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水简史（1919.5—2005.12）

李绍新

（二） 刮“五风”

大跃进开始之时，县委提出的口号是：“粮棉苕，千百万，油料作物翻五番，牛猪羊141，每人纯收133”，即粮食亩产1000斤，棉花亩产400斤，红苕亩产10000斤，油料总产比上年增产5倍，每户1头牛、4头猪、1只羊，每人纯收入133元。这样的指标就够高了，可仍跟不上形势，比外地落后，说应山是“盆地”。当时各地学先进赶先进，挑战竞赛一浪高过一浪，应山提的口号是：“棉花学麻城，水稻赶孝感，坚决不落随县后，不让安陆压应山。”从1958年夏收开始，报纸、广播报道亩产5000斤、6000斤、15000斤的“高产典型”一个接一个，“卫星”放的一个比一个高。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第一书记高翔根据他种的试验田水稻亩产600多斤报产量，显然是“低产”，不合“时尚”。8月13日，高翔在全县三级扩干会议上作题为《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千方百计，苦干实干，为摘掉低产帽子确保大丰收而斗争》的报告中说：“今年夏收作物，虽在长期阴雨，渍水严重的情况下，仍然获得增产”，据各地试打的结果预计，全县夏粮总产1.1亿斤（后来核实为9054万斤），比上年增产20%。刘店、张扬店等地的高产典型是亩产800斤。报告中检讨：“在思想上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因而工作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夏收作物产量没有完成计划，全县总产只完成计划的70%，其中小麦完成计划的69%，总产完成计划的73.6%，这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了我们的产量远远落后于大跃进的要求。”会后不几天，高翔被调离应山。当时舆论：“高翔是被‘拔白旗’走的！”

在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下，本县浮夸风也泛滥起来，有传播外地高产消息的，也有本地放“卫星”的，农业上出现一个个“高额典型”，长岭乡有人介绍用新方法栽培红苕亩产20万斤。11月18日，县委在四级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说：“小麦亩产1000斤以上91亩，早稻亩产2000斤以上的4亩，中稻和一季晚稻亩产2000斤以上的42504亩，亩产3000斤以上243亩，最高的双河乡柏林社，2亩中稻亩产4370斤。皮棉亩产400斤以上的50亩。亩产500斤以上的10亩。花生亩产2000斤以上的150亩。芝麻亩产1000斤以上的5亩。”还提出“抢时间，抓质量，追太阳，赶月亮。”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85万亩，总产39.3亿斤，比1958年增产5.5倍。水稻亩产达到7000斤，小麦亩产达到3000斤。”这样的虚报浮夸、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带来了严重的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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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办钢铁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后，为了完成“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全国各地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早在6月27日，应山县委在上级一再增加1958年钢产量指标的情况下，在广水召开工业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参观、上山探宝的方法，赴淮渎庙、四望山等地找矿，初步确定厂址和建高炉事宜并分配了各区、镇办厂、炼铁任务，拉开了本县大办钢铁的序幕。

9月4日，县委作出《关于第一书记上马，全民动员，确保钢铁任务完成的决定》，成立了由应山县委第一书记杨向明任指挥长的钢铁生产指挥部，指挥部向全县发出号召，就大办钢铁向长阳县应战，向孝感专区各兄弟县挑战。一时间，电话会、广播会、战地会、现场会、县委紧急会接连不断，“叫钢铁元帅升帐”、“大放钢铁卫星”的口号响彻全县各个角落。在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又掀起了钢铁大跃进，应山出现“两帅齐升帐，粮钢放卫星”异常繁忙的紧张局面。县委提出日产千吨铁、400吨钢的高指标。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大多数劳力都到炼钢铁工地。9月底全县钢铁大军号称15万人，在大山口、广水、浆溪店、小河、澴水、漻水等20多处钢铁工地上，白天人山人海，夜晚火焰冲天。在5个月的时间内，共建土高炉154座，小土炉1062座，炼钢平炉47座，8立方米洋高炉1痤。大量是用矿石、铁沙、木炭作原（燃）料。全县共采矿石6.4万吨，淘铁沙27.5万吨，还把大量废旧钢铁甚至有用的农具、饭锅都投到铁炉算了产量。到年底，共炼出生铁11000吨，其中土钢（熟铁）1420吨，上调到武钢、大冶6020吨，在全省是较多的。

