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的“省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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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历史数据说话（摘自论文：《襄阳的三个历史研究》作者：叶植  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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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的表格我删去了，还是出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说明一下，限于不能超过2M，截屏的表格是不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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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jyx 发表于 2020-11-12 15:29
其实襄阳曾为南郡所辖，东汉末年刘表迁荆州治所于襄阳，襄阳地位才有所提升。诸葛亮躬耕南阳时襄阳为南阳所 ...

对不起，我这篇论文发出来严重打你脸了，我也很不情愿，但是，没办法，谁叫历史就是这样呢？

三国交兵中的襄阳与荆州战局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01期）

宋杰  

【摘要】：三国时期,襄阳位处交通要冲、周围山川环绕、土沃水丰,因而受到兵家重视,成为南北争夺的热点区域。襄阳的战略地位也随着三国军事形势变化而出现升降波动。从赤壁战后到曹操去世,魏蜀双方激烈争夺襄阳,曹魏荆州军政长官和州兵主力即驻于此地。曹丕代汉后,三国实力保持均势,为了休养生息,曹魏将荆州军队主力和都督治所北徙宛城,襄阳成为孤悬汉南的要塞。曹魏强盛后逐步压迫孙吴防线,并将荆州军政中心先后南移新野、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得以回升。西晋在灭吴之战中,以南郡作为其荆、益二州军队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战场,故而将前线总指挥部大都督治所和预备队"中军"的驻地设在襄阳,以便监控战局的发展,这表明襄阳之军事地位历经沉浮后升至这一历史时期的最高程度。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基金】：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15FZS032)
【分类号】：E291

（相似论文的内容待续）

hanalolita

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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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叫历史就是这样的呢？

                                         三国交兵中的襄阳与荆州战局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01期）

宋杰  

【摘要】：三国时期,襄阳位处交通要冲、周围山川环绕、土沃水丰,因而受到兵家重视,成为南北争夺的热点区域。襄阳的战略地位也随着三国军事形势变化而出现升降波动。从赤壁战后到曹操去世,魏蜀双方激烈争夺襄阳,曹魏荆州军政长官和州兵主力即驻于此地。曹丕代汉后,三国实力保持均势,为了休养生息,曹魏将荆州军队主力和都督治所北徙宛城,襄阳成为孤悬汉南的要塞。曹魏强盛后逐步压迫孙吴防线,并将荆州军政中心先后南移新野、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得以回升。西晋在灭吴之战中,以南郡作为其荆、益二州军队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战场,故而将前线总指挥部大都督治所和预备队"中军"的驻地设在襄阳,以便监控战局的发展,这表明襄阳之军事地位历经沉浮后升至这一历史时期的最高程度。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基金】：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15FZS032)
【分类号】：E291

（相似论文的内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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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三国交兵中的襄阳与荆州战局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01期）

宋杰  

【摘要】：三国时期,襄阳位处交通要冲、周围山川环绕、土沃水丰,因而受到兵家重视,成为南北争夺的热点区域。襄阳的战略地位也随着三国军事形势变化而出现升降波动。从赤壁战后到曹操去世,魏蜀双方激烈争夺襄阳,曹魏荆州军政长官和州兵主力即驻于此地。曹丕代汉后,三国实力保持均势,为了休养生息,曹魏将荆州军队主力和都督治所北徙宛城,襄阳成为孤悬汉南的要塞。曹魏强盛后逐步压迫孙吴防线,并将荆州军政中心先后南移新野、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得以回升。西晋在灭吴之战中,以南郡作为其荆、益二州军队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战场,故而将前线总指挥部大都督治所和预备队"中军"的驻地设在襄阳,以便监控战局的发展,这表明襄阳之军事地位历经沉浮后升至这一历史时期的最高程度。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基金】：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15FZS032)
【分类号】：E291

（相似论文的内容待续）

【襄州评论】该论文明明白白写出：三国时期的襄阳，初期，是曹魏荆州的“省会”。中期政治中心虽然移至宛城、新野，但军事中心仍然在襄阳。后期又成为“省会”。最后成为统一全国的国家级军事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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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论文为PDF版，故选一个类似的容易阅读的文章

