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水简史（1919.5—2005.12）

普通一人

能把这个复上来，不简单耶！{:soso_e179:}

李绍新

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他下决心，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由于毛泽东的认识是建立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党和政府政治状况错误估计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这场人们心目中的神圣的“文化大革命”最后演化为一场内乱。应山也由此步入了十年内乱时期，应山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深受其害，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的损失。

一、“文化大革命”在应山的发动和大动乱

（一）《五.一六通知》的贯彻

1966年，正当应山继续完成调整任务，国民经济实现全面回升，各项事业呈现蓬勃发展势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随后传达到全党。

县委于5月下旬召开会议，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部署在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了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县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县委书记王清和任组长。同时成立了县“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委还组织一批“文革”专干到武汉等地参观，学习外地经验。5月底，县委派出工作组到应山一中、县人民医院、县楚剧团等三个单位，搞“文化大革命”试点。6月6日，县委召开了800多人的大会，部署在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随后，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等一系列文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北京大学还贴出了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中共湖北省委也发出《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自此，一场以批判“三家村”为突破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县展开。8月，县委利用暑假集训中、小学教师，对教师进行整批。各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全部“靠边站”，许多教师受到错误批判，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被残酷批斗，含冤自杀。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9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县委按照省委的通知精神，抽调部分干部到基层单位宣传贯彻“十六条”，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8月中旬，大串连的潮流波及应山，9至10月，从全县中学生中挑选了两批学生到北京串连。上京串连的学生回后，各中、小学出现了“红卫兵”组织，应山开始了破“四旧”运动，出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并掀起了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高潮。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便在应山城乡迅猛掀起。特别是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和大中院校师生以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应山的红卫兵组织也迅猛发展，这些组织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蛊惑下，到处鼓动“造反”。红卫兵纷纷冲向文化教育界、冲向党政机关、冲向社会，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随意焚烧书籍、毁坏文物古建筑、没收金银首饰、查抄旧式衣物和家具、砸毁祭器等活动遍及城乡。据事后不完全统计，仅县文化馆被烧的图书达15000多册，其中珍贵的线装书7000多册。树立在县政府大院旁的两座有历史价值的高大碑石，在破“四旧”中被强行毁掉，实在殊为可惜！魁星楼亦未幸免，陶制葫芦顶及瓦脊装饰物和铜铃被毁弃，门前的石狮子被砸，楼内有文物价值的雕梁画栋和隔扇门窗也遭到严重破坏。在破“四旧”的影响下，县委、县人委发出了关于更改区、公社名称的通知，凡被认为带有封建色彩或带有姓氏色彩的区、公社、集镇、村的地名均被带有革命色彩的名称所替代。

8月下旬，县委书记王清和召开各区、镇和县直机关主要负责人打招呼会议，准备上下“断线”，各自“游泳”。

10月，北京、武汉、孝感等外地学生到应山串连，各地群众组织纷纷成立，一些制造动乱的人，煽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县党政领导干部。怀疑一切、批判一切、打倒一切的标语随处可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泛滥成灾。县委书记王清和、县长乔炎昌、副书记何顺玉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受到围攻批斗，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组织生活。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再次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强调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当时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

12月9日、15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又称“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十条”（工业、农业）。把“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到全国工交、财贸等各部门的基层单位和广大农村。随后，全县农村各地以贫下中农为骨干的红卫兵，也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在大队开始揪“走资派”，开批斗会。至此，拉开了农村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李绍新

（二）造反派组织全面夺权与社会大动荡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面夺权”的浪潮涉及应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全县开始揪批“走资派”，各单位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造反派组织首先夺了邮电局、广播站的权，接着公、检、法系统的组织也相继被夺权。2月，县直单位以及区、公社、大队被夺权，县委、县人委工作机构陷入瘫痪状态。从此，全县批斗面越来越大，县、区、社党政领导干部都受到批斗，社会秩序混乱。

3月，正当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和全县局势处于混乱之际，县人武部和应山驻军响应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奉命介入地方，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三支两军”任务，并在中旬成立了应山县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办公室下设生产组、文卫组、秘书组、后勤组，临时代行党政机构工作职能，各区镇也相继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代行区镇机构工作职能，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能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