应山在大炼钢铁中，从数量上看，虽然完成任务较好，然而质量不高，多数是劣质铁，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砍伐木材达3.4万立方米，破坏了宝贵的森林资源。由于大量劳力外出炼钢铁，造成秋收不少作物无人收割而糟蹋浪费，秋播质量不高，第二年夏收大幅度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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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兴水利

自1957年秋季起，全县掀起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的高潮，楼子湾、桃园、四家门楼3座小（一）型水库先后动工修建。1958年7月，应山第一座中型水库飞沙河水库动工。1959年冬，霞家河、高峰寺水库先后动工。

在大跃进的两三年中，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兴建了飞沙河、霞家河2座中型水库和楼子湾、桃园、四家门楼、关门嘴、刘家沟、回龙寺、傅家沟、吉阳、辅弼冲等9座小（一）型水库和大批小型水库，使全县蓄水能力增加1亿多立方米，增强了抗旱能力。

为了调节飞沙河水库水量，解决飞沙河水库承雨面积大，库容小，年年溢洪弃水的问题，1965年春在飞沙河水库上游动工兴建花山水库，1966年5月建成，总库容1.725亿立方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应山在建成三座大中型水库的同时，还兴建了94座小型水库，蓄水能力增加到3.03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48.5万亩。

在兴修水利工程中，从领导到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不少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带头拼搏。飞沙河水库工程指挥长李会堂在大坝清基挖漕抽水时，抽水机底阀被泥沙堵塞，时值寒冬，他率先脱掉棉衣，下水清淤。粮食不够吃，他带领民工上山打白花鸟（一种开白花的植物，花可食用），与群众同吃同住。兴修飞沙河水库，勤俭治水，革新创造，堪称历史典范。《人民日报》1959年12月19日报道：“湖北应山县飞沙河水库在兴修中，依靠群众，勤俭治水，修改设计，改革工具和就地取材，自修自造等方面，节约了大量资金、器材和劳力。”1960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应山飞沙河水库工地，根据‘就地取材，因材设计’的原则，将粘土心墙山碴石组合坝型改为粘土心墙沙壳坝。为国家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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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纠“左”到反右和左倾错误的继续

（一）初步纠正左倾错误

1958年秋季，“五风”继续刮，“卫星”越放越高，此时，干部群众思想上出现疑问和担心，部分干部不积极工作，国民经济问题明显暴露，如市场供应缺货、税收减少，生猪减少，上报大增产，有些地方却完不成征购任务，有的头一天向县委报喜完成了征购任务，第二天就要供应粮。生产上大讲“五子”闹秋播、质量高，实际上底肥不足，耕作粗放。全县播种小麦31万亩，苗不全不壮的14万亩，占46.6%。农业大增产的假象日益明显，粮食出现紧张。

1958年12月，根据中央精神，县委发出《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纲开展整顿巩固和办好人民公社的意见》，强调保留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28日发出《县委对巩固人民公社几项具体工作的意见》，就处理所有制问题、分配和生活问题、建立生产责任制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开始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纠正过“左”倾向。1959年2、3月分两批抽调干部161人下乡整党整社，宣传贯彻中央政策，整顿党员干部作风，具体落实纠“左”政策。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2日，县委在三里河营房召开县、公社、管理区、中队、小队五级干部大会，与会人员6200人。会议传达了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传达了毛泽东接见参加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精神，县委第一书记杨向明在报告中指出：目前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承认原高级社的所有制和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乱扣乱调一拉平，刮“共产风”，不承认等价交换的原则。会议将中央政策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见面，采取大会套小会，会内会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会上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摆问题，提意见，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决定，把508个基本核算单位定下来，纠正一平二调，乱扣乱调要层层清理兑现。会上还对收益分配、粮食困难、春耕生产及干部作风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这是一次改进公社体制和纠正“一平二调”左倾错误的重要会议。

5月2日至7日，召开县委扩大会，传达讨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及省、地委扩大会议纪要，统一对形势的认识。会议对包工包产、工资供给、粮食征购、公共食堂、小队部分所有制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出了具体规定。会议期间，县委将载有毛泽东的六条指示的《党内通讯》印发到生产小队。会后各公社以管理区为单位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迅速将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群众中去。同时，县委将《关于办好公共食堂的八项规定》印发到生产小队。这个《规定》指出：应允许群众在家吃饭，参加食堂要坚持自愿原则。文件下达后，食堂调整变小，在食堂吃饭人数减少。

