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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属地:湖北省十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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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十堰市 2012-10-11 08: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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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申诉》
1978年12月初稿
当我回首往事时,阵阵的悲痛与愤懑就在心中回荡。但在林彪“四人帮”当权时,我只有把这一切埋在心底。只有当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落实各项政策时,我才认为有必要把这一生的往事说明白。
大约在一九七八年六、七月间,我母亲在华主席、党中央深得人心的政策的感召下,将她对我所了解的情况,写信给了华主席、党中央以及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后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个姓鲁的到我家进行“调查”,先问东西是谁写的,又问是不是我母亲写东西到省、市、北京的。我母亲照直说了,这个姓鲁的说:“你的大儿子看见什么写什么,我念诗你听:‘一个女人赤裸裸的……’” ,后又提到我组织‘人民文学社’一事。当我母亲问到判决书上还有反林彪的事时,这个性鲁的却拿出一份新打的判决书给我母亲看,说:“你看,上面没有反林彪的事。”我母亲由于对我之具体情况不够了解,就写信问我,当我一看到这封信时,气得手都颤抖起来。我不明白,这位应当受到人们尊敬的法院工作人员,却不象毛主席、华主席、党中央曾再三指出的那么:应该是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而恰恰相反,他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采取了这种卑劣的欺骗手段。姓鲁的念给我母亲听的诗句完全的捏造的,我写的诗里从未有过这样的句子,也不可能有!组织反革命集团“人民文学社”一事也纯属乌有,给我母亲看的判决书,是经过改动了的,不是六九年的原判决书。
以前,我从来不谈这方面的事,因为我认为在林彪“四人帮”当权时,下情是不易上达的。何况,我从心底就对他们搞的那一套不满,抱种以沉默来对抗的态度。想不到在今天,这个姓鲁的还这么搞!我认为他的作法是不符合华主席、党中央的政策的。我愈看我母亲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的来信,我愈无法抑制我的愤怒,也不再考虑他还会利用人民给予他的权力,来给我又带来什么不堪设想的后果,因为我相信华主席、党中央实施的政策是真实的,相信受人民委托的广大政法工作干部不会都象姓鲁的那么办事的。官官相卫只是林彪“四人帮”时期的那一套。在新宪法、党的政策在落实的今天,我相信不会还有它的生命力的。
正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想法,我决心将一切写成这份申诉,另附有我原判决书、起诉书,以及我母亲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的来信,分寄各有关单位。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凌晨,我路过汉口南京路郑州铁路管理局市内售票处门口时,偶然在一黄色广告栏上发现用红蓝铅笔写的几条反动标语:“伏罗希洛夫滚出中国去!”、“打倒毛匪……”,(还有几条记不清了。)当时我去报告南京路派出所,大约在九点钟,我被关押。江岸分局的公安人员,每天对我审讯,有时拳打脚踢,乱骂威吓,有的和颜悦色讲故事我听:“有的人看侦察小说看多了,自己写了反动标语又来报告;有的人甚至自己打破了头,还说是跟特务搏斗打破的……”等等。在审讯中,对证笔迹达七八次。就这么过了十五天,我父母保我回家,学校就开除了我。我父亲说,文教局的一个科长说:你的儿子写了反动标语。这件与我完全无关的事就落到我身上。为了这件事,我父亲经常打我,骂我忘恩负义,因为我一家是毛主席、共产党从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中救出来的。我无法忍受,只有从家里跑了出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判了五年刑。我判刑不久,我母亲在接见时对我讲:“你父亲划成了右派,其事与你有关,说对你管教不严。”我听了一惊,当时就想写申诉。但想到写申诉的人多得不到好处,再说这件事不易说明白,只好隐忍在心里。
随年岁的增长,我心里的疙瘩就象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由于我小时在家中受过不少文学方面的熏陶,这种逐步形成的东西就开始了活动。诚如李贽之《杂说》中说的:“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我少年时孤僻的性格,更加速我在文学方面的发展。这时每天写日记,其中夹写点小诗。二十二岁时,我刑满回家,我父亲也劳教期满回家了。但家中的环境变了,我母亲一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人,我只有工作才能生活。回家三天,由母亲找人介绍去干临时工,每月工资拿回家,大约干了两三个月,我母亲看到招兵,有意到我工作地点叫我回家报名参军,我听了我母亲的话,但办事处的人回答我:“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我离开时是痛苦不堪的,第一次喝了酒。回家后,开始把日记中的小诗整理成一本集子,第一首诗就是:“祖国,我的母亲!”诗集一整理好,日记就烧毁了。这第一首诗,不仅是我当时对自己祖国抱有无限希望的心情,而且将是我从文学方面发展的决心和道路。这以后,我就更加埋头在学习中去了,除工作以外的时间,几乎全花在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方面。同时开始了诗词和小说的写作。
由于是干临时工,生活是无保障的。家中不但无力养活我,而且还需要我的帮助。这样,当我有工作时,生活还可以过得去,一但无工作,每天的生活压力比什么都大。摆在我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继续以前的犯罪;一条是忍饥挨饿,让自己的灵魂与自己的身体需要作斗争。结果,我在第二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了。但思想起了变化,怀疑也一天较一天增长了。在最无办法时,我曾向当时的武汉市委、市政府写过两次信,目的不过是想走一条一个人应该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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