在整党整风过程中，各级党组织采取办党训班的形式，有领导、有计划地把党员集中起来，学习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拨乱反正，澄清一些被“四人帮”搞乱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思想是非。通过整党整风运动，还查处了一批侵占集体财物、违反财经纪律、克扣生产队资金、加重农民负担以及无视党纪国法任意打骂百姓或采取其他非法手段整治群众的人和事。同时还采取有效措施，对那些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歪风以及“坑农”、“挤农”、“伤农”的现象予以坚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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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1978年3月，孝感地委决定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王学远调孝感工作。3月31日中共应山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了中共应山县第四届委员会。四届一次会议上，选举邓国政为县委书记，朱光梁、杨怀春、王福林、金富贵、朱朝英为县委副书记。4月7日，应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由37人组成的县革命委员会，邓国政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的基础上，县委对全县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整顿，从组织上清除“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的影响。县委按照中央精神对整顿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准、配好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好一、二把手；二是能够全面理解、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指示；三是对那些不信社会主义、不干实事的人，要坚决撤换下来。1977年6月18日，县委在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凡是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涉及到哪里，就查到哪里。特别是领导班子内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坚决清查，不能心慈手软，不能留下隐患。经过调整整顿，全县各级党组织领导结构得到改善，提拔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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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一）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在两年徘徊期间，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工作出现新的失误。当时人们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要照办，定过的调子都不能改变。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甚至连集体副业也批成是“打着集体招牌的资本主义”。应山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在长期动乱后能够澄清思想、理论等重大是非问题。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应山也参与了这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县委采取发文件、开大会、举办学习班、培训班、组织撰写理论文章等形式，组织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使真理标准问题深入广大干部群众心中。1978年9月27日，县委发出《关于10、11、12三个月在全县开展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论述以及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党罪行，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讨论与学习活动。《通知》发出以后，县委又召开了全县领导干部会议进行宣传和部署。应山这次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实践第一的观念，促进了干部群众思想的解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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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反冤假错案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推动下，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启动。

一是落实干部政策。粉碎“四人帮”后，县委即结合各级班子调整，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遭迫害、“靠边站”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安排他们重新走向领导岗位。通过组织、纪检、司法等部门的努力，一批在“文革”中被错误对待和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的问题得到澄清，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了适当安置，已去世人员的家属也得到了抚恤。

二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应山科教文卫战线的知识分子，过去遭受排挤、打击、迫害的比例较大，遗留的问题堆积如山。1978年9月27日，县委在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高度出发，深刻认识教育工作重要性；各级党组织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教育，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解决实际问题，如退还占用校舍，提高教师的政治、生活待遇等，特别指出要花气力办好重点学校。县卫生系统还成立了落实知识分子专班，组织内查外调。随后，全县各地各单位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一批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同时，还解决了一些知识分子学非所用、两地分居、子女就业、住房困难等实际问题。

三是落实统战政策。县委陆续发还在“文革”中个人被查抄的财物和被冻结的存款本息；补发被扣减的工资，恢复原工资级别；对于被占用的私人房屋，视轻重缓急，分期解决；对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错划为资本家成份的小业主和小商小贩予以改正；改变对有海外关系人员的错误政策。

四是开始对重大冤假错案进行调查。11月28日，县委组织收听湖北省委为武汉“七.二0”事件彻底平反的全省有线广播大会。随后，全县各级党委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始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和“四清”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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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一） 科教文化事业率先恢复

文化大革命是从科教文卫战线开始发起的，首先整顿这条战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高校招生政策。为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金富贵任主任的应山县革委会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考试于12月9日至10日举行，录取新生于次年2月入学。首次高考，应山共录取考生350人，其中大专141人，中专209人。恢复高考，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它给人们带来的信息远不止高考本身。莘莘学子和他们的家长、教师以及社会大众，都从中感受到了科学春天的气息。为了恢复全社会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县委召开了全县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县委决定，要办好应山一中等3所重点中学，城关一小等6所重点小学；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涌现出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大造人民教师光荣的舆论，动员广大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77年12月，县委召开全县科学技术大会，传达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对科技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提出“全党动员，在全县范围内迅速掀起科学实验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向科学进军”。出台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决定》。为落实全县科学大会精神，1978年10月，县委决定成立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标准计量管理所、微生物科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隶属县科委领导。

打倒“四人帮”后，文艺大解放，应山的文化艺术空前活跃。县楚剧团、县电影公司深入到工厂、农村、军营演出和放映，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时期，上演和放映的剧目和电影丰富多彩，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楚剧团经常上演的剧目就有20多个，其中有《霓虹灯下的哨兵》、《江姐》等现代剧目，也有《宝莲灯》、《白蛇传》、《四下河南》等历史剧目，还有自己创作的剧目，如《退犁》、《搬家》、《三开棺》等。1978年底，全县共有电影队72个，其中国营19个，社办46个，大队办7个。这段时间，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也有新发展，民歌、龙灯、舞狮、踩高跷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十分活跃。文化馆、站的文化干部深入社队、厂矿、学校、部队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培训了大批业余文艺骨干。群众性文学、戏剧、曲艺、音乐、美术等创作相当活跃，一大批文艺作品先后获全国、全省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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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农业的整顿与恢复

