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水简史（1919.5—2005.12）

李绍新

     四、红军在应山的活动
    因为张国焘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了机会主义路线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1932年10月11日，2万余名红军健儿，趁月色清辉，于深夜分成左、右两路纵队，从红安四姑墩出发，开始西征。12日凌晨，在广水与王家店之间，神速越过京汉铁路封锁线，左路第十、十一、十二师于当天进入陈巷，消灭了该处国民党团防。右路七十三师翻越五猪咀到达东草店，经过一整夜行军，红军战士十分疲备，在草店河两岸和李店徐家岗一线就地休息。蒋介石得知红四方面军越过京汉铁路的消息，急令国民党第十师、十五师、四十四师、八十三师、八十八师、独立三十四旅等部，进行围追堵截。夏斗寅部在杨寨有一营驻军，该部奉令拖住红军，趁红军入睡，进行偷袭，当场打死红军战士3人。负责掩护红七十三师的一二八团三营立即投入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此时，从花园赶来的国民党李默然第十师向西追来。为确保主力西进，红一二八团击退敌人多次进攻。随后，在兄弟部队支援下，进行全面反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此次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西征路上的第一仗。第二天凌晨，部队开到陈家巷与左路纵队会师，随后向西继续前进，到西魏店时，遭到当地国民党应山县保卫团的挑衅，红军战士向寨内猛烈射击，敌发现是红军主力，团总魏茂生率残兵逃窜。红军逮捕了一向横行乡里的5名土豪劣绅并全部镇压，将其粮食、财物没收，分给当地贫苦农民。红军在街上发动群众，张贴宣传标语，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第二天向西转移，经长岭岗，过府河，进入随县。
    1932年1月下旬，湘鄂西苏区也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三军在军长贺龙的率领下，被迫离开洪湖根据地，向鄂西北地区转移，11月1日从随县洛阳店涉府河进入应山平林市。该部特务营还在平林桥设伏，拦截了国民党部队从随县开往武汉的一辆汽车，击毙盐缉专员1名，俘虏外国人2名，缴获一批物资，然后将汽车点火烧毁。红三军在云台、魏店、骑龙、西肖店贴出布告和许多宣传标语，并到老百姓家访贫问苦，宣传红军政策，调查土豪劣绅劣迹。红三军根据群众举报，将作恶多端的聂汉卿父子和另外几个土豪劣绅一同抓获。翌日上午，红三军在西肖店北门外稻场召开群众大会，贺龙军长亲自向群众作报告，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会后，将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了当地穷人，然后押着被抓的土豪劣绅向关庙、西余店、郝店、吴店方向转移，经岩子河进入随县。一路上，红军张贴标语，宣传群众，惩治土豪，传播革命火种。从西肖店押去的几名土豪劣绅，除聂汉卿跑掉外，其余全部被处决。

    1934年10月，鄂东北道委决定在罗(山)(黄)陂孝(感)地区成立一支红军便衣队，由罗陂孝特委领导，命名为红军便衣五队，因在信阳灵山地区活动较多又称灵山便衣队，后在花山、四望山、小河一带活动，又称花山便衣队。10月23日，红二十五军警卫营在灵山便衣队的引导下，从鸡公山、武胜关翻越铁路到应山的许家冲，再到大贵寺，稍作休息后，于当晚从大贵寺出发，经麻穰市，捉拿了当地保长伍灿鼎，再到蔡河攻打国民党应山县第三区区署所在地——火神庙。区长杨南山自恃工事坚固和不久前又收编了郝毓清、沈全宗两股土匪，人枪充足，因而负隅顽抗。红军久攻不克，决定采用火攻，用柴堆在火神庙大门底下，淋上煤油点上火，顿时火光冲天，不一会，不仅大门烧开，楼也起火。杨南山和区署员役纷纷弃枪而逃，杨南山跑出来不久就被红军活捉。10月24日，红军经黄土关到花山张岗，将张岗保长张必源、花山劣绅祝庆祥处决，并烧了联保主任祝宏卿房子和店铺。随后转移到浆溪店北，处决了杨南山。后转移到四望山，留下一个小分队开辟工作，其他全都返回路东根据地。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指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西征后，为使留在鄂豫皖的红军形成统一力量，得到统一指挥，1935年2月，在太湖凉亭坳成立了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任军长。1935年5月22日，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从大悟阳平口到应山京桥越过京汉铁路，沿大小山口北上，在杨家岗稍事休息，再经黄土关、花山直插桐柏山区腹地。1936年2月，鄂东北独立团为粉碎敌人的“清剿”，越过京汉铁路，到应山的中华山、花山、四望山、小河、许家冲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独立团打开花山寨，消灭国民党民团20多人，活捉土豪祝宏卿、熊宗德等人，并派出小分队到张岗抓获土豪劣绅多名。独立团还连夜赶到浆溪店，攻破李家新寨，几天后又消灭小河民团30余人。独立团在花山建立了小块根据地，并留下一个便衣队在当地开展工作。