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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属地：湖北省十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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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十堰市 2012-10-10 12: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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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有一个四十八岁，由死缓两年改判无期徒刑的历史反革命，叫任常新。他的罪恶是杀害了一个革命干部。在每次学习时，他都是一个劲地反省自己的罪恶，而又总是唠叨那两句话：“我有罪，是党和人民政府挽救了我，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自从在犯人中开展“天天读”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后，任常新的反省词里又多了一句话：“我对不住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该死，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监狱里的生活，本来就枯乏和压抑。而每天的强化学习，更让囚犯们厌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反省“罪恶” ，连春节晚会上演出的节目，也是“认罪服法”的说教。每到这时，习达元就仰首诘天：“我犯了什么法？”有的油条囚犯，不但会背那一套套口头禅，而且将每年“冬训”和半年评比写的材料保存下来，要用时改改题头和毛主席语录。
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犯人中深入开展，各种报告会和讲用会，也在监狱里盛行起来。而在每次大会后，如冬训（即年终总结）、半年评比、“大会战”动员、形势教育、认罪服法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公判大会等等会议后，每个囚犯和小组都得表态，并要将小组每个囚犯的发言整理上交。囚犯在监狱里关久了，思想都变得格外深沉，思考的方法也与外面的公民不同，连文盲也有了政治头脑。在监狱里，犯人可以看到当天和隔日的报纸，囚犯们看报的兴趣很高，从报纸上的动态，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能耐，绝不比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差。一般囚犯看报的基本方法，是注重报上角角边边的新闻，或从相反的方向，用前段时间报上的消息做比较、分析、思考。于是，报上消息的真假虚实，一目了然。“坐了三年牢，棒槌也会成精”的劳改队谚语，足以说明监狱这种“高等学府”的教育水平。
四组刚组成时，还是按照干部的布置学习。当习达元被指定为学习记录后，他本来就厌恶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故意在学习时借着《毛泽东选集》里的内容讲历史，还不断地奉承毛泽东博古通今。没过几天，四组的学习就成了说古论今会，说呀笑呀，整理犯人发言的担子，就落到了习达元一个人肩上。他也乐意抓住这机会练练字、磨磨笔。到后来，四组学习时干脆关上监号门，由一个囚犯靠在门上把关。监号里的囚犯，打牌下棋，谈天说地，你愿干什么都行。连奉为神圣的“天天读”也“活学活用”了。只要守门的囚犯一发言，监号里的囚犯马上“言归正传” 。干部来查过两次，见四组的学习秩序井然，四组的值星员张元龙则报告说：“关上门学习可以防止干扰。”就不再管了。尽管每天的学习记录归习达元包干，但每次大会后的决心书，归各人自己写。四组的犯人除任常新外，最少也有初中文化。加上群策群力“搞忽悠” ，所以每次大会后，四组总是最先交上小组决心书，和个人保证书。习达元驾轻就熟，将各人发言“整理”得言简意赅。那是个“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岁月，无论是公民升天堂，还是囚犯下地狱，灵魂儿是丢不得的。
不想，四组的“忽悠” ，竟赢得了监狱管教股长李诚的青睐，亲自来四组抓“试点” ，这下可苦了四组的囚犯！原来乘每天学习，可以放松一下的，现在只要管教股长一来，就得高度紧张。如果在当时，四组的事东窗事发，肯定得有人玩掉脑袋。但只要有机会，囚犯们就会不顾一切，来获得一点自由，一点点可怜的、微小的、却要冒极大风险代价的自由……幸好，囚犯们不但会说假话，而且善于随机应变，经过几次试点，当习达元在小组决心书上提出“思想改造加班”的口号后，四组便被树为湖北省第一监狱的“标兵组” 。李诚为找到这个“典型”而高兴，常常在大会上，表扬四组的囚犯，思想改造抓得好。每到这时，四组的囚犯就露出了嘲讽的微笑。
尽管湖北省第一监狱管理极严，但囚犯之间的秘密往来，仍屡禁不止。除了相互借贷，还有人做生意，用日用品和衣物，都可以换到“流通券” ，换到烟。酒是禁止的，也弄不到。不久，四组的内幕终于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别的小组，传到了靠拢政府的囚犯耳朵里，并捅到了管教股。于是，“反革命集团” 、“裴多菲俱乐部”等传闻，不迳而走。李诚听了尽管恼火，但“标兵组”是他树起来的，再说得有证据。经过研究，决定将似疯似呆又胆小如鼠的任常新，喊到办公室去问话。
“任常新，你们小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感谢政府，我有罪。”
“我问你们小组。”
“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罪该万死！”
“咳——任常新，我是问你们小组的情况！”
“是——是——我有罪……”
“嗨——”干部们互相望望，挥挥手说：“去——去——”
任常新走了。
干部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有任常新这种人，四组不可能乱来。
四组的囚犯知道任常新在管教股被询问的情况后，都笑起来，还给任常新取了一个绰号——感谢政府。
一九七四年九月，任常新原判决的地方法院来人宣告任常新无罪释放，当宣读完改判书叫他回家时他哭着说：“感谢政府，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但马上又大笑起来：“回家？回什么家？我家里人早死光了，死完了！感谢政府——”
任常新在解放前，就跟着共产党干地下工作，表面的身份是国民党的保长。一九四八年，有人举报了一个共产党的负责人，并由他捆送县保安大队，任常新在半道上将这位负责人放了，回来却到处说那负责人想跑，被他一枪打死扔进了山沟！解放后任常新被捕了，开始他还为自己申辩，但知道任常新根底的人死了，去山沟里也不见那位负责人的尸骨，原来是要将他作为杀害共产党人的反革命镇压的，由于他的口供无法核实，就判了死缓两年。投入劳改后，任常新屡次上诉，但上诉的结果总是挨批斗，年年都给他戴上一顶不认罪服法的，反革命反改造分子的“桂冠” 。到习达元和他编到一个小组时，任常新已不申诉了，刑期也改成了无期徒刑。没想到一九七三年春节时，那位负责人坐着上海牌的小轿车回了山村，问起了他的救命恩人，又去县法院为任常新伸冤。任常新的冤狱终于昭雪了，但他的父母已经受不住历次的政治运动自杀了，妻子改了嫁，一儿一女也失踪了……
习达元每想到任常新的事，就感到纳闷，“‘感谢政府’也真是，他感谢什么呢？感谢政府糊里糊涂关了他二十多年？还整得他家破人亡？要不是那位负责人健在还不健忘，他真是冤沉大海了！还要感谢？难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本性？太可怜也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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