（节选）魏蜀吴三国交兵中的襄阳：控扼南北，逐鹿中原必争之重地

三国时期，襄阳位处交通要冲、周围山川环绕、土沃水丰，因而受到兵家重视，成为南北争夺的热点区域。襄阳的战略地位也随着三国军事形势变化而出现升降波动。

从赤壁战后到曹操去世，魏蜀双方激烈争夺襄阳，曹魏荆州军政长官和州兵主力即驻于此地。曹丕代汉后，三国实力保持均势，为了休养生息，曹魏将荆州军队主力和都督治所北徙宛城，襄阳成为孤悬汉南的要塞。曹魏强盛后逐步压迫孙吴防线，并将荆州军政中心先后南移新野、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得以回升。

西晋在灭吴之战中，以南郡作为其荆、益二州军队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战场，故而将前线总指挥部大都督治所和预备队“中军”的驻地设在襄阳，以便监控战局的发展，这表明襄阳之军事地位历经沉浮后升至这一历史时期的最高程度。

在汉末至晋初的战争进程中，襄阳曾是南北对抗双方激烈争夺的热点区域。顾祖禹曾云:“(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

自建安十三年(208年)九月曹操南征荆州、刘琮投降之后，襄阳遂归属曹魏，成为其南陲要镇，曹魏军队屡次在此地抗击敌军入侵。据《三国志》及裴注与《晋书》所载，在40余年之内，吴、蜀对襄樊地区策划、发动的攻势共有8次。

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的北征，到泰始四年(268年)万彧(郁)的袭扰，均遭受挫败或无功而返。这些情况反映出襄阳、樊城为蜀、吴北伐的主要作战方向之一，曹魏及西晋政权因此非常重视襄樊地区的防务，曾先后数次将荆州战区最高长官征南将军或荆州都督的治所设在那里，形势危急时调集各处兵马前来救援，竭尽全力守卫该地，如魏明帝所言:“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

襄阳为什么会引起三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关注?

老袁认为，主要是因为它位于南北交通的要冲，周围的地形与水文条件利于防守，自然环境优越而物产丰饶。

南北通衢、水陆枢要三国时期，孙吴占据荆、扬二州，其经济重心区域分别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和下游的苏湖平原，为兵员粮赋出产屯集之地。孙吴北征中原的主要道路，东边扬州战区的军队主要通过濡须水、施水、肥水航道，经过巢湖攻击合肥，企图北据寿春。西边荆州战区与北方的交通往来则有水陆两途，陆路可由江汉平原的核心地带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北上，过今当阳、荆门、宜城等地直趋襄阳，此路在历史上被称作“荆襄道”。

自襄阳涉汉水后过樊城，再经襄邓走廊通道进入南阳盆地，然后分为3条道路通往中原各地:

其一，向东北穿越伏牛山脉南麓与桐柏山脉北麓之间的方城隘口(今河南方城县东)，到达华北大平原的南端。如《荆州记》所言:“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城)关，是通周、郑、晋、卫之道。”此途又被称为“夏路”，是春秋时期楚国屡次与齐、晋等国逐鹿中原、争夺霸主地位的进军路线。

其二，从南阳盆地沿白河支流河谷北行，越伏牛山脉分水岭，过鲁阳(又称三鵶，今河南鲁山县南)、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诸隘，则进入伊、洛流域，抵达号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史记》载，“(楚庄王)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并向使者王孙满询问周鼎之大小轻重，其大军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汉元和元年(84年)，章帝自洛阳南巡，“进幸江陵，诏庐江太守祠南岳……还，幸宛”，也是经由此途。

其三，自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西行，越今内乡、淅川入武关，经商洛山区穿过蓝田峡谷后，即到达关中平原，后人或称其为“秦楚大道”。楚怀王十七年(前311年)，“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遭到惨败。秦昭王十五年(前291年)白起攻楚，取宛(今南阳市);二十八年(前278年)，白起复攻楚，取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河南邓州);次年便攻克楚国首都郢城，其前后出师都是沿着此条路线。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南游，“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史记集解》引应邵曰:“武关，秦南关，通南阳。”秦始皇即由荆襄道北上，经南阳回到关中。

此外，襄阳沿滚河东行，过今枣阳，可走桐柏山和大洪山间的谷道抵达随州，再顺涢水南下，经安陆、云梦进入江汉平原东端，抵达长江之滨的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区)。