5月29日，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一营营长林维先会同鄂东北道委特务队，从花园以北越过平汉铁路，经槎山进入应南寿山地区。6月5日，一营进至平林地区，以一个班化装成国民党士兵，进入平林寨，轻取国民党平林团防局。7日，又袭击随县刘家河。随后从东篁店越过铁路返回路东。7月，灵山便衣队在队长丁厚应、指导员黄锦思带领下，从灵山转到应山北部地区开辟工作，在许家冲一带先后建立起数个农民小组和一个不脱产的便衣队，瓦解了一支土匪，争取了当地保长黄宗正，为红军筹得大批钱粮，打击了小河联保主任傅文凤和杨家岗熊少卿反动民团的威风，动员58人参加红军。1937年1月，鄂东北道委特务队从大悟山地区越过平汉铁路，到信阳、应山交界地区打土豪。该队从许家冲出发，奔袭关帝庙，夜袭蔡家河，抄了地主曹文禄、曹志玉的家，拆毁他们的围寨和碉堡。6月12日，九路游击师和道委特务队越过平汉铁路，到蔡河将国民党回乡探亲军官郝毓勤抓获并处决。随后到关庙，处决了寨主兼保长杨再吾，将其财物分给当地贫苦农民。不久，又南下寿山，攻入寿山新街联保处，缴获长枪数支，电话机一部，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政策，会后向安陆槎山出击。6月中旬，鄂东北独立团再次越过平汉线，在许家冲休整两天后，到花山攻下东冲庙儿尖寨，继又攻西冲陡石碑寨，打死团丁数名，击伤恶霸祝如山。战斗结束后，向随枣进发。10余天后返回许家冲，沿平汉路南下，经杨寨与国民党保安团遭遇，将该团击溃，俘数十人，缴枪数十支，然后返回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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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组成新的统一战线。一批在土地革命时期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日军突破黄蓬坳国民党军防线，沦陷应山，应山大好河山沦于日军铁蹄之下，遭到任意践踏。应山党组织在民族危亡时刻，高举抗日大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一、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武装的建立
    （一）党组织的恢复
    红四方面军西征后，应山党的组织基本解体。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被迫出走的原中共党员钱鹄卿、邹亚农等先后返回应山，钱鹄卿在县城粮行做生意，利用做生意的便利与邹亚农、柴醒悟、杨常安、刘吉甫等取得联系并自发成立党的小组，由柴醒悟负责联络其他失散的同志，同时，派人外出设法找党的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各民族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深得人心，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此时，邹亚农在国民党应山县一区区署任雇员，杨常安已在兴隆联保处任主任，刘吉甫在大邦店联保处任职。1937年8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应山县政府成立了“应山县抗敌动员委员会”，下设两个救亡宣传队。钱鹄卿被聘为军米采购员，邹亚农辞去雇员职务，出任抗日救亡宣传队第二队副队长。第二队队长是县商务会长韩心斋，他年老多病，该队实际工作由邹亚农负责。宣传队共10余人，都是应山县青年学生，在县城和集镇演剧、演讲、唱歌、写标语，宣传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联系各方爱国人士和抗日团体，动员全民抗战。此时在土地革命时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的中共党员，虽然相互之间有所往来，但都是个别地、分散地活动，没有形成组织，他们迫切希望找到上级党组织，恢复组织活动。
    1937年9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后，通过董必武的交涉，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的“政治犯”获得释放。原广水余福辛裁缝铺联络站余忠金从湖北监狱获释回家后，与原地下交通员卢华银取得联系，他告诉卢华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已成立，董必武已到武汉，正着手恢复湖北党的组织。卢华银随即与钱鹄卿、柴醒悟等联络，决定由柴醒悟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柴诗芳负责往来联络。11月，柴醒悟、柴诗芳先后四次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但都因手续不全、没有文字报告而未被接待。后由钱鹄卿、柴醒悟将应山土地革命时期武装斗争几起几落及党的活动情况写成详细的书面报告，呈送八路军办事处，到汉联络的党员终于受到董必武（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长）的接见，具体事宜，由八路军办事处总务科长齐光负责接洽，最后经董必武批准，同意恢复钱鹄卿、邹亚农、柴醒悟、柴诗芳、杨常安、柴集生、卢华银、刘吉甫8人的组织关系，杨斋公、陈子坤等人作为重新入党。