4月，撤销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立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县人武部长张守谦任指挥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代行县党政机关职权，指挥协调全县各项工作。部队介入地方后，通过认真做通群众组织的工作，使局势暂时得到缓和。

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武汉“七.二0”事件和中央表态的消息后，城关、广水等地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山城大乱，到处是大字报和大幅标语。各派造反组织以应山剧院门前的墙壁和空地为阵地中心，每天在墙壁上刷新大字报，在空地上夜以继日地开展大辩论活动，各自标榜自己是革命组织，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随即揪斗、游斗及夺旗事件不断发生，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基本停顿，打砸抢事件日益增多；与此同时，“造反派”兴风作浪，掀起了一阵反军乱军的恶浪。

8月初，由造反派组成的联合组织“七.一六公社”强行接管了县人委的一切权利。19日，造反派组织主持召开了批斗支左的驻军领导李秀实、县人武部政委赵欢喜和县委副书记何顺玉的大会。随后，各区、镇人武部长也被围攻揪斗。在此期间，“造反派”组织先后两次冲击驻军军事机关和县人民武装部，抢走枪支弹药。9月22日，“一中造反总部”和“八一造反兵团”在县一中门口发生武斗，当场打死3人，打伤炸伤50多人，酿成了“九.二二”伤亡流血事件。

1968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尤其是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谬论，使整个国家的局势变得更复杂、更加动荡不安了。应山的各派造反组织之间的斗争也达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他们相互抢占地盘，垒碉堡、扎铁丝网，搞得森严壁垒。6月1日，“八一造反兵团”和“一中造反总部”两派组织，在印台山发生武斗，16日又在骆店乡雨屏山发生武斗，两次武斗死亡5人，伤数十人。为了躲避武斗，很多城关居民不得不放下工作，跑到乡下避难。

应山的各派造反组织还肆意揪斗、殴打各级领导干部，县委副书记何顺玉被马坪中学造反派强行拉到学校，遭到长达几个小时毒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卧床不起长达三月之久。县长乔炎昌被造反派组织挟持到广水镇工人俱乐部非法关押，遭到非人的折磨，被迫害致死。这种严重危害国家、社会和军队安全的动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多数在运动初期被卷入进去的群众，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仰，但是他们并不赞同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行为，以后纷纷离开造反队伍，并且急切期盼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

李绍新

二、应山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以后的形势

（一）应山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68年7月下旬，应山驻军领导李秀实、县人武部政委张云彪、部长张守谦，根据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出面解决应山群众组织的问题，收缴了被造反派抢走的枪支弹药，基本上制止了武斗。

8月下旬，根据省革委会的指示，驻军代表带领应山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到武昌水果湖办学习班，搞大联合，经过协商，达成了大联合的《十条协议》。9月20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由驻军代表、地方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共同协商组成“三结合”的应山县革命委员会在城关西门广场举行了成立庆祝大会。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由50名委员组成，张云彪任县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成立后，实行一元化领导，宣布“一切党政大权统统归属革命委员会”。22日，县革委会下设生产指挥组、政工组、办事组和政法组。从10月份起，各区（镇）、公社也相继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二）狂热的个人崇拜和“反复旧”逆流的泛起。

1968年8月18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军队干部，深入开展“三忠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更加深入地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泽东无限热爱、无限信任、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运动。这一运动把广大群众对自己领袖的朴素阶级感情扭曲成狂热的个人崇拜，产生了一些怪异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膜拜形式，如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做“忠”字操，“造红海洋”；对着毛主席画像“早请示”“晚汇报”；社队、工厂“开工三带”（带毛主席像、语录、红旗）；甚至吃饭前必须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方可端碗拿筷子吃饭，否则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胸前挂像章，家里供塑像，手捧红宝书，口念万万岁”，成为当时无限忠诚的样板。每当毛泽东发表一次讲话，就被当作最新指示毫不迟延地层层传达下来。县委和各区（镇）委不敢有丝毫懈怠，有时甚至连夜通知县直机关、区（镇）机关的干部和农民起来，敲锣打鼓，游行示威，人们不断手挥毛主席语录本，高呼所谓革命口号，“热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身体无比健康！万寿无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这些带强制性的群众性活动使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并带上迷信色彩。当时，《人民日报》在发表的社论中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提倡的，我们就做；凡是毛主席表扬的，我们就学；凡是毛主席批评的，我们就改；凡是毛主席反对的，我们就同它斗。”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更高的巅峰。每当《毛泽东选集》或《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印刷下发时，一万多人聚集在县城西门广场迎接“红宝书”和金像章。11月26日，应山县革委会在城关西门广场召开两万人大会，传达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全会精神。1969年4月下旬，县革委会在城关西门广场召开万人大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传达了九大会议的主要精神，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大会号召全县党员、干部群众要继续坚持学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整个游行活动历时3天。