江汉平原与北方联系的水路，则是通过汉水运输航行。汉水又称沔水，发源自陕南凤县，过汉中、安康盆地后，经鄂西山地东流至襄阳城北，然后折向东南，纵贯整个江汉平原，抵达沔口(今武汉市汉口)入江。襄阳又是南阳盆地南部湍河、白河、唐河几条川流收束而下、汇入汉江之地。

故荆州与中原的水运交通，可从沔口溯汉江而上，经石城(今湖北钟祥市)、宜城至襄阳后，又可分为二途:或继续西行入汉中盆地;或转入三河口(或称三洲口，今唐白河口)，北经白河而上直航宛南。由此观之，襄阳自古就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交通要冲，几条水旱道路在此交汇，使其成为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重要枢纽，因而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司马懿曾言:“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

李焘亦指出，襄阳为南方军队北进中原的主要门户，“昔蜀将关羽自襄阳攻樊城，曹公仓皇失措，议迁都许以避之。诚以襄阳之地，北接宛、洛，兵自此可以溃中原之腹心，虽曹公之善用兵，有不能抗者。”

可以说，占领襄阳地区既可以朝多个方向用兵，也能截断敌人水陆进军的交通干道，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因而成为了兵家必争的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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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偶记：“三国归晋”之襄阳

2020年6月7日

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获《隆中对》，从而明晰了鼎足三分的战略格局，刘先主也在诸葛亮等名臣辅佐下创建蜀国，成就了匡扶汉室的基业。据《三国志 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P-565）如此看，三足鼎立起于襄阳，是历史事实。

浩瀚恢宏的三国故事，以司马氏灭蜀代魏又灭吴，由晋武帝（司马炎） 统一了全国为结尾。而“三国归晋”的最后一战“灭吴”，恰恰又发端于军事重镇襄阳及前后两任襄阳镇守：羊祜和杜预。所以说，“三国鼎立”起于襄阳，“三国归晋”又发于襄阳。《三国演义》第120回里对此做了生动的描绘，但那毕竟是小说。历史事实如何？笔者带着这样的兴趣，试图从《资治通鉴》中寻出些许历史记忆。

1、谋划大计，富民强兵

蜀汉政权于公元263年为曹魏所灭后，公元265年（泰始元年），司马炎受禅让建立晋朝，即晋武帝。

“帝有灭吴之志。”首先要选任关键人才。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壬寅，“以尚书右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资治通鉴 晋纪一》（P7）挑选足智多谋的羊祜这个宰相级别的能臣和重臣担大任，伐吴大计也授权羊祜谋划，是晋武帝的第一着棋。

为什么选荆州？因为自赤壁之战以及其后刘备失荆州后，荆州已经被分割为曹魏控制的北荆州和吴国控制的南荆州。灭吴之计，首先考虑的就是南北荆州的边界问题。而西晋的北荆州治所设在襄阳，相对于长江下游的吴国都城建业（南京），把襄阳作为灭吴的战略出发地，这显然是襄阳独特的军事重镇地位所决定的。

然后是多点布局。羊祜原来手下有位参军王浚，羊祜深知其“有大才”，镇守益州时威望很高，被朝廷提拔为大司农。羊祜与帝密商伐吴计时建言：“祜以为伐吴宜藉上流之势，密表留浚复为益州刺史，使治水军。寻加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于是，王浚奉诏加紧督造“长百二十步，爱二千馀人”的大型战舰，并训练水军，做好战争准备。《资治通鉴 晋纪一》（P11，12）

布局已定，襄阳镇守羊祜便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荆州之治。

羊祜最重要的德治，就是“祜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羊祜认为，伐吴重要的不仅仅是占领其土地，而是统一后要得到所有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首先是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大概相当于解放军的优待俘虏。如果行军进入或经过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这相当于军队的群众纪律；“务修德信以怀吴人。每交兵，刻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这是君子之战，讲信用；在边境地区游猎， 不出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送还之。于是吴边人皆悦服。”这叫与邻为善，以德服人。