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应山县工作委员会，指定柴醒悟为工委书记，钱鹄卿、柴诗芳、杨常安、邹亚农参加工委。董必武指示应山党的同志，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团结各阶层，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准备在武汉沦陷之际，依托山区的地理条件和地处鄂豫之交的武胜关、平靖关、黄土关三关要冲，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党的指示后，中共应山县工作委员会一方面由钱鹄卿、邹亚农利用自己的关系做上层开明绅士和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及基层红黄学等群众组织的争取工作，另一方面着手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杨常安以兴隆联保处主任的身份，掌握了十余支枪的武装，刘吉甫在大邦店联保处任职，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陈子坤、杨斋公在杨家楼，卢华银、柴诗芳在太平七里冲，尚志献在龙泉镇等地开展了党的地下活动。柴醒悟、柴集生在西肖店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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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日武装力量的形成
    1938年10月，信阳、应山、武汉先后沦陷，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下，到处是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枪枝弹药。应山的一些地主豪绅趁机收捡国民党溃军的枪枝，组织武装力量，都挂上抗日的招牌，摊粮派款，抽丁拉夫，拥兵割据，各霸一方。应南有李仲衡、熊源泉、王寻兰、杨焕然等，应北有王金堂、王月轩、王楚卿、冯雨若、郝子山、张静安、彭继吾、熊少卿、吕大德、尚武、赖银武及朱亚丹等。国民党应山县政府流亡到西余店娘娘顶一带，以“应山县游击司令部”的名义，联络地主武装，封官委职，继续干着反共、溶共、限共的勾当。与此同时，土匪蜂起，三几支人枪也称司令，真乃“有枪便是草寇王”，司令林立，队伍如麻，都以抗日为名，大肆抢劫难民，鱼肉乡里。他们除了明火执仗地抢劫外，还向穷苦人民摊派钱粮，勒索民财。地主武装的称霸割据，土匪武装的抢劫勒索，日本强盗的奸掳烧杀，把应山搅得天昏地暗，民不聊生。
    这期间，应山的部分党员虽然恢复了组织活动，但一直未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得不到具体指示，只是自感有责任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杨常安在兴隆店一带收捡国民党溃军的枪枝，扩大了队伍，以“应山民众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计有步枪200余支，重机枪2挺，短枪数十支。刘吉甫在大邦店一带收捡国民党溃军枪枝，亦组建了有200余人枪的抗日武装力量。应山沦陷后，土匪刘文光、李秀明从应山监狱逃出，收捡国民党溃军的枪枝，网罗同伙，各自拉起了一支队伍，在骆店、陈巷、西魏店一带绑票抢劫，重操土匪旧业。刘吉甫同李秀明有联系，为争取和掌握这两股武装，刘吉甫与他们联合一起，号称三个大队，刘文光为一大队长，李秀明为二大队长，刘吉甫为三大队长。刘吉甫的大队里有柴集生、杨品三等几个中共党员。但当时还控制不了刘文光一伙的土匪行为，这股人马，从应北到应南，游而不击，却专向难民抢劫，绑票索款。钱鹄卿、邹亚农随难民到寿山避难，被刘文光大队绑票，经刘吉甫、柴集生解救，即随刘吉甫大队活动。为进一步争取和改编这三支队伍，党组织把这三支队伍拉到应山西北乡，准备与杨常安大队合并。在界河新街，刘文光不愿接受改编，带着顽固土匪跑到应山县城，投靠日寇，当了汉奸，任日伪“皇协军”团长。李秀明由于同刘吉甫的亲密关系，同意接受改编。为取得合法名义，队伍都接受了国民党应山县游击司令部的编制，编为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杨常安任大队长，下辖3个中队，刘吉甫、李秀明、杨品三分别任中队长，共有500多条人枪，重机枪8挺，短枪90支。杨常安大队主要在界河、兴隆、肖店、余店一带活动，应山大部分党员也随大队行动，并决定在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前，为了便于领导应山的敌后斗争，成立中共应山临时县委，钱鹄卿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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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应山县委的成立