1969年5月下旬，武汉地区的“反复旧”运动波及应山，“反复旧”运动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已经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及其为恢复经济秩序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些造反派头头四处奔走串连，建立了“工代会”，企图进驻县革委会及下设的“四大组”，夺取县革委会的领导权。他们上窜下跳，在全县掀起了所谓“三反一粉碎”（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粉碎右倾势力）运动。到处宣扬江青关于“目前全国的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的谬论，煽动说“‘走资派’还在走”，“‘二月逆流’还在流”，“右倾的根子在县革委会、在军队”。提出要“明揪顽固‘走资派’，暗揪‘军内一小撮’”，鼓动群众再次杀向社会。大肆宣扬“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等谬论。诬蔑安排县、区领导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是“复旧”，是“夺了造反派的权”，是“包庇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煽动要等重新把权夺回来，把矛头指向县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这次造成的动乱，持续了两个多月，直到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文件，批评武汉地区的“反复旧”运动是错误的，县革委会及时向全县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才使“反复旧”中出现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扭转。

李绍新

（三）“斗、批、改”和“整党建党”

1968年8月，毛泽东对工厂的“斗批改”作出指示，还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校的通知》，县革委会遵照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精神，首批组织数百名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文艺团体等上层建筑领域数十个单位，领导“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12月中旬，县革委会集中多名县直机关干部在三里河军营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开展“斗、批、改”。学习班终日开会，读语录，直到1969年5月，因“反复旧”冲击方才解散，学习班全体成员下放到同兴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当年冬，为了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县革委会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主要调查抢枪和武斗事件，以及造反派中头面人物所犯的罪行。由于在“斗、批、改”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贫宣队”进村后，发动群众搞所谓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造成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紧张。全县在“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中，有的人被定为“叛徒特务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错案。甚至有别有用心的人操纵，使好人受气，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

1970年2月底，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基层革委会负责人和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全体队员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动员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经过所谓的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对查出有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人，按省、地委有关精神分别作了处理。

党的“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整党建党工作在全国开展。1969年10月，县革委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即五十字整党建党纲领），成立了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县革委会主任张云彪任组长。县直各系统、各单位也成立了整党建党小组，并组织宣传队员1280人，进驻468个党支部，分期分批对全县党组织进行整顿。强调要把“五十字整党建党纲领”、“吐故纳新”、“开门整党”的思想作为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方针。

由于在“左”的方针指导下，特别是受派性的影响，党员之间、党员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不正常状态，使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吸收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具备党员条件。在整党建党中，全县开除党籍6人，劝退2人，吸收新党员607人。这次整党建党虽然执行了“左”倾方针，但是，毕竟在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社队、城镇街道等基层单位重新建立了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稳定全县局势，推动工农业生产，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李绍新

（四）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放农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止招生，工厂停止招工，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从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本县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先是动员城广两镇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到农村插队落户，然后接纳武汉市下放知识青年。全县累计下放知识青年9466人，其中武汉知青2718名。

同时，县革委会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动员城镇居民下放，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先后分两次对应山、广水、马坪三镇及余店、郝店等区、公社小集镇居民实行下放，到1970年秋，共下放城镇居民2296户，9230人，其中外县转来118户、444人。下放原则上是自愿，实际上带有强迫性。被下放的多是出身不好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个体、集体劳动者。政府累计拨给安家补助费180多万元，木料200多立方米。然而，下放的城镇居民由于不适应农村生活，先后自动倒流城镇，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以后不得不全部收回。

李绍新

三、中共应山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至“批林批孔”运动

（一）中共应山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70年7月8日至14日，中共应山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肖占辉代表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所作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会议认为，几年来，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抓阶级斗争，大搞斗、批、改，使应山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会号召广大党员和群众今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地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到新阶段；要继续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做好各种备战工作；一定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充分发挥全县人民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的工作计划。