纠正“共产风”，清理平调旧帐和退赔工作进展很快，到5月14日，公社向生产队退赔：农具4695件，动力机械23台，车1357辆，大牲畜159头，猪羊3833头，房屋543间，田地511亩，家具13767件，树木1287358株，粮食392099公斤，现金203084元，劳力3203个，小型工厂29个，其它折款118906元。生产队向社员退赔：农具45947件，车子126辆，牛马1012头，猪、羊21988头，房屋14500间，田地228亩，家具30028件，树木229135株，粮食194305公斤，现金116459元，劳力993个。

6月16日，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县委印发《中央关于执行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一直下发到生产队，《指示》指出：允许社员喂养畜禽，恢复自留地制度，鼓励社员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零散土地利用起来，种植的树木竹子归社员私有。到6月底全县恢复自留地32856亩，户平0.3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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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右倾斗争及其严重后果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发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讲话后，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全国展开。9月27日至10月6日，县委召开有1403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传达中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严肃地批判了所谓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和县四级干部会上揭发出来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言行，同时揭露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批判了所谓“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大办钢铁得不偿失”、“大跃进是胡吹”等言论。会议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组织和实现1960年特大跃进而斗争。会后，全县7个公社和广水镇，分别集中全体党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开展反右倾，批判了中央、省里揭发出来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深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这次反右倾斗争，共揭发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18人，批准结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8人；揭发有严重右倾思想错误的702人，其中有脱产干部296人，党员86人。并揭发出坏分子4人，补划右派分子5人，为混入党内阶级异己分子4人。

反右倾的开展，打击面大，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受严重破坏，伤害了基层干部的感情和积极性。11月，中央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但是，本县在9月至10月已经批判了脱产干部中非党员干部210人，还有一大批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一些敢于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同志受到打击。在全县四级干部会上，县卫生局一位副局长，因反映1959年上半年农村缺乏营养出现浮肿病，被当作右倾思想错误，遭受批判。

由于反右倾斗争的强势推进，打断了纠左进程，高指标、浮夸风等“五风”重新泛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加上应山从1959年起连续几年遭受旱灾，农产品产量逐年下降，1960年，全县粮食从1958年的35014万斤下降到28388万斤，棉花从1958年的15206担下降到4000担，油料从1958年的84823担下降到12136担，生猪年末存栏，从1958年的122699头下降到41564头。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群众因生活水平下降，食不饱，闹饥荒，营养不良，发生浮肿、干瘦、妇女闭经等疾病，死亡率上升，1960年全县人口死亡率高达14.2%。广水公社方店管理区李家岗食堂1959年冬每人每天按125克谷下锅，后减至31克，到1960年春季无米下锅，100多人吃树皮、糠壳、野菜度日。全队23户103人中，因饥饿死亡33人。余店管理区非正常死亡400人。1960年1月17日，广水镇发生1202人误食苍耳子饼事件，其中有中毒症状的757人，此事惊动了中央，省、市、县领导及驻军，虽组织力量及时进行了抢救，但仍有62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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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整政策，肃清五风

自1958年起连续刮“五风”，左倾错误蔓延，1959年起三年大旱，造成严重困难，自1960年起，县委贯彻党和国家政策，以整风为纲，安排群众生活；继而大规模整风整社，贯彻实行《农业六十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落实发展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经过几年的努力，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自1961年起，农村情况逐年好转，国民经济节节上升。

（一） 整顿干部作风，安排群众生活

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本是丰收年，因刮“共产风”浪费了大批粮食和其它农产品，1959年春出现大饥荒，农村严重缺粮，大多数社队以稀饭菜羹为食，有的地方甚至断粮，以糠菜树叶充饥，严重缺乏营养，疫病流行。县委成立了以书记处书记王玉兰为首的浮肿病防止委员会。4月14日统计，全县发现浮肿病2303人，县委及时组织医务人员治疗，并拔出大米、黄豆、糖、红枣等营养食物，民政部门拔救济款5000元，解决救治经费问题。至5月下旬，治愈1926人。县委将安排群众生活放在突出的地位，12月初召开县二次党代会，王玉兰在大会上就安排群众生活作专题报告，表扬了城郊公社同兴管理区和陈巷公社张杨管理区安排群众生活措施得力、干劲大、生产搞得好，批评了畏难情绪、不发动群众想办法、消极等待上级调粮等问题。