    为了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1938年10月下旬，卢华银到京山向家祠堂找到了中共鄂中特委，向特委书记杨学诚汇报了应山党组织和武装的情况，并要求派干部到应山指导工作，杨学诚派邓先柱（应城盐矿工会负责人，应山龙泉镇人）到应山帮助工作。邓先柱随卢华银到应山，在杨常安游击大队向应山党的同志传达了鄂中特委的指示，并通知钱鹄卿去随县长岗店特委党校学习。两个月后，即1939年1月，钱鹄卿从随县长岗店党校返回应山。鄂中特委派雍文涛（鄂中特委常委）同齐光来到应山，在杨常安大队驻地余家店界河易家沟召开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应山县委。钱鹄卿任县委书记，杨常安任军事部长，柴醒悟任组织部长，邹亚农任宣传部长兼县委秘书。县委成立后随即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广西部队一八九师想收编应山县抗敌自卫团，杨常安大队包括在内。这个问题一提出就有争论，有的认为这支部队是党掌握的抗日武装，人员武器来之不易，不能编入国民党的部队，有的认为既然是国共合作抗日，就要照顾统战关系，只要是抗日，编入国民党军队也可以。讨论十分激烈，最后决定在收编前抽出一部分武器，计捷克式步枪70支，捷克式轻机枪4挺，手枪10多支，由杨常安、柴醒悟负责埋藏在魏家冲以保存备用，同时派钱鹄卿同雍文涛、邓先柱向特委汇报。二是豫鄂边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决定通过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撤销国民党应山县县长刘汉基的职务，由中共应山县委提名接任县长人选。张勤如曾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过区长，在应山有一定的影响，讨论决定提名张勤如出任国民党应山县长，由雍文涛负责通过鄂豫边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呈请第三专员公署任命。中共应山县委成立后，至1940年，全县党员发展到500余人，建立党支部50多个、分区委8个，为信应地委南下应山开辟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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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日武装的受挫和重建
    杨常安任大队长的应山县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是中共应山党的组织亲手创建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国民党应山县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准备将刚组建的抗敌自卫团交给国民党广西部队。由于中共应山县委缺乏供应部队的给养，不能把部队从国民党应山县政府控制下的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中拉出来独立行动，中共应山县委经过讨论，委派钱鹄卿、邓先柱到随县长岗店向鄂中特委请示，鄂中特委也拿不出钱来维持部队，但认为部队是党的，要抓住不放，一定不能被国民党拉走，即派杨焕民同钱、邓二人回应山，争取稳住杨常安的武装。
    1939年3月，杨焕民来应山时，杨常安部队已编到国民党广西部队八十四军一八九师补充团去了，杨常安被任命为该团一营营长。杨常安大队被国民党军队收编，对鄂中地区的武装斗争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对应山党的工作是一个重大损失。陈少敏同志曾指出：“杨常安带的一支武装，是应山的共产党费了很大的气力创造的。杨常安的部队编制到某军，本想是坚持抗战，不料被编后，并未用在抗战方面，而后塌了！这就教训了人民，帮助进步是民族之福，自身之益；跟着落后力量跑，是不会得到善果的。”1939年4月，鄂中特委书记钱瑛在给中央写的《湖北各区工作报告》中，对杨常安部队受编于广西军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认真总结了这一沉重教训。同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给鄂中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党的一枪一弹，一兵一卒，都不能随便交给国民党，免蹈杨威（杨常安）部队之覆辙。”鄂中特委和应山县委都深刻而沉痛地认识到了这一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
    杨常安大队被国民党军收编后，剩下刘吉甫的一个中队在寿山一带活动。杨焕民来应山后，参加应山县委，接任军事部长，他依靠县委的领导，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扩大队伍，利用杨常安部队留下的30多人、29条步枪、2挺机枪，重组部队。经过3个多月的时间，又发展到一个中队，有七八十人。这样，应山县委有两个中队的武装。