“文化大革命”给应山的经济领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粉碎“四人帮”后，县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经济政策，因地制宜地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使应山的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1977年5月，县委为表彰县化肥厂“举旗抓纲学大庆创高产”的经验，在该厂举行祝捷大会。6月县委召开“应山县工业学大庆会议”，以上两次大会虽然仍带有“左”的倾向，但客观上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1977年，应山的工业总产值完成5900万元，为孝感地区下达计划4700万元的125.6%，比1976年增长30.3%。工业企业还在技术改造、科研创新上有较大突破。1976年，县化工厂的雷管车间改用蒸汽调温干燥器炕药，提高工效20倍；1978年2月，应山机械制造厂（湖北省风机厂前身）研制成功的三吨化铁炉鼓风机，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县柴油机厂与有关单位研制冲天炉用离心鼓风机、等离子喷焊工艺材料与设备，在湖北省科技大会上获奖。

粉碎“四人帮”后，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对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加快农业发展，1978年4月，县委批转了县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草案）》在全县试行。同时，县委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推进农业发展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兴修水利设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改良农作物品种方面，杂交稻种植面积由1976年开始试种的12亩扩大到1978年的4924亩。

1978年，在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过程中，应山遭遇特大干旱。全年降水量仅491.7毫米，从6月到10月未下过一次透墒雨，持续干旱100多天，全县35座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仅8座有少量死水；8条大河7条断流。城关、广水两镇居民吃水困难。广水城区严重缺水，京广铁路上的火车加水由广水改往孝感花园。早稻、中稻、晚稻大面积受旱。

县委对旱情极为重视，5月17日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全县人民紧急行动起来，“搬大水，抗大旱，保规划，夺丰收”。县委、县革委会成员分工带队到各公社了解情况，指挥抗旱救灾。县社两级共抽调干部4318名投入抗旱。县直工交、财贸、农机、物资等部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支援抗旱。全县开辟飞沙河、白果树湾、城郊公社陡坡河、兴隆新岭、余店茅草岭、关庙龙泉河、徐家河高泵站7处大水源。还新建泵站10多处，开渠道700多条，投入抗旱劳力达15万余人。应山驻军39312部队组成1300多人的抗旱突击队，奋战半月，将徐家河的水引出，救活5万多亩秧苗。7至9月旱情严重时，不少地方人畜饮水困难，骆店、西草店等地没有水吃，驻军和县直各单位出动汽车从徐家河水库运水到灾区。不久，39312部队吃水困难，县委、县政府迅速组织2000多名机关干部、社员开挖渠道，将飞沙河水库的水送到部队。

国务院、湖北省委、孝感地委对应山县抗旱救灾十分重视。地委副书记李华杰、王学远和孝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地委常委胡德珍一直住在应山县指挥抗旱。8月2日，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和孝感地委副书记熊振华到骆店公社胡湾大队、城郊公社寨坡大队视察灾情。8月3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副书记任中林察看徐家河水情和兴隆、余店、关庙等公社的旱情，召开县直各部门负责人和公社书记会议，对抗旱救灾工作作指示，并到城郊公社星原大队同群众一起抗旱。10月11日，国务院民政部农救司、粮食部农村管理局领导相继到应山，深入骆店、关庙、余店察看抗旱秋播情况，安排落实救灾钱粮。在各级组织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县上下共同努力，1978年全县农业实现了“抗旱保规划夺丰收”的目标，夏粮总产6900余万斤，夏油总产16000多担，分别比上年增长16.1%和31.9%，保持了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势头。

这次大旱，促使应山县委下定决心兴修许家冲水库。许家冲水库是本市计划最早的水利工程，明代名臣杨涟、民国湖北省参议员黄英都曾提出：开凿四十里墩铁门坎，将北流淮水的大贵山之水南引，灌溉应山农田。1978年冬，许家冲水库正式动工，1980年峻工，同时打通与飞沙河上东干渠连接的障碍——四十墩铁门坎，实现了广水人民千百年的梦想。至此，花飞灌区形成了黑洞湾——花山——许家冲——飞沙河“四库联网”的格局，这可以说是广水治水史上的壮举。

李绍新

    （三） 经济工作尚未摆脱“左”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应山的国民经济发展开始摆脱瘫痪、半瘫痪状态，呈明显发展态势，这是当时的主流。但是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

从农业方面来说，应山于1977年在全地区率先跨入学大寨的先进行列，全县按照大寨大队的模式不适当地推行大队核算，继续普及大寨记工制度，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以粮为纲”，单抓粮食生产，大面积种植双季稻，未能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忽视经济作物的种植，虽然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投资过大，实际收入下降。1978年1月召开的应山县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

工业方面也是这样，如1977年6月召开的全县工业学大庆会议就盲目提出，要在全县加快工业发展速度，普及大庆式企业。由于这段时间内过分强调速度，以至带来工业整体生产质量、效益的下滑，使得后来不得不放慢速度进行调整。

平反冤假错案，本来是早就起步了的，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大量的工作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的。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虽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各项工作也有所进展，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县委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制约，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虽有恢复和局部发展，但基本上处于徘徊状态。应山人民前进步伐，还只能在徘徊中艰难地挪动。

李绍新

我一直有个问题：文革十年结束，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平反冤假错案赔的钱是从那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