1960年2月3日至11日，县委召开万人大会，会议讨论了以整风精神安排好生活等问题。会后，各公社以整风为纲，抓安排群众生活和促进生产，干部作风明显好转，生产出现新气象。各级干部与群众同甘苦，县委率先撤销小食堂，到大食堂吃饭。据2月16日统计，参加群众食堂吃饭的公社干部93人，管理区干部338人，生产队干部2307人。全县48个管理区有42个撤销了小灶，在512个生产队中，原有270个另设小灶，不与群众同吃，会后，三天时间全部撤销。在兴修水利、积肥追肥中，各级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出现春耕生产热潮。陈巷公社第一书记温廷权出门检查指导工作，肩背粪箢拾粪。

2月25日，县委将《关于彻底转变干部作风安排群众生活的十条具体补充规定》印发到生产队，要求逐条逐句宣传，做到家喻户晓。2月28日，武汉市农委书记王家吉来应山检查工作后写出报告，对应山整风运动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对应山县委狠抓转变干部作风和切实解决群众吃饭问题给予了表扬。

11月3日至10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部署整风整社，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其核心是坚决纠正“共产风”。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落实退赔政策，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会后，各公社均召开千人大会，贯彻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县委书记处书记臧成德带64人组成工作队，到城郊公社办整风整社试点。

根据省、市委指示，整风整社整党试点，全县分三批铺开，至1961年1月26日三批共铺201个试点生产队，100个附点生产队，参加“三整”的工作队员2128人。运动第一步扎根串连，整顿组织，清理财务和登记“一平二调”的财物；第二步政策兑现，健全制度；第三步组织建设，选举干部，订爱国公约，订生产计划。采取整风、生产、生活三套锣鼓一起打的作法开展运动。到12月16日，全县兑现水利建设补偿青苗、搬迁、劳力款16万元，铁路建设补偿征地、青苗、搬迁、劳力款5.8万多元，大办钢铁劳力、土地、房屋、树木、工具等补偿款34.5万元。对平调劳力、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生猪、农具及其它实物，进行兑现，共退赔现金390190元。12月13日至26日，县委召开整风整社试点干部集训会，集训干部1079人（包括武汉市委工作团474人，教师53人）。会议强调，必须做好政策兑现工作，首先要安排好群众生活，办好食堂，把刀把子、帐本子、勺把子、秤杆子掌握在贫农手里，然后把分配落实兑现，真正达到利用钱买政策、买作风、买制度、买群众积极性。会议请了102名贫农代表到会揭盖子。通过集训，干部揭盖子，放包袱，分析问题，明确了政策观点和阶级观点，批评了强迫命令风和瞎指挥风，认识了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重要意义。

在整风整社试点骨干会议期间，县委召开扩大会，检查近三年县委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及县委成员个人生活和思想作风，向武汉市委、市农委写出检查报告，这个《报告》较深刻地揭露了问题，比较切合实际，是这次整风整社整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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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国民经济

1961年1月下旬，县委召开三级扩干会，传达贯彻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部署整风整社整党，要求彻底反掉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广泛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全力组织农业生产高潮。3月，遵照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县委召开专门会议，贯彻“四多”、“四少”即：多劳多吃、多产多吃、多贡献多吃、多劳多得和少劳少吃、少产少吃、少贡献少吃、少劳少得的粮食政策。为适应农业耕作技术改革的需要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工业战线，组织手工业人员恢复和扩大了日用小商品生产，投入生产的品种300余种，开展了农具的成龙配套、修配和添置工作。

1961年4月下旬，为贯彻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由于会议涉及农村人民公社的重大调整，合民意，顺民心，群众积极性高，会议越开越大，通知900人参加，后来增加到1450人。会议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决定恢复人民公社化前的8区2镇建制，将八个人民公社改为城关、广水2个县辖镇和城郊、广水、杨寨、陈巷、长岭、余店、郝店、蔡河8个区。将50个管理区改为58个人民公社和一个区辖镇（长岭区辖马坪镇）。二是确定供给制到5月底止。三是公共食堂采取自愿原则。4月23日，县委就这次会议发出《会议纪要》。