    这两个中队是否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经费、给养是一个大难题。县委想了一些办法，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决：一是充分利用统战关系筹粮筹款。他们找到余家店南边卢家畈的地主黄金堂，黄金堂是国民党员，比较开明。杨焕民到他家去过几次，讲党的抗日主张，从而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不但先后两次借给粮食，还拿出十几条枪。还通过他的关系，向国民党余家店乡公所乡长也借了些粮食。二是找富户借粮，登门拜访一些家底殷实的农户，向他们宣传抗日，取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从而借来一些粮食。三是鄂中特委常委雍文涛托关系寄来两千元钱，主要作为部队的生活经费。队伍拉起来后，主要在余家店一带活动，范围很小，再加上力量薄弱，不能与敌人正面作战，只能搞一下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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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南下应山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番号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周志坚）及随行干部从河南竹沟南下四望山，进驻浆溪店，执行中原局关于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他们以浆溪店为落脚点，在鄂豫边进行了一系列联络工作。豫南特委、信阳挺进队等也一同到达浆溪店。
    2月中旬，李先念从浆溪店前往随县与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主任石毓灵商谈合作抗战事宜，又到长岗店与鄂中特委取得联系，研究了党领导的武装进入鄂中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问题。2月26日，李先念派周志坚带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两个中队到应北，打算与中共应山县委和杨常安的游击大队取得联系，恰逢日军一个联队150余人“扫荡”余家店地区。国民党应山县游击司令部及八十四军一八九师两个营退守唐儿寨、娘娘寨、宋家岭一线。周志坚率队驻扎在余店南面罗家庙。日军从余家店炮击国民党军阵地。为配合友军作战，是日中午，周志坚指挥部队从罗家庙分两路向余家店发起猛攻，一中队从正面直扑余家店，二中队从东北面迂回。在我军突然打击下，日军被迫退守余家店。我军当即猛追，攻占余家店，迫敌撤出街外，钻进街南头高地丛林，死守待援。战至黄昏，毙敌20余人，我军亦伤亡10余名。是夜，日军向随县淅河方向撤退，我军亦撤出战斗，返回浆溪店。随后，中共应山县委书记钱鹄卿与周志坚取得了联系。余家店战斗是新四军挺进鄂中在鄂豫边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作战，并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振奋了民心，增强了人民的斗志。
    余家店战斗后，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离开浆溪店，越过平汉铁路到鄂东，又转向鄂中。5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在孝感青山口与许金彪的“湖北省抗日游击支队”会合后，进驻安陆赵家棚。李先念派柴诗芳送信给接替杨常安担任应山县委军事部长的杨焕民，信中说：他到这个地区来，主要是根据中央精神，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要杨焕民把部队带到赵家棚会合，整编后再向平汉路西发展。杨焕民中队这时在应北余家店，处在敌顽的交叉地带，回旋地域小，容易被吃掉，正需要找一条出路。5月底，杨焕民奉命同刘吉甫、邹亚农把应山的两个中队带到赵家棚，与李先念、许金彪会合在一起。6月，陈少敏率部从花山（5月从河南竹沟到花山）经天子岗、西肖店到达赵家棚，与李先念会合。为了统一部队的指挥和提高战斗力，到达赵家棚的几部分力量统一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委，杨焕民任副团长兼参谋长。挺进团的建立，是武汉沦陷后，以豫鄂边各抗日武装力量会合组建的第一个新四军主力团队。而杨焕民、刘吉甫两个中队的受编，又是应山输送到新四军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扩大了新四军在应山地区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的信心。
    应山的两个中队编入新四军挺进团后，李先念考虑到应山党的武装遭到挫折，武装力量薄弱，便调警卫排长郝俊亭到刘吉甫中队工作，并让邹亚农、刘吉甫带领这支武装从赵家棚返回应山，作为应山的抗日武装骨干力量，开展应山抗日游击活动，建立敌后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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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一）应南县委的组建