大会按照当时“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的原则，经过代表酝酿和协商，选出了22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应山县第三届委员会，在三届一次会议上，选举并经过中共孝感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肖占辉为县委书记，何顺玉、毛凤延为县委副书记。由于这次党代会是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导下召开的，所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仍然贯彻了“九大”极“左”的错误路线。

李绍新

（二）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批孔”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后，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陈整风”的通知。

1971年5月22日至6月11日，县委召开第一次“批陈整风”扩大会议，到10月7日，共召开了四次“批陈整风”扩大会议，有120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遵照毛泽东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着重揭露、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罪行，对陈伯达的“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进行了专题批判。在批陈的基础上，认真进行了整风，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明确努力改造世界观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保证。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10月24日，县委召开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学习中央文件，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仓惶出逃的有关情况。然后，采取先党员骨干后群众的步骤分别进行传达，很快在全县掀起了声讨和揭发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群众运动。党中央从12月起，连续三次下发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材料，将林彪事件自上而下地在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传达。同时，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罪行，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县委遵照中央、省委和孝感地委关于“批林整风”的部署，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全县干部和党员中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县委抽调497名干部，进驻110个大队，在农村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深入揭批、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党叛国的罪行。参加“批林整风”的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通过林彪事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加深了对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反动本质的认识。同时，绝大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怀疑和不满情绪。

在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批林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后，县委根据湖北省委和孝感地委的指示进行了开门整风运动。县委发动县直机关干部在重点批林的基础上，对县委领导班子及其领导成员中存在的不正之风提意见，县委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整改：即加强计划管理，制止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对非生产性建设的楼、堂、馆、所和计划外的基建项目，一律停止施工，资金、物资一律冻结；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对“走后门”，对于私招乱雇的人员要检查处理，凡不符合条件的，该退回的坚决退回，今后招工、招生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机关不留指标；对乱招乱雇的人员，公安部门不上户口，粮食部门拒绝供应，银行拒绝发工资；坚决制止铺张浪费，反对特殊化；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切实转变领导作风。这些整改措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得到了全县干部、群众的肯定。

县委通过系统地开展“批林整风”，排除极“左”路线的干扰，重新安排了一批下放劳动和“靠边站”领导干部的工作。1972年底至1973年上半年，应山县还分别召开了团代会、妇代会、贫协会、职代会，使群众团体组织得到恢复。

在企业管理方面，县委于1972年7月召开了全县工交企业管理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了省革委会印发的《关于加强工矿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意见》等文件。按照文件精神，县委结合应山的实际，研究和制定了整顿企业和加强经济管理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对于扭转当时工矿企业生产管理严重的混乱局面，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收到了好的效果。1972年，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4137万元，比1971年的3523万元增加了614万元，增长17.4%。

在农村工作方面，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解决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比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7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0.21万吨，比上年18.21万吨增加了2万吨，增长11.3%，财政收入908.6万元，比上年519.1万元增加389.5万元，增长75%。

1974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春秋时期的孔子）、“评法批儒”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应山的造反派乘机搞串连，拉山头，打派仗。他们在城关、广水等地贴出了大标语、大字报，又把矛头指向县委领导人，企图搞乱应山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在他们的煽动下，县柴油机厂、大修厂等工厂的部分工人长期不上班或者长期旷工，使当时的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使全县刚刚趋于安定的社会秩序又重新陷入混乱。

6月上旬，县委召开干部、职工大会，传达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批示要点》。县委书记肖占辉在发言中强调，要立即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热潮，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革命团结，加强党的领导，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此后，全县各级党委组织干部群众学习、讨论、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通过此项活动，干部、群众在“两清”（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杨”）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有所澄清，各单位脱离党委领导成立的“批林批孔”组织开始撤销，一些杀向社会的职工陆续回到生产、工作岗位。