1961年5月，全县普遍取消半工资半供给制，6月，公共食堂全部停办，恢复评工记分、按劳取酬和按人分等定量分配口粮的办法，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0月，县委贯彻关于改大队核算为生产队核算，县、区、公社办了86个试点，将生产和分配单位统一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高级社以来已存在人民公社化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1962年，县委曾在农村搞过包产到户试点，但当年10月传达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被当作“单干风”批判，被迫停止。

1961年应山县遭遇大旱，全县只插了32万亩中稻，插后干死无收的12万亩，秋粮减产七成。在严重旱灾面前，由于落实政策调动了群众自救的积极性，贯彻“大集体、小自由”政策，集贸市场开放，市场比较活跃，物资流通。党和政府大力领导生产救灾，豁免了秋季公粮，到外地调入2033万斤粮食作救灾粮。生产队借田给社员秋播8.5万亩。机关干部开荒生产改善生活。虽遭受重灾，群众生活、情绪稳定，病人少，外流人员少，社会秩序好。

为了调整国民经济，使文教事业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1961年8月，对全县中学规模进行了压缩，由13所缩减为6所，共63个班（含高中8个班），学生1700名（其中高中生371人），222名教职工。1962年，还进行了精简机构压缩人员，成立了以县长林鸿财为组长的精简工作领导小组，精简工作从3月开始，到年底，全县共精简干部职工1369名，压缩城镇人口1563人，减少吃商品粮4498人，增加了农业劳动力1587人。由于大量地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了农业生产，减少了工资和粮食供应量。

由于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深入贯彻《农业六十条》，狠刹五风，开展生产救灾，推广农业技术改革，终于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自1961年起全县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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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清和五反运动

（一）农村四清运动

1963年4月15日至27日，县委召开社教骨干集训会，贯彻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部署。会议的主题是认清形势，提高认识，武装干部，开展“对敌”斗争，更好地组织生产高潮。到会人员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放“包袱”。会后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开展运动，召开贫下中农会，回忆对比，开展“对敌”斗争。由于强调阶级斗争，在运动中有过“左”行动，凤林公社等地发生捆绑吊打现象。5月，中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对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6月23日至30日，县委集训社教试点干部512人，学习中央文件，研究了试点的方法、步骤。集训干部于7月初分赴十里、高店、合作、蔡河、陈巷、平林等8个公社的54个生产大队、487个生产队开展试点工作。这次四清称初步四清，分三阶段进行：第一，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第二，清账目、清财物、清工分、清仓库，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正确处理公私关系，进行以爱集体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8月，县委和各区委在各试点召开生产队长、贫下中农小组长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骨干大会。通过四清，查出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占17.3%，开展了对敌斗争。共清理出有问题现金17万多元，粮食10万多斤，其它物资折款3万多元，工分55万多分，分别作了处理。10月25日，县委召开第二批社教试点会，11月初，铺开杨寨区的6个公社、72个大队、549个生产队。这时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下达，在试点进行了贯彻，《后十条》提出了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注意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另一方面正确对待地富子女的基本政策。第二批试点以解决敌我矛盾为中心，在试点范围内的1166名地、富、反、坏分子中，清查出有严重破坏行为的237人，进行了说理斗争。

第二批社教第二次铺开地区的社教干部，于1964年2月18日开始集训，3月8日进村，这次试点有南新、孝子、乐城、冷棚、京桥、驼子、同兴、蒋林等8个公社、116个大队、997个生产队，社教干部729人，他们进村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分别召开干部、贫下中农、青年、妇女、干部家属及中农代表座谈会，在大队成立四清委员会，生产队成立四清小组，开展四清。在运动中结合生产，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开展爱社会主义、爱集体和爱祖国的“三爱”教育，开展“五好”（五好社员、五好干部、五好生产队）活动。运动后期评“五好”，搞组织建设。至6月中旬第二批社教第二次铺开地区结束。至此，全县进行了社教的大队242个，占总数的36.2%，生产队2033个，占总数的37%。

1964年9月10日，按照地委部署，县委集训赴孝感四清工作队员840人。学习了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提出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工作队人人进行了三查（查出身、成分和历史，查阶级观点，查思想作风）、四清，“洗手洗澡”放包袱。通过三查、四清，有51人不准参加社教，8人停职反省。10月18日开始分批奔赴孝感。地委认为应山县委主要领导廉洁，作风好，将应山四清工作队安排在卧龙区，组成卧龙分团，由县委书记臧成德、县长林鸿财带队，下辖长湖、卧龙、六合、朝阳、黄花、白龙6个公社工作队和1个区直工作队。至1965年10月运动结束回县。1965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下达后，县委及时向各级党组织传达，按《二十三条》的规定，检查了前段社教工作，纠正了某些“左”的偏向。