    1939年7月，中共应山县委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应山留守处的公开名义在龙泉镇挂牌成立，钱鹄卿兼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应山留守处主任。新四军应山留守处收编土匪、游散武装及投诚伪军，建立了一支300人枪的抗日武装，后改为应山抗日独立大队，刘吉甫任大队长，余英任政委。留守处人员也由开始的7人发展到30余人，还有一支20余人的手枪队，主要在应北肖家店、骑龙岗、聂家店、蔡家河一带活动。8月，留守处从龙泉镇迁至应南太平镇，主任钱鹄卿，参谋长邹亚农，以应南为基地开展敌后工作，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基层政权，建立抗日武装和党的基层组织。
    1939年11月，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在四望山召集鄂中、鄂东、豫南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鄂中、鄂豫边三个区党委，组建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陈少敏代理书记，下辖鄂东、豫鄂边、随枣、天汉四个地委。同时组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四望山会议”后，豫鄂边地委改为信应地委。信应地委为充实应山县委力量，加强应山的工作，派出14名县区级干部到应南，决定由7人组成中共应山县委，钱鹄卿任县委书记，余英任县大队政委。
    1940年1月，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发起大小悟山战役，击溃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九纵队三支队、鄂东保安二团等部，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领导机关也转移到大小悟山地区。信应地委和信应总队从四望山经应北到应南活动。跟随信应地委南下的工作队由王耕农、左铭带领在应南开展工作，开展整顿党的基层组织。
    1940年2月上中旬，有人告发钱鹄卿、邹亚农合谋隐瞒税收货款，信应地委认为问题严重，怀疑钱、邹二人政治动摇，即以“扣留物资，未予报告，胡乱摊派，企图贪污”为由，将二人禁闭并捆绑。时李先念、陈少敏到应南，听到当地群众代表的反映和信应地委的汇报后，将钱鹄卿、邹亚农调离应山，到京山八字门边区党校学习。2月22日，钱鹄卿、邹亚农调离应山后，信应地委撤销应山县委，在应南成立应南县委，马远清任县委书记。应南县委以秦家冲、李家冲为中心，在安应地区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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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北地区的整党建党工作
    1940年1月，信应地委决定以刘正红、王竺宣、翟民、梁红、余新（即饶一鸣）等组成地委工作队，刘正红任队长，留在应北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应山西北是丘陵地带，虽无高山大河，但森林茂密，可供游击隐蔽活动。应山沦陷以来，钱鹄卿、邹亚农、柴醒悟等在这里开展工作，建立了地下党的组织和武装，已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地委工作队来时，钱、邹、柴等已离开应北到应南，杨常安掌握的武装已编入国民党桂系军退到襄樊一带，刘吉甫掌握的一个中队也编入新四军挺进团离开应北。国民党的应山县政府也退到浆溪店。当时应北名义上是国民党应山县下面的一个区，有一支小的区中队，也退到西北边缘地带活动，区长颜清高是秘密党员，未能和他联系上，只能依靠在四望山信应地委党校培训过的仇能木、陈平等找到区委成员贾效昌。贾效昌是由地委先期派来应北工作的，区委早已瘫涣，只有贾效昌一人隐蔽在应北工作。
    自“四望山会议”后，信应地委工作重点从信阳转入应山，地委机关已由四望山转移到应南。应北是连接应南、鄂北的中转地带。地委要求工作队迅速开展工作，必须把应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尽快建立起来。工作队首先从整顿原有的党组织入手，在贾效昌和本地党员干部协助下，工作队初步摸清应北地下党的一些情况：肖家店、聂家店、新河口、兴隆店、天子岗、关帝庙、余家店、骑龙岗等地都有党支部存在，每个支部少则五六人，多至10多人不等，多数党员表现较好，但成份比较复杂，组织涣散，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工作队队员分头深入到每个支部成员家里作详细的调查了解和宣传教育工作。工作队针对每个党员的政治表现、出身成份，特别是对革命的态度，分三类进行整编：第一类主要是贫苦农民、与农民关系密切的小知识分子，他们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又能保密，把他们按地域就近编为党的基本小组，以后成为正式认可的党支部。