李绍新

四、全面贯彻整顿方针至“文革”结束

（一）、政治、经济工作的全面整顿

1975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气魄，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开始了全面整顿。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应山农村不少地方在执行农村政策上比较混乱。因此，县委首先是抓农村社队的整顿工作。1975年上半年，县委领导成员带领机关干部到不同类型的社队蹲点，搞调查研究，帮助社队干部搞整顿。在调查中，他们深入农户，下到田头地角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座谈。在掌握农村社、队大量现状的基础上，就农村整顿和发展农村经济等有关问题和建议，提交县委集体研究讨论。结合应山实际，制定了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有关政策的文件，较快的扭转了当时农村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混乱局面，调动了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县委在抓好农村社队整顿的同时，还抓了全县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了根治应山的“旱包子”和水利“死角”，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县委主要负责人带领水利部门的干部，深入到应山的北部山区和中、南部的丘陵地区进行实地勘察，找当地社、队干部和群众座谈，与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商讨，根据农田水利设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治理整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方案。强调要正确处理好九个方面的关系：即大搞与小搞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县、社、队三级办水利工程的关系；单项治理与综合治理的关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与分散兵力打消耗战的关系；自力更生与“等、靠、要”的关系；高速度、高标准和慢慢腾腾、修修补补的关系；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与放任自流、盲目行事的关系。通过层层讨论，比较好的统一了思想认识，进一步完善了水利工程的方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75年上半年，花山水库引水渠竣工通水。该渠除给花山水库引水外，还通过李家湾支渠经过王家棚子渡槽和深冲隧洞直接灌溉沿渠和马鞍片农田二万多亩。应山县委治理整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作法，得到了湖北省委、孝感地委和省水利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和表彰。

1975年上半年，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工业整顿广播大会精神，县委对工矿企业进行了整顿，重点抓了烟厂、风机厂、柴油机厂、机械大修厂、化肥厂和化工厂等重点企业。通过抓班子建设、抓扩建、抓设备改造，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和效益。尤其为烟厂、风机厂的振兴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县委还对商业、财贸、文化教育等战线进行了整顿，并对行政机构进行了调整。财贸整顿主要是树立办好社会主义商业，坚持政治统率业务的先进典型，进一步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制定把财贸工作搞上去的措施。文化教育方面开始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有一定进步。在行政机构调整方面，根据省委关于撤区并社的通知精神，于1975年2月，撤销杨寨、陈巷、城郊、广水、蔡河、余店、长岭、郝店、等8个区和城关镇、广水镇，设立十里、城郊、南新、驼子、杨寨、太平、李店、陈巷、吉阳、联兴、长岭、马坪、关庙、余店、兴隆、吴店、郝店、蔡河、城关镇和广水镇等20个人民公社，下辖507个生产大队，4098个生产队。

经过近一年的整顿，全县各级领导班子战斗力增强了，各项工作恢复了正常秩序，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生机。1975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4958万元，比上年3912万元增加了1046万元，增长26.7%；农业在遭受严重水涝旱灾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然达到26.60万吨，比上年26.46万吨增加0.14万吨；完成财政收入1202万元，比上年1112万元增加90万元，增长8.1%。这些数据表明应山的整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李绍新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在1964年发出的，号召人民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精神。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应山每年冬春投入劳力10多万个，在全县范围内掀起规模浩大的以治山、治水、治土为中心的“三治”工程。本县从1970年开始，先后组织数百名农村基础干部到山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10月16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再次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0月24日，县委认真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在全县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热潮，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年投入劳力达14万余人，完成治山改土面积2.6万余亩，使农田水利建设稳步向前发展。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三治”工程，共完成土石方13681.57万立方米，完成标工14913.71万个，完成投资3742.64万元，建成了黑洞湾、高峰寺水库等36处中、小型水库，开通了花山引水渠道，先后建成60马力以上的内燃机提水水泵站25处，55千瓦以上电动提水泵站71处，135千瓦以上固定电动抽水机站15处。使蓄、引、提种类水利设施有机配合，合理布局，基本形成了水利“成龙配套”、“长藤结瓜”的灌溉系统。由于水利建设增加了库容量，按实际控制承雨面积可蓄水3.77亿立方米，比建国初期增加了5倍以上，许多旱田改成了水田，使粮食单产大大提高。

毫无疑问，大寨这种艰苦创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精神和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将大寨的经验篡改为“大批促大干”的典型，利用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推行所谓“大寨工分制”和“一拉平”，搞“穷过渡”，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受其影响，应山各地脱离实际大肆毁林开荒，甚至把正在收益的经济林毁掉搞人造平原，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