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广为流传：羊祜与陆抗各为双方的主帅，他们两人 都是名将、儒将，各为其主，却常相互通使。“抗遗祜酒，祜饮而不疑；抗疾，求药于祜，祜以成药与之，抗即服之。人多谏抗，抗曰：‘岂有鸩人羊叔子哉！’”《资治通鉴 晋纪一》（P14）能得到曾在战场上厮杀的对方将帅如此敬重，羊祜的德声之盛可见一斑。

第二是“减戍逻之卒，以垦田八百馀亩。”既然要打仗，必须得有军粮。稳定边界，减少了军事巡逻等战事，士兵一边备战，保护老百姓安心种田以增产增收，又一边垦田，自产军粮。这个政策实施之前，“军无百日之粮”。到了第三年，荆襄一带“乃有十年之积。”《资治通鉴.晋纪一》（P7）

第三是品行高洁，儒雅亲民，深受军民爱戴。羊祜以宰相之位外任荆州都督镇襄阳，生活简朴，从来不彰显权势。无论是在民间走访，还是视察军队，“常轻裘绶带，身不披甲......侍卫不过十数人。”其爱民如子、管治得当的德政，深得民心，南北两边百姓皆尊称其“羊公”。《资治通鉴.晋纪一》（P7）

经过约五年的苦心经营和运筹，晋朝兵精粮足，民心、军心皆思统一，羊祜感到伐吴时机已经成熟。

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冬，“羊祜上疏请伐吴。” 羊祜在给皇上的上疏中，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态势，精准地提出了战略战役部署：“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秣陵......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东西数千里，所敌者大，无有宁息......一入其境，则长江非所保......吴人内顾，各有离散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

对于羊祜的上疏，武帝“深纳之。”并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可是，当时除了度支尚书杜预和中书令张华赞同外，贾充等朝廷权臣多数人都极力反对，武帝犹豫不决，只好将之搁置。羊祜叹曰：“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资治通鉴 晋纪二》（P21，22）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春，已 镇守襄阳八年多的羊祜以病求入朝。到京后，羊祜抱病向武帝“面陈伐吴之计，帝善之。”可遗憾的是，到了当年十一月，“羊祜病笃”,自觉已无法领兵完成他心心念念的伐吴壮举，“举杜预自代”。武帝接受了的建议，便“以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去世时，武帝非常伤心，寒冬时节，痛哭的涕泪沾上须发都结成了冰。“南州民闻祜卒，为之罢市，巷哭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羊祜镇襄阳时常游岘山，“襄阳人建碑立庙于其地。岁时祭祀，望其碑者无不流涕，因谓之堕泪碑。”《资治通鉴 晋纪二》（P24,25)后来，岘山上被后人增建了羊杜祠，以纪念羊祜和杜预，这是后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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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

2、统筹运作，果决出击

     杜预接手羊祜襄阳镇守之后，按照武帝与羊祜议定的战略部署抓紧实施。当年冬天就派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以便扼住长江要隘，为益州的王浚水军来日通过提供支持。

      次年（公元279年）夏秋，杜预眼看时机已到，马上上表伐吴，七十高龄的龙骧将军王浚也上疏伐吴。可是，却被反战派压下，“旬月未报。”杜预于是再次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谋于朝臣，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朝臣多异同之议......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 （吴主）  孙皓或怖而生计......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

      也巧，杜预的上表呈至武帝时，武帝正与羊祜生前所托的主战派张华下围棋。张华立马推开棋盘下拜，坚定支持立即伐吴：“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这才坚定了武帝的信心，决定“以华为度支尚书”，负责伐吴战争的后勤保障。

      然而，到这个时候了，尚书令贾充及荀勖、冯紞一干人还是极力反战，“帝大怒”，发了脾气，才使“充免冠谢罪”，于是晋武帝强行决定即刻伐吴。

      武帝按羊祜提出的部署把七路兵马分派妥当后，还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把反战派的首领贾充任命为伐吴的大都督“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铖、大都督”。可是，贾充仍坚持说伐吴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帅之任”，就是不想干。武帝生气地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没办法，只好受命，“将中军南屯襄阳，为诸军节度。”《资治通鉴 晋纪二》（P27）也就是把灭吴战争的大本营设在了军事重镇襄阳。

      其实分析起来，武帝这样做似乎也有道理。因为方略已定，精兵强将在一线作战，后勤保障也已分派好，既然下决心打，就要化解朝廷内一切消极因素，打胜了，你贾充们也有功，打败了，你也有过，起码你不敢使绊子。大家全力以赴先打仗，战后论功行赏时再说？