第二类是当地一些头面人物或有一定影响的活动分子，能积极为党工作，并有一定的号召力，但他们的社会关系复杂又不愿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农民党员存在相当距离，这类党员人数不多，把他们编为特别小组与党组织分别直接联系。第三类是一些地主、富农、二流子等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党员，把他们编成党的外围小组或采取个别联系。应北党组织经过这次整顿，党员数量有所减少，整顿的同时调整了各支部的负责人选，把基层领导权掌握到真正可靠、办事能干的党员手里，为以后党的事业发展和应北各项工作的开展打好了组织基础。余家店、天子岗两个党支部由余新具体分工整顿，先在余家店成立新的党支部，由刘香亭和余寅东为主要负责人，两人后来都成为脱产干部，负责开展余家店周围及余家店以北的工作，后来转移到天子岗支部，整顿后的天子岗支部由邢坤如和邢明友负责。1940年3月余新转移到聂家店、新河口、兴隆店等处流动工作。这时信应地委通过统战关系派蔡云生来应北，任国民党应北区公署副区长，以便逐步掌握区公署的政权和武装，但力量不大，只能在匪伪顽的夹缝中活动。应北形势和干部工作情况都有了变化，但没有新的组织形式统一领导，只是由刘正红、蔡云生、余新三人常碰头议事。
    1940年4月，国民党五战区第一行动总队独立大队由浆溪店开到西魏家店，经我党派到该队的徐达三、翟民等人做工作，促使大队长周伯勋摆脱国民党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的控制，把队伍拉出来，经骆家店、陈家巷到吉阳山李家冲与信应总队会师，编入信应总队，周伯勋任总队长，刘子厚兼政委。下辖3个大队，张合之为第一大队长，蔡斌为第二大队长，徐达三为第三大队长。整编后，信应总队仍留在应山活动，为党在应山的工作提供了保障。
    1940年5月，为加强应北党的领导，开展应北的工作，信应地委书记刘子厚带领信应总队一部和一批干部到应北，成立中共应北县委，段远钟任县委书记。在应北县委领导下，各方面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成立了聂家店、新河口、肖家店、马坪四个区委，建立了区政府和区中队，控制的地区不断扩大。不久，段远钟亲自带领部分武装和干部到寿山开辟工作，成立寿山行政区和建立中共寿山区委会。应北地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各项组织建设工作由余新主要负责，在全面安排和逐步推动的同时，决定以聂家店片为重点开展工作。聂家店南到骑龙岗，东到肖家店，北到兴隆店，西到新河口，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应北的中心地区，建设好这一地区对整个应北地区的组织建设起到示范作用。当时贾效昌已调到寿山任区委书记，应北作基层工作的外来干部只剩下胡琛、林斌、方向等少数人，都住在聂家店周围，着手建立农民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并培养发展女党员，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本地干部，经过一段时期的整顿，聂家店党支部已经是一个很坚强的支部。支部党员分布很广，他们以小组为单位办夜校，讲授党的基本知识和形势、任务，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明确工作任务，同时布置发展任务以扩大党的组织。几个月中党组织得到迅速扩大，原来的党小组都扩展为党支部，同时在空白地区建立起一批新的党组织。这些党组织还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建立不脱产的群众武装。他们依靠抗日积极分子，组织自卫队、基干队、童子团、农救会、妇救会，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些党组织同时还行使区政府的职权，在基本区、边缘区征粮收税，以解决抗日武装的给养。对绿林土匪做争取教育工作，使之改邪归正后，进行收编，以扩大我抗日武装力量。对国民党顽军的骚扰，则给予坚决打击。5月15日，新四军挺进纵队八团由团长王海山、政委周志刚带领，在余英和刘吉甫带领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夜袭马坪，打开寨门，冲进镇内，直扑伪区公所，伪中队四散奔逃，击毙10余名，活捉汉奸3名，缴获一批日本洋行的物资。
    1940年5月下旬，日军发动随枣战役，调集重兵向鄂西北进犯，四望山便成了日军进攻的目标。国民党游击纵队鲍刚部在四望山不战而逃，信应总队奉命北上拖住日军西进尾巴，重返四望山。5月27日，由副总队长冯仁恩、政委余孝礼带领5个连奔袭浆溪店北汤家湾国民党应山县政府，击毙分队长李文元，俘县长张铎及员役30余人，并缴获“应山县印”和“应山司法之印”铜印各一枚。7月，投靠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的应北政治土匪赖银武部，窜到寿山大肆抢掠耕牛财物后又窜向应北，配合国民党第一游击纵队曹文彬部崔仁辅团近千余人，侵占应北根据地大部分地区。应北地方武装从聂家店中心区转移到新寨以西，国民党军继续向西进犯。信应总队大队长蔡斌率部100多人，配合应北地方武装在新寨一带设下埋伏，等顽军进入伏击圈，便发起突然攻击。顽军猝不及防，仓惶溃逃，蔡斌等部乘胜追击，将顽匪所掳耕牛财物全部缴回交给老百姓，又将顽匪从应北撵到浆溪店。此役以少胜多，给来犯顽军以迎头痛击，巩固了应北根据地。
