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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十堰市 2012-10-11 08: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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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我被拘留审查，六八年初签的逮捕证，六九年四月被判处十年徒刑，罪名是书写反动小说诗词与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文学社。下面我谈谈这次起诉书、判决书上的有关事项。
一、起诉书、判决书上说我：“家庭出身伪官吏，对我党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其父曾当过伪教育局科员、当阳县长”等等。
据我父亲说，他出身在湖南益阳一个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家里，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叫CP。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他因受党的委托到西安去，结果因何应钦的封锁无法去，转回武汉时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只好找人介绍，为了生活在伪教育局当科员。当叫他去当阳当县长时，他根本不愿去，为此事已前在肃反运动中作了总结，父亲未去当阳县做县长，三个月时间就递了辞呈，后来在外教书。解放前，我一家住在汉阳凤凰巷，父亲在外钓鱼，母亲帮人洗衣服。我读书完全是母亲跪着求情才勉强读成的。弟妹们养不活，要送武昌育婴堂。
解放前夕，父亲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一解放，在武汉善会堂联合会任秘书长，母亲当了教师，家里的生活环境起了极大的变化，新旧社会对比，真是别如天壤。
再谈谈我对父亲问题的态度。在已收去的一篇自传中我写道：“尽管父亲这个人在日寇铁蹄下是为生活才干的，并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机密，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当全国人民受到日寇蹂躏时却干这种事，我至今想到就深恶痛绝”。这自传是我当时的思想，也是我走上文学这条道路的唯一准则。我在写这些时，是不可能想到今天还会用它来为自己申辩的。所以辨证地看，这种思想无疑是真实的。而从解放到现在，我家户口簿上的家庭成分，只从解放初的贫农变成了城市贫民，还没有写上“伪官吏”这三个字。
综上所述，起诉书、判决书上写的我因伪官吏而对党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的结论，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二、对起诉书、判决书上写的，我因参加“中国工农劳动者同盟”这一反革命组织，搞反革命被关押三个月的事，应说明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我没有参加过什么“中国工农劳动者同盟”这一反革命组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更没搞什么反革命活动。
第二，对这三个月的关押，当时我是心服的。而且以后完全转变了自己的看法。当时，由于我少年的往事、家庭的变化、我的工作与生活，曾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不满。对李庚新也说过不满的话。李庚新写过一个东西，并要介绍我与一个人认识，但我全部未看到。只有一次在我家，他看到我写的日记和诗，他要拿去看，我给了他，他看了不久，我就收回了。从此，他就对我疏远了。为了生活，我去天门干临时工，再没和他接近。后来我就在天门被捕，在这三个月关押中，我回想了自己的往事，也认识到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并在集子中写下了东西，可以供参查。
三、在定罪的三百多首诗词、二十余篇长短篇小说中，有绝大部分属于抒情诗，也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小说也有不少是自传性的回忆。下面我仅就判决书、起诉书上提名的诗词、小说，说明自己的写作动机，当时的思想。
在我写“忧愁”、“人民就是裁判”、“潜藏的风暴”这一类诗歌时，已临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我生活在社会上，写东西也只能取材于社会中。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想、动态就象万花筒一样在我眼前演变着、激动着。通过社会上的种种情况的观察，我预感到有一场以人民为动力的革命风暴即将发生，但这场革命风暴是以什么形式出现，这是我当时无法判断的。就是在这种预感下，我才对当时的女朋友王德珍（现在家住汉口花楼街三义里26号）说：“这一切只是暂时的，顶多十余年，这一切会起变化的。”我这话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说的。我当时所指的，正是林彪“四人帮”已露头的虚假之风以及对文艺方面的扼杀。我当时的预言，今天不是已经实现了吗？不正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正确地领导了人民这个不可战胜的力量，赢得了这场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吗？
“新佛教徒”这部小说，构思与写在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当时，林彪“四人帮”为了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正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这种应该是自发、自觉、自愿的群众运动，变成一种表现他们自己的形式。把领袖神圣偶像化，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搞成和尚念经一样。一个搞文学艺术的人，爱的是真、善、美；恨的是假、恶、丑。而在构思方面，不应该只看到一种事物当时的萌芽，而且还应该想到这种事物的发展与变化。所以，我当时就写下了这篇小说。“新佛教徒”这部小说，我用的讽喻的手法，其目的，不光是在说明当时，而且在于估计它的今后。
事实说明，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的什么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用唪经的方法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把领袖神圣偶像化，把领袖的话，当作宗教的教义等等，不恰好是他们的倒行逆施，应证了我写这篇小说时的设想，再现了我小说中当时虚构的情景吗？而在今天，在对林彪“四人帮”这种完全反马列主义，非唯物辩证法的罪行进行清算和批判时，这部小说与前面的诗一样，仍作为我主要的罪恶记在我的身上，岂不叫人啼笑皆非？是的，我写出与说出的情景过早了点，难道预言真理的逻辑与事实的变化就有罪？那以此类推，那一切曾经预言真理与客观唯物发展变化的人都有罪吗？不，我是无罪的！判决书上以此而定的罪是无理的！
“有罪的人”这篇小说，是以反对“血统论”为主题的。“短工”这部小说，只是我个人生活经历的缩影。至于其它抒情方面的、表现自己爱国热情方面的小说，判决书、起诉书上一古脑地全划成了“极端反动”的小说、诗词。我认为这是无理的！只不过再现了我自己、我周围的人、我所生活的社会的一角或某些方面。我认为我写出的，只是一个青年人的正直的呼声！
四、关于“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文学社”一事，更是莫须有的罪名。我喜爱文学，经常与几个喜爱文学的人在一块谈谈文学艺术，相互之间看看写作的东西，提提意见，交换一下写作方法，也有时谈谈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看法，这怎么谈得上是在搞反革命活动呢？只有一次我说：“我想搞个文学社。”当时我二弟就告诫我：“哥哥，莫搞这事，小心又说你在搞反革命集团。” 我一听，从此就再没提过此事。在预审时，预审员自己说：“我们不认为你是在搞反革命集团。”但到六八年来的起诉书，六九年来的判决书，这么一次一句话，竟变成了我主要的罪状。真叫人莫名其妙！
为了我的事，家庭受了不少牵连。一些所谓的造反派，在我家抄了三次，我母亲被逼得跳江自杀。
我虽然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刑满就业，但现在仍戴有反革命帽子。其实，从我十六岁发现反动标语去报告反被关押，并将完全与我无关的事栽到我身上开始，直到今天，我这一生就贯穿着一个字——冤！而且还不敢说！只有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今天对文艺政策落实当中，对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及平反昭雪当中，我认为向党写明这一切，并提出复查与我本人对证原稿，申述自己无罪的理由，以落实党的政策，是我本人合理的要求。
习 达 元
一九七九年元月于沙洋施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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