1965年8月，地委从黄陂社教工作队抽调34名工作队员组成工作队，到十里河公社办试点开展系统四清。9月，县委按照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和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的部署，以长岭公社为试点，进行系统四清，同时在全县开展初步四清。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除留一名县委副书记、两名副县长负责日常工作外，其余领导成员都蹲点搞四清，县委书记王清和在团山公社望城大队蹲点。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县在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干部138人，受到其他处分的干部382人。四清运动的开展，对转变干部作风和健全经营管理，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使不少社队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处分，发生了9起自杀事件，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1966年2月，按地委部署，县委组织四清工作团，由县委书记王清和、县长乔炎昌带领到黄陂县塔耳、蔡店、长轩岭三个区搞系统四清，10月返县。

李绍新

（二）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五反运动

１９６３年７月４日，县委遵照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和省、地委部署，制定“五反运动方案”。提出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领导带头洗澡（即自我检查），争取领导权，带动大家洗澡放包袱，为开展斗争作准备。第二，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斗争。第三，系统整改，搞思想、组织、制度建设。运动分两批进行，三套锣鼓一起打，五反、社教、生产同时进行。为了三不误，县委成员分成三个班子。成立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县委书记臧成德任组长，县长林鸿财、副县长贾山任副组长。

7月15日，召开县委会，省委五反工作组长、省地质局副局长朱见香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县委成员18人，学习了中央指示及中南局、省委的有关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自觉进行“洗手洗澡”，互相“擦背”。臧成德、林鸿财带头作自我检查，挖思想根子，启发县委成员自觉革命。22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臧成德代表县委作检查，动员大家提意见。参加扩大会的科局长、区镇长95人，开诚布公地给县委提出批评意见144条，其中属于集体领导的57条，属于个人的87条。在这些意见中，属于生活特殊化和多吃多占、“开后门”方面的28条，属于自由主义方面的21条，属于干部调动和处理不当的35条，属于官僚主义方面的18条，属于分散主义的18条，属于其它方面的24条。会议贯彻了边整边改的精神，一方面自觉检查，一方面纷纷退赔，不少人当场勒下手表交公。

7月27日，县委、县人委召开第一批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县长林鸿财作动员报告，省委五反工作组长朱见香讲话，县委书记臧成德代表县委并以个人名义作检查。参加第一批五反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共265个，干部、职工5244人。会后，参加运动的人员作自我检查，放下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封建迷信、抹牌赌博、立场不稳等各种“包袱”2万多个；9月13日第一批五反单位转入“双反”斗争阶段。第一批五反共揭露出贪污盗窃案件366件，投机倒把案件145件。

第二批五反于1964年6月开始，参加运动共856人（县直机关单位287人，各区镇直属单位569人），7月26日进入“双反”阶段，共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268人，占总人数30.66%，其中千元以上39人，300元至1000元81人，开展斗争50人。

五反运动中揭露出许多复杂严重的问题，使人触目惊心，县委决心把运动搞深搞到底。1964年7、8月县委召开两次补火会议，对前段运动进行小结，并部署复查补课，要求搞彻底，坚持高标准，凡是未搞好的单位要补课，走了过场的要重搞。

李绍新

从1956年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到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应山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在探索中前进，走过了一段又一段弯路，最后五年，才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这十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有的运动，对端正党风改进工作，抑制歪风邪气，十分必要，但政治运动一展开，情况错综复杂，有时偏离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常有斗错人、挨错斗的情况发生，造成冤假错案，常给一些投机取巧之徒以可乘之机，让这种人上窜下跳，投机钻营，升迁得势，而埋头苦干，忠心耿耿者，则默默无闻，甚至含冤受屈，这是重复多次的历史教训。

十年中，党和人民经受了严峻考验，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共产风，挫伤了人民群众积极性，1959年后，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群众生活困难，但是各级党组织坚持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上，一直抓紧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办水利、整顿干部作风不放松，及时纠正错误，调整工作部署，依靠人民群众，破解道道难题，闯过重重难关，在1963年以后的三年调整时期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十年曲折，十年探索，国民经济从低谷跃上高峰，这是全县各级党组织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