    1940年7月，根据信应地委的指示，应北县委派柴醒悟、柴集生做杨常安的工作，杨常安脱离国民党桂系一八九师，带领两个中队（其中包括冯雨若中队）回到应北。经信应地委批准，将杨常安带回的两个中队与刘吉甫中队和信应总队二营整编为信应独立团，杨常安任团长，张裕生任政委，蔡斌任参谋长，同时调信应总队参谋李岩性到冯雨若中队任指导员。不久，冯雨若便拖枪跑到浆溪店，投靠国民党应山县政府，充当国民党应山县大队长。冯雨若叛逃后，即调李岩性到应北区中队任区中队副队长，区队长由区长颜泽沾兼任。8月，朱亚丹游击大队经党派进去的徐达三等人做工作，接受改编，在豫南编入新四军挺进纵队七团，团长冯仁思，副团长朱亚丹，朱亚丹部被编为第三营，徐达三任营长。10月，朱亚丹手下不愿接受改编的一个中队，投靠日军充当伪军。信应独立团团长杨常安、政委张裕生亲自率部，由应北地方武装配合，从西肖店出发，到楼子湾把该中队包围，将其全部缴械

李绍新

（三）应南、应北县委合并，应山抗日根据地形成
    1940年11月，根据信应地委的指示，应北、应南两个县委合并为应山县委，县委书记王良。同时成立新四军应山指挥部，指挥长余英，政委王良，参谋长孙石。主要在应南秦家冲、李家冲、太平镇、洪庙冲一带活动。下辖五个区，一区（太平一带）区长方略，二区（李店一带）区长王恢，三区（小河、中华山一带）区长杨剑英，四区（应北）区长蔡云生兼，五区（寿山）副区长姚必吾。应南应北两县委合并后，在应北成立中心区委，区委书记蔡云生。因为县委、县政府机关一直在应南活动，距应北较远，中间隔着广应坪和安应两道敌伪严密控制的公路线，所以应北仍然是独立开展工作。应北在基本区划了三个片，在党内建立三个分区委，行政上分为三个乡。聂家店分区委由胡琛任书记，刘香亭任乡长，下辖聂家店街、徐家大湾、吕家冲、刘家大湾、仇家畈、兴隆店、骑龙岗等党支部，这个分区是应北的中心，党员人数最多，妇女党员占相当比重。肖家店分区委，由柴森任分区委书记兼乡长，下辖肖店街、关帝庙、天子岗、余家店、龙泉镇等党支部。新河口分区委，由吴东明任分区委书记，吴伯阶任乡长，下辖新河口、吴家桃园、颜家铺、马坪、颜家咀等党支部。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各乡、保政权相继调整或重建，并掌握在可靠的基层干部手里，征粮收税均可正常进行，各乡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乡分队，自卫队、妇救会、农救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基本区建立后，对内巩固并向外扩展，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同时，信应独立团在应北进行对敌斗争，对应北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大力帮助。应北为了培养干部，还动员了一批党员骨干吴继舜、颜竟成、聂华圃等去鄂豫边区党校学习。信应地委还特派赵文浩、张怀望来应北办党训班，地点设在仇家畈，学员除由信南、应南调来一些外，都是应北的党员干部。12月，信应独立团由团长杨常安、参谋长蔡斌带领，从寿山出发，到达骑龙岗，发现日军10余人于头天晚上进驻骑龙岗附近陈家河据点，当即向这股日军发起进攻，打死日军3人，俘1人。此役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应北抗日军民还为此召开了庆功大会。年底，全县划小区乡工作完成，标志着应山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李绍新

  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一）开辟寿山根据地
    广应坪公路以南，安应公路以西，耸立着一座突兀峻秀的山峰，这就是寿山。站在山巅，极目西眺，府河如练，襄花公路南北延伸。寿山不但是风光独秀，而且还是战略要地。
日寇抢占寿山后，立即设立据点，建立维持会，重兵把守，企图保护襄花公路，西犯随枣。应北县委成立后，于1940年8月派出一批干部和一支武装，到寿山开展工作，先后成立寿山、刘家牌坊、三座桥、平林等党支部，并成立抗日后备大队，大队长黄育之。9月，区委书记贾效昌又带领一支武装和干部数十人到寿山，与先期到达的工作队一起，开展民主建政工作。贾效昌把日伪政权的保、甲长和黄学会长集中起来，宣传党的政策，晓以大义，号召抗日。这些人经过宣传发动，面对国难家仇，有所觉悟，都表示愿意跟党走，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区委把比较清白而且愿意抗日的份子，作为进一步争取的对象，经过训练和教育吸收入伍，并组成党领导的区乡政府，建立健全了保甲制度。10月，召开寿山区民主建政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共120余人，其中乡保人员占三分之一，选举姚必吾为副区长（主持工作）。寿山区委还成立了一支近20人枪的抗日武装——寿山民兵联队，冯柳凡任联队长。
    日军见寿山地区抗日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于12月指使驻扎在马坪的伪营长郑银山向区政府假投降，将副区长姚必吾、民兵联队长冯柳凡骗去抓捕，押至马坪杀害。在这之前，区委书记贾效昌也被敌人杀害。但寿山地区的工作，并没有因日伪的猖狂而中断，应山县委随即在寿山召开区乡干部联席会议，选举杨春堂为区长，任命罗耀凡为区委书记，继续开展寿山地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