         3、会师建业，一统归晋

   一场规模宏大的统一战争，于公元279年十一月正式打响。

    七路大军分别是：“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巴东监军鲁国唐彬下巴、蜀，东西凡二十馀万。”《资治通鉴 晋纪二》（P27）

       次年春，由襄阳出兵的杜预及其它各路兵马分头出击，频频得手，长江中上游各重镇荆门、江陵、夏口、乐乡等重镇皆攻克。王浚的水军也用火攻突破了吴军在长江要害处暗置江底的铁锥等封锁，再克西陵，后配合王戎军攻克武昌。

      第一阶段战役目标完成得很好。在这个关节口上，镇南大将军杜预召集各路将领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有人提出，吴立国多年，不可能马上攻克，春天汛期来了，不利于我方兵马久驻，不如等到冬天再大举进攻。然而杜预却认为：“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授群帅方略，径造建业。”《资治通鉴 晋纪二》（P30）他说当年乐毅凭借济西一战兼并了强大的齐国。我们如今兵威大振，势如破竹，敌人已经没有还手能力了。胜利指日可待。

        杜预向各路将帅详细面授具体作战意图，要求大家果断出击，直奔吴都建业（南京）。杜预还给将帅充分授权：“若浚得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他写信鼓励王浚“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建业，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如此一来，各路将帅信心大增，个个争战抢功，率兵会师建业。王浚指挥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顺流而下，率先攻破石头城，“吴主皓面缚舆梓，诣军门降。”

      平吴喜讯传到京城，群臣皆贺。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这都是羊祜的功劳啊！《资治通鉴晋纪二》（P30，31）

      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统一战争，自羊祜镇襄阳始，经过九年多的谋划、准备，从襄阳、益州等地发兵，由镇南大将军、襄阳镇守杜预前线节度，顺流而下，势如破竹，秋风扫叶，仅仅用了两三个月时间即大功告成。自此，晋武帝完成了九州一统大业，三国归晋。

      归结起来，这成果首先得益于晋武帝的雄心大志、用人得当、英明决断和统筹平衡，同时与前任襄阳镇守、征南大将军羊祜的多年筹划、运营和战略部署分不开，也与后任襄阳镇守、镇南大将军杜预的正确判断、力排众议、抓住战机和果断指挥分不开。至于免为其难的大都督贾充把灭吴之战“大本营”设在襄阳，这应该是由襄阳的军事战略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羊祜筹划路线图的应有内容，当然也为“三国归晋”故事发端于襄阳添加了注脚。

【襄州评论】三国，中国人永远的话题。研究三国历史，有助于我们处理今天的国际关系。所以，我这一部分提供多一点资料，供网友们思考。

奇妙的是，惊奇的是，三国从理论的提出（诸葛亮的《隆中对》），到三国近百年的实践，再到三国一统，都与襄阳密切相关，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也？命也？

jsjyx

xZ700 发表于 2020-11-16 18:49
对不起，我这篇论文发出来严重打你脸了，我也很不情愿，但是，没办法，谁叫历史就是这样呢？

三国交兵中 ...

你引用的“曹魏将荆州军队主力和都督治所北徙宛城,襄阳成为孤悬汉南的要塞。曹魏强盛后逐步压迫孙吴防线,并将荆州军政中心先后南移新野、襄阳”，   说明曹魏设荆州治所于新野，当时襄阳不及新野地位。
你在461#楼引用的“镇南将军杜预出江陵” “次年春，由襄阳出兵的杜预及其它各路兵马分头出击，频频得手，长江中上游各重镇荆门、江陵、夏口、乐乡等重镇皆攻克。王浚的水军也用火攻突破了吴军在长江要害处暗置江底的铁锥等封锁，再克西陵，后配合王戎军攻克武昌，”。   说明杜预夺得江陵后，在江陵指挥了平吴之战，此后统一的荆州治所即设在江陵。
刘备借得了荆州（江陵）夺得益州，设立了蜀国，形成了三国局面，荆州（江陵），是三国的起点。杜预夺得了荆州（江陵）平定了东吴，三国归一统，是三国的终点。荆州（江陵）是魏、蜀、